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上海市日本学会、上海社科院日本研究中心和日本国日中未来之会联合举行了题为“日本新安保体制成立后的中日关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日本国日中未来之会其主要成员16人专程来沪参加本次研讨会。出席本次研讨会的中方学者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市对外友协及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等单位。中日双方与会者合计30余人。

    本次研讨会是在安倍晋三内阁强行通过安保相关法制，导致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发生历史性转折的背景下举行的。中日双方围绕日本新安保法制的实质、中日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研讨会上，日本前驻印度大使野田英二郎和学会会长吴寄南分别作了基调报告。野田大使在题为“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展望”的报告中强调，安倍内阁在日本政坛总体趋向右倾化的背景下，基于错误的历史认识，为迎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日本战后沿袭数十年的“专守防卫”方针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变。事实上否定了日本现有宪法特别是第九条的规定。这是导致中日关系难以实现真正转圜的根本原因。在审议新安保法制过程中，日本国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包括高中生在内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成为这次群众性抗议活动的主力。野田认为，许多迹象表明，安倍内阁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继续推行“对美一边倒”路线的情况下，中日关系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但中日关系的前途终究是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的，两国间应该加大民间交流的力度，为双边关系的转圜创造条件。吴寄南在题为“日本安保法制的成立与中日关系”的报告中指出，日本安保法制的成立使得日本的自卫队可以在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名义下，在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共同作战，这势必导致日本的和平宪法形存实亡，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日本新安保法制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当权者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为借口解禁集体自卫权，直接违背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严重损害两国间的战略互信；二是日本新安保法制为日本自卫队“松绑”，未来日本如秉承美国的旨意派遣舰艇或战机参加南海地区所谓维护航道自由的联合巡逻，势必导致中日两国间直接对峙，甚至擦枪走火。

    经济问题也是中日双方与会者十分关心的问题。伊藤忠商事理事石田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分别在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的转型能否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中日经济合作”为题作了主旨发言。石田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变到已内需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需要从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转型的失败中汲取教训。陈子雷则强调，中国经济转型是在政府主导下主动调整发展战略的结果，总体而言是有序可控的，近两三年内困难会多一些，但中长期还是比较乐观的。中日双方不仅在节能环保领域可以合作，在改革过程中可以互相借鉴，这是两国关系中最大的亮点。

    基调报告和主旨发言后，与会者分别参加了“政治、外交和经济”及“民间交流”等两个分科会的讨论。分科会的讨论非常热烈，涉及到话题也十分广泛，其中包括中日关系的原点、东海局势和南海形势的联动、2016年台湾政党轮替后日台关系的走向、日本经济对华依存和日本主流媒体对华认知的“扭曲”，等等。与会者提出，新安保法制通过后要警惕日本当权者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沆瀣一气，深度介入，更要防止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和2016年台湾选举中再度升温的台海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中日关系整体脱轨的风险。有的日本友人指出，在日本国会审议新安保法制过程中，日本的日中友好七团体出现集体“失语”的现象。与此同时，出现了包括大学生、高中生在内的年轻人自发、广泛参与的、反对新安保法制的“新社会运动”，对于日本政治、社会生态出现的新变化，有必要深入观察，与时俱进地加强两国民众间的互动交往，将中日关系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两国民众手中。（吴寄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