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合举办2015年第14期“鸿儒论道”。本期主讲嘉宾，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教授围绕“人民币国际化与在岸资本市场建设”，阐述了其在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海外投放与在岸资本市场建设等研究领域的思考成果。
    潘英丽指出，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被国内学术界提出并讨论十余年，但其真正被确立为国家战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此之前，从改革开放30年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中国曾是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受益者和铁杆支持者，通过先贬值后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加上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等有利条件，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及来料加工产业的快速发展。然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在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储备资产价值和货币主权的损失。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与美元持续贬值的反向变动，成为令货币政策决策者喜忧参半之事。因此，如何在保持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美元的使用与积累，就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观推动力。而过去30年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趋势，则在客观上要求国际储备货币的多极化与之相适应。OECD（2012）对未来50年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报告指出，世界经济重心从美欧向亚洲转移的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仍将延续并加快。中国和印度两国的GDP总量未来50年将增长7倍。中国GDP占全球比例将从2011年的17%上升到2030年的28%，美国同期则从23%下降到18%。
    尽管具备了事实上的主客观推动因素，潘英丽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要避免为国际化而国际化的实践误区。“成功的货币国际化”应是一国通过货币国际化将国际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本国带来战略利益。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依据上述原则，设立最低与最高目标。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是通过大宗商品及金融产品的人民币计价，避免汇率与美元的不稳定风险。而长期来看，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民币的全球银行功能，通过在岸AAA级公债市场吸收低成本资金，为本土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进行有效配置资源。
    对应短期与长期目标，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分为前期（未来5-10年）与后期策略。前期策略主要是稳健的创造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后期则加快释放在岸人民币资产的海外供给。最终在2030年实现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占比达到12%-20%，成为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与美元、欧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其中，重点与难点在于后期的人民币海外投放，实现路径有三阶段：通过对外贷款或投资以国内过剩产能置换海外净资产/净债权；对外国债发行与民间资本进行全球配置，实现负债与资产同步增长；步入成熟期的净债务积累，债务融资的综合收益应大于利息成本。特别是，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转型关键期，在岸资本建设有望促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健全，推动在岸政府债券市场、政府AAA信用、市场流动性的发展，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在评议环节，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丁剑平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杨长江教授、春山浦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辛威廉分别就潘英丽教授的演讲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丁剑平认为，尽管当前人民币兑美元短期内进入贬值通道，但长期来看，仍将回升并有望保持在一定区间内。因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保持汇率的稳定，才能获得中心货币的地位。此外，人民币汇率稳定，也有助于流动性留在国内，助力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杨长江认为金融资产本质上是对未来的定价，汇率管理也必须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因此，只有先在内部建立起真正的金融市场化机制，才有可能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实现。辛威廉则从微观角度分析，随着全球资产证券化，中国居民的家庭财富随着房产升值而上涨的过程中，风险也在加大。人民币国际化可帮助国民进行有效的资产再配置与风险管理。与会嘉宾还与参会听众就人民币与美元的共生关系、汇率贬值与市场波动等话题展开了探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