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蔚

　　比了解更重要的是理解。碎片化的所谓知识都是浮于表面的东西，和事实有明显距离，了解多一点少一点，差别不大，不外乎茶余饭后的谈资有多少。历史学的使命则是揭示真相，真正喜欢历史的人须有一颗追求真相的心。
　　不过，有一种历史观认为，真相是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揭示的。这句话有哲理，但对于历史学科甚至所有人文学科来说，只能算是“正确的废话”。真相固然不可能被完全揭示，但可以被无限接近。不然，历史学家的所有努力是不是就可以被无视了？至于有多接近，就是对学者和爱好者的考验了。下面，我们以宋史中的几个案例来细细说明。

　　韩侂胄北伐

　　为的是巩固个人地位？

　　看宋史，先要有一个俯视的观察角度。随着镜头伸缩，大比例尺和小比例尺能够方便地转换，这通常适用于观察对象的空间范围。比如，我们比较习惯于在国家范围内观察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但未必看得清。那就比例尺缩小一点，扩大观察的范围。
　　在评价南宋中期宁宗朝韩侂胄的开禧北伐一事上，由于韩侂胄被道学家定位为奸臣，因此他的所有行为都被引导到个人权谋这条路上。即便他的北伐深合朱熹等道学家历来的呼吁，但其动机仍被指为“固位”——巩固个人地位。可是，视线越出国境的话，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开禧北伐，发生在公元1206年。这一年，草原上发生了一件影响极大的事：蒙古帝国建立，铁木真在斡难河之源被拥戴为成吉思汗。但是，1206年之前一段时间，华北边疆的动向，同样影响深远。从铁木真收拢本部乞颜部的力量，到最后击溃札木合的联盟，统一蒙古，这个过程延续了十几年。在此期间，部落战争把草原各部刺激得极其兴奋，金朝的羁縻政策完全失效。西北边境各部，以塔塔儿部为首，纠合起来频频入境侵掠。局部的摩擦迅速演变为全面的对抗。
　　1195年，金国在西北投入十几万兵力，战争进行到1199年，金军最终取得北境战争的胜利，暂时止住了塔塔儿部的强势发展。然而，蒙古高原的风云变幻，已非金朝所能控制。1202年4月，札木合集团与乃蛮合力，会战铁木真集团，这场战争令金朝胆战心惊。自此，蒙古人在边界内外的活动，成为金朝的严重威胁。这比铁木真称汗要早4年，比蒙古全面入侵金朝要早9年。危机正在迅速积累，金朝身处其中，感到沉重的压力。
　　这些情报辗转传入宋方，令韩侂胄认定“金国多难”，如果趁机北上的话，金国应该无力抵挡。正是这个判断促成了北伐。而在北伐失败之后，金国对宋的惩戒也不算严厉，除了索要韩侂胄的首级，其他条件基本上与战前持平。这样的“克己礼让”，也正是因为金国在北境承受到的压力，使其不敢对宋施加太大压力，以免陷入两线作战。所以，从大的局势来看，开禧北伐的背景里又哪是韩侂胄个人“固位”这样简单呢？他的时机、大势判断也许还不够精准，但绝非空穴来风、无风起浪。
　　可见，若漠视宋朝边界以北的形势变化，就难免一叶障目。而打开了视野，尽量掌握“全景”，看问题就自然会真切得多。当然，取全景并不容易，至少要打破断代史之间的壁垒。对于宋史专家和爱好者来说，如果能掌握辽、金、蒙元史的基本脉络，会增进对宋代很多问题的理解。

　　高宗禅位

　　缘于深深的挫败感？

　　平视，是看宋史的另一个重要角度。历史学本来最应该讲时间观念的，但往往不能免俗，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单独的事件上，忽视连续发展，忽视前后事件联系。以高宗禅位为例，就现有史料而言，看不到阴谋的迹象。但排除了阴谋论，还真不容易说出个所以然来。
　　把观察的时间段拉长可以发现，高宗身上最大的底气，来自和议；同样，最大压力也来自和议。绍兴八年，宋金双方签订第一次和议，金把河南、陕西之地归还给宋，可是转头就撕毁了和议。绍兴十一年，再次签订和议，高宗费尽了力气、降低了底限，连河南陕西也不要了，只求划淮而守。
　　这是一场豪赌。金朝的政局很不稳定，政变频频发生。而每次人事发生重大变动，前面那一套就会被新的当权者推翻，政策缺乏连续性。绍兴八年那次的和议被撕毁，就是因为金方主和派失势被杀，替代者兀术便悍然重新挑起战事。所以，和议的维系主要看金朝政局是否稳定。
　　绍兴十九年，金朝再次发生政变。绍兴十一年和议的主持者金熙宗被谋杀，野心勃勃的完颜亮登上帝位。高宗心中的阴霾，便越来越重。等待完颜亮备战完成，果然百万大军汹汹而来，发誓要“立马吴山第一峰”。金朝第二次撕毁和议，让高宗深受打击。若是和议始终得以维持，那么他还能以“和平安宁”来告慰天下，合法性终归是在的。然则，临到老来，和平却化为泡影，他的基本政策必将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强烈质疑。深深的挫败感使得高宗无力承担，转而逃避到德寿宫自得其乐去了。
　　王船山说高宗做“中兴之主”，实在是勉为其难。他的性格绝非刚毅，权力欲也不是很强，个人能力更是平平，中才之主而已。绍兴十一年之前，或许还有些高昂精神；可20年太平天子做下来，也就基本被磨灭殆尽了。于是我们看到，高宗在金军刚刚退却之后，就马上传位给孝宗。这导致宋军的反击，拖延了一年多，大大影响国事。他退居后台的迫切之心，能撑到完颜亮死后，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这样前后一看，把和议这条主线拉出来，事情的本来面目顿时清晰了许多。

　　岳飞之死

　　还有没有其他真相？

　　最后，谈谈点题的一点，“理解”。这一点包括的面很广，我把它解释为“有代入感的理性”。现代史学强调客观，所以理性自然受到追捧。但在我看来，这种理性绝不是指科学主义的精神，其首要功用不是用来判断正误，而是用来解释动机与发展逻辑、后者与前者的区别，在于书写者是否存有一种先入之见、评判框架。理性，应该支持我们如实记下观察对象的行为，只按史料立论，不妄作推测；只说问题，不擅作价值判断。
　　因此，澶渊之盟所开启的宋辽新关系，在我看来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完全不必与丧权辱国联系起来。神宗朝以后的新法旧党更替期间，政治人物关于强国的思路不同，以及“改新就是进步、守旧必然挨打”的思路，似乎也不必再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高调宣扬。
　　但是，纯粹的理性，并不一定能与真相近距离接触。个人所处的时代，与他所关注的时代有数百上千年的时间差，怎么能理解观察对象所处的人际关系、社会、官场、国际环境？怎么能够与他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又怎么能明白他的性格和心情？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恐怕没有代入感的话，是无法切实把握的。而从“了解”走向“理解”，没有代入感的话，就难以做到。
　　最反映代入感的例子，是高宗处死岳飞的理由。我提到的理由，包括岳飞不慎涉入储嗣问题、接手刘光世的部下未成却弃军而去、部将假传敌情犯了大忌讳，等等。这一解释，涉及宋朝的祖宗之制、绍兴初年的内外环境、高宗的经历和心理，都需要切身地体味。就此而言，没有代入感的话，仅凭爱国主义、卖国主义、兔死狗烹、功高震主等观念来解释的话，说服力是有限的。
　　另一个代入感很强的例子，是对宋理宗的分析。关于理宗的人品和成就，一般的评价都是比较负面的。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他在位时期，宋在蒙古大军的压力下江河日下；他的时代，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政治斗争。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理宗难辞其咎。但比起盖棺定论，理解他和他的时代似乎更应该是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而要理解他，就不得不代入到历史场景中。
　　理宗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宗室家庭，少时托庇于身为保长的外祖父家。出人意料地被选为亲王后嗣后，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准备作一个合格的王爷。可是，作为一场政变的后果，他突然继承了皇位。一个淳朴的少年，由于不断的意外，被抬到了意想不到的位置，让他身上具备了很多独特的品质。
　　理宗26岁亲政之后，作风泼辣，雷厉风行，甚至还主动挑事，发动北伐。可是宰相史弥远当权时，代行天子政令，理宗却垂拱渊默，毫无不满的表示。在史弥远身后，还尽心尽力地保护他的后裔。面对诸多道学家的压力，理宗在这件事上却始终不肯退让。
　　同时，理宗对道学家也表示充分的尊重，在后者无休无止的说教、咄咄逼人的质疑面前，始终保持温和的态度。不过，国事日棘，加之道学家的折磨，毕竟改变了他天性中的某一部分。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活力和斗志，到了中年，逐渐消退了。一边表示服膺于道学，一边却热衷于享乐，甚至在宫中召妓，而后淡然地面对指责。究竟是怎样的内心，才容得下这样的格格不入？
　　总结一下他的特征：感恩，想有所作为，谨小慎微到有点自卑的程度。宁可让自己承受巨大的压力，但始终认同伟大的人格：既要守护正常的人性，又要保持行为的正当性及地位的合法性。处在极其暴烈的国际、国内冲突中，可以想见他的情商是有多么高。而脱离了这一复杂、独特的具体环境，后人对他甚至对晚宋历史，又能有多少真切理解呢？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走进历史，读懂中国（第二季）”速记稿整理）
 

（2016年11月15日   16 ：文史·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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