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在《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清政府官员其实很担心，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担心外国人确定通商口岸的时候，会提出开放苏州府，因为当时在清政府看来，苏州和杭州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上海。结果没料到，外国人忽略了苏州和杭州，点中了上海，要求上海开埠，这说明什么问题？不同的眼光，决定了衡量一个城市重要与否的尺度不一样。
《南京条约》最后商定，中国有五个城市对外通商，是哪五个城市？从南到北，分别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个城市的行政级别是不一样的，广州、福州是省城，厦门、宁波是府城，只有上海是一个县城。
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是眼光内向，着眼于内河航运。但大家知道，外国势力是从海上来的，整个世界从工业革命以后已经进入蒸汽时代、轮船时代、海洋时代，所以转换一下眼光，从海洋时代来看上海，当然上海的地位远比苏州和杭州重要，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上海开埠。
这说明外国人在华经济布局的过程中，上海是他们志在必得的地方。那么，他们知不知道苏州和杭州？他们当然知道。就当时的城市繁华程度来讲，上海确实不如苏州。但从海洋时代的眼光来看，上海的经济潜力远远超过苏州。
外国人之所以看中上海，就是因为它有优良的海港条件。1843年上海港开埠以后，迅速超过广州港，这是很罕见的。因为大家知道，一种经济现象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形成的，很难想象上海1843年开埠以后到1853年，10年后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内外贸易第一大港。原因是什么？因为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强行规定，所有的出口商品都要通过广州，所以叫做广州一口通商。当时的出口产品主要是两项，一个是丝，一个是茶。丝和茶的主要产地都在上海附近，但在当时一口通商制度下，上海地区的丝、茶要千里迢迢、翻山越岭、水路兼程运到广东。五口通商后，这个障碍被打破了，上海的经济潜力得以较为充分地发挥。上海成为第一大港之后，100多年间地位没有动摇，从某种程度上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同时，我还要强调的是，近代上海港成为内外贸易第一大港，跟上海内河航运业的发达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简单来讲，大量的外国货物运到上海之后，如果卖不出去、运不出去，那也是白搭。
上海的重要在于它对外可以通达世界各国，对内可以走向中国的南北各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第一它靠海，第二它有母亲河以及和母亲河相关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的内河水系。从内河运输的角度来讲，小轮船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内河的小轮船载重量少，吃水比较浅，抗御风浪的能力比较低，它们显然不适合黄浦江，但比较适合苏州河等内河。当时上海主要的运输工具是拖轮，一条船装不了多少东西，但是一条船可以拖十几条木船，就像火车一样，这样运输量就上了几个台阶。所以，小轮船通过上海，通过内河水系，通向纵横交错的中国大小城乡。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生动的景象：苏州河沿岸，现在的胶州路以东，胶州路到外白渡桥之间的苏州河两岸都是小轮船的码头，这些码头上的小轮船每天通向周围农村的四面八方。以青浦县为例，1934年，从青浦县出发的轮船，有上海、松江、嘉定、金山、苏州、昆山、吴淞、嘉兴等58条航运路线，而且它们都是定期定时出发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发展对全国各地的辐射、对活跃城乡商品流通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摘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戴鞍钢所做的题为《泽被四乡——母亲河与上海农村》　的讲座，该讲座是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徐汇区委宣传部联合推出的“东方讲坛·汇讲坛”文化上海主题系列讲座之一）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10版周末·言讲    时间：2016年2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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