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代，马克斯·韦伯就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而为广大中国学人所熟知，该书在当时为中国能否进行市场经济、诸如东亚等非西方文化国家能否发展资本主义等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语境，其背后展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民族精神文化之间的内在勾连恰好为改革之初的中国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然而，随着中国实践市场经济的深入，许多新问题慢慢浮出水面，该书观点似乎越来越不足以解释复杂、多面的社会现实。借韦伯诞辰150周年的契机，昨天（8月19日）下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瞿铁鹏三位学者相聚书展子单元、“望道讲读会”第七场，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多元解读马克斯·韦伯这位后繁荣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阐释这位德国思想家的思想及其时代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思想博大渊深，尚有待全面、深入地理解
    作为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被后人冠以诸多头衔：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这也说明了他研究领域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硕。除广为人知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的《经济与社会》、《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涉及社会学、政治科学、现代组织理论等，且均有不凡创见，对迄今为止各学科的研究产生持久影响，学界对于他的推崇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洪涛指出，学界对韦伯的兴趣，固然主要源于韦伯思想本身的巨大魅力，但部分也可能和对韦伯的一些误解有关。如对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大部分推崇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学者，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他方法论底下的根据”。韦伯主张，学术、科学没有能力解决价值和信仰的问题。他的这种方法论主张，与他所处时代流行的哲学相关。
    这位出生于1864年的德国学者与早于他140年出生的康德相反，后者希望通过理性解决价值和信念之争，韦伯则主张把价值冲突问题逐出大学校园，这种看似强调学术纯粹性、中立性、工具性的立场，洪涛问道，是否可能在实际上加剧了生活世界尤其是政治领域中的暴力冲突和斗争——因为既然价值冲突在根本上无法通过理性方式得到解决？他的这种方法论立场，与他所深恶痛绝的泛滥于20世纪2-30年代德国街头的群体暴力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关联？
    洪涛还指出，韦伯思想有待于更加全面地把握，他后期的某些重要作品（如《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等长篇论文）似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它们比今天甚为流行的晚年韦伯两篇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入地反映了韦伯的思想。
    洪涛认为，要全面、准确把握韦伯，了解他的真正意义，需要理解什么才是在韦伯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基调。为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韦伯最为人所熟知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入手。
    缅怀资本主义英雄时代的“清教徒”，要义在于关注人的素质
    人们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发表恰好110周年的名作的理解，可谓言人人殊。洪涛指出，这部著作试图探讨资本主义何以在西方文明且仅在西方文明中产生的问题，其答案在今天不少西方韦伯研究者看来，已不具有充分说服力，但这并不足以否定这部书的价值。
    韦伯一方面以主要篇幅指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与诸如官僚、权力、政治、掠夺等前现代资本主义的区别，另一方面却并不那么显著地指出了在资本主义英雄时期、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开创者的清教徒们的虔敬、勤勉、节制、理性和充满理想主义的牺牲精神，与在资本主义完成时期的依赖于机器、放弃了天职观、只为牟利而生活的无灵魂、无心肝的工作者的区别。一旦资本主义踏上了进一步发展的轨道，作为其“第一推动”的宗教动机涣然消散，理性则继续前行，最终形成了著名的“铁笼”。在韦伯看来，恰恰是这种工具合理性让资本主义变得不可抗拒。
    洪涛认为，看起来韦伯留恋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怀着宗教激情的清教徒，实际上，他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唤起或复兴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及其宗教信仰，更不是如马克思所曾批评过的李斯特那样证明“发财是有道理的”，而是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反批评”中所说，他的核心兴趣不在于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而毋宁在于关心“人性特质”的发展。而这也正是韦伯早期著作的主题。
    1895年，他在就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中指出，一切以“人”为对象的科学说到底关切的是“人的素质”。他说：“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构成了我们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
    洪涛认为，与此相同，韦伯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不是为了宣扬一种新教信仰，也不是关心资本主义精神事实上的起源，而是关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和组织的理性控制之下——对这种技术和组织的理性控制，韦伯用了一个词，“农奴制的外壳”——真正自由的人，即伟大和高贵的人，如何可能。这一关怀也同样贯穿于韦伯后期的政治思考中。
    韦伯的“德国时代”关照今日中国
    那么，韦伯给今天的中国怎样的启示呢？
    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中国思想界的西方思想家不少，但受持续关注的不多，而马克斯·韦伯乃是其中之一。洪涛指出，继1980年代第一波韦伯热之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第二波仍在持续，这里反映出韦伯及其所处的时代，对当今中国的发展是有镜鉴意义的。
    作为现代德国的同时代人，韦伯一生贯穿了它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的过程。德国1870年完成统一之后，以30年时间就赶超英、法，却在短短3、40年后遭遇覆灭，究其原因，由韦伯或许可得若干启示。
    韦伯身前曾指出，带领德国民族走入统一的俾斯麦，却没能够留下任何遗产，或者说，他所留下的遗产，是“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习惯于逆来顺受、忍受凡是愿意谁都可君临其上的民族。在韦伯看来，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从未来几代人的角度来考虑统治问题，而不应仅仅致力于当下的物质和权力利益，更不应该靠牺牲“民族的未来”来谋取眼前利益。
    韦伯所说的“民族的未来”，指的是人民的素质。在1895年演说的最后，韦伯呼吁政治科学的教育刻不容缓。在韦伯看来，当时德国技术-工业高度发展、经济繁荣、科学文化昌盛，唯独缺乏政治教养和政治成熟，就像一个四肢发达而大脑萎缩的巨人。这样的民族没有未来。
    瞿铁鹏沿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进行拓展，认为韦伯在研究社会行动时，的确看到了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物质利益驱使而从事金融活动。瞿铁鹏认为，韦伯当时面临的处境跟中国现在的情况一样，心态也和当下中国社会许多资深学者类似，他们共同看到人们低头忙于赚钱发财，却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
    “韦伯的目的是为创业的人重新找回精神支撑，而你去看当今中国那些成功的老板在讲创业时，也往往离不开精神层面的东西。”因此，他们成功后，往往会通过修桥修路、捐助学校等善事来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瞿铁鹏认为，这就是韦伯提出的培养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光辉素质在当今中国的现实呼应。
    刘建军则主要从社会阶层的分化出发，用中国现实回应了韦伯的相关论述。他认为，韦伯将社会看作各种力量之间复杂的不断变动的相互作用。不同于马克思将阶级作为社会分级的基本单位，韦伯以阶层和群体作为基础，把整个社会分成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类阶层，并且这三个等级之间互相融合、互相斗争。“有钱的人希望有权有教养，有权利的人利用他们的影响获得财富且尽力使自己变得高雅，而文化精英则试图利用他们的声望获取财富和权力。”
    这个观点，无疑和孙立平针对中国社会阶层现状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可以相互转换是同构的。而阶层的流动就在刘建军所说的“三种等级一次一次强化、崩溃、重组”的过程中得以实现，这不仅造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也形成了历史的发展。
    昨天是书展最后一天，首次推出的“望道讲读会”也以对韦伯这位德国伟大思想家的深读划上圆满的句号。如同三位学者的共识，尽管由于对德意志民族利益过于关切，且这种关切还是其思想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因此韦伯被视为“民族主义者”颇受诟病；但这位文化民族主义者贯穿研究核心的思想——关注“好的生存”而不仅仅是“生存”，关注如何培养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素质——对于正在经历物质大繁荣的中国而言，如何在政治科学教育、经济发展、科学研究中寻求逃脱“合理性”牢笼的“好生存”，有着丰富的精神资源。而这正是上海市社联这个学术共同体策划举办向社会开放的“望道讲读会”的宗旨所在：让批判的思维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逐步走向更大范围的社会和民众。而深读，深读经典，共同深读经典，如主持人市社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桑玉成所言，这样的“含英咀华”方式是树立批判思维的一种有效途径。这个书展新十年上的首次七场实践，由冒雨而来的民众和普遍的优质提问，给出了生动肯定的答卷。（文：文汇讲堂 郭彩虹  文汇报记者 李念  摄影：文汇报实习生 蓝慧）

主持人市社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桑玉成

主讲人洪涛

对话嘉宾瞿铁鹏

对话嘉宾刘建军

现场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