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论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前辈重镇，不得不提四位先生的名字：汤志钧、伍柏麟、姚锡棠和陆谷孙。
        他们当中最年长的已入鲐背之年，最年轻的也已年逾古稀。
        在数十载的学术生涯中，先生们在各自领域传道授业、著述立说，直到满头白发。
        他们当中，汤志钧浸润中国经学史、近代史已有60余载；伍柏麟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姚锡棠在工业经济学领域探索不止；陆谷孙在外国文学理论与方法论领域积淀深厚。
        在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学术贡献奖的名单中，四位先生位列当中。
        不过，即便著作等身，自成一家，学术之路对于先生们而言始终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9月23日开始，澎湃将陆续推出四位学者的“求索”之路。

历史学家汤志钧：有些搞历史的人不是很扎扎实实

1985年4月3日，汤志钧在美国哈佛大学作报告

        上世纪70年代，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在家中设宴，席间有两位客人：王仲荦和汤志钧。前者是章太炎的晚年弟子，后者是《章太炎年谱长编》的作者。
        一张四方桌，汤国梨坐中间，王仲荦和汤志钧分坐两侧。
        彼时，王仲荦刚过花甲之年却已满头白发，汤志钧年逾半百。已入鲐背之年的汤国梨看看两人，笑问汤志钧：“你看看是你年龄大还是他年龄大？”
        汤志钧答道：“当然是师母年龄大。”
        汤国梨闻言，十分开心，第一块肉就夹给了汤志钧。
        近40年过去了，当91岁的历史学家汤志钧向澎湃新闻记者（www.thepaper.cn）回忆起这一细节，仿若昨日。
        “如果说史书中有一个人物令我印象深刻或者对我有所影响，他便是章太炎先生。”他说，“尽管他为人很狂，但教起书来非常认真，这一点我很佩服。”
        已在中国经学史、近代史及戊戌变法史中浸润数十年的汤志钧学术成果斐然，被誉为“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唯一健在的前辈重镇”，亦收获了诸多头衔：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大学教授……
        不过，他本人更喜欢称自己为“老实的读书人”——著书立说和传道授业是他60余载史学之路的全部。     
  
师者汤志钧：师出名门，讲课不看讲稿       
        眼前的汤志钧身形消瘦，镜片厚重却目光炯炯，头发显得有些稀疏但打理得很整齐。虽着一身居家的衬衣长裤，但举手投足间不失温文尔雅。
        采访是在汤志钧家的客厅进行的。一张四方桌，老先生端坐一头，背靠椅子，笑容温和。不过就在刚进门的片刻，他近乎很自然地将记者领向书斋——20平米见方，书盈四壁；案头设着文房四宝，宣纸上由蝇头小楷写成的文言文墨迹未干。
        相较于自己的成就，汤志钧更愿意谈论他昔日的老师们。
        唐文治、吕思勉、周谷城和周予同——对于这些曾经教导过他的老师，他如数家珍，每每提及，老先生总会不由自主地直一直腰板，颇为自得。
        自得来源于师出名门，即便如今已自成一家，论及昔日恩师，汤志钧仍推崇备至。
        而这种推崇也悄然渗入他的传道授业当中。
        1992年4月16日，台湾台中市东海大学历史所讲堂。
        台上，69岁的汤志钧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台下，该校选读中国经学史、戊戌变法史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特地从台北慕名而来的旁听者聚精会神。
        这是一堂关于“戊戌维新与孔子改制”的授课，汤志钧是当时大陆学者中赴台正式讲学的第一人。彼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他，应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吕士朋之邀赴台进行为期数日的讲学。
        所谓“引经据典”，引据的是四书五经，当中大段篇章，汤志钧信口拈来，不假思索。
        这番不假思索在4个小时的授课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包括答疑解惑，哪怕是一时片刻，他的目光都未曾落于讲稿。
        课毕，台下掌声雷动。
        三天后，台湾《联合时报》以“……汤志钧满脑经典，讲课不必看稿”为题表达了台湾学界对其扎实功底的盛誉。
        22年过去了，向澎湃新闻忆及此事，老先生笑容满面：“这一点恐怕是跟我的老师吕思勉学的（吕思勉：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四大家”之首，国学大师）。吕先生上课从不看讲稿，《史记》三家注中的内容脱口而出。学生问什么他就解答什么，从来不准备。最令人叹服的是有人问他周代的礼制，他用图解，一个个画出来，譬如三庙、五庙、九庙。”
        言谈间，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学者汤志钧：暗度陈仓，文革期间偷偷做研究        
        汤志钧不仅师出名门，亦算得上是名门之后。
        1924年6月，他出生于江苏省武进(今常州市)。母亲庄氏，数常州大族，清代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庄存与是其母六世族祖；父亲毕业于清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师从唐文治，旧学根底深厚，且精通中、英、日文。
        师范毕业的母亲，教些唐诗、《四书》，令他受了些旧学的熏陶。
        这番熏陶最初令汤志钧萌发了文学梦，而“弃文从史”却始于年少时候的心高气傲。
        汤志钧在升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二年级后，面临分科。当时本科分哲学、史地、文学三门。
        由于一年级时作文分数屡次夺魁，汤志钧便心系文学。但当时他有一个同级同学，平日不用功读书，流连于舞厅，却平白无故写得一手好诗。擅长作文的汤志钧遇及作诗，速度和诗作都不如那位同学。
        “当时好胜心作祟，毕竟一直考第一，但作诗总是考不过那同学，干脆就不比了。我想文学看来是要靠天赋的，我比较笨，就只能学历史。”汤志钧对澎湃新闻笑言。
        彼时，自觉性情朴拙的汤志钧认为历史是一门踏踏实实的学问，还可以以古鉴今，很是适合。在选择走历史这条路的同时，这个老实人也定下了“立言”的目标。
        这一立便是60余载。尤其难得的是，在文科类学术研究萧条的文革期间，一向以老实自居的汤志钧暗度陈仓，自己偷偷搞研究。
        据其子汤仁泽回忆，当时自己在父亲身边，每当入夜，父亲会偷偷把书柜的封条轻轻拉开，偷出书本，挑灯夜战。到黎明，再把书放回去，封条重新黏上。
        言及此，父子俩兴致勃勃地带记者参观贴封条的书橱，示范当年如何暗度陈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好几次晚上12点醒来，看到父亲在灯下用蝇头小楷奋笔疾书。”汤仁泽说。
        白天养猪、挑粪、扫厕所；晚上“偷”书、看书、写文章。
        自觉无事可做的汤志钧便是在这般境遇下写出了《章太炎年谱长编》等关于章太炎的著述。为了防止被抄，他用钢笔写一份，再以蝇头小楷誊抄一份作为副本保存。
        关于这段岁月，汤志钧倒也是自得其乐。不过令他感到特别惋惜的是，他与诸多知名学者包括老师周予同、父亲在内的书信都烧毁了，不复存在。       

    

汤志钧近影

对话汤志钧：        
        澎湃新闻：您在古今文经学方面研究很深，怎么看读经？
        汤志钧：首先什么是经？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又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简而言之，汉武帝之前用的经叫古文经，汉武帝之后用的叫今文经。
        经学对中国始终有影响，四书五经是封建文化的主体。为什么说是主体？因为古代的读书人从小就要读经，经是不可以违背的。
        研究历史一定要懂经，这样就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中国古代史，所以中国的每一代人都要读经。
        经对近代政治的影响也很明显，比如说康有为，他是研究今文经学的，他就利用今文经学书里面的理由作为变法的根据。
        澎湃新闻：您曾在台湾讲学，台湾也有不少知名的历史学者，在您看来台湾的历史学者跟大陆的有何不同？
        汤志钧：台湾的学者书都是一本一本读的，也没有简体繁体字的麻烦，可以说台湾的学者还是很认真的。我们大陆的历史研究这几年还是不错的，但有些搞历史的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在搞历史，而是根据当时的风气，先在主观上形成一个想法，再从历史中找材料。台湾就不是这样，应该是先看书，看懂书，再找材料形成想法，我们大陆的有些人有点本末倒置。
        澎湃新闻：这是目前大陆史学界最大的问题？
        汤志钧：问题恐怕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有些人古书也读不懂，怎么研究？加之繁、简字体的问题，很多人就稀里糊涂。
        现在史学界方面还是有所发展的。书很多，材料也不少，但真正要弄清楚历史还是要打好基础，我发现目前有些书很空洞，讲的口号比较多，实际东西没有深入研究。
        对研究者来说，首先要全面详细地占有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仔细分析，再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朴朴实实地进行研究。
        澎湃新闻：您目前的工作重点是？
        汤志钧：现在就是《梁启超全集》，有些都是儿子（汤仁泽）帮着在做了。我这里的函札已经弄好了，他那边还有一半未完成。
        

伍柏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上，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澎湃新闻 孙丹 图

        “今年挺开心的是，拖了很久的《新编政治经济学》9月底要出版了，离上一个版本过了快三十年，增加了很多内容……”
        坐在客厅中间，伍柏麟先生虽已是耄耋之年，声音却依然中气十足，茶几上放着记者提供的采访提纲，已被先生仔细划线、写了笔记。
        陷入回忆时，伍柏麟会来回摩挲着椅子扶手；说到兴起处，自己会嘿嘿笑出声。先生家中白墙木地板，无过多装饰，亦无收藏。他笑言，“收藏要有条件，我只是一个普通老师。”
        “先生给人的印象并非是峨冠博带、正襟危坐的学究，更像是一个随和可亲、朴实祥和的邻家老伯。”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这样回忆道。
        这位如邻家老伯的“普通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上，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参与了蒋学模先生（经济学家、《基督山伯爵》中文版初译者）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先后主编了《市场经济热点系列》、《市场经济新论》、《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等丛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科学阐述，被认为是“对帝国主义部分理论作创新性研究贡献最突出的学者”；也是最先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学者之一，还被称为“北有吴敬琏，南有伍市场”。
        如今，早已离休多年，伍柏麟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感慨道，现在身体不太好，麻烦事情不管了，偶尔听听音乐，看看球赛。

坎坷求学
        1928年，伍柏麟生于浙江宁波。出生后不久，父亲便过世了。家中没什么积蓄，全由母亲一人操持。伍柏麟是家中小幺，待几个姐姐中学毕业去教书后，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伍柏麟和家人只能四处逃难。一路避到宁波南乡甲村镇，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由于不愿上日本人办的高中，伍柏麟和同学们步行一百多里，到宁海临时联合中学继续上课。一去一学期，吃的是盐水黄豆泡米汤，住的是草棚大通铺。
        生活从来不易。伍柏麟的母亲操劳一生，还未来得及享清福，便被霍乱夺去生命。当时，伍柏麟只有十三四岁，失去至亲，难掩悲痛，“从家走到医院的一里路上，我嚎啕大哭，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待至1945年抗战胜利，伍柏麟于1947年考入国立暨南大学，师从陈彪如教授学经济学。
        谈到为何选读经济学时，伍柏麟腼腆地笑了笑，“当时我们这种家庭环境出身的人，总希望找个好工作。我姐夫在银行工作，收入高、环境好，是个金饭碗。”
        当时，伍柏麟自己也没想到，多年后会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深耕一生。
        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不久的陈彪如先生，带回了美国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回忆昔日陈教授课堂上的风采，伍柏麟说，是陈教授严密的逻辑、清晰的条理、通俗的语言，培养了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

伍柏麟的讲座总是很火爆。

        虽然彼时抗战已经胜利，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接收大员的贪渎、物价的飞涨，使伍柏麟等青年学子深感不平。学生运动热情高涨，和特务交锋激烈。
        “我们有个同寝室同学就被抓了。”伍柏麟告诉澎湃新闻，对国民党的统治逐步有了认识后，他也投身运动。
        1951年，伍柏麟被分配到震旦大学当教师。“当时经济专业分计划组和理论组，计划组的同学大多是到实际部门工作，那时正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需要青年人才。我是理论组的，于是分配到震旦大学。”

严谨治学
        1952年，随着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伍柏麟调回复旦大学，担任蒋学模教授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的助教。
        回到复旦大学一年后，伍柏麟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进修班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等，三年没回沪，最后带回的是一张全优成绩单。
        “那时压力很大。”伍柏麟回忆道，“不叫读，叫扣，很精细。特别是一些重要概念，要系统联系地学。考试也很细。比如《资本论》第一章第几节的内容，就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背出来。”
        在伍柏麟眼里，这番苦功夫没有白下，“后来（我）做教师的基础和资本都是在人大打下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可当伍柏麟回复旦“大展拳脚”时，遇上了整风反右运动。
        反复经历着下乡劳动的折腾，搞农业、做农活、撑过船、搞过肥料……回忆这段历史，伍柏麟有些感慨，“起起伏伏，停一段好一段。社会、学校都乱了套。”
        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工作，经济生产各项活动逐渐恢复，一切回归正轨。当时政治经济学教材缺乏，中央在全国布置了几个点，点名各高校教授编写教材。复旦大学蒋学模先生负责编写供全国理工农医学习的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伍柏麟亦参与其中。
        随后，伍柏麟领受了复旦大学另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的主编任务。在这本新编教材中，伍柏麟对资本主义部分的结构作了新的探索，分为社会经济、商品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几篇，按照逻辑顺序和从抽象到具体、一般到特殊的叙述原则来安排。
        这一体系，突破了在我国应用了几十年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资本主义部分的体系，体现了商品经济是几个社会共有的关系。
        打破固有观念，难免惹争议。
        “后来1989年在一次同行编书的会议上，有人提出批评。其实我有充分依据，马克思就讲，在阐述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时，应从一般到特殊，所以商品经济摆在前面。”伍柏麟这样解释。
        在1988年，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推出第5版时，吸纳不少伍柏麟的观点。可见，其构建的理论体系还是得到了广泛认同。

 勤恳教学
        “伍先生（在课堂上）声音洪亮，尽管有宁波口音，但讲得很好，推理逻辑非常清晰，看他的文章也很舒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告诉澎湃新闻，由于蒋学模先生年纪比较大，相当长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的课堂都由伍柏麟讲授。
        周伟林回忆道，“伍先生的讲课风采在复旦是出了名的。理论课从来都难以‘有趣’，他却能讲得那样引人入胜，魅力无穷，除了内容丰富，张弛得当，最令听者佩服的是他的出口成章。”

上世纪80年代，伍柏麟在复旦。

        而令袁志刚印象深刻的，还有伍先生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综合能力，“有一次，山西省纪委请我们去做山西发展报告，听了整个山西省的报告后，伍先生一上去就能把山西的情况梳理清楚。综合能力特别强，也说明他经济学功底很扎实，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很快就能梳理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大家渴望知识的热情尤为高涨。复旦学子白天上课，晚上亦会在宿舍走道辩论，伍柏麟经常亲临现场参与点评。偶尔，他还会邀请学生到家中讨论。
        “不一定是周末，在家是一本正经地上课，当时教学条件没这么好，老师也住在校区，这是时代的关系。伍先生会做菜，当时我们真的像父子关系，两代人的情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回想起在伍先生家听学的情景，十分感慨。
        “先生有时问最近读了什么书，有时谈起某一理论的来龙去脉，经典作家的著作原文张口便娓娓道来，有时听我们谈论当下的经济社会热点，有时干脆天南海北神聊。经常谈话间不知不觉已是半夜，先生毫无倦意，我们怕夜深了多有打扰，便起身告辞，先生却意犹未尽，于是再小坐片刻……”周伟林在回忆伍柏麟先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伍柏麟在谈及往昔和学生们一起的时光时，呵呵直笑，“那时同学经过大浪淘沙来到校园，讨论都很热烈，老师也愿意一道讨论，一方面可以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可以从同学那得到启发。当时研究生的课也是采取讨论式的。”
        九十年代后，不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会选择出国深造或下海尝试。伍柏麟则一生醉心教育，刚刚改革开放时，他有机会到南斯拉夫考察学习，却放弃了。
        “没什么遗憾的。复旦这样的老教师有很多，不光我一个。”伍柏麟笑言，后来也去了其他地方考察，可能每个时代的条件不同，大家所处的机遇和选择亦不相同。
        作为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学者之一，伍柏麟却调侃自己有些“保守”，“也没想过自己会攀登到怎样一个高峰的地步，满足于现状。在这里（复旦）也不错。”

对话伍柏麟
        澎湃新闻：为何时隔三十年，才出版修改后的《新编政治经济学》？
        伍柏麟：其中有些遗憾。本来2000年就准备修改了，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新变化，由于生病的原因拖了下来。从1986年到现在，才重新出版。
        澎湃新闻：修改后增加了什么方面的内容？
        伍柏麟：这个版本基本思路还是之前的体系，当时（参与的）好几个人这次也参加了。
        现在再不出不行了。经济全球化到今天仍不断发展，是一个前进的过程，我们新编的书里加上了一篇，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不提制度全球化，制度全球化是做不到，但市场经济全球化可以。实际上这个全球化构成老早就开始了，因为资本本身就是向外的，本身就是全球化的萌芽。到了二十世纪时，有了资本输出，特别是直接投资，那更加是全球化的开始。
        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信息化、网络化技术革命后，使得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我们以这个为一篇，大概有六七章，和之前的不同了，内容也有很多新提法。
        但我们依然遵循的是，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要联系实际，理论和实际要结合，加以解释和运用；同时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

姚锡棠，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0年代中期，提出了实施上海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重塑上海城市功能的发展政策思路；发起浦东开发研究。  东方IC 资料

        甲午马年，姚锡棠正好80周岁。
        白发白眉的老先生，年初以来身体不是顶好，常要去医院住两天，说话的精神头却还不错。
        身穿一件深色条纹衬衣，姚锡棠坐在沙发上，谈起这辈子与社科结缘，得从一部前苏联的小说《在遥远的地方》说起。
        高中时期，翻阅了不少前苏联的文学作品，书中做工程的情节让姚锡棠感觉心生浪漫。上世纪50年代后期，作为优秀高中生，被选拔留学莫斯科工程经济学院，于是姚锡棠填下了水利工程的志愿。之后，由于国内缺少既会技术又懂经济的人才，他又转到了能源工程经济专业。不觉枯燥，反而很适合自身的性格，姚锡棠学起来兴趣盎然。
        5年的留苏时光，姚锡棠欣赏了莫斯科郊外的美丽农庄、西伯利亚的大美风光，也深刻感受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太死了。只有一种牙膏，蔬菜水果的品种单调，莫斯科与列宁格勒餐厅的食物，实行相同的国家标准，保证热量和蛋白质，非常枯燥。”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毕业回国，姚锡棠被分配到上海的华东电力设计院，从事电力系统规划工作。喜欢写东西，也中意自由度大一些的工作环境，在姚锡棠的坚持下，1980年，他调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
        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原材料缺口是汪市长最头疼的事。姚锡棠记得自己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关于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
        强手聚集，姚锡棠是负责冶金工业的成员之一。炎炎夏日，他一圈一圈骑着自行车到宝山调查需要大约2个小时。最终，由他主笔的调查报告，被市委大加赞赏。
        如果说40岁是意气奋发，那50岁就是一个学术研究人员的“黄金时代”——经验丰富，身体条件也足够好。这段时光，姚锡棠完成了事业上的两件大事。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能源经济专家，姚锡棠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结构性节能”的政策思路，受到国家高层领导重视。19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实施上海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重塑上海城市功能的发展政策思路，对当时形成的上海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课题，引起了一次不小的震动。姚锡棠提出，为了与国际接轨，沿用的“工农业总产值”建议用“国民生产总值”（即GDP）替代。他还提出上海要从解放后“工业老大”的现状，向金融、航运等多功能方向调整。
        新的观念被传统理论和政策束缚，在当时，受到了猛烈冲击。有人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价值，有人质疑借用资产阶级西方经济学是错误的。争论、反对意见诸多，有些批评非常尖锐。姚锡棠只能在不同会议场合把自己的意见与人反复阐释。
        1985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转《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纲要》，肯定了上海发展的两个方向：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多元化。
        上海第一次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份《纲要》描绘了上海发展的蓝图，确定了今后基本的发展方向、路径和战略，影响深远。
        “这是上海、北京、长三角学者与政府实际管理部门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经过深入调研、广泛讨论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姚锡棠强调。        

亲力亲为的“老姚” 
       集众人之所长，是姚锡棠的工作风格。每逢重大项目，他总是邀请精兵强将组成课题组，仔细调研之后，迅速形成提纲进行报告写作。
        上世纪90年代初，姚锡棠发起浦东开发研究。
        建立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时，除了社科院，他还从上海财经大学、外贸学院、华东理工等高校请来十多位正值壮年的学术界精英，深入一线，在浦东产业发展、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和浦东同周边地区联动发展等多个领域做了大量研究。
        在社科院工作的陈家海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都干劲十足，能够迅速接触高层次的研究工作，同时与各个领域人才交流，是很好的锻炼和培养机会。”
        早期，浦东只是被规划作工业、疏散和居住的功能，但姚锡棠带领的团队却想要把浦东设计做成一个金融、贸易、航运为主的功能区。“只是把人搬到浦东去的话，整个城市就没办法提升功能。”陈家海说。
        姚锡棠习惯把工作高度浓缩在短时间内完成。尤其是开会，确定主题后，不多客套，单刀直入，效率惊人。“我参加过那么多会，没有超过2个小时的，有时候就半小时。”陈家海打趣姚锡棠“弹钢琴”的水平高，“主旋律在哪，和弦怎么配，他了然于心。”
        浦东开发研究刚起步时，姚锡棠还要主持上海社科院的日常工作。两头兼顾，每天被各种重大项目的思路讨论排得满满。这正是64岁的姚锡棠最辛苦的时候。超负荷转也直接导致了日积月累的疲劳。最惊险的一次，几近命丧浦东。
        1997年的最后一天，社科院开完会，姚锡棠又赶到浦东，不巧听闻院里一个所长突然有情绪，他连忙赶回单位，后又再到浦东。“饭菜已经冷了，加上可能心里还是比较紧张，我就突然心梗了。”所幸送医及时，救回性命。
        回忆起18年参加浦东研究，尤其是浦东开发的头十年，姚锡棠感慨良多。他曾写道：可以说，我院为浦东开发开放是尽了一点力的。虽然艰辛，虽然几乎命丧浦东，但我们对研究的爱，对浦东的爱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退休之后，姚锡棠陆续为长三角一些城市，比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波等做了大量的规划研究工作，还为天津、福建、内蒙古、云南、吉林、海南等省市做了许多专题研究。从课题思路讨论到整个分工的协调合作，到最后统稿，姚锡棠都亲力亲为。
        包容各方，比坚持己见更重要。这个想法贯穿于姚锡棠一生的工作。“做课题的时候，不是一个院长、所长、校长说了就算的。只有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权威，那就好了。”
        长会短开，长话短说。“跟他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听过一句严厉的话。但有了错误，虽说讲话很客气，但你能感觉到他的要求。”从浦东开发研究开始，陈家海与姚锡棠相识将近30年了。他说，姚锡棠对课题的完成节点把控得较为严格。然而，课题完成以后，他会自己掏钱摆一桌，请忙了几个月的骨干好好吃一顿，聊聊天。“我们与他交往放松而自由，常喊他作老姚。”
        最让陈家海深受感触的是，姚锡棠会主动关心一线青年骨干遇到的实际问题，例如评职称或是住房困难。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有志的年轻人克服困难，安心投入工作。曾经全家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方米，深夜在缝纫机上写报告的陈家海，就因两倍于别人的工作量，破格福利分房。
        此外，责任感是一名参与城市重大应用政策研究员的必备素质。“上海的未来是与我们有关的。”这也是陈家海从姚锡棠身上学到的。
        姚锡棠是常州人，在无锡念高中。至今，乡音难改。可是，对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上海，他心中的感情更为深沉。
        位于淮海路的社科院门口种着两棵玉兰树。每每经过，姚锡棠总是要去看一看，在边上的小花园坐上一会。
        
对话姚锡棠
        澎湃新闻：当初，您为何会提出上海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如果把上海做一个比喻，您会比做什么？
        姚锡棠：上海有三个核心的优势资源。首先，上世纪30年代繁荣时期，是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我有时候开玩笑，真的一点也不比纽约差：外滩是金融街；四川路、河南路、江苏路是洋行，也就是贸易公司；南京路是商业街；福州路是文化街。外滩到西藏路之间有40多家剧场，就跟百老汇一样。其次，解放后，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生产了第一片阿司匹林，第一辆汽车，全国闻名。第三，就是容易和国际接轨。我当时想，改革之后，要把这三个优势发挥出来。浦东其实是最早的一个上海，这三点规划的时候都考虑进去了。
        澎湃新闻：您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年轻人有何寄望？
        姚锡棠：社会科学的工作，一般来说是集体的智慧。我总强调，要互相尊重。发挥自己的长处，也要融入集体。最终目的是做出一个扎根于实际又有理论高度的报告，而不是强调哪个人是权威。我们这行需要各方面丰富的知识，希望年轻人善于向周边人学习，设身处地，为各方考虑，才会和别人合作得好。
        澎湃新闻：社会科学领域的评奖，通常以单项奖为主。这次的学术贡献奖类似于终身成就，您获奖有什么感想？
        姚锡棠：（摆摆手）都是大家的功劳。我做的就是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的话，就是善于倾听，善于向大家学习，让大家发挥长处，把大家的意见合起来，做出一个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