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上海市政治学会和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了“转型国家的法治建设”研讨会。开幕式由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奇松教授主持。上海市政治学会秘书长、市委党校袁锋教授致开幕词。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市委党校、《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和上海政法学院的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此次研讨会聚焦“转型国家的法治建设问题”问题，重点讨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各国的在法治层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研讨会第一单元着重从政治学的角度，围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转型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恐怖主义威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成败等问题，展开主题发言和讨论。研讨会的第二单元则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尤其是中亚国家的法治建设问题，围绕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法律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法律制度”和难民问题对“一带一路”安全保障的影响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复旦大学黄河副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可以被看作“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外部挑战的一部分，而这又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治建设的缺失密不可分。目前，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在西方经济危机的传导扩散中不可能独善其身。西方经济危机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等多种渠道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运行与经济结构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在地缘政治上，目前在欧亚大陆由东向西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弧”，包括中南半岛、南亚、中亚、西亚及北非，地缘上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及多个海外投资重点地区重合，推升了我国海外利益整体面临的政治风险。因此，就保障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权益而言，海外政治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进一步指出，政治风险主要来源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和国家互动产生的环境不确定性：国际环境、东道国环境、母国环境和双边关系环境。环境的变化引起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对外资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即为政治风险。环境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是政治风险研究中的精髓，应将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作为政治风险的本质来理解。因此，可将上述四类环境东道国环境、母国环境、双边关系环境和国际环境中的经济、政治、社会、两国关系等因素作为政治风险的考察来源，分析各种环境下导致的政治风险类型。黄河副教授强调指出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首先应该认真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并尊重当地的文化宗教习俗，使自己的投资或经营符合当地的用工或环境等方面的标准。另一方面，在面对政治风险时，中国企业也要学会利用东道国的法律来保障自身的利益。
上海交通大学魏英杰博士的主题报告则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较案例研究揭示了恐怖主义组织在暴恐事件背后的策略选择及原因。他认为，恐怖主义组织具有政治目的，但它们一方面没有控制领土，另一方面它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则没有达到内战的规模。恐怖主义组织为了“生存、壮大”，既要诱使国家在战略上误判，又要迫使社会大众的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在不同情境下，恐怖分子会分别使用“消耗”“恐吓”“挑衅”“搅局”以及“竞价”等策略。因此，政府在制定反恐策略时，必须避免“无差别暴力”，更重要的是要向社会提供秩序、安全等公共物品。而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也必须考虑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上海政法学院郑非博士在《为什么近代土耳其的国家建构会失败？》主旨发言中则指出，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支点，土耳其曾经是一个族群构成复杂的国家。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面临帝国瓦解的威胁，开明派官僚开始进行了“坦齐马特”改革运动，改革的方向是向西方学习，扩张政府职能，建立现代政府体系，最终的目的是建立宪政体系。其中的族群政治方略包括，以提供自由权利与平等权的方式整合非穆斯林群众，增强他们的帝国认同；推进世俗化改革，以减少因宗教引发的分歧与对立。这种“平等换认同”的方略学习自法国。但由于改革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均衡，以及世俗民族主义恰恰从宗教势力的废墟中兴起，这种西化改革的效果并不佳。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精英的民族国家观念逐渐发生崩塌萎缩，从文化多元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式“奥斯曼主义”演变为种族民族主义式的“土耳其主义”，直接导致在帝国的核心地带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分离运动。奥斯曼土耳其的近代国家建构失败为“转型国家”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警示。
上海政法学院王娜副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机构建设、反恐联合军演和反恐法制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也面临一系列的内部制约和外部挑战。前者主要是中亚各国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与中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等，后者则包括西方国家对上合组织的制约、其它地区和国际组织与上合组织在中亚的竞争等。难民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随着“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的爆发，难民问题在“一带一路”区域内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有鉴于此，上海政法学院裴予峰老师重点分析了难民问题对“一带一路”安全保障的影响和挑战。上海政法学院陈振云博士的发言则从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金融监管体系以及金融法律体系这五个角度，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金融系统进行了比较。最后，他指出中国与中亚五国同为转型国家，从金融系统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都面临不少的挑战，而且中亚五国的问题还比较严峻。
会上，上海政法学院倪正茂教授、何平立教授、盛红生教授、刘伟伟博士和上海大学金桥副教授针对上述发言进行了点评。在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就政治风险的评估问题，有学者提出，哪些政治风险是可以量化，哪些又是难以量化的，而针对不同类型的政治风险，中国政府和企业又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如果政治风险的评估机制与预警机制采用多种指标来测算的话，那各自的比重如何来把握，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关于恐怖主义的策略问题，盛红生教授认为魏英杰博士选取的角度比较独特，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识，进而提出有效的治理策略。有学者提出，我们需要考虑恐怖主义策略的产生情境或背景，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以及政府的打击手段和方式对上述策略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恐怖组织自身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则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关于土耳其近代国家建构问题，金桥副教授则从指出，按照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的分析，民族国家、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这三者一同构成了所谓的“现代性”，而民族国家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我们在分析土耳其国家建构失败问题时不应忽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者两个维度，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
袁锋教授与何奇松教授在最后的会议总结中认为：本次研讨会选题广泛，方法多元，多学科相互渗透和交流，对于我们深入思考“转型国家的法治建设问题”和“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的对接和落地生根问题，均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