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上海社联、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上海市建委党校和解放日报理论部携手举办“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念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理论讨论会”。７月９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郝铁川，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潘世伟，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夏军，解放日报副总编辑陈大维，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吴解生，上海市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其康以及来自上海市科社系统的５０多位领导和专家在闵行区委党校汇聚一堂，共同研讨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深切缅怀伟大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会议由夏军主持。与会者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取向、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的经济腾飞、邓小平理论与全球的人权建设以及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邓小平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交流。

        一、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取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每一个伟大的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在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它必须先武装实践者----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郝铁川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天生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是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之后才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批追随者之所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与邓小平的引领是分不开的。

        首先，邓小平将中国人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路线中引领出来。“文革”十年浩劫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左倾错误观念的鼓动下，人们误将阶级斗争尊为法宝，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继续造反、不断革命。正是邓小平高屋建瓴、拨乱反正，将中华民族从左倾的错误路线中引领出来。

        其次，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使无数中国人避免了右倾的危险。“文革”结束后，左倾的价值体系在中国人心目中轰然倒塌，而新的价值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在信仰危机中，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迅速占据了许多中国人的思想空间，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从欣赏到崇拜甚至走向了全盘西化。正是因为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才使他们避免了右倾的危险。

        邓小平及时“纠左防右”，使无数中国人在“左和右”的碰撞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找到了价值支点，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的经济腾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飞速发展，这一切都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发生的。邓小平的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观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认为：在近现代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关于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观将作为主体的公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打破了西方学界和政界至今仍占主流的近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陈腐教条，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新颖性。

        程教授指出，邓小平的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观可以表述为“公有制主体＋按劳分配主体＋调控型市场经济”。具体而言，就是在所有制结构层面，实行市场化的多种公有制并占主体，同时发展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并作为所有制结构中的辅体；在分配结构层面，实行市场型的多种按劳分配并占主体，同时发展各类按资分配并作为分配结构中的辅体；在资源配置或调节机制层面，实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同时保持较强的国家调节。它的独创性在于：打破了那种认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可能结合的观点，主张若操作得法，社会主义或公有制可以比资本主义或私有制更适合市场经济制度，产生更高的整体绩效。同时，由于邓小平的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观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因而与当代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有本质上的区别，它更适合建设社会主义类型和性质的市场经济。程教授强调：这一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观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主张急于消灭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而是有效地利用它们去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具有独创性的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观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改革开放２５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真知灼见，见证了邓小平理论的深邃和伟大。

        三、邓小平理论与全球的人权建设

        人的解放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注点，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就在于人的解放。然而曾几何时，人权成了某些西方国家抨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器，在他们的视野中人权与社会主义似乎成了两个相悖的概念。上海科社学会副会长孙力教授认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邓小平对人权问题的开拓性阐释，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大手笔，它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思想的新篇章。

        孙教授指出，首先邓小平承接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命题下革命与人权的辩证统一，开始了社会主义时代建设与人权的和谐交融。马恩始终紧扣人的解放这一主体来阐释社会改造、阐释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看来，革命和人权是有机融合、辩证统一的。孙教授指出：从革命到建设使社会主义人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折，正是邓小平完成了从“人权与革命”的关联到“人权与建设”的关联这一伟大的转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左”的思潮曾经泛滥中华大地，人权遭到了严重的践踏。邓小平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权作了开拓性的阐释。邓小平理论的人民性就是这种阐释的集中体现。人民性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是邓小平理论最为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这一标准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对人权理论的重大突破。

        其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人权先进本质的彰显以及对西方大国“人权—霸权”悖论的揭示，既高扬了现代人权精华，又捍卫了世界和平与发展。邓小平一方面抓住人权最先进的本质——平等性来阐明社会主义人权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抓住资本主义人权最根本的悖论——国内的特权和国际的霸权来剖析资本主义人权的虚伪性。在深入阐述西方人权虚伪性的时候，邓小平将人权和霸权相联系，粉碎了某些西方国家所谓的“人权外交”。因此，邓小平人权理论不仅在人权领域作出了贡献，它对于我们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孙教授指出：邓小平对生存权、发展权优位的抉择以及“人权—国权”的交融模式，既是对第三代人权观的精辟阐释，又引领了社会发展观的新变革，是马克思主义人权和人的解放学说在当代的升华。在人权建设的宏观决策上，邓小平成就的第一个巨大擢升在于对生存权、发展权优位的抉择、对人民富裕和幸福的极度关注。舍弃邓小平的人权建设思想而孤立地去解读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就难免产生误读。邓小平的发展观归根结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富裕和幸福为主旨的发展观。邓小平人权建设宏观决策上的第二个巨大擢升，就在于将以个体为基础的人权提升到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的人权，提出了“国权”的概念。邓小平通过“人权—国权”的分析，将人权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昭示了霸权主义对人权的威胁。这是当代反对霸权主义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推进人权建设的宝贵指南，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新发展。

        四、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邓小平理论

        中共闵行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吴解生指出：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和新策略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手段”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形成了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出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邓小平理论的内涵。

        与会者从和平发展道路、执政能力建设、明确思想路线、吸收他人经验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就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邓小平理论献言献策。

上海科社学会副会长袁秉达教授论述了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科学性。袁教授认为，首先，和平发展道路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次，和平发展道路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和本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平的社会主义，它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世界潮流，在“坚持发展”和“维护和平”方面有其显著的特色。最后，和平发展道路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内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融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为中国和世界的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和平发展的道路符合文明发展这一要求，它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内涵。

        上海社联党组书记潘世伟教授论述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把握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切实增强执政能力建设。潘教授指出：用邓小平的思想来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丰富邓小平理论，其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加快发展、实现小康的需要。其次，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主动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需要。我们党必须及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使一元化的党成功地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最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党自身建设的需要。我们必须摆脱革命党惯性的约束，将党建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执政能力建设的层面上来，认真总结执政的经验、成就、理论和实践，明确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针，梳理党政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锡喜就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展开了论述。党的三代领导人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表述分别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他们的表述不同，实则一致，其核心都是“实事求是”，只是时代不同，实事求是的具体要求也就不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丰富邓小平理论就必须响应时代的具体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上海科社学会副会长周尚文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社会主义正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出路、丰富社会主义的内涵。我们既要坚持自己的路线、方针不动摇，又不能全盘否定他者，而应当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潜心研究、积极借鉴。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立足本国、放眼世界，这也是解放思想的具体要求所在。（吴解生  彭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