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更名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一百周年。9月10日，“多学科视野：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市社联群言厅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市社联主办，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市历史学会、市哲学学会、市伦理学会和市民俗文化学会承办。会议由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溢萍主持。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到会致辞。
    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来自上述学会的学者围绕新文化运动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从多个学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姜义华认为，新文化运动及其百年演变，我们需要认真的总结。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分子不仅“坐而论道”，创刊了一大批杂志，而且发动了一场“社会运动”，形成了一大批社团组织，开始了有组织的行动，传播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在知识界和舆论界很有影响力。同时，新文化运动也存在一些弱点，对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现实问题认识不清，如对资本、土地、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不够；主要关注文化问题，忽略了对当时社会复杂的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的观察；观察和分析问题时持形式主义的“非此即彼”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当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启蒙者如何在运动中自我启蒙的问题，其中的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鲁迅开始关注现实，与中国的政治和现实问题有了真实的接触。
    熊月之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上海的城市环境、文化生态、京沪两地的文化差异、文化人的互动有密切关系。他从《新青年》、新文化与民初上海文化生态的角度对新文化运动作了考察。他认为，陈独秀当初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并无到北京发展的打算，而只是其出版事业的一个方面。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改革，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众多新派人才，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孔学儒教、倡导白话文、倡导妇女解放，都与清末民初上海城市的清新文化、新派人才有密切关系。五四运动的发生，与这一运动继承此前上海已有的民众抗议方式、与上海工商界深度介入有直接关系。所以，无论研究《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还是研究共产党的创立，都需要考虑其时上海城市社会环境、文化生态的重要价值。
    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沈祖炜认为，任意拔高新文化运动否认其过激性，或者因为新文化运动有偏颇之处而加以否定，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公正的。评价新文化运动应当有一个方法论上的考量。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主要是因为当时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迫切需要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来摧毁和推翻旧秩序。对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我们要“历史地”理解并予以尊重。另一方面，尽管当时有否定、消灭传统文化并全面引进外来文化的思想，在近代中国文化变迁和发展过程中，中国本身的优秀传统文化也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推陈出新，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陈卫平认为，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把近代以来反孔批儒推向了高潮，这究竟是思想启蒙的光辉篇章还是错乱的历史灾难？近十多年来争论纷纭，而后者正逐渐成为舆论的主导。陈卫平从“全盘反传统还是‘猛勇’反封建”和“把传统文化‘妖’‘鬼’化还是以科学精神‘整理国故’”这两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的辨析。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整理国故、以科学取代经学，打开了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新天地，并非妖化鬼化传统文化。当然，这样的整理国故也存在某些“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流弊，因为辩证法当时还未被纳入科学方法的视野之中。当下把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作为现今弘扬传统文化的对立面，是错误的，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警示我们不要在弘扬传统文化时，让封建主义渣滓泛起；也正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使我们具备了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术基础。
    邵雍认为，新文化运动虽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猛烈地批判，但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中的三纲礼教及封建伦理道德，而非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这所有反传统的举措和言论都是正确的、恰当的。新文化运动片面抬高西方文化，贬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是文化的继承性和民族性认识不足，易滋生民族自卑心理，产生民族虚无主义。我们今天构建新文化，应该有选择的辩证地吸收西方文化，对待传统文化最为准确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毛泽东所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点的文化。
    刘长林认为，当时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新文化运动针对孔教的批判，是为了巩固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复辟帝制的反动逆流。批判的矛头指向以封建礼教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倡导的是符合现代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平等、自由、科学等价值理念。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启蒙运动，不但推进了政治制度及政治体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
    丁耘认为，“民主”之为问题，起于清帝国的危机，更起于王朝政治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总危机。梁启超的“新民说”，试图在调和儒家和西学的基础上，对民主问题有所回应，而新文化运动及其最终开启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同样是对民主问题的回应。新文化运动在其发生阶段受惠且受制于梁启超的“新民说”，在其兴盛阶段又试图以“庶民说”摆脱梁启超的“新民说”。丁耘认为，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效果受到怀疑之际，回顾新文化运动中的“梁启超问题”，其意义在于确证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政治传统的扬弃，为人民政治传统再次奠基。
    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蔡志栋通过追索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来探明陈独秀建构起来的自由观念，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付长珍则以陈独秀为中心，探讨了启蒙伦理场域中的国民想象。陈独秀在深刻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革命的进化论和启蒙思潮为底色，勾画了一幅现代公民的精神图像，但对“国民”的颂扬，也暗含着对国家神话的膜拜。
    张海岚通过对新文化运动与传统节俗改造的再审视来判断新文化运动的得失。她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希望凭借这两件武器，批判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新文化运动从肯定民众是国家的主人出发，开始创建中国民俗学。但是，“科学至上”和“启蒙”的精英态度，使得民俗学成为批判中国民众、中国民俗的工具，而无法成为新文化建设的有效力量，也无法看到传统节俗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
    上海市历史学会秘书长章清作会议总结。章清认为，我们今天评价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立场，必须把这个运动放到帝制崩溃和民国建立这个大背景中去考察，体会当时知识分子发言的特殊语境和策略性，在新学与旧学的对立中认识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也可以从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与梁启超、新文化运动与上海、新文化运动与民俗等等具体维度切入，去丰富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在传统文化热的现实条件下，探讨新文化运动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应该把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结合起来，这是我们今天回顾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何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