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这一期的关键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论断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在人类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在前工业社会，人类信奉“自然中心主义”；在工业社会，盛行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进到新境界。

        前工业社会的“自然中心主义”

        “前工业社会”，是指18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前工业社会”是一个漫长的时段，从人类起源开始，包括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实际上，“前工业社会”的时长并不确定，因为人类起源的时间不确定：如果说“能直立行走即为人”，那么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距今约700万年；如果说“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才为人”，那么人类历史是二三百万年。

        “前工业社会”的可持续性强，但发展性不够。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在缓慢进步，从石器和火，到青铜器，再到铁器。人类的生产方式，最初是渔猎采集，后来发展出了畜牧业、农业、手工业。

        在“前工业社会”，人类的思维方式是“自然中心主义”。尽管人类逐渐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但人类的力量在自然面前非常渺小，人类依赖自然、敬畏自然、顺天应时，自然是人类的主宰，在全世界诸多文化中自然被赋予“神性”。

        工业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

        18世纪70年代，人类迎来第一次工业革命，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呈现一定的节律，人类相继又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201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提出：蒸汽机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和流水线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计算机、互联网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前，智能化与信息化驱动了一场新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

        工业社会中盛行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自然条件对生产的约束作用降低，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人们的生存状态是征服和扩张，把自然当作对立面，当作“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工业社会的发展性很强，但可持续性很差。实践证明，工业社会到目前为止维持了不到三百年，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工业社会已经难以为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

        面对生态危机，西方有识之士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回归“自然中心主义”。他们对“工业社会”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西方生态运动重提“自然中心主义”，比较有影响的是“深生态学”和“盖亚理论”。

        20世纪70年代，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创立了“深生态学”，他强调：任何生物都有其天然的“内在的价值”，不应该完全以人类的尺度去衡量其他物种的价值，因此，任何生物都应该受到保护——并不是因为它们对人类有用，而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深生态学”的核心的观点是：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站在“自然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尊重和保护自然。

        20世纪80年代，美国地球物理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把“深生态学”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盖亚理论”：用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来代表由整个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构成的“超级生命体”，它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像人一样具有自己的意志。所有的生命按照盖亚的意志进化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将受到盖亚的惩罚。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关照现实生态环境问题，顺应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要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跳出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关照现实生态环境问题，明确了我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指出：“我国人均能源资源禀赋严重不足，加快发展面临更多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针对我国现实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要求，指明了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科学技术支撑。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是以具体的生产工具为标志，而是以知识经济为标志——即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第一驱动力。知识经济的发展将使人类摆脱资源环境约束，从而超越“增长的极限”。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破解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难题。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调“自在自然”，即纯粹的、没有施加任何人类干涉的“自然”，其实质是把“人”与“自然”分割对立。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之下，后世的生态主义者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价值选择，于是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人权至上”与“动物权利至上”等论争。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把人类推向了二难选择的境地，但这种二难选择实际上是伪命题，因为它的理论预设本身是错误的。把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是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是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随着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把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而跳出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思维方式上把人类推进到生态文明新时代。当前，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现实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分析，形成适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维方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把自然看作人“无机的身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把人的角色从自然的征服者转变为“生命共同体”的成员。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自然界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组成的协同进化系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所有的使用价值都是财富，空气和水也是财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进一步发展，它针对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时青昊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2023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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