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

　　晚明时期的中国历史，是值得关注的。大明王朝从公元1368年朱元璋洪武建元开始，到1644年崇祯帝于煤山自缢身亡，前后277年，之后又有南明朝廷延续至1662年。晚明时期，通常是指从万历初（1573年）至崇祯末（1644年）的这段时间。
　　从经济层面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国的茶叶、丝棉纺织品及瓷器大量进入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开始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并与世界经济发生密切关系。同时，伴随着“西学东渐”，思想领域也发生巨大的改变。早期全球化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的时代。
　　但是，随着张居正改革的人亡政息，大明朝臣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争斗，最终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夹击下，明王朝不可挽回地走向覆亡，崇祯帝也演出了一幕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而从繁华的顶峰跌至覆亡的低谷，前后只不过数十年。

　　万历新政令人耳目一新

　　官场痼疾终致前功尽弃

　　谈及晚明的官场政治，不能不提万历新政。万历初，辅佐年幼皇帝的张居正，亲眼目睹嘉靖、隆庆时期的混乱政局，指出其时“皇室骄恣，庶官渎职，吏治因循，边备松弛，财用大匮”的五大弊端，提出“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的整治对策。于是，在万历头十年里，他通过整顿吏治、边防和赋役改革，令大明王朝气象一新。
　　吏治方面，针对当时各级官吏“毁誉失实”“名与实爽”及各衙门因循敷衍的官场之风，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实施“考成法”，提出“综核名实”“精核吏治”考核政策。他裁撤冗员，奖励勤政，强调“用人唯才”，并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推行，令官场此前姑息委徇的行事风格大为改变，大小臣工“莫敢有偷心”。
　　经济上，面对“国用不足”“府藏空虚”等严峻的财政形势，张居正提出“量入为出”“痛加节省”的理财原则，严加控制宫廷财政支出，压缩政府行政开支。同时，针对当时存在的小民田产已失而赋税照纳、大户田产增多却无税粮的局面，提出清丈土地和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简化征税手续。此次改革，全国共查出700多万顷隐瞒土地，超过了明朝前期全国的税田总数，使政府控制的纳税田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
　　十年新政，卓有成效。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万历五年太仓银库岁入数已达隆庆元年的2.17倍；　吏治腐败现象有所遏制，边疆防御也大有改观。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几十年，不是偶然的。
　　但是，由于新政触犯了执政的官僚集团、皇室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消极抵制。万历十年，张居正因病溘然长逝，反对者群起攻之，十年新政一朝付诸东流水，张居正本人也落得身后被清算的悲惨命运。
　　新政的失败，原因复杂。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言之，万历新政是当时传统政治体制内的一种调整行为，而这种体制内的调整终究是有限度的，首先要保证支撑现有体制的利益集团不能利益受损。这是传统政治体制下的制度缺陷，也是张居正改革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中国古代特别强调以德治国，总是寄希望于圣人的教化、明君的自觉、清官的表率和能吏的勤政，往往缺少制度规范。但历史事实表明，仅靠官员道德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因为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逐利的本性。张居正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设计，使体制产生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而只能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进行改革，难免走向失败。
　　张居正身后的个人悲剧，进一步恶化了晚明的官场生态。他生前荣蒙隆恩圣眷、死后遭遇皇帝翻脸无情的下场，令继任者深以为戒，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紧随而来的“倒张运动”，更是暴露了古代官场得意时门庭若市、蒙难时落井下石的痼疾。“当其秉政之时，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至于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举其功。”同时，由于张居正离去，朝内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制衡人物，朝臣之间原有的矛盾不断激化，开启了晚明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
　　随着天启初为张居正平反翻案，官员们又开始忙于洗白保身，“党同伐异”之风随后愈演愈烈，致使晚明朝政在朋党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天启后期，阉党乱政，残害忠良，“朝中善类为之一空”，将万历新政带来的社会新气象折腾得荡然无存。加之此前“万历三大征”已将新政的经济红利基本耗尽，特别是朝鲜之役使明朝国力大伤。战争中诸多外交事件的处理上，明朝政治机制的低能和政治腐败均暴露无遗，故而朝鲜战争被视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
　　新政的失败、党争的兴起、辽东的危局，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中兴机会，预示着开始走下坡，故后人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叹。

　　内外交困时党争从未间断
　　旦夕责效间君臣离心离德

　　崇祯帝即位时，所接手的已是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他不仅要面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更要面对前朝留下的颓靡政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是其处境最生动的写照。而“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之感叹，又透露了其内心的焦虑与期冀拨乱反正、中兴王朝的强烈愿望。为此，崇祯帝几乎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举措。
　　然而，长年累月形成的官场积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不再是明察苛求就能纠正的。在强大的惯性带动下，朝内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党争从未间断。崇祯帝不得不长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作为年仅17岁的年轻皇帝，崇祯帝求治心切，却又自视甚高，猜疑多心。对臣下旦夕责效，趋于繁苛，最终造成属下畏首畏尾、莫敢尽言。崇祯一朝17年，兵部尚书换了14人，刑部尚书换了17人，内阁大学士前后任用50人，还有7名总督被杀。这一局面的后果便是，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削弱了王朝统治能力，加剧了边防与内政危机。
　　以边防为例，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任有为的辽东边将，莫不因朝内党争而受牵连。熊廷弼遭“阉党”诬陷，落个被杀后又传首九边的下场；孙承宗因受“阉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有皇太极反间计的影响，但也是明末党争的直接恶果。崇祯帝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把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可朝廷中有人硬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终于使其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导致悲剧发生。对崇祯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明亡征决矣”。
　　内政方面，即便到李自成农民军火烧凤阳明祖陵的地步，朝臣们仍然醉心于党派斗争。为了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往往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更把国家社会利益丢诸脑后。党争的结果，使明王朝彻底丧失了全面掌控内外局面的能力。面对日益严重的民变危机，在抚与剿之间举棋不定；面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局势，在对清兵和与战中优柔寡断，丧失了一次又一次机会。因此，说明末党争导致明朝灭亡，是毫不为过的。

　　气候异常催生蝗灾和瘟疫
　　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稻草

　　从“吏治、民生、边备、夷情”等层面分析，明朝的倾覆已不可避免。但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再说，无论哪个王朝，真正能撼动根本、置王朝于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两三百年才有一次（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明亡，为什么偏偏是在崇祯朝？
　　全球史的研究视野，或许可以给我们新的启示。从全球史角度观之，这一时期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危机，这一现象被称为“17世纪危机”。有学者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17世纪世界普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北半球气候自14世纪开始转寒，17世纪达到极点。15世纪初以后，出现过两个温暖时期和3个寒冷时期。大体而言，16世纪和18世纪可算温暖时期；17世纪和19世纪则为寒冷时期，其中又以17世纪为最冷。
　　明朝后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这一轮小冰河期，使得全国进入一个异常干旱的阶段。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达到灾变的高峰。
　　崇祯九年开始，因气候干旱引发的特大蝗灾从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逐渐向东西方向扩展。至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六年山西又爆发瘟疫，至崇祯十四年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错杂”“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一个运转正常、理政能力强劲的政府，面对如此惨烈的灾情，尚需全力以赴，遑论已是腐因毕呈、沉疴难起的晚明政府。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持续灾荒、饥民遍野，是农民揭竿而起的重要诱因。自然灾害往往成为压垮当时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明王朝也不例外。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由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走进历史，读懂中国（第二季）”的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

（2016年11月29日   12 ：文史·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相关链接：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6-11/29/content_2310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