2017年恰逢中国华资银行业诞生120周年，也是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99周年。10月19日，“华资银行业的产生与变迁”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2001室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与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美国、日本及全国各地银行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座谈会由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主持。

    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克渊认为，华资银行业在苦难中产生，风风雨雨120年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温故而知新，讨论历史问题，对当下金融界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华东师范大学章义和从资料入手，提出因处于战争时期，银行在磨难中选择往山区发展，比如重庆西部地区就留存有很多资料，这些资料亟待整理与挖掘。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刘志英也提到，西部地区金融的发展得益于抗战。原来的金融网是以上海为中心，而抗战时重建的西南与西北金融网则完全是国家行为。三期金融网建设以四大行为中心，而四行无法深入的小地方便依靠省银行和县银行，因此县银行在当时迅速崛起。今天我们纪念华资银行诞生120周年，不得不说华资银行带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没有银行网络的建立，抗战八年难以维持。

    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认为，虽然中国通商银行的建立标志着官办的开启，但其实国民政府成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解读银行业的发展历程，1928年之后是最好的一个时代，逐步由政府来替代资本。从清末时起，企业家、银行家在银行业的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然而，不论是市场主导还是银行主导，都有两面性。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博士研究生宁汝晟则关注到中国通商银行的发钞问题，认为其不仅仅牵涉到一个银行，而是整个银行界的问题。中国通商银行和洋务企业的联系、中国通商银行如何融入体制而成为国家银行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马陵合强调金融史、银行史研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在多大程度上把西方银行制度引入中国，其他银行是怎么学的，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改变，和国外银行的交流如何等。二是很少看到银行与基础建设和公共事业之间的关系，比如银行对铁路投资整体的判断，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比较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