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上海市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编制工作大讨论的要求，上海市社联组织开展“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讨会，市社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沈国明主持会议。本市社科界专家学者邓伟志、李友梅、彭希哲、周建明、卢汉龙、曹锦清、刘建军、沈关宝、于海、殷啸虎、马西恒、陆铭等近20人与会参加研讨，围绕如何把握当前社会发展四类目标的选择困境，如何处理好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的几个关键问题，如何切实体现社会政策的主导功能和价值理念，如何转型和培育出具有网络结构活力的社会细胞，作为现实的社会力量的网络民意的真与伪、利与弊等社会建设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
        积极探索社会建设的新思路
        与会专家提出，特别需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结构的优化，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优化；二是社会规范的系统化，即确立习俗、道德、司法体系等多个规范体系的综合规范系统；三是社会心理的平衡化，引导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四是社会运行的稳定化，即实现社会各阶层间的平等，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当前社会发展又呈现出四种目标选择并存的局面：一是原先政府全控式的社会发展目标仍然存在，这已然不能满足社会自主发展的需要。二是国家主导、塑型社会的社会建设目标，因其高度行政化的弊端也迸发出一系列社会矛盾。三是以促进社会组织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为目标，将政府与社会成员自身作为社会建设的主体，以合作、互补的方式参与社会的治理与发展，这在一些领域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四是某些社会领域中尚存在着单纯追求维稳、片面追求保障的相对短视的社会发展目标。多种选择并存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各部门间对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和行动上的差异。
        一些专家指出，中国社会在传统上是不流动的社会，过去的许多制度与体制都是针对相对静止的社会制定的。但伴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进程，中国十多亿人口在广阔的地理空间上流动起来，空前的流动性引发了各种新的社会问题，既需要新型治理力量的协助，也需要变革传统的治理思路与方式。但从近年来政府推进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实践来看，政府的工作思路与实践方式仍未摆脱“单位制”行为模式的束缚，对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仍然停留在“家长制”的行政管控上，想把一切纳入管理范围，并且惯性依赖于行政手段来处理社会事务。在这种思想的束缚下，政府容易将社会作为一个静态实体放在政府的对立面，产生一种观念上的排他性。这种假想的排他性不仅会影响政府参与社会建设的方式，也容易抑制社会组织与社会自治能力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解放思想，积极探索社会建设思路的转型。
        强化公共意识
        专家认为，寻找社会建设背后的精神支撑，必须呼唤“公共利益”意识。在实践层面上，可以通过制定社会发展指标来维护公共利益，不能仅仅重视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而要把人的发展、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长期的公共利益相关因素纳入考量的范围。同时，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应该着眼于全社会的长期利益，避免受到部门利益或者地方利益影响，把规划变成部门规划或者地方规划。
        与会专家还归纳了当前上海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实践领域：一是有效应对社保碎片化，率先在全国切实采取措施推进多种社保机制的并轨。同时，通过科学计算，调整收缴模式，维护和保证社保资金的长期稳定运作。二是推进社会事业的城乡一体化管理，切实完善城乡人口政策、街镇管理体系等体制机制的相互融合，着重考虑“全覆盖”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三是高度关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站在预警社会灾害、防范社会风险的高度维护社会安全。
        培育好社会自治组织
        就基层社区的管理制度问题，一些与会专家提出建议，首先社区工作要从思想上突破“单位制”的禁锢，不能把基层社会建设工作当作承接政府任务，提高个人政绩的行政工作，而要积极构建多方参与、共赢共荣的多元机制，以提升社区的自我治理、自我服务能力为目标。其次，从社区架构上，传统的“街居式”社区管理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区生活需求了，社区的交往中心可以有多个层次，已经不局限在街道行政体系之内了。社区居民的活动范围和层次都在改变，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去激活“社区”的概念，未来的上海社区构建必定要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建立起社区管理的体制和系统。再者，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社会自治的需求对社区的功能建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社区教育为例，兴办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社区学校，不仅能从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组织能力、生活技能等方面，促进社会成员的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同时还能通过兴办教育的过程，规范社区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实现社区组织的真正自主发展，并从中发现柏万青式的社区领袖，集中资源加以培育。最后，上海的社区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持续推进的行政成本正在日益加大。十二五期间，单一行政方式推动不应再作为社区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选择通过公益创投、社会招标等创新方式，把社会组织作为社区发展的突出重点来落实。
        与会专家认为，社会组织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但目前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却存在悖论现象，一方面，民间组织的数量发展和生长速度很快，但另一方面，它作为社会自治载体的功能性作用却并不明显。究其根本，还是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存在局限性，由于条块式的公共资源切割，地方政府忽视了对社会组织自治能力的培育，形成了社会组织功利化的投机式发展取向。
        与会专家提出，现代社会，网络本身也已成为了促进人的社会化、培育公民社会的重要载体，而网络社区的发展与网络民意的催生已成为社会自组织发育的重要标志。因此，通过网络的力量来化解社会矛盾、培养公民社会的自治意识，或许是一种值得探索的社会管理方式。
        建立社会风险的预警缓解机制
        与会专家指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社会事件，表明在社会建设相对经济建设滞后的时期，面临社会的转型。政府必须加以重视，深入研究其背后的公平正义问题和人的健康人格发展问题。
        与会专家谈到，社会问题的产生已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社会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我们应当培养能够制约行政错误的社会力量，培育能够自我安抚、自我服务、自我治理的公民社会，而这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专家建议，目前在缓和与解决社会矛盾的问题上，我们的机制过于单一。许多社会问题只能通过信访一个渠道去解决，而这个渠道又总是被一堆老大难问题所占据，就会造成社会问题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最后激化为社会矛盾。上海应尽早建立社会治疗与社会风险的预警缓解机制，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来解决民间问题、舒缓民间心态。对待社会矛盾应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从根本上杜绝产生社会矛盾的各种因素，致力于去解决矛盾背后的体制原因，而不是在矛盾激化后，通过强制的惩罚或者物质的安抚去做对于生命而言微不足道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