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9日，由市政治学会主办的2008年年会暨“中国政治发展30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市委党校、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华东理工大学等单位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与会学者分别就改革开放30年来的政治发展历程、当前中国政治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等进行深入的研讨。
        市社联副主席王邦佐在致辞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政治学取得的成绩，提出了四点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夯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开阔视野，继续吸收西方政治学的新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开展研究；加强学科建设，继续科学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水平人才；开拓创新，继续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产出更有价值的理论、学术成果。
        研讨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与会的七位学者就改革开放30年政治发展做了主题发言；第二部分，与会的其他学者就主题发言展开自由讨论。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商红日认为，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治理腐败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不能使人满意。他认为，我们在反腐败的制度设计方面还存在缺陷，这体现在制度所规范的政治关系中，主客体之间的同质性很高，即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与监督者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这样容易产生以下问题：当制度制定者与执行者不能分离时，就会带来制度的不公正问题，典型呈现就是信息的不对称；而当制度的制定者与监督者不能分离时，就造成自己监督自己的弊端。他认为，在我国治理腐败应以党的反腐败为先。对党的反腐败应该有以下创新：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二是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情况下，要加强党的机制建设，如加强党的机构改革，党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等。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孙力认为，从改革开放30年我国民主发展的进程来看，基本的制度安排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已经构建了明确的框架和坚实的基础，所以当前面临的重要使命应该是制度安排之后的运作问题，如民主的决策机制等。在决策机制这一层面，我们遇到的挑战可以说已经成为直接影响民主政治实现的关键性要素。从规范的角度分析，有委员会制和首长负责制两种基本的民主决策机制。在当前实践中，两者往往会错位运行。即把首长负责制当作委员会制运作，导致负责首长不敢负责，不敢做最后决断。更容易出现错位的是把首长负责制的特点施加于委员会制，产生的后果会使委员会制变成“一言堂”，使无数的重大决策、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失去民主的基础。
        华东政法大学袁峰认为，信息是民主生活的必需品，信息技术也是一种民主化的技术。政府信息的公开与实现社会的信息公平，是任何一个正在不断提高民主化程度的国家必须具备的条件。近年来上海在创建信息公开与公平城市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与探索，既是30年来上海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一个缩影，也是推进信息时代上海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步骤。他建议：进一步提高上海电子政务创造公共价值的能力、实现从e到u的发展战略转变、深化上海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将公开与参与联结，是不断满足信息时代市民对民主需求的重要途径。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洪小夏认为，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发生了变迁。她认为，30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相关的改革举措，但效果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继续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今后应该从杜绝腐败、加强选举程序设计、逐步推行新的选拔制度等方面努力完善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曾峻指出我国现实中公共性与科学性的双重缺失的问题，例如在地方党政机构设置与编制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机构繁多，直接或变相扩充机构；党政机构对口设置，职责不清；机构划分细密，普遍存在多头多层管理；机构性质、规格、名称较混乱；机构人员超编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副职、虚职多，领导职数超编严重；“官兵”比例失调，管理幅度狭小。他提出了中国治理的双重任务，即管理公共化和公共管理化。管理公共化就是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动力、宪政框架、约束条件；公共管理化就是体制机制、运作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公共化与公共管理化两者是有机统一、缺一不可的。
        华东师范大学王向民认为，通过计量学的方法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的语词特点，可以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政治变迁和时代特征，获知政治权力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可以通过分析历次报告的共有词在报告整体所占的份额，共有词和变迁词在历次报告中的变迁以及高频语词的位序状况而获得。他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社会经历了“两大调整和一个实践”的伟大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其最大成果，这是一种“继承中的变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何俊志在分析我国地方人大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地方人大的三重性质，即政党代理人、地方代理人和国家代理人的三重角色。而后，他用这个三重性质解释了我国地方人大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归纳了我国地方人大制度历史变迁的模式。
        主题发言后，与会的其他学者展开自由讨论。针对有些学者提出的网络媒体在我国反腐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问题，商红日予以肯定，但他同时提出还需要加强网络监督机制的健全。其他几位主题发言者也均对提问作出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