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这一期的关键词是：统筹发展与安全。

        发展和安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发展与安全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相互支撑、不可偏废。二者统则兴、分则弱，缺乏安全保障的发展，难建长治之业，脱离发展基础的安全，难成久安之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不过，发展与安全应该统筹是一回事，能否统筹是另一回事。多见的情形是，发展未必带来安全，安全也未必助力发展，甚至在左支右绌中顾此失彼，出现安全焦虑、发展瓶颈等。尤其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现代化发展中要形成发展与安全彼此亲和、互动互强关系更为困难。

        这是因为，发展意味着变化、变动、变革，内含竞争性、风险性；安全意味着免于威胁、危险、危害，要求稳定性、确定性。二者有着不同价值偏好，存在内在关系张力，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两难选择。有比较研究发现，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步伴生的是社会不安与政治动荡，正可谓：“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如此现代性风险随着全球化不断转移、传播，让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在享受发展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发展安全风险挑战。特别是，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呈现出更加明显的量子物理特征，即高度互联、充满不确定性、异常错综复杂。这样，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关系更是难上加难，其关键在于“统筹”，这需要策略、方法和智慧。

        共产党历来重视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安全是安邦定国的头等大事，处理发展与安全关系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甚至说，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也就是不断探索处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历史。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寓发展于安全。新中国成立后，党总体上延续了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环境判断，虽然随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也有过微调。尤其是进入1960年代，毛泽东提出“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后来提出战争估计是“不可避免”“迫在眉睫”，多次要求做好早打、大打、打核战的准备。在如此环境下，党聚焦新生政权巩固和国家制度安全这个根本任务，采取的策略只能是以保障安全推进发展，既重视经济建设，但更重视国防建设。这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党将发展与安全的天平向安全一边倾斜，提出“准备打仗”，我国由此长期处于临战备战状态。最有代表性的要数三线建设。中苏交恶后，1970年“四五”计划编制提出以“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和“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以临战的姿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要求集中力量加快三线建设，尽快建成部门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这是以空间置换保安全、促发展的一种策略。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融安全于发展。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敏锐看到世界形势变化，明确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是对时代主题认识的重大飞跃，也是判断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环境的总依据。既然如此，党的任务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说：“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甚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与空间。而适应和平发展环境，聚焦现代化建设，党以推动发展保障安全为行动方略，在强调“发展压到一切”，也非常重视安全稳定，强调“稳定压到一切”。面对发展中各类安全问题的接踵而至，维护稳定和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紧迫，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江泽民就强调：“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领导艺术。”胡锦涛也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事实也说明，正是党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较好实现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协同进步。

        新时代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形势深刻变动，党坚持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更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和环境压力；提出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风险挑战前所未有。2022年3月18日，中美两国领导人视频通话中，习近平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值得关注的是，自1987年十三大以来，二十大首次不再提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对世界形势环境深刻变化的考量。尤其是习近平提出“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谓新时代党对国际形势的标识性判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相同判断并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是根据世界大变局对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形势的新判断新要求。

         “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果实。”高质量发展对应着低风险隐患，可增强抗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和韧性，而低质量发展对应着高风险隐患，往往是各类安全问题的产生和累积。针对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党提出新发展理念。习近平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既要高质量发展，也要高水平安全，这是因应世界大变局和动荡变革，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任务目标。

        要说明的是，党和政府最早使用“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在《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但当时并不是从现代化建设全局提出的，而是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立足新时代，习近平深入思考世界形势和发展任务，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十九大确立为国家治理重大原则，标志着统筹发展与安全创新理论正式形成。这“不是把砝码只放在安全上、把发展摆在次要位置，而是要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了发展而不顾及潜在风险挑战，是不对的；为了安全而在发展上裹足不前；也是不对的”。这意味着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化为“一件事”，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画上了等号，体现了“统筹”的任务。

        特别是，党反复强调发展与安全的深度融合。在新时代新环境下，安全拓展至全方位，风险来自各领域，那么就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要构建新安全格局以保障新发展格局。在统筹发展与安全过程中，习近平创造性提出并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是一种解决我国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总体性安全风险的大安全观，其亮色在“总体”二字；这也是一种运用全面、系统、发展观点，在统筹中思考发展和安全的整体性、贯通性、融合性问题，真正实现安全发展、发展安全任务的方法。同时，党还建立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制度，即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工作原则，以形成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为将安全发展贯穿到各领域全过程提供了体制保证；制定国家安全法等，推进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深化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整合全政府全社会资源力量，构建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格局等。

        新征程上坚持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统筹发展与安全本身就蕴含着风险观念、忧患意识，内在要求“守底”“托底”“保底”，用好底线思维。习近平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这是“木桶效应”的道理，当然并不意味着彻底规避风险，在“温室”中推动发展；即便是在严峻环境压力和安全威胁下，也要以动态开放的视野思考安全问题，不能过度安全化。否则，必然造成发展资源浪费和治理成本高企，无助于经济社会发展。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党统筹发展与安全，经受住了重大风险考验，初步形成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互动格局。要指出的是，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更不是为安全而安全，而是不断提高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统筹韧性，增强安全治理体系的适应力、防御力、恢复力，以及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能力，让“统”得更高明、“筹”得更有效。更不要说，现实中的安全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与发展相比，安全不是现代化的最高目标，“发展就是最大安全”。所以运用底线思维，不是守住底线而无所作为，而是在风险可控范围内下好“先手棋”与打好“主动仗”的统一，是统筹发展安全与安全发展的统一；坚持底线思维是“有守”与“有为”的结合，要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中，以守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价值立场，以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评判统筹治理体系韧性、治理能力高低的标准。

        （作者：上官酒瑞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2023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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