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龙，中国共产党党员，《世界科学》原主编，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原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离休干部夏禹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0月17日21时06分在中山医院逝世，享年90岁。

夏禹龙同志生平

    夏禹龙，1928年3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1945年2月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至1946年8月在上海复旦中学任党支部书记；1946年8月至1947年8月在上海大同大学学习期间任学生会党组成员；1947年8月至1948年2月任《大同周报》主编；1948年2月至1949年3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大学“基督教团契”党组书记；1949年3月至1949年5月在上海新成区、静安区、长宁区人民保安队宣传组担任组长；1949年5月至1952年2月任共青团上海市静安区委宣传部长；1952年2月至1953年5月在北京中央团校学习；1953年5月至1954年1月在华东电管局教育处任助理员；1954年1月至1956年3月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宣传部科长、副部长；1956年3月至1958年1月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学习室任党史组组长；1958年1月至1960年4月在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七宝大队劳动；1960年4月至1969年12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任编辑、主任；1969年12月至1973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干校劳动；1973年5月至1974年9月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任编辑；1974年9月至1977年1月上海科技出版社任编辑；1977年1月至1980年1月在上海市出版局理论研究室任副主任；1980年1月至1984年2月任市委宣传部理论处、思想研究室副处长、主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科学》主编；1984年2月至1994年6月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4年7月至1998年2月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3月离休后任该中心顾问。

    夏禹龙同志在学生时期，就立志追求革命理想，是当时爱国青年学生的杰出代表，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南洋模范中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上海解放以后，夏禹龙同志主要从事共青团、社会科学研究和出版工作，1956年调至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之后任中共党史组组长。他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在遭受不公正待遇之时，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命运，始终关注和思考理论、思潮的前沿问题，无悔地投身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1968年，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担任编辑，又从研究中共党史拓展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改革开放之后，夏禹龙同志迎来了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他与刘吉、冯之浚、张念椿共同研究联名撰写发表了很有创见的文章和著作，其中包括《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论决策科学化》等论文，《领导科学基础》、《科学学基础》等专著。夏禹龙同志1984年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4年任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从此，他的研究领域重心转移到邓小平理论研究。期间共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各种专著二十余种。他的学术成果曾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一等奖。他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科学学、领导科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和有影响力的对策建议，并选辑《夏禹龙文集》，该文集荣获上海市第十三届（2014-2015）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2017年9月荣获首届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

    “学者在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时，要有自己的创新见解”，是夏禹龙同志的治学原则，他的治学生涯正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他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在邓小平理论、科学学、领导科学和区域经济等领域造诣深厚；他挖掘出邓小平当年很多有价值的重要论断，较早采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提法，强调“以人为本”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关注中国发展的具体路径，曾顶住来自中西部的很多压力，与人合作提出梯度发展的理论，认为“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初级阶段”、“研究社会主义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特点”、“社会主义并不排斥资本，问题在于资本结构的变化”，这些见解对整个八十年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战略布局的形成。不仅如此，夏禹龙同志的怀抱不仅止于书斋，较早提出浦东开放、长三角开发的建议。他受时任市委主要领导的委托，参与上海世博会的可行性研究，并于1992年在《文汇报》率先发表《盼望“上海国际博览会”》一文，提出上海要开“国际博览会”和经济“奥运会”的主张，受到上海市政府和汪道涵先生的高度重视。

    1992年，夏禹龙与李君如合作的《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一文，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1993年6月，中宣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议结束后成立了全国“五大中心”，分别位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教育部和上海社科院。其中，上海社科院的“邓中心”是唯一在地方设立的研究中心。在筹建这个中心之后，夏禹龙同志等人又积极创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极大促进了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发展。观其学术一生，“敢为天下先”的学识与胆识是他身上最明显的特点。

    夏禹龙同志在1998年3月离休后，仍笔耕不辍，陆续发表了一百多万字论文、文章和著作。其中发表了《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纲领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等论文，出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获国家图书荣誉奖）、《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支撑》等专著。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没有停止学术思考，仍然在深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作为一位耄耋老人，在各种媒体上大声疾呼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注重基础理论，不仅要重视自然科学的、科技的创新，更要注重制度创新，而只有理论自信才能建立制度自信和远大理想。

    夏禹龙同志在做人与做学问上体现了统一，他取得的理论成就也得益于他做人的品德。在实际工作中，他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充分发扬民主，善于与人合作；他积极提携后学，以平等姿态对待年轻人；即使在晚年身患大病，也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这充分彰显了他独特的人格力量。正如夏禹龙同志所说：“研究科学学、领导科学和邓小平理论，都是为了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只是对于中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些看法。”

    夏禹龙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将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