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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对和谐家庭、和谐社会举足轻重

发布日期:2007-05-28

        4月7日,由市经济学会与上海师大联合主办,上海师大女性研究中心、女教授联谊会协办的“女性经济与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师大学思园举行。会议由学会理事李薇辉教授主持。会长袁恩桢教授,上海师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黄刚教授,市妇联党组书记张丽丽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上海社科院以及上师大、华师大、同济、市委党校等高校的专家学者30余人出席讨论。
        与会人员认为,随着女性地位、能力和作用的日益提高,社会各界对妇女权益的日益重视,广大妇女更应自觉地努力提升自强、自重、自学意识,强化女性在和谐经济体制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强化女性在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女性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女性在构建和谐家庭、邻里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何女性的创业成功率高于男性?
        与会人员认为,与男性的经济地位相比较而言,我国女性的经济地位不高仍是现实的存在。如何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是当前亟须大力破解的课题。对此,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顾光青以就业为例指出,在“充分就业”已成为我国首选的政策导向下,最大的难点是女性充分就业。而要实现女性充分就业的目标,最根本的是要女性鼓起挑战自我、敢于创业的勇气。从上海很多女性创业人才成功的经验来看,女性具有直感性强、坚韧性强、亲和力强的优势,在市场经济的角色中,凡是能够善于扬己所长、避己所短的女性,创业的成功率一般高于男性。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陆晓禾认为,西方经常讨论三个问题:同工同酬问题、性骚扰问题、家庭职责与工作的关系问题。我国也有这些问题,她认为,流通领域主要是要关心就业歧视问题,但更要关心的是生产领域,特别是要关心广大女工是在道德的人道的条件下,还是相反的条件下生产的。须知女性在从事劳动生产的同时,还从事人自身的生产。
市委党校副教授唐珏岚从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的角度指出,国内外不少学者对男女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计算结果,都显示女性高于男性。但女性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并不意味着收入高于男性, 而是由于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女性机会成本低意味着同等教育水平的女性的就业率和经济收入也就低于男性。鉴于人力资本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又具有重大的社会收益,政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与形式,增加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
        一些学者认为,实现对女性权利的平等保护,在公共政策包括法律的制定中应当具有社会性别视角。上师大教授裔昭印的发言,以公共政策中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为例,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剖析了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意识缺失,包括上述公共政策形成实施和评估过程中的诸多社会性别意识缺失。缺乏具有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必然导致两性差距的扩大和加深。她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一是把社会性别观点纳入预算编列;二是加强性别统计工作;三是分步骤提高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四是建立、健全和完善妇女劳动就业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五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六是加上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力度。
        研究女性消费:有利于拉动内需
        据上师大教授李薇辉提供的数据,女性提供了国内消费市场营业额约60%,并决定着74%的家庭购买力,可见女性是家庭的核心,是生活消费品的购买主力。由于不同类型的女性消费与她们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从事的职业、生活的领域、婚姻状况等有很大关系,其中绝大部分消费是合理的,对和谐家庭有促进作用。上师大女性研究中心教授朱易安则对媒体经济中女性的消费和被消费作了分析。她通过对男性与女性收看电视节目时间的比较以及对电视购物的兴趣和互动性两项调研,得出与上述同样的结论:女性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如果我们能够认真研究女性消费的兴趣及其发展趋势,必将进一步有利于拉动内需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吴绍中在强调广大妇女要树立正确消费观的同时,也呼吁负有公共服务责任的有关部门必须切实履行好监管和为消费者维权的职能。
        让高学历女性更多地承担育儿责任
        与会人员认为,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及其经济自主能力的普遍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提高。作为女性,理应积极承担相夫、教子、养老的义务与责任、处理好工作与家务的关系,努力提高家庭成员的和谐与生活质量,华师大副教授孟星认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分工是不可替代的,对于增强家庭凝聚力、促进家庭每个成员包括自身的成长与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女性在走向社会时,也要认清自身的优势,发挥自己的优势,创造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女性在家庭的分工与在职场的分工又存在紧密的联系,家庭合理分工成就家庭和谐,而不同的职业分工也使女性在社会上有更多的自信来面对生活,并更好地经营家庭。女性与男性互依互补的家庭与职业分工,自然将绘就现代社会和谐的画面。同济大学副教授陈迅着重谈了女性在家庭劳动中的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以及女性应该在家庭劳动中承担的责任。她还强调,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就越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育儿责任,越需要回归家庭(如延长育婴假),社会也需要为知识女性回归家庭时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

(市经济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