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这一期的关键词是：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品是一种原则上能使不同地区的许多国家的人口乃至世界所有人口受益的公共品，它是公共产品概念在国际范围内的引申和拓展，因此也必然具有公共品的基本特性，即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所有那些跨国外部性的物品、资源、服务、规则或政策体制等都可以被视为国际公共产品，甚至还包括那些跨国基础设施等有形的物质性产品。

        在全球治理难题复杂交织、全球公共危机频出的背景下，国际公共产品即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核心方式与现实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深刻表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底层逻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近十年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的标志性品牌。实际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时期，以大国担当向国际社会供给多元类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列国际公共产品，其中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典型代表有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典型代表有“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制度平台。中国供给的系列国际公共产品弥补了传统大国因周期性衰落导致的供给空白，也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拓展国内发展空间、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化了实践方向。

        一、发达国家难以维系国际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

        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特色公共产品是要在推动全球发展进步的同时谋求本国的合理利益，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国供给特色国际公共产品的直接原因则是发达国家难以维系国际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

        一方面，传统与非传统的治理难题复杂交织，霸权国家无法单独承担针对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不得不承认，霸权国家在应对传统、单一治理难题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运作体系，虽带有霸权属性，却取得了一定的国际公信力。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治理难题的层次性与复杂性亦不断升级，即使具备超级实力的单一国家也难以单独完成系统治理。霸权国家沿用的治理模式无法供给针对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必然会因为“水土不服”导致自身陷入治理无措的窘境。面对治理失灵，霸权国家的协调号召力与集体行动的引导力走向式微，霸权稳定论维系的国际公共产品生产链发生强烈顿挫，甚至断裂。

        另一方面，霸权属性持续加码，导致霸权国家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性质产生了根本性转变，霸权性与排他性取代了公平性与公共性，呈现出鲜明的“私物化”。在旧世界格局中，霸权国家通过强制性赋予、隐匿性嵌入、虚假性协商、进攻性推行等方式，将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理念、游戏规则等要素深植于国际组织、合作平台、双多边协定、国际条例等公共产品中，无限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时的公共产品丧失了国际性与公共性，谋求发展与合理利益的共同体，必然向霸权体系外的国际公共产品瞭望，或者走上创新国际公共产品的道路。

        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新特征

        冷战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但其自身的实力也遭受重创，突出表现在欧盟的离心与亚太战略的破产这两方面。与此同时，“美国衰败论”的支持者亦逐渐增多，阿查亚甚至在《美国世界秩序的衰落》中认为：“美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相对实力的衰落，而且包括绝对实力的衰落。”但必须澄明两个问题：即使“衰落论”成立，美国的整体实力也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美国衰落”的突出表现并不是实力，而是能力，尤其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当然，美国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衰落存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是无力全面维系、升级旧有产品，外是新兴国家或共同体的多中心崛起。在此背景下，权力转移加速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体系的演变，并呈现出三个特征：

        一是从国际公共产品的适应范围来看，层次分布鲜明。当美国无力全面供给公共产品或适应对象产生错位时，崛起国家和新兴共同体便会依据自身的现实需要，寻求或自主生产国际公共产品。消费（生产）主体的多元性和现实需求的迥异性必然造就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如疆域划分的全球型、区域型、多边型、双边型，议题划分的安全型、气候型、资源型等。

        二是从供给主体的参与度来看，身份划分呈现模糊性。一种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者也可以是另一种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一种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也可以变成此种公共产品的共同生产者、全员生产与全员消费可以并存、部分生产与全员消费亦可并行。在此，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稳定性应当重点关注，明确的“准入—退出”机制和必要的奖惩措施需要不断完善。

        三是从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来看，霸权性减弱或消失，开放性与公平性得到增强或固化。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不会放弃“美国优先”的权力，尤其是在美国并未参与的公共产品领域，“崛起论”、“挑战论”、“担忧论”的意识形态武器必然火力全开，渴求参与的虚假笑容亦善恶难辨。

        三、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供给的、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底层逻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远景目标的系列国际公共产品，在面对全球治理难题层出、治理体系失灵的境况下，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打造出原创意义上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那么，当今中国在创新国际公共产品中，究竟做出了何种意义上的原创性贡献呢？

        其一，提出符合全球发展愿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性公共产品的标志性闪光点在于它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底层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主体可以通过努力合作实现的可视目标，更不会将人类拖入弱肉强食的“丛林体系”。2022年10月23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再度提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再次阐明了中国投身全球治理的价值主张。

        其二，倡导“公平、正义”的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供给主体在创设物质性公共产品时都有明确的“义利观”，对物质投入的收益是创新公共产品必然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霸权国家）之所以难以维系公共产品持续供给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划分－公平”的漠视和对“共享－正义”的践踏，这也是其霸权属性的显著表现。中国创新物质性公共产品时，“共建共享”的“义利观”始终贯彻在投入与回报的各环节，彰显出对各方“合理利益”的深刻关切，摆脱了霸权稳定论“投入一定要大于回报或索取全部收益”的不合理诉求。

        其三，创设民主、自由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中国始终围绕“合作共赢”打造新型国际关系，与此对应所创设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上合组织”等制度性公共产品，在创立伊始就明确了民主的合作方式与自由的“准入—退出”机制，欢迎寻求发展的主体构建合作关系，实现共赢的目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开放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可能遭遇的潜在风险，如主体异质性带来的利益调和问题，权力转移带来的权利结构问题等，需通过配套的制度性建设，保障制度性公共产品的稳定性，不断助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作者：张宜强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联合培养师资博士后）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2023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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