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市美学学会主办的“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学术研讨会召开。本市高校、科研单位部分专家学者、天津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报》、《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媒体单位与会。
        主持人、市美学学会会长朱立元教授简单介绍了 “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批评译丛从翻译完成到出版的过程。之后，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就此套译丛及耶鲁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话题见仁见智，畅所欲言，展开了积极并卓有成效的讨论。
        一、当代国外文学理论译介的现状和困境
        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译著和翻译？
        有学者指出，这套耶鲁译丛的选题很好。目前国内概念性的理论书铺天盖地，什么都讨论，什么都涉及，大而空的毛病随处可见，借用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就是“快餐多，大餐少”。本套译丛真正做到了集中力量讨论一个学派的批评主张，对它的介绍很系统深入，这种做法应该提倡和发扬。丛书让人们可以比较接近耶鲁学派本身的立场和思想，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第二，标准的译作应该是充分理解了原作之后，尽量贴近原作，优秀的翻译者应该把外国理论家的思想和表述一起翻译过来。这套书的译者很严谨，他们的工作体现了研究精神。
        也有翻译界的专家表示：解构主义强调消解文本的权威，这就赋予译者以主体的地位。不同语言间的“译”，是对误译的误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就没有对正确的追求。这一看法从语言译介的角度也再一次印证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过程，是真理与谬误相互交织的过程，永远不可能有绝对正确的阅读。
        二、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理论要点及其得失
        有学者提出：解构的“解”着重于重建文化，重新研读文本，这是时代的需要。解构主义“打碎--重建”的批评模式，看重“解”而非“构”。它不承认中心意义，打开了文本，使之具有开放性，让后来的读者不断填充，也不断进行新的创造。人们在阅读《战争与和平》等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常常能够挖掘出多层面的意义，文本可以产生的空间被极大地扩展，这与解构主义方法的运用不无关系。而如果按照传统的“确定中心议题”的方式来阅读，那么批评者很可能会离文本越来越远。
        另有学者指出：西方理论目前已经有内化到中国学者思维中的趋势，本土话语正不断被西方理论所激活，解构主义就是其中典型一例。耶鲁学派的观点主要源自德里达，他们个案研究的批评方式，体现了英美新批评派的深远影响。研究界对其积极因素善加利用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其理论中包含的偏激一面，比如解构主义对文本客观意义的完全否定就不符合实际。
        三、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对中国的影响及走势
        自解构主义传入以来，对中国的文艺理论及文艺批评产生了极大影响。如何对这种影响做出正确的评估，如何处理好这种异域理论与中国社会、文艺实际及传统文化的关系，又如何看待接受与应用中实际存在的问题等，也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热点。
        有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十分受益于文学理论的译介。90年代初，解构主义一登陆，中国学界就产生了极大兴趣。但是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可以说至今为止，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还无人可以妄言自己充分理解了解构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更不能说中国已经在熟练而准确地将其应用于中国的文艺批评实践。这种情况的产生当然有解构主义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理论与中国文艺实际还有个相互适应的问题。
        具体地看，解构主义与当今的中国现实有很多错位，包括生存语境不同，问题意识不同等等。今天学界普遍浮躁，没有心境扎实、深入地就一个理论问题展开持久而深入的讨论，甚至还存在对此理论理解与运用上的随意性，这与当初耶鲁学派十余年间坚持不懈地研究解构思想相去甚远。实际上，德里达内心生活很严肃，有着强烈的道德感。他曾经感慨：全世界懂解构的人不超过30个。这句话中含有被误解的委屈。因为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解构理论演变成藐视一切权威的宣言，被各家后现代学者争相引用，攻击传统，别立新声。在此过程中，解构思想本身的深度被削平，概念化、口号化的情况很常见，这种现象在中国也不少见。
        与会专家由此提出：通过对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思想的研究，达成对这一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的整体认识，不再做表面上浮泛的理解和运用。

（张宝贵   程一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