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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哲学界“真理标准讨论与思想解放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布日期:2008-06-16

        4月27日,市哲学学会举行“真理标准讨论与思想解放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是哲学学会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活动的第三次。本市高校、社科院、市委党校、军队院校的专家学者邓伟志、赵修义、陈锡喜等近50人与会,会长陈章亮主持。
        (一)解放思想无止境
        与会学者对思想解放的涵义和意义进行了研讨,对解放思想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关系进行了热烈讨论。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就蕴涵着解放思想,舍此就谈不上精神振奋,就不可能有效发挥主观能动性。邓小平进一步完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置于实事求是之前,强调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他告诫全党,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党亡国。江泽民在阐述理论创新时指出,必须实现三个“解放”,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主义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胡锦涛在2007年“6?25”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充分反映了解放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关于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本质要求的思想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与丰富。
        有学者认为,当下的情形是批判有余,建设不足,解放思想既要敢于破旧,还要善于立新。它应该成为一种文化和价值理念,而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思想武器。
        (二)关注民主与民生
        与会学者围绕当前解放思想的现实意义和主要任务进行了探讨。不少学者谈到,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第一次解放思想,即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其指向非常明确,反对个人迷信,纠正“两个凡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实现观念变革,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展开奠定思想基础。第二次解放思想,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创新理论的确立,其指向仍然十分清晰,冲破姓“社”姓“资”的僵化观念的束缚,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扫除思想障碍。当前的解放思想,除了延续和巩固第一次与第二次解放思想的成果,还有新的拓展,就是更加关注与聚焦民主和民生。思想解放的任务是多层次多侧面的。有学者指出,当前的解放思想,已不再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申,而是直面正视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后出现的新情况,以及近三十年来所积累的新问题;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在全面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攻坚克难,化解矛盾,从而进一步创新理论,推动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以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
        有学者谈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而不断深入。当前强调解放思想,主要就是要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问题。有学者认为,近三十年来,人们从“政治人”转向了“经济人”,要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还必须由“经济人”向“文明人”提升。也有学者提出应实现从“经济人”向“政治人”的回归。民生问题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尤其是领导干部和政府机关公务员,要有政治哲学意识。苏格拉底认为人活着不等于生活,只有经过反思才是生活,政治哲学就是探讨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人人都争当只要效率的“经济人”,那么谁来讲公平呢?思想解放必须诉诸自由的表达,民主权利既是通向幸福人生的路径之一,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三)利益博弈需整合
        与会者谈到,当前强调思想解放的背景已经不同于三十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文革”末期与改革开放之初,正是这次思想解放为社会转型提供了思想动因,从脱贫做起,从解决温饱做起,从平反冤假错案做起,人们比较容易取得最大的社会共识,改革的思想阻力甚小。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发展市场经济之后,利益格局的变化,利益群体的分化,分配方式的变化交叉渗透,某些国有企业的垄断,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腐败现象一定程度的蔓延,造成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增大了形成思想共识的难度,提升了社会整合的成本。改革就意味着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变动,要进一步冲破和改变阻碍改革的旧观念和旧体制,其阻力已非往日可比。有学者认为,改革者也是探索者,允许有失误和曲折,但必须出于公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其职业道德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