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建楼3005会议室召开，诸多在这一领域研究有所建树的专家学者围绕会议议题进行发言和交流。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明明副教授主持，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南教授代表学院致欢迎辞。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与理论思考

    研讨会上半场以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与理论思考为主题，由俞正梁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美研中心宋国友教授对一带一路战略倡议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以便从中找到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现实做法。“一带一路”本身其实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新兴的大国在拓展地区经济力量和拓展全球存在的过程当中，所采取的一种以经济为主要抓手，同时来延伸它的政治安全影响的一种地区战略。如果抓住了这个本质，我们就可以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战略做一些比较。我们可以将一带一路与国外的一些做法进行比较，例如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我们不能因为说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从此停止对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研究，在宣传上确实要分清中国“一带一路”和美国“马歇尔计划”不同，比如时代背景不同、策略不同、国家的目标不同，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我们可以思考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第一，它是美国看到苏联崛起在和它进行地区争霸后非常明智的选择，马歇尔计划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即“援欧”、“助己”，“排他”。从援欧、助己，排他这三个角度来讲，这个战略是成功的。美国马歇尔计划值得中国学习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市场导向，美国没有提出太多的去针对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的太多的干涉，它的要求不多：1、是不能实施一个国家性的重工业计划；2、是必须要接受美元的援助；3、是市场经济、战后经济体系必须自由开放；4、是援助的物资的接收必须要有50%以上必须是由美国商船来运输。

    第二是结合这些国家自己的诉求，共同提出一些倡议，这些倡议是符合西欧国家自身的需求的。

    第三是基于国内的共识，最大的国内共识主要表现为是通过国会授权、立法通过的，更易于实现政府外交目标。

    第四个是拓展货币影响，必须以美元作为货币标的。

    在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同时，苏联也感到了紧张，提出了莫洛托夫计划。这是一个与美国进行竞争、对抗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几乎以失败告终。虽然它的结果是失败的，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有苏联这个非常高效的行政机器，有着计划经济色彩的行政安排，其实中东欧国家还是较好地适应苏联莫洛托夫计划的一些安排，但是很不幸的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苏联没有把中东欧国家看成是独立的经济体，而把中东欧国家看成是一个可以规划的地区，按照苏联莫斯科的发展规划来制定中东欧国家的发展规划，时间一长，就引发了中东欧国家的不满。另一方面，它构建的经互会难以和美国拓展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相抗衡。

通过这些比较可见，中国应该充分汲取马歇尔计划和莫洛托夫计划的经验和教训。关键有两点，一是如何在市场和政府的资源之间进行一个更为合理的配置，一带一路计划讲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但毕竟我国整个经济体系中，国有资产在当中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怎么样去打造一个融合了国有资本和市场资本的混合所有制在推动一带一路过程中更好地服务。二是如何尽可能避免国内各省份完全基于自身经济发展，而没有从国家大战略角度所进行的混乱式的安排。中国不同于美国，没有以立法形式来推进战略，并非必须设立一带一路法，但是设立对外援助法是有必要的，来明确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的权与责等。放在一个法制的框架内推进，让沿线国家更加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邹磊助理研究员则探讨了当前一带一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突围方向。现在已经不提一带一路涉及到多少国家了。他提到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政府各部门已经展开诸多工作来对接一带一路的建设，许多行业也已经开始注重一带一路。首先，他提到对“一带一路”怎么认识，学者、媒体、券商等各行各业都十分重视一带一路，总体来说，大家解读角度非常相近。一带一路建设到底搞得怎么样？这个则是媒体走在最前端，媒体一直在追踪，有许多一手的素材。最近，大家最关注一带一路的风险，学界也谈论了诸如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但是泛泛而谈的比较多，缺乏案例。现在研究一带一路需要一个总体的问题意识，思考哪些是一带一路的根本性问题、一带一路重点领域到底是什么、下一阶段建设的重点及其可操作方案等等。现在一带一路出现了审美疲劳和同质化现象，因此，我们的研究需要进行突围，有问题意识，要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澄清一带一路的根本性问题，总结原有经验，提出有效的可操作性的方案。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祁怀高副研究员谈论了一带一路在周边外交领域面临的五个潜在挑战与政策思考，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周边外交存在五个潜在挑战：第一，中国部分边疆地区维稳压力比较大，部分周边国家安全形势堪忧；第二，国内可能形成的无序竞争，一带一路是2013年提出来的，提出来以后，地方政府就竞相提出一带一路的地区战略，愿景行动对各省区定位进行了规范，充实国内基础，构建中央和地方互动机制。但仍然存在一些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安排和考量，因而，中国需要尽快形成中央、地方良性博弈的机制。第三，针对亚洲沿线国家不同的需求，亚洲沿线国家社会发展状况差别很大，需求也各不相同，比如道路基础建设，中亚国家对铁路修建方向有不同的需求，投资需求也千差万别。第四，区内外大国的疑虑，例如，美国官方表态欢迎亚投行的建立，但是它担心亚投行的建立影响它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对一带一路是持警惕防范心理的；俄罗斯政府对一带一路是持支持立场的，但是俄罗斯也存在一些疑问，如担心中国会挤压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空间；印度对一带一路没有官方表态，但是印度还是蛮务实的，跟中国在亚投行合作、铁路合作等也是在推进，但印度担心边界问题，侵蚀他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针对这些疑虑，总的原则就是。强调一带一路的非战略性和包容性，努力化解它们对一带一路的疑虑。化解疑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中国的舆论报道要避免将经济合作战略化、安全化；尽量照顾俄罗斯的利益；以实际行动与其分享相关信息。第五，与现有亚洲机制的重叠和竞争问题。针对以上五个方面的挑战，构建中央、地方良性博弈机制，做好细致规划、兼顾各国需求、强调一带一路的非战略性、包容性，创新思维办好亚投行和丝路基金。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宏松副教授的发言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地区制度建设，他从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定位以及对地区制度的认识两个方面来谈的。沿线国家可能存在恐怖主义风险等地缘政治风险等。地区制度除了在微观层面有应对风险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也有诸多作用。在地区制度建设上，第一，可以通过多边协作的平台来减少实施阻力。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存在疑虑很正常，中国对美国的一些倡议等也同样会存在一些疑虑，要减少对方的疑虑，一定要采取这种协商的方式，在政策层面上采取相应措施。多边协商平台非常重要，通过协商，可以让各方的诉求得到满足。从已有的实践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就已经在向其它相应的领域扩展，发挥多边协商的作用，让中亚国家、沿线大国俄罗斯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实现共商共建，政策的实施阻力就会减少。第二，减少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这个倡议本身不针对美国，但美国可能会认为是软制衡；地区制度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非常重要，如果是利用地区制度发挥作用，那么这就不是中国一方所为。第三，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推动地区制度的建设，以地区制度为抓手增强中国的推出选择，进而推动全球治理制度的改革。

    上海社科院顾炜助理研究员的发言是有关周边外交中不同地区重要性排序与一带一路。首先，她介绍了不同地区与国家的重要性排序的重要性，指出排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地理、资源、历史文化、目标手段、能力、国内因素、国际形势，并且分析了以上几个影响因素的动态调整规则。

    上海交大国务学院博士生郑长旭发言的题目是国际合作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他的报告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国际科技合作的态势进行了分析，通过NSFC资助总体、两国合作、三国合作的分析，可以针对发达国家与“一带一路”国家、两国合作与三国合作，以及合作是否存在波动性等几个方面在八个国家之间进行对比，得出NSFC资助发达国家多于“一带一路”国家。无论是在两国合作中，还是在三国合作中，NSFC资助中国与美国、英国等传统发达国家的合作论文数量都是最多的，并且要比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数量高出很多；NSFC资助两国合作多于三国合作；NSFC资助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波动性较大。他指出要在继续推进“南北”合作的基础上，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在现有两国合作的基础上，加强三国或多边合作；在现有国际合作学科领域的格局上，增加对其它学科领域的支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杂志主编胡键对上半场的发言逐一进行了细致点评，并指出“一带一路”应该是一个互联互通的思维，更应该寻找战略利益契合国。上交国务学院讲师陈拯的点评后，通过几个问题抛砖引玉，作为上半场最后一个自由讨论环节的开端。自由讨论结束后，吴建南副院长对上半场进行了一个简要而深入的总结。

    二、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战略

    研讨会下半场则由上交国务学院郑华教授进行主持，围绕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主题发言。

    复旦大学美研中心张家栋教授首先发言，他介绍了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与影响。他指出印度有七个属性，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属性它是中国的邻国；第二个它与中国有矛盾，主要是领土争端；第三是它是一个地区主导国家；第四，印度是一个世界大国；第五，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六，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印度的国际环境比我们好，它同西方国家打交道，比我们要容易得多。第七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这七个属性对我们分析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看法非常重要。印度看一带一路有四个视角，第一个视角经济视角，印度一直在思考能不能搭中国经济的便车来加快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主张加入中国一带一路来建设印度的港口、公路等；第二种视角是政治视角，从整体的地区秩序和主导权来看，他们认为中国是要争取国际政治领域的主导权，印度其实也有自己的计划规划；第三种是安全视角，印度认为经济倡议的背后一定会有在军事领域、安全领域的跟进，印度认为一带一路为中国军事进入南海和印度洋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合法性。第四种是文化视角，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它认为在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丝绸是一个文化主导，如果这成为主流，这意味着中国是源头，中东、欧洲是消费市场，印度仅仅是一个中转站，这使其文化自尊心受到损伤，如果它不是文明古国，它不会有这种思维。它希望这是香料之路，棉花之路，它希望这条路上运的主要不是丝绸，是香料，是棉花，并且这条航运线不是以中国为源头到欧洲，而是以印度为中心的，每年一次的周期性过程。另外，印度自认为是一个多元国家，它不喜欢听到“一”这个字，它怀疑这是搞霸权，搞强制，那么印度怎么判断一带一路呢？它基本上有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它认为这是中国长期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新概念，但不是一个新事物，因为印度认为中国过去也有相类似的行为，以后也还会继续。印度认为这个概念和过去中国政府提的概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第二个判断是这是中国本届政府的一个崇尚，对印度是一个潜在的机会。第三个判断是不管印度参不参加，都会有很多的国家去响应。既然如此，印度不如参与其中，躲在外面反而失去影响机会。印度是选择性参与的，在印度看来这是一个糖衣炮弹，最好是经济糖衣吃下去，安全、军事炮弹吐出来。从现实来看，印度一方面加入亚投行，有好处的印度是会参与的，同时，印度也在加强与中国的双边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印度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与中国一带一路措施进行竞争、一定程度的破坏等。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陆海是不同的思维不同的状况，陆地上强调连续性，是主权的逻辑，海洋适用海洋公约，海洋上是选择性的，路上没有参与就是失败，但海上就不同了。其次，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目标和手段，要保持政策模糊性、灵活性。

    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李开盛副研究员则对中菲关系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他指出从一带一路的本质来看菲律宾是最绕不开的国家之一，但由于目前中菲关系的原因它并未被纳入规划中。中菲关系的原因为什么不好，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南海问题，其实这只是当前中菲关系僵持的一个原因，应该从三个维度来看，第一个是中美竞争，第二个是大小国关系，第三个是主权争端。第一个维度中美竞争，中美竞争其实不单单是中美两国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第三方竞争，例如菲律宾，这直接体现在南海问题上。我们在处理中美竞争的同时，可能过多地关注了大国因素，而忽视了第三方，没有充分认识第三方在中美竞争中扮演什么角色，应从第三方的角度看待三方互动，通过小国来做大国的工作。小国并不总是大国的附属品，菲律宾其实也非常强调独立性自主性。工作做到位，菲律宾未必就是美国的从属国。从第二个维度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来看，就人口而言，菲律宾其实也不算小国，中国存在大国心态。菲律宾不是功利性经济性的民族，因而，中国不能一味打经济牌，不能有文化上的傲慢。第三从主权争端的维度，战略目标的设计，维权与维和的关系、九段线的界定问题，法律定位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杨成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丝绸之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机遇与挑战》，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要避免大国的傲慢，要注重顾及俄罗斯。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之前未与俄罗斯进行磋商，幸而由于乌克兰危机中俄关系没有体现出竞争性。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是地缘政治方案，但中国在中亚抛开俄罗斯也成不了气候。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杰进副教授介绍了亚投行、世界银行与国际发展的标准竞争，他是从国际制度来进行研究的。他指出现在有一个新的研究趋势，就是分析不同的国际制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从国际制度间的合作、竞争来看未来亚投行与世行等之间的关系，最近有一个概念特别受到关注，叫做“竞争性的多边主义”。如果对制度不满又很难在制度内进行改革，可以提出一个新的制度。这个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传统的机制“一个问题领域，一个主导的国际机制”，这个国际机制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规则、原则，第二是如果一个国家对制度不满，那么就转移注意力，转向新的国际制度，进行机制转移，去创建新的制度，如果创建新的制度，必须与老的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个机制要有吸引力。有研究者做研究归纳得出如果要触发竞争性的多边主义往往需要四个条件，一是危机之后；二是多中心，而非单中心；三是出现投机性行为；四是授权给的国际机构本身是职权比较大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汤伟副研究员谈中国城市化道路与一路的实施，他独辟蹊径，从城市化率、中国城市体系的角度来分析和探讨一带一路的实施，通过分析，他指出地方政府没有财力承担一带一路带来的额外国际义务，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一是要对国际了解，对沿线国也要了解；二是基于市场和国际法规则而不是援助原则；三是AIIB、NDB、丝路基金只能为种子基金；四是一带一路各部门要统筹协调；五是核心区（乌鲁木齐、福州）等缺乏实施能力，“一带一路”不能从北京和上海角度来看；六是不能以国土规划的思路实施“一带一路”。

    上交国务学院硕士生李婧介绍了美国媒体建构下的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基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的分析，重点通过作为精英话语的媒介话语来解读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看法，运用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的方法，从语境创设、语言标识符的运用、消息来源及倾向性三个方面探讨美国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建构，并进而探讨中美双方的合作空间。她指出首先从语境创设的角度来分析，可以看到涉及“一带一路”报道的主要议题分布，直接以“一带一路”外交战略作为主要议题的数量最多，共有14篇（占56%），其次则是报道焦点为从“一带一路”规划入手，重点介绍中国新疆问题的共计3篇。余下报道涉及的议题较分散，多是从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上来探讨“一带一路”的意义和影响。此外，在介绍“一带一路”的文章中，从总体上来看，这些报道中关于“一带”有较多的介绍，而“一路”则多是一笔带过。从语言标识符号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一带一路的英文名来看，“一带一路”一词出现的频率较低，报道中多采用新丝绸之路的说法，这个很容易导致受众误认为与希拉里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有一定的关联，引发误解。其次，提及一带一路，大多用“雄心勃勃的”（Ambitious）这样一个相对中性的词，但却透着美国对中国强大的隐忧。只有少数用更加有力的（More vigorous）、积极的(Activist)的国际政策来形容。总体上，消极与积极的语言标识符是并存的。从消息来源和倾向性进行分析，这些报道属于深度报道，每篇文章平均使用的消息来源约为8个，且呈现多样化态势——政府、学者、公众的观点均被作为消息源采纳。所有的报道都非常重视来自政府部门的表态，来自政府部门的观点论述覆盖了所有报道，其中来自中国政府的消息源最多，美国其次。而学者的观点也是比较受美国媒体关注的。此外，报道中积极性话语表述与消极性话语表述相差并不明显，甚至出现了积极性话语表述多于消极性话语表述的情况。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已经步入新的阶段，加之2016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年，新任总统对中美关系的态度也将影响到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势。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这取决于中美两国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和认识。中国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美之间的一场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存在合作可能性。中美之间需要互相了解，增强互信。中美双方只有突破旧的秩序观束缚，推动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发展, 才能更好地推动中美双方的合作共赢。现在并非中美“各让一步”的问题， 中美是否存在合作的空间，有多大的空间，就当下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的态度。然而，中国也可以有所作为。切实落实“一带一路”的相关政策措施，赢得认可；注重对外宣传，提出一个口号+构建一整套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纳的辅助宣传推广的话语体系；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友好磋商，寻求利益契合点。当前，美国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怀疑和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何况美国是一个好面子的国家，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可以更加主动地为中美今后的合作铺好道路，多做准备工作。

    主题报告结束后，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上交国务学院黄琪轩副教授分别对发言进行了精彩的点评。至此会议也临近尾声，然而自由讨论环节依然十分热烈。最后，金应忠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和评述。

    三、小结

    中国周边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议题，“一带一路”倡议涉及诸多中国周边国家，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关系更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讨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报告十分精彩，分析入木三分，会议气氛热烈，取得了圆满成功，在此也希望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能够使更多的研究人员关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关系。（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