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当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孙中山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从多个角度对孙中山思想进行了分析，并着重阐发了其思想对于今天的意义。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民革上海市委理论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一天的研讨会，复旦大学郭定平和吴海江教授、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吴解生和民革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赵烨主持研讨会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燕爽认为，在短暂的一百多年近代史中，风云汇聚，人才辈出，许多能人志士都在寻求救国救亡的道路。在这一革命大潮中，孙中山追求革命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并且善于团结革命力量。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今天我们纪念孙中山，就是要坚定对未来的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指出，孙中山先生有三点值得纪念。第一，有国家和人民的情怀。他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认为“民为邦本”。第二，具有世界眼光。孙中山看过最多的是英文书，其水准之高，在近代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他关注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发展。过去有人说，孙中山的经济计划是想象出来的计划，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他看了很多书，总结了很多国家工业化的经验，他当时就提出中国要搞国营经济，民营经济相辅助。孙中山100年前提出的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路线图，过去我们自己不太理解。回过头来看，他是对各国经济都有所了解，才对中国有如此的了解。应该说，孙中山是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第三，具有实践精神。孙中山不是空谈家，他一直在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再在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来不断修正和改变自己的思想。比如，原来他希望和西方一样，搞两党制或多党制，后来发现中国的党不是议会制的党，而是革命党。中国移植西方的议会制是不可行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文化研究室主任左玉河指出，目前学术界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存在着较大分歧在于民生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节制资本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方面，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但国家资本主义未必能实现“多数人富裕”，更不必然导向社会主义。要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利民福”目标，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就是：国家必须是人民执政的国家，政府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而不是官僚及资本家控制的政府，否则国家资本主义有可能导致官僚资本主义。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像孙中山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避免贫富悬殊的弊端问题，反而产生了更加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然更谈不上实现所谓社会主义前途。这种现象是值得人们认真反思的。

    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解生教授指出，上海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重要所在地，他一生26次到上海，在上海居住时间达17年之久。在上海他撰写发表了《建国方略》，形成了孙文学说。孙中山提出、坚持和发展了三民主义，他认为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935年，毛泽东在瓦窑堡举行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三民主义可以与共产主义兼容，“为实现三民主义的而奋斗”是孙中山留给后人“最中心、最伟大、最本质的遗产之一”。当今中国人，都是孙中山思想和革命事业的继承者，都要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复兴的遗愿而奋斗。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孙力聚焦孙中山的“以党驭军”思想。首先，“以党驭军”来源于对中国近代军阀政治的反思。在孙中山看来，军队是以主义结合的，而非以私人号召。其次，“以党驭军”的思想同国家建设思想是结合在一起的。孙中山受俄国革命“以党治国”的影响，看到了政党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强大功能。他将“以党治国”与“以党建军”结合在一起，开办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即“党军”。第三，培育了军队内部的党政机关。应该说，孙中山为破解军阀政治困局做出了方向性的探索。

    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国认为，孙中山先生不仅是革命行动的领导者，也是对于中国的发展建设有着宏图远略的思想家。从当代国家发展的学理来看孙中山思想，它基本上就是一套国家发展建设的方案，这套方案回应了由西方文明所衍生出来的现代性对于中国的挑战。它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构思，规划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在当下台湾岛内有人想要“去中国化”、向孙中山说“再见”的情形下，发掘与弘扬孙中山思想的时代价值，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宏雨指出，孙中山的开放思想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在孙中山看来，中国进步是世界稳定发展的前提。二是充分体现了辩证统一。孙中山的开放思想建立在对闭关自守的批判基础上，他认为，闭关自守不能阻止西方国家侵蚀中国的利权。开放是世界大势，国际合作和交流才能共赢，中国应该融入世界大潮，主动开放利于保障中国主权。与此同时，在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要注意国情，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本位；要引导外资，趋利避害。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李永晶认为，看一种思想是否具有当代价值，要看其能否回应现实。我们身处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关键阶段，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重新审视孙中山思想，就可以发现其价值所在。重读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能够正本清源和继往开来。比如，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忽视世界主义的内容，但是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只有主权独立之后才能谈世界主义。

    民革上海市委理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马铭德认为，孙中山生活在一百年前，对于他的思想要与时俱进地看。比如，孙中山有个很有名的比喻，政府就像一辆汽车，司机就是执政者，乘客就是人民。在他看来，车夫是要训练的，而人民是不用训练的。这个观点在百年之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教育没有普及，文盲较多。但今天看来，司机和乘客均需要训练，而且乘客更需要发挥能动性，要对司机进行监督。

    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讲师谢茜分析了孙中山的“海权”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乏提出海防建设提高海洋防御能力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层面也有建立海军和海防建设等实践。但当时对于海洋的理解多数仅局限在防御功能。在对时代发展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孙中山首先突破了传统以来对于海权仅限于海防的概念，在《建国方略》中论述了从海军建设和港口实业建设共同入手，打造一个拥有海洋权利和海洋权力综合体的海权国家，首次将海权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战后太平洋问题》序言中认定“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事实证明，这一对世界海权的竞争重心转移的战略判断是精准的。今日之中国发展海权所面对的具体条件与孙中山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很大差异，但依然面临着陆海复合型国家历史上所出现的固有困境。因此，研究孙中山时期将海权定位为国家战略的考量，于我们当下建设海洋国家颇有历史借鉴意义。

    研讨会上，上海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教授、《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原总编秦维宪、复旦大学陈明明教授、《解放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周智强等也做了专题发言。（王珍、华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