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市哲学学会、市伦理学研究会联合发起的“社会转型与价值观”理论研讨会于 2000年7月25—26日在上海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科院院长尹继佐，市社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邦佐，市社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潘世伟，市社联副主席武克全和本市及兄弟省市学术界代表、思想政治工作者、有关部门领导8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失衡和调控、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培育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现将其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转型期的价值失衡和调控
        与会者一致认为，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由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甚至发生了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有的与会者将当前价值观的变化概括为三种情况：1．功利价值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庸俗功利主义有蔓延滋长的倾向；2．个人价值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极端个人主义有蔓延滋长的倾向；3．生活价值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享乐主义有蔓延滋长的倾向。
         与会者指出，价值失衡是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对价值失衡要作科学的分析和定位，要坚持多元取向和一元导向相统一的价值观，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是对转型期价值失衡调控的坐标系。
        有的与会者认为，当前的价值冲突反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的加速发展与发展失衡带来的危机，从而显示了中国社会转型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形成新的价值观念的复杂性。这些冲突的价值观既有着互补性，又有局限性，不能用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方式来下判断。
        有的与会者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对社会实行的是一元化的调控模式。转型时期社会调控的主客体关系、社会调控评价标准、社会调控的手段和方式都趋向复杂化，因此建立新的社会调控模式，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多样化的价值观念。
        还有的与会者认为，加入WT0，我们面临的新情况可以概括为“四新”：新市场、新工具、新主体、新规则。要提高综合国力，只能融人国际竞争中去迎接这些挑战，要在市场化趋势中警惕经济资本主义；要在全球化浪潮中认识其西化的实质；要反对民族化声浪中的新干涉主义；要防止互联网络中的文化霸权主义。
        二、关于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
        有的与会者认为，可以从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民族化、传统道德资源和当代社会变革、理论思维和实践思维这样三个向度来宏观思考建树新道德体系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将民族的价值观念与全球普适伦理相协调结合；在新旧两种体制的交替中，要以当代变革需要为圭臬，创造性地转化传统道德资源，将传统价值观念中的精华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价值观念融合起来；同时凭借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的实践思维建树新的价值观体系。  
        有的与会者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道德体系要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一致；要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相一致；要与人们的现实道德觉悟水平相一致。我国市场经济基本道德体系应当有三个层次：一是市场经济核心道德价值观念，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观念合集体主意观念；二是市场经济基本道德价值观念，主要包括利益兼顾、社会公正、诚实守信、仁爱为善、维护生态平衡等观念；三是市场经济具体道德价值观念，主要包括敬业守则、热爱劳动、公平竞争、创业进取、诚实赚钱等观念。
        还有的与会者认为，建树新道德体系要处理好三种道德资源：市场经济本身蕴含的道德资源、中国传统道德资源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资源。要找到三者的共通地方，寻找和谐统一的基础。
        三、关于转型期价值观的教育
        有的与会者认为，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教育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价值导向一元与价值取向多元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一般与具体的关系。要坚持四个方法论原则是：1．把个人的价值追求与集体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2．把积极奉献与正当回报统一起来。3．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4．把选好方法同用好方法结合起来。具体方法有教育培训、环境熏陶、典型示范、人格感召、自我修养、行为实践、知识提升等。
        有的与会者特别强调，要正确看待和估计当前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元化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性又有消极落后性，当前我们对多元化中的消极因素不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而要强调主体价值导向。强化主体价值导向的操作思路是：在导向内容上，坚持道义价值引导同功利价值引导相结合；在导向原则上，坚持解决思想观念问题同解决实际利益问题相结合；在导向方法上，坚持灌输人文精神同矫正不良行为相结合。
有与会者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这对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不断提升价值观的层次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如何提高理想信念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是当前价值观教育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在教育功能、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者角色等方面，有一个切合实
 际的定位，坚持政治调节和人生激励、政治社会化和心理优良化、崇高性和现实性、系统理论灌输和思维方式启迪、传道解惑和身体力行的统一。
        四、关于价值观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有的与会者认为，讨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变革问题，作为一个基本前提，必须对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做深入的反思和总结。因为那场持续一个半世纪的观念的变革，正是今日中国人观念运动所直接继承的历史遗产。可以从“天人之辩”、“群己之辩”、“理欲之辩”领域的价值观变化来汲取现代性价值。
        有的与会者认为，可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来进行中西价值观的比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对中、西文化价值进行了整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模式：1．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民主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用“科学理性”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2．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统一。用“阶级结构”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族结构”。3．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坚持民族性与民主性的统一。用“同志模式’’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亲亲模式”，用民族化的“民本”思想理解道德人格的“民主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看作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模式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有的与会者指出，传统社会是小农经济的身份社会，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的民主社会。在传统社会中，价值观是自发的形态，而在现代社会中，价值观是自觉的形态，价值观关系到人应当做什么和人应当怎样做的问题。当今中国的价值冲突是非常剧烈的，我们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西方所暴露的种种弊端。我们社会已确立的最高的价值原则是中华民族的振兴，这是裁决各种价值冲突的标准，但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排定各种价值观的次序。  
        有的与会者认为，要加强对价值观基本理论的研究，不要把价值观等同于人生观。在价值观的研究中，最根本的是要提供价值优选原则，因为我们经常会面临价值选择的“两难”处境，例如能力和道德两者放在首位，就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比较突出的新问题。
        还有与会者指出，在价值观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偏差，有精神文化决定论的倾向。研究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应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考察。(市社联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