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和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76期“鸿儒论道”。本期主讲嘉宾，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学良以《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与定量评估》为题，在客观、科学的实证分析基础上，给出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政策建议。

    尽管从信息化、全球化的角度看，世界似乎越来越“平”。就全球经济活动而言，空间集聚的趋势却在加速，越来越多人口的生产和生活聚集在城市群。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亦不例外。张学良教授指出，中国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过去传统的“带状”经济、省域经济和行政区经济在逐渐向城市群经济转变。早在2012年，中国十大城市群就以14.7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46.8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71.67%的地区生产总值。可以说，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主体。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接近两万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或印度的国家经济总量，可谓“富可敌国”。

    为什么城市群成为全国经济活动和增长的中心？张学良教授及其团队建立了一个“城市群经济”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出城市群是经济集中化的产物，可以使大中小城市和相关小城镇充分发挥各自在促进产业发展和推进城镇化方面上的优势，使城市群获得比单个城市更大的分工收益和规模效益。单一城市的规模不经济和负的空间外部性，也会由于要素在整个城市群体系中的优化配置而得以部分消除。城市群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并不只是简单的集合，其内部各个城市间相互整合、相互协调，进而产生了“1+1>2”的聚合效应。

    目前国内城市群为数众多，如何判断城市群是否形成及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张学良从要素集聚能力、整合发展能力、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水平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六个方面出发，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判别指标，将我国城市群的发展阶段分为三个阶段：形成型、发展型、成熟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虽然在特定行政边界内，发展政策、经济政策能够保持一致性；但地方政府在追求行政边界内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却加剧了市场分割，阻碍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打破市场分割的边界，实现跨区域合作，这也是当前城市群战略被寄以厚望的重要原因。然而城市群的划分标准和规划思路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如何做出定量评估？如果不正确，该如何改进？

    根据张学良及其团队对2006-2013年全国近三百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进行的检验，大部分加入国家级城市群规划的城市，在平均劳动生产率、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工资和人口总量等主要经济指标上并没有显著的提升。而长三角城市群的形成历史悠久，其城市经济协调会（市长联席会议）、主要领导定期磋商机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专题合作等合作协调机制效果显著，通过实证检验，加入市长联席会议的城市，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提升。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规划主导的城市群经济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检验，而基于市场规律的协调机制效果显著。

    既然强扭的瓜未必甜，下一步该如何调整大部分城市群的战略规划？根据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家与欧盟与OECD等地区的大都市统计区的观察与总结，张学良教授突破了传统的城市-区域空间理论，提出市辖区-城市-都市区-城市群-城市区域的空间分析框架。想让城市群建设发挥城市群经济作用，应当强化同城化效应（交通、人口、产业布局等），促进单个城市规划到城市群内的“多规合一”，及科学认知城市的增长边界、经济边界、行政边界等。

    最后，张学良教授还强调，城市化问题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学科之间的合作极其重要。如同城市群内部应当弱化行政边界的影响，城市研究也应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弱化学科之间的边界。

    在评议环节，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总体规划编制中心总工程师石崧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吴建峰博士分别就张学良教授的演讲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石崧指出，城市群发展的核心在于产业关系的集聚，而非人为规划。未来城市群的发展理念应当摒弃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而是自下而上、基于各自经济诉求展开市场化的合作。吴建峰认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对周边区域同时存在溢出效应、虹吸效应和边界效应。三者作用在一起，最终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发展态势。如能弱化行政区经济的影响，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形成自发性产业分工，市场资源将得到更好的配置。在互动环节，各位嘉宾还与参会听众就超大城市外围不同区域发展差异、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的匹配、三大城市群对周边地区影响差异等话题展开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