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政治成就，研讨当前中国政治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以及未来的政治发展战略，6月8日，由上海市政治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治发展30年：回顾与展望”理论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办公楼小礼堂举行。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解放日报》、《文汇报》、《探索与争鸣》、《社会科学报》等媒体记者50多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分别就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政治成就、取得政治成就的理论解释、当前政治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以及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政治成就
        学会秘书长、同济大学法政学院周敏凯教授认为中国在国家的民主形态层面，已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民民主政治，在此层面之下，有执政党党内民主和执政党党外社会民主。基层民主政治形态中，基层党内民主带动基层行政民主、基层司法民主、基层党外社会民主；基层行政民主、基层司法民主是基层党外社会民主的机制保障。他认为，十七大后，基层党内民主建设不断有新举措，比如基层党代表大会任期制、基层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基层党委的公推直选、基层党组织生活网络化、基层党委民主决策、基层党委民主监督等。
        原会长、市社联副主席王邦佐教授从政治权力的运行角度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已朝着民主建设的目标，沿着制度化、法制化、公开化的方向发展。他认为，从政治权力的宏观上看，宪法的权威性在制度上将所有社会主体纳入到法律范围，这是中国政治发展最具实质性的特征。从政治权力运行的微观上看，政治生活中的规范因素持续增长，在现实中各种监督功能不断得到强化，特别是传媒在公共问责方面的监督作用明显增强。另外行政法制不仅在价值层面上得到提升，而且在具体制度上也有充分体现，如行政诉讼的发展等。此外，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发展，是过去三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集中体现。三十年来人权受到尊重，自由得到保护，这确保了中国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齐卫平教授从“两会”的微观视角分析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第一，利益诉求的群体代表性开始显露，新阶层成为“两会”代表。例如代表中省级政府领导干部比上届减少三分之一，农民代表占总数的18.4%，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一倍。第二，观点、话语表达更加活跃。例如投资三千亿建中华文化标志城、提高廉租房建设比重、取消经济适用房、教育问题、修改刑法、手机通话费等话题引起激烈交锋。第三，两会热点话题集中于民生，体现对社会公平程度的关注和公正原则的认同。第四，公民权利意识进一步得到发展，有的代表提出改革户籍制度、改变城乡二元体制、允许流动摊贩在城市存在、保护农民工公民待遇，以及要把教育权、医疗权、居住权、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纳入立法的归划等等议案。这说明中国民主政治确实有很大发展。
        30年政治发展成就的政治学解释
        30年来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改革开放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业，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需要研究者作出独特的解释。
        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曹沛霖教授认为，三十年的有效的政治推动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但是，这个政治不是传统的被泛化的政治，它是政治学的政治，是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恢复政治学的政治。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要解决政治问题，我们是吸取了世界政治文明的政治。
        王邦佐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它不能照搬西方理论，也不能照搬老祖宗的理论，要通过我们的实践进行解释。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首先是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胜利完成，故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同步的，不是从同一个角度考虑的，是不对等的。因此，由当今经济领域的成就来指责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不科学的。
        副会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林尚立教授认为中国改革是强建构型的社会转型。第一，有强大的改革主体，执政党始终保有改革的主导力；第二，中国的改革从学习开始，这种学习是保持主体性的学习，而不是要消解自我主体性的学习；第三，改革统一于开放，以开放保持主动性；第四，改革定位于革命，寻求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五，改革归结于发展，发展保持有持续性。中国强建构型的改革能对改革的进程进行有效地把握。林教授认为，强建构性改革最重要的要素是建构主体——中国共产党。强力性、反思性、开放性和创造性是其特点。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孙力教授认为，我们的民主建设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趋势应该转变，应该更加强调民主本身的价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均要以社会发展程度为背景，经济发展成就的合法性要让位于政治发展形成的合法性。
        当前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难题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伟大尝试，因此也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试错的过程。在经济领域获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政治领域的发展仍面临着一些困难。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志华教授认为，我国政治体制建设有如下难题：第一，政治发展目标模式的难题，西方模式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也不能硬套，前人没有经验，那么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三者如何统一。第二，文化环境同化的难题，封建政治文化在当前仍有影响，比如表彰主义，通过道德教化，树立先进典型等。第三，改革风险与稳定的关系。政治改革风险很大，不能试错，错了就无法回头。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刘靖北教授指出，现在社会民主搞得更活跃，党外的政务公开、行政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有了一定进展，而党内公开才刚刚起步，那么党内民主如何带动人民民主，值得思考。
        华东理工大学唐亚林教授认为，建构能力是一个解释体系，这个解释体系有几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首先，如何理解改革开放30年对政治主体的环境压力。其次，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的以自我适应为特征的奴性文化。此外，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还未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和合适的运作机制。
        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
        会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桑玉成教授认为，中国需要适时地建立政治发展的战略。这个战略要确立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恰当评价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正确处理国情与借鉴的关系、找到突破口推进政治发展。他认为，要确保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要有章可循，保证社会的有序性。
        林尚立认为，强建构性的改革最后落脚点应该是强制度，否则对改革的强建构没有作用。国家建设的根本在四大制度体系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这四大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建设，中国要在二十到三十年内把这套全新的制度体系建设起来。四大制度体系建设的前提在于宪政体系的发展，宪政体系发展的核心在于国家权力的转移，把以政党为核心的权力转移到以国家制度为核心，即制度建构过程中应伴随适度的权力转移，使得建构起来的制度能够支撑起这个国家，使得建构起来的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发展。
        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孙关宏教授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需要处理好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公民的关系。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国家建设离不开社会，离不开公民。国家只有在国家、社会、公民三方面平衡和互动，促进国家制度完善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公民精神的支撑，国家才能强大和持久，政治发展、民主建设、现代化建设才能有全面理解，真正实现我们的目标。
        吴志华还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困难的解决，要以提高民主化程度为价值目标。民主是主导目标，党政关系是核心内容，要开发体制内资源，扬弃体制内的传统文化沉淀，走探索和创新的增量改革之路。基于传统对今天的影响也好，基于我们为了减少风险，保持稳定局面也好，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曹沛霖认为，政治能否推动发展，在于能否构建一个很好的制度。有了好的东西，我们又应如何运作？如果不执行怎么办？中国往往有好的政治理念，但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我们的智慧只是思想，没有知识。除了制度，还有人的问题，只有好的制度，没有好的人也是不行的。总之，没有发达的政治是不能建成现代化国家的。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商红日教授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解释都面临着困境。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是全新事业，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和经验可供我们参考，因此只能在痛苦中摸索前进。中国的政治学解释资源大多来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七十年代以后不再提供解释范式，所以，我们的解释理论也面临着困境。固然，中国的政治家和政治学研究者终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对于当前却是一个困难。此外，民主命题也是很难讨论的课题，理论界讲不清楚，现实政治操作中更难以准确把握。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浦兴祖教授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是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政治发展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发展要建立在改革和创新的基础上。虽然，中国政治发展必然是渐进的，但是，渐进不是停，更不是退，渐进必须是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尤俊意研究员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改的问题，研讨者们的意见高度一致，但是改的标准却有不同，政治学界，经济学界，法学界的观点也不一致。我们的底线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等经济发展有一个厚度才能大跨度发展。现在只能是增量民主。

（王向民   王子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