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下午，上海市社联在五峰书院举办“严复与中国现代性”望道讲读会。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应邀分享了王蘧常先生的经典著作《严几道年谱》以及对严复思想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的解读。

       王蘧常是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著名书法家。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少年时便潜心于书法，受学于沈曾植，习北碑书法。有言“王蘧常的出现，标志着章草的第三个高峰。”其书法作品在日本享誉极高，人称“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又受教于唐文治，得其“务实深进”之学术精神，21岁编《三代史》，王国维读后大为赞赏，誉之为“王三代”。主要论著有：《诸子学派要诠》、《国学讲演稿》、《严几道年谱》、《国耻诗话》、《王蘧常章草艺术》等。

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演讲

       高瑞泉教授以“重读王蘧常先生的《严几道年谱》”为题，首先介绍了王蘧常先生的著作《严几道年谱》。他认为这部著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研究严复思想提供了基本线索，有填补空白之功。受严复影响，在民族自救的大问题上，硕儒王蘧常先生也赞成严复努力向西方学习并融通中国智慧的致思方向，因而此书也有思想史的价值。

       接着，高教授主要讨论了有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现代化”、“现代性”和“中国的现代性”构成了一个关键词的系列。当中国人把现代即“modern”翻译为“摩登”时，就蕴含了该问题的高度复杂性。“现代化”是对现代社会生成的历史描述，“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性质的哲学定义，而“中国的现代性”是在“多元现代性”的预设下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哲学定义。从历史的向度说，“中国的现代性”是从“学习型的现代性”转向“反省型的现代性”的过程。

       高教授认为，在上述过程中严复做出了他的特殊贡献。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严复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东西文化，兼容并包；第二，严复对西学的吸收并非拿来主义，而是有所选择，例如他对实证科学和英美自由主义的重视；第三，他在消化西学的同时也努力挖掘传统思想资源（尤其是《周易》），努力融合中西；第四，严复较为注重传统资源中容易被“正统”忽略甚至视为“异端”的思想，例如荀子、柳宗元、刘禹锡、老子、庄子、佛教等；第五，严复为追求现代化在中国之实现时，注意到现代社会的建构需要一个连续、稳定、完善和平衡的秩序，而实现这个秩序，则需要引发变革的动力。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演讲

       吴晓明教授认为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到了历史转折点。他赞同高瑞泉教授对“学习型现代性”和“反省型现代性”的区分，认为我们应该从长期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获得自我主张。严复、王蘧常那一代人开始大规模向西方学习。但那一代人除了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之外，同时也有自己的主张，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大规模的学习型现代性的展开使得他们的有些成果被遗忘。吴教授认为在希腊时期来自东方的宗教文明对希腊文明形成强大的文化压力，但面对外来压力，希腊人没有退缩没有屈服，相反他们牢记德尔菲神庙上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亦即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不是做东方宗教长久的追随者，从而开启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同时吴教授认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也说明了自我主张的重要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教派，大概是教下三家，和教外别传。教外别传就是禅宗，教下三家就是天台宗、华严宗和唯识宗。但唯识宗在中国并没有获得长远的发展，相反被认为教外别传的禅宗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原因就在于禅宗代表着中国佛教的特点，体现着中国佛教的自我主张。

       接着吴晓明教授提到王蘧常先生的为学师承。王蘧常先生师承梁启超和唐文治等经史大家。梁启超告诉他，中国学术最根本的东西在于“修身以安民”，王蘧常先生对此深为叹服，并且谨守三十多年不敢改变。此外对王蘧常先生学术影响较大的是唐文治先生，受其影响王蘧常先生在史学和经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最后吴晓明教授特别提到王蘧常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尤其是在诗学和书法方面，造诣很深。学术界认为他早年是一位诗人，著有《抗兵集》、《国耻诗话》、《江南二仲集》等诗集。王蘧常先生不仅是硕儒同时也是国士，尤其在汪伪政府期间，交大、中央大学等高校邀请他出任教授或院长，他都拒绝，生活窘迫便以卖字为生，唐文治先生为其做润格。王蘧常先生的书法造诣也很深，尤其是在碑文章草方面造诣更深。吴教授认为在晚清碑学运动中，篆籀吴昌硕是集大成者，楷书康有为是集大成者而王蘧常先生是章草的集大成者，其余诸贤可称羽翼。王蘧常先生的草书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用隶书和篆书的笔法写草书，从而把作为小草书的章草发展成大草书；二是饱览大量草书碑文，掌握比前贤更多的书法资料，拒绝杜撰，遂有“无一字不有来历”的说法。王蘧常先生年轻时师从沈寐叟先生学习书法，康有为曾对沈寐叟先生评价他的书法：“咄咄逼人，门弟子”，其书法造诣可见一斑。

问答环节

       Q1、严复对中国人逻辑思维的改变很大，两位教授能不能具体讲一下逻辑思维的内容？

       高瑞泉教授：严复非常重视提高国民的逻辑思维水准，中国古代有优秀的辩证逻辑传统，但是形式逻辑意识不够发达。先秦墨子及其后学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贡献，但是墨学后来很长时期内成为绝学，到晚清才再度复活。与此相连的是，晚明徐光启时代开始翻译的《几何原本》，到严复那个时代才被完整地翻译为中文。严复当然重视几何学式演绎的逻辑严密性，不过他更重视归纳法。这是哲学与近代实验科学联盟的表现。因为归纳法才是发现新知的方法，这当然与其经验主义的立场有关。但总体而言，严复对于近代中国人的逻辑意识的提高是有很大贡献的。

       吴晓明教授：中国古代的确缺乏逻辑性的思维，近代胡适等人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学，但有名学和墨学。有一点是公认的，在传统中国思想中缺乏科学性思维。李约瑟认为西方科学思维带来征服自然，而中国的思维往往是“诱骗自然”，即从自然中获取一些资源，但不破坏自然。这是两种思维，但就目前的发展来看，西方科学的思维在改造世界和改造自然方面的确取得更大的优势。

       Q2、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化伴随着一种逆全球化的特征，那么逆全球化与对现代性的反思之间有什么关系？

       吴晓明教授：现代文明是有历史性的，有其诞生、成长和鼎盛的时期，自然也有其衰落、退化、消亡的时期。现代文明其实就是欧洲文明，一方面它开创了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它也将在历史中消亡，如果逆全球化现象大规模发生，那么就意味着这种文明正在走向消亡。例如罗马文明曾盛极一时，但后来也衰落，在衰落时日耳曼人又为欧洲文明注入新鲜血液，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生长衰落的过程。按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说法：当一种文明的果实最后反馈到这种文明时，会是一种毒药。旧的历史将消亡，新的历史会出现。人类接下来会迎来一种新的文明。

（撰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董起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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