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为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新的使命呼唤新的担当，这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学要在新时代有新作为和新贡献，就不能停留在吸收、消化和转译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必须更加重视立足于中国社会生活实际，创建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和方法，使自己的话语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体系并在交流对话中让世界更全面和更好地认识中国。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随着其资本在全球快速流动而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方原有社会学理论在解释这种重要变化时遭遇了诸多严重挑战。然而，这些严重挑战并没有改变西方人使用其社会学理论来判断和预测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习惯。中国与全球化有着越来越深的联系，但始终坚持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内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那些基于西方实践经验而形成的社会学理论无法真正深刻理解和解释的。

    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这个社会变革不仅涵盖了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分工体系的变动、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流动的加速等诸多变化，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积极探索并走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治理转型路径。中国社会治理的当代转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不断推进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与欧美市民社会与现代民主国家形成齐步并举的演进式路径，与苏东以大规模社会运动与社会民主化为导向的急剧式路径都大不相同。因此，那些直接以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努力，都很难准确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要贴切地分析中国社会治理的推动力及其内在逻辑，必然要依赖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正因如此，中国社会学对自身的能力和使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知。

    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始197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曾提出社会学要“重新补一补课”，希望中国社会学研究者不仅要进一步了解和把握社会理论的传统与脉络、研究与分析的方法论，还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实际，保持发现真问题、提出新范式的“文化自觉”。其目的是要形成能够回应社会真实需要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并对人类知识体系的积淀有所贡献。

    对于社会学研究而言，当前一个重要考验来自“中国社会学能否以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为切入点，为世界提供理解‘我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理解”，这是所有有勇气、有志向、有理想、有担当的中国社会学者的共同挑战与追寻。

    面对这一挑战，上海社会学界需要立足于中国自身文化和发展的实际经验，在理论上避开自说自话、画地为牢的陷阱；在方法论上超越狭隘的理论流派之争与简单意义上的研究方法之争；在实际研究中，避免零敲碎打、不见森林、缺乏问题意识的“误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建设不仅是历代学人奋力求索的目标，更是世界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实际方向。当代中国社会学界极有可能产生根植于中国实际的重大理论，当然这需要学者具备通贯古今中西的眼光、兼容并蓄的心胸与格局，发展与建设的气魄，并在不同的学派、方法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包容借鉴地共建共享，在具有前瞻性的学术问题上提出引人注目的见解，共同弥补理论与研究之新的空白点。

作者：李友梅 | 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