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举行学术年会。此次学术年会以“哲学研究进路的省思：今天我们如何做哲学？”为主题，旨在就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现状、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的前景展开深入讨论。会长杨国荣与复旦大学张庆熊分别主持了年会的主旨发言环节与自由讨论环节。

    杨国荣认为，就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而言，往往侧重于哲学史的考察，而对哲学本身的关注比较薄弱。与之相应，则是一种还原主义的倾向：哲学研究还原为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研究还原为思想史研究，而思想史研究进而还原为学术史研究。经过多重还原，哲学由道趋于技、由智慧演变为知识。杨国荣主张应当回到具体的存在本身，而今天要回到存在本身，还需要走出语言中心主义。作为当代哲学显学的分析哲学，其弊端之一便是囿于语言。

    复旦大学谢遐龄引用《中庸》所讲的“纯亦不已”，并做出了创造性的阐释。所谓中国哲学，是用当代汉语思考和写作的哲学研究者所依凭的最基础、最纯粹的思维框架。中国哲学应该是“活的”，而用汉语思考就在不知不觉地运用、发展中国哲学。从语言角度来说，现代汉语是严重西化的汉语，依凭的是西方术语，而且最成问题的是汉语语法，可谓是削汉语之足适西语之履。

    同济大学陈家琪也主张回到形而上学，因为在他看来，经过后现代化的冲击之后，精神本身的价值取舍缺乏一种形而上学的根基性的东西。但回到形而上学不是找原因，而是找方向、找目标，或者说，“向往”。“向往”有四个特征。第一，自主性，人是自由的才会有自由的向往和理想；第二，体现为人的资格；第三，体现为人的行为，这种行为首先要求有规则的限制，其次要求有伦理的支撑；第四，需要概念框架。总的来说，需要有一系列概念、框架来提出我们所认为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海大学王天恩提出，西方主要从原子主义出发，最后得到的却是抽象的、普遍性、整体的结果，而中国哲学从整体主义出发，但其走向更多地是对日常人伦生活世界的观照。他认为西方哲学是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而中国哲学的感知理性非常强，它能超越形式，甚至试图超越语言，有着非常丰厚的积淀。但哲学真正的反思是对前提性的反思，这种前提性的反思表现为哲学发展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颠倒。并且，一个反思理性丰富的哲学，应当表现为感知与反思两种理性基本对称。

    在四位学者进行主旨发言之后，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赵修义认为，经过后现代的碎片化，学科分化非常严重，回到形上学非常必要。但是，重新恢复形而上学如何可能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针对赵修义的发言，谢遐龄认为，当实证主义、语言分析把形而上学解构之后，再想将其恢复困难重重。复旦大学邓安庆认为，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不再是那种认知性的、主客体关系的路径，唯一的可能是实践的形而上学，有必要回到康德实践的形而上学道路。东华大学贺善侃认为，哲学应该是面向生活的，应具有描述性与规范性两个功能，即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政治化倾向、实用化倾向、功利化倾向是如何认识哲学功能、如何做好哲学必须克服的三大错误倾向。华东师范大学贡华南认为，中国古典思想经历了从形到形而上、从体到本体的转变；他所发展的味觉思想试图破除视觉化所导致的人与世界的疏离。复旦大学李若晖主张，我们能够通过细读中国经典文本，基于中国自身的思想脉络建构哲学体系，而不必依凭西方哲学的框架。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就中国诠释学的构建提出两点看法：其一，重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之外西方诠释学传统，即注重方法论的诠释学传统；其二，重建经典诠释学。

    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本次年会的讨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今天我们如何做哲学，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一个必须在做哲学的实践中用行动加以回答的问题。（撰稿：钟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