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这一期的关键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与国家制度的关系看，现代化运动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当然属于后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限定语、也是根本规定性，是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如果脱离这个根本规定性，谈论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失之偏颇，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

        当然，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所当然”的前置性、规定性条件，事实上二者从“两个事物”逐步“合二为一”经过了一个历史过程。

        以社会主义为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方向

        如同近代多数仁人志士，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有着矛盾的心态：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战争侵略、经济剥夺，是反抗对象；但资本主义展示了现代化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又是学习对象。早期共产党人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文明、发达的化身，是弃旧从新的学习对象，他们虽然没使用“现代化”概念，但用了与现代化内涵相通的“工业”与“农业”、“发达”等。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资本主义野蛮面相更充分暴露出来，“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共产党人将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画等号”的认识受到冲击。在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遭遇外交失败和屈辱，主权和利益受损严重，让共产党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实质，认识到它未必能够促进社会文明、世界和平。

        共产党的创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揭开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篇章。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提出通过革命“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标志着党将社会主义写到了自己旗帜上；提出实行“社会革命”等，内含了现代化的目标因素。但实际情形是：国家不独立、被欺凌，人民不自主、被压迫。党唯有通过革命方式，才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使命任务。按照毛泽东的构想，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显然，党通过革命要建设的新社会新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也是现代化的；而现代化主要是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

        以理想社会主义驱动赶超型现代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条件和政治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坚守是一以贯之的。不过，中国是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据现代化发展规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点更应是进行现代化积累、发展生产力；战略目标的逻辑应当是现代化（工业化）—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强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关于过渡时期包括新民主主义与向社会主义转化两个独立时期的设想，就较好体现了这种逻辑。

        后来，这种认识后来发生了变化，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个时期合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表明党笃定坚守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以此为基础，党还提出“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初涵义。

        问题在于，总路线从1953年底起执行到1956年结束只有三年多时间，就宣布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本不可能。这背后是认识的战略性变化：先工业化、后转向社会主义，变成了先转向社会主义、后工业化。也即先确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并由此驱动现代化发展。推动战略变化的，是以理想社会主义驱动赶超型现代化的观念。特别是毛泽东认知中，有着比较深厚的革命理想主义情怀，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实现又激发了他急于求成对理想社会主义的追求。此后，党提出“大跃进”、“赶超英美”、人民公社化等现代化赶超目标也就不足为奇。

        应当承认，赶超型现代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为让中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值得肯定。但以理想社会主义驱动现代化，在理想投射至现实后发生冲突，又不是理想回归现实，而是现实屈从于理想，就比较严重偏离实际，违背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运动规律，非但没有真正形成赶超成果、赶超态势，反而让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困境、现代化陷入空想。如此现代化发展，越是赶超，越是背离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甚至向相反方向行进，教训极为深刻。

        以中国式观念融通社会主义与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适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也是党对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关系认识的转折点。邓小平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清醒认识到，现代化建设要适合国情，从中国特点出发，因此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这里“中国式”是比较而言的，即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也有别于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与中国国情和实际相结合的。

        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推进现代化中遭遇挫折，是因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既然如此，那就“退而求其次”，先搞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于是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样创造性提出了“特色现代化”与“特色社会主义”。与以往理想社会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都主张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是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说中国的实际、国情是多方面的，那么改革开放之初最突出的当数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等的落后。邓小平用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和百姓喜闻乐见的“小康社会”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这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回落”至落后国家的现实，植根于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那么究竟何为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从功能上认识社会主义的。特别是，他提出判断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为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与空间。于是就不难理解，“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等。

        归结而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以中国式观念理解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的现代化实现了耦合；在中国化推进过程中，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实现了融通，二者在观念上和实践中“合二为一”了。借用邓小平概括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态已具雏形，并得到广泛认可。

        以新文明形态观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党在更高起点上认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方位。“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该论断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与邓小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也有区别。邓小平讲“中国式的现代化”是指“适合中国情况”，目标是实现小康社会；习近平讲“中国式现代化”，也强调“适合中国情况”，但更立足新时代、对接新时代，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是对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继承和发展、推进和拓展，是一种新观念的确立。

        在以往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先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形成了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整体形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这些方面。尤其是，制度事关国之根本与长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因此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

        最能体现新时代特点的是，在历史纵深处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同理，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党也越来越认为，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可以发现，新时代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将昨天、今天、明天贯通，并有深厚历史根基、明确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认识、新的观念孕育成型。“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习近平曾明确使用了“现代化观”一词。在比较意义上，这既是针对西式现代化观的，也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观念误区的。在过去，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认为走向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其最终归宿是西方现代化，可谓“同途同归”；也有人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认识到不可能走西式现代化道路，但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归宿和实现目标还是西方现代化展现出来的“图景”，可谓“殊途同归”；新现代化观则强调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式、目标追求等都是中国式的、中国特色，蕴含着“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并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价值底色，是对“现代化=西方化”观念的彻底否定，可谓“殊途殊归”。尤其是，习近平还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新现代化观相比，新文明形态观更为宏大、更富内涵，有别于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形成的文明形态；它是对社会生活、器物、制度、价值等文明诸要素和“五大文明”协同发展的整体反映，是一种对新的现代化模式、类文明形态的全息观照。这两种观念的叠加与整合、深化与升华，形成了新时代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的最新高度，也是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观念。

        （作者：上官酒瑞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2023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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