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用史料还原明清历史情境中的基层行政官员
七品知县如何成为被称道的“亲民之官”

　　
嘉宾主讲

　　知县的形象常常出现在小说戏剧与口耳相传中。它们像漫画，抓着某些特征任性地夸张，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决不等同于历史真实。与此相反，学术界对此鲜有研究。因为知县的史料在“二十四史”里严重短缺，若非升迁为中央高官，按资格轮不到立传，相关事迹多被湮没。新式通史和断代史会注意讨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因材料短缺，对于地方官都只是宏观远距离观察，很少注意到知县个人具体处境。所幸近几十年，陆续有了官箴书、司法档案、民间文书等史料的发现和出版，加上各类地方志，研究情况比过去大有改善，今天我也才有可能胆敢拿起“知县形象”这个题目，做一次演讲尝试。

　　知县的身份与价值

　　知县的“通行证”是会试及第加翰林院培训合格，这决定了科举时代知县的文化修养、知识眼界和艺术资质都高于常人

　　明清的地方行政系统实行“省-府-县”三级制，正式的官僚行政机构最后只设到县一级，县衙门可以说是王朝的基层单元。全国官员分九品十八级，知县正七品也接近底部（京县可授六品），在小说戏剧里时常被揶揄称作“七品芝麻官”。
　　实际上，那时能够当上个知县，决非容易。明清时代，有进士资格的才能做知县。十年寒窗，能金榜题名的是凤毛麟角。进士虽然已经“扩招”，三年一度的三甲发榜，总计也只在二、三百人左右。第一甲三人是可以直接被皇帝点进翰林院的，以后也会比较快地进入中央一级领导机构。其他的都必须经再考，获得翰林院“庶吉士”的资格，才算进入官僚“预备队”。庶吉士三年后，经考试合格者，一拨人授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等职，留馆待用（相当于进入研究室，仕途比一般人宽），一拨人分至部院任六科给事中、御史、主事一类中层官员（相当于进中央部委机关），第三拨就是被选拔为知府、知县。
　　这样的出身，决定了科举时代的知县，在文化修养、政治眼界和艺术资质等方面都比一般人要高。那时读书只有做官一途能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这是一种动力。还有另一层动力，儒学一直在教育读书人要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做不了官，空有“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会产生严重的失落感。所以，我们对当时人热衷科举，不能拿世界变得多元的新眼光去责备他们，无厘头地批判“读书做官论”。

　　知县的“教科书”是“官箴书”。雍正责成大臣编撰《州县事宜》，要求晨夕诵读；政界也多数认为该职位有其重要性

　　《四库全书总目》的“职官类”下，有个“官箴之属”的子类。官箴书，主要是讲各级官员必须知道的制度细则和行为规范，有少数属于官方颁布的，大多为老官僚从政的经验之谈，极像是一种为官之道的入门教辅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书专针对地方官（府县级），称“牧令书”。黄山书社曾精选汇辑了一套《官箴书集成》，选本较优。通读这套丛书，就知道从某些皇帝到富有政治头脑的官员，都不那么轻看知县这类地方官的价值，强调他们职能的重要，称他们为“亲民之官”、“父母官”；他们的好与坏，善与恶，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干系非同小可。
　　皇帝中间重视知县问题的，要数朱元璋和雍正。雍正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的勤政模范。他曾责成大臣编写《州县事宜》，印制后，敕令颁赐给全国州县官人手一册，置于案几，要求朝夕诵读，反复对照，治效不好的，反思为什么，治政有弊端，反思为什么，务必“本之以实心，行之以实力，毋始勤而终怠，毋静言而庸违”。
　　雍正在圣谕中，简洁地说明了知县一职的重要性以及编写手册的用意。他强调知县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万姓之休戚”，故要多方寻找优秀的人来担任。又指出知县一职，决不是一个容易的担当，“地方事务皆发端于州县，头绪纷繁，情伪百出，而膺斯任者，类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练习于平时，而欲措施于一旦，无怪乎彷徨瞻顾，心志茫然”，所以必须给他们提供一本高质量的“指导书”，自言“朕用心良苦矣”。

　　山东知县黄六鸿留下《福惠全书》，宣传做官如何造福于民，强调一“县”如一“国”，康熙年间的对联也强调“地方全靠一官”

　　如果说皇帝的“最高指示”高端闳阔，感觉大而泛，那么当过山东两个县知县的黄六鸿说得就比较贴身。黄六鸿，正史无传（有二本县志载其传略），因为史景迁的一本畅销书《王氏之死》，大名却远扬到海外。他在康熙32年退休归里后编写了一本书，取名《福惠全书》，主题是宣传只有造福于地方、让百姓得到实惠，才算是真正称职的知县官。在我读的一百余本官箴书中，这是既讲究程序操作性，又有实在的政治追求的一本。
　　黄六鸿在书序里，一开头就批评有些人，以为“蕞尔小土”、“七品微员”，就鄙视知县的地位和作用，这是识见鄙陋的一种表现。一“县”如一“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头绪繁多，工作量大，很艰辛。难得他有大眼光，说看似烹州县小鲜，却与治大国无异；一个地方的知县做得好，每一个地方都做得那样好，这不就是国治、天下平的盛世了么？！
　　据说原来河南内乡县衙三堂前厅有一副对联，为康熙十九年内乡知县高以永所撰写，现在普遍为各地县衙遗址（博物馆）克隆复制，流行甚广。写的是:“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与黄六鸿的观念颇为相通。

　　在中央和地方都曾任官的吕坤留下了著名的官箴书《新吾吕先生实政录》，保留很多的职务规则，他强调“知县造福易，作孽亦易。”

　　吕坤，明万历年间的著名理学家、政治家。他由进士出身外任过两期知县，后升迁到中央，在户部任郎中（司局级），觉得“吾人济时行道必先亲民，遂力求外补，一意安民之政”，得外调山东、山西、陕西，担任省级领导多年，最后又回到中央担任都察院和刑部副部级职务，是个能上能下的行政干材，身后被朝廷封赠为刑部尚书。他留下了一部著名的官箴书，叫做《新吾吕先生实政录》，保存了大量他在地方治政期间亲自起草的各类文告与职务规则，甚至有给乡下百姓做的白话文演讲稿。
　　经历多，见识就广，境界自然高出一格。吕坤在对府县官的多篇演讲文告里，公开批评有一班读书人，无有“济人利物、悲民救世之心”，终日“希清华，慕通显”，好高骛远。他认为这些人满足于清闲华丽的生活，以通达官路、身份显贵自荣自夸，整天围着“富贵”两字转，“总是无益于苍生”。
　　吕坤对知县们语重心长地说：“世俗谈荣贵，无不艳羡科甲中人；而科甲中人亦以此自艳羡，余亦未尝不于此沾沾（自喜）焉”。确实，惟科甲中人有机会建功立业，高则居庙堂之上，小则为府县之主，但反躬自问过没有：我们在沾沾自喜之余，认真想过怎样来“造福于万民”？在他看来，要说知县有什么妙处是中央部官不能比的，就是身为一县之主，小环境内，自己可以作得了主，“朝兴一利，朝即泽被闾阎；夕除一害，夕即仁流市井”，多少还能立竿见影。但也不忘提醒这些人：“知县造福易，作孽亦易。”

　　知县形象的分类谱系

　　曾有人知道了我这次演讲题目后提出了一个刁钻促狭的问题：明清知县，好官多，还是坏官多？我还是希望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里，做实际的考察。评价总不免带有主观性，不同的地位与处境，在认知上有时相差甚远。我将试着从官方考核、精英舆论以及平民口碑三种角度，来说说明清知县形象的多种判别。

　　洪武留下三年一考的“朝觐”制度，分“四格”“六法”。对不称职者分出八种类型，给予依法治罪、革职、降级、劝退等处罚

　　官方考核标准，是观察朝廷眼中知县形象好坏定性的一个极合适的窗口。这里以朱元璋为例。他是贫农出身，又云游四方，对百姓的种种疾苦了然指掌，对贪官原来就非常痛恨。他亲自撰写的文告里说：“朕尝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似乎对基层官员很不信任。但治理这么大的国家，不用这些人又不行，怎么办？惟有建立起法治的威权，以律治官，严惩不贷。他重点抓考核程序和考核内容，为此确立了三年一考的“朝觐”考核制度，并先后颁布《授职到任须知》与《责任条例》，作为考核知县是否完成职务要求的纲目。知县三年任期满，必须详细据此填写《功过文册》（自我评定，有多种格式），进京交代，接受考核。
　　明初建立起来的考核制度，直至明亡，作为“祖制”，基本原则不得擅改，后又被清朝继承。以经过完善的清制为例，考评的方法称“四格”、“六法”。所谓四格，是才（长、平、短）、守（廉、平、贪）、政（勤、平、怠）、年（青、中、老）四者综合权衡，据此定出称职、勤职和供职三个等级，予以通过。所谓六法，是对不称职的，再细分为贪、酷、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八种类型。除贪、酷依法治罪外，余者或革职，或平调，或降级(一至三级)，或劝退。称职者中间又挑出一部分评为卓异（优秀），是要升迁重用的。另外，对不能完成财政指标、有事故过失的知县，平时还有罚俸、停俸、赔垫等类处分，由上级部门随时处置，报中央备案。

　　大多有过从政经历的精英，对吏治要求偏严，怎样是称职的和如何做到称职是他们谏言核心，其中完成“催科抚自”最难

　　细看朝廷的考核内容，三十一项，具体而周到，好似全面公正，但到了精英舆论那边，就会发现他们感受到的是，执行不如人意，异化变质或者走过场的情况不少，越到王朝末世，越发难以收拾。精英的舆论，因为来自于地方，绝大多数有过亲身从政经历，地方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及其家族亲邻的利害，所以对吏治要求偏严，多有牢骚和不满发表。这就是史料学上常说的“语境”。
　　《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叶春及说得比较实在。他认为“古之不能无凶人，犹今之不能无贤人”，官员中从来都是中材之人、可上可下者居多。他在给皇帝上疏里详尽地诉说层层叠叠、反反复复考核造成的烦恼和负面效应。他建议与其平均使力，劳民伤财，不如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抓“贤能超异者”与“贪暴尤甚者”两头。更关键的在于检察、组织系统首先必须操守品行好，不卖人情，举措端直，在“进贤能、退不肖”方面端出实绩，具有公信力和威慑力。如此，便能收到“公道昭明，谁不怀畏”的效果，“朝无旷官，官无废事”也就不难做到。
　　不满只是拿来说事的话头，精英的目光还是聚焦在两个有建设性的议论点上：怎样的知县算得上是称职乃至优秀的？怎样才能成为称职乃至优秀的知县？
　　至于如何成为合格甚至优秀的知县，精英都强调关键在于官员平日修养的自省自律，“天下之人无过善、不善之两途，而人之慕乎善而远不善也。”这类言论在《官箴书》中占了篇幅的绝大部分。细说，无非就是儒学“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稍加权变，运用于官职，子目有清勤守职、洁己平心、节用养廉、勿求虚誉、同僚贵和、严内外之禁、戒亲戚贩鬻、燕会宜简、事无积滞、怒不可迁、盛怒必忍、疑事贵思……等等，不少是经由亲历而体味得来的为官智慧。
　　凡是有过知县亲身经历的，普遍透露，在知县的三十多项难易不等的职能中，“催科、抚字在今日为尤难”。所谓“催科抚字”，又称“钱谷刑名”，一要保证财政指标完成（经济），二要保证社会稳定（政治）。相比之下，其他都是软任务。而这个只讲数量考核的硬任务，关系考评几有“生死攸关”之叹。江南为全国财赋最重之乡，拖欠情况也最为严重，实际上能完成七、八成即算是好的了，所以知县赔垫、罚薪、停薪的处分时常落到头上；如若连年积欠，情况无有明显改善的，就得降级调离直到革职为民。那年代当知县也有很多难处。

　　以百姓口碑作为民间评价能找到的资料很少，上海县人姚廷遴的七十年日记《历年记》，记录了39名知县，仅一人获好评

　　说到百姓口碑中的知县形象，史料少而又少。我见到的上海县人姚廷遴的七十年日记《历年记》，属于非常难得的史料。他因为曾经在衙门当过差，粗通文理，才有文字留下。查同治《上海县志》，从姚氏崇祯元年出生，到康熙朝结束，上海知县共计有39人。姚老头相比起精英们，评价不知要刻薄严苛多少倍，这也是由他的特殊地位和处境决定的。姚氏对巡抚于成龙、汤斌的印象极好，因为他们廉洁勤政，查处下面官员的贪酷毫不留情。对于顶头上司的知县，被姚氏认可的好官只有一位史彩。他用笔墨详尽描绘了他所遇到的贪官，言词辛辣。
　　读到这类记载，每每想起乡贤顾炎武的感慨。他认为“名之为累，一至于斯，可以废然返矣”。他说古书上讲，“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我们应该求的是没世之名。不少人似乎都不愿意认真地去想，拼命的求名求利，却“总无益于苍生”，人家将来会怎么看你？若做尽坏事，身后背负臭名恶声，甚至被写进历史书里，上有辱于祖宗八代，下对不起子孙百世，这是何等的悲哀啊！
　　在另一部江南著名方志天启《海盐县图经》中，主编胡震亨有一段精辟议论：“法之弊，遂相为救，而渐调于平者，率渐觭于重。数十年来有一厘改，定有一增派，征敛之日繁，亦时势所必趋也。”所以知县若想减轻一点百姓的负担，非常之难，往往上则遇到官僚守成者的反感猜忌，下则受豪绅胥吏集团利益抗阻，很难卓有成效，有时连自己的官位也得搭上。此话讲得颇辛酸。他认为，改革的环境既然如此艰难，这个时候改革者必须有“无子绝后，何惧于邑豪；扰我命令者，即以老命搏之”的勇气与魄力。

　　
现场互动

　　当今考核制度应考虑如何与民意高度吻合
　　退休干部丁耀德：明清县官考核有无考核领导小组、委员会，还是皇帝直接负责？今天怎样解决考核难的问题？
　　王家范：全国通常有2000-4000个县，如此庞大的县级系统，即便勤政之极的洪武皇帝经常接见基层官员，但其子孙皇帝也难以做到一一考察。我查阅文献发现，一般知县任期结束后要写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包括做过何事，哪件没做好，哪件由其处理等。此外，还要列出哪些官员称职应升迁；哪些官员不称职应罢免，逐级上报。至于你说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在明清时期归吏部管，类似今天的组织部。
　　今天的考核制度，在我看来，首先要考虑如何体现民意和如何让群众参与监督，未必只有投票一种实际效果不稳定的措施，这非常值得研究。

　　明清县官首难：处理与当地乡绅关系
　　企业管理者王道强：您能否总结明清时期政治生态中的挑战是什么？
　　王家范：第一，要处理好与当地乡绅的关系。乡绅就是当地名流，一般在外为官或中进士者回乡后成为当地的经济大户，赋税收入的好坏与他们是否配合密切相关。处理与这些人的关系是一门艺术，县官既要和他们搞好关系，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清官的清，并非清廉，而是头脑清晰，对他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思考其身份及其利益的错综复杂。第二，县与国情况有很大不同，治理一个县和治理一个国家相比差远了，我不赞成“治大国若烹小鲜”这种说法。

　　反贪有效未必是手段严厉更在制度治理
　　中学历史教师朱似梅：朱元璋对贪官惩罚手段堪称残忍，却越反越贪。您能对当前县官的考核提出建议吗？
　　王家范：洪武皇帝的手段并没有实现他的反贪愿望。他把贪官剥皮，悬挂在衙门外，以此警告贪官者。史书多有记载，我略有怀疑其真实性。再比如凡他批文中注明某官员贪污，处罚就是凌迟，非常残酷。
　　但贪污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所以光治人是不够的，还要注重治理环境。如当前中央所倡导，不能贪，比不敢贪更重要，要摧毁产生贪污的土壤。明朝设层层关卡防止作弊，每多一个环节，就多一种贪污的机会。吕思勉在其通史中曾指出历代王朝的一种制度现象，“管官的官”越来越多，“管民的官”越来越少。今天要警惕这种现象，需要从国家的整体建构考虑问题。

　　县官收入：年薪45两银，养廉金200两银
　　历史爱好者柳定毅：对知县的考核，自我、朝廷、民意，三者占的比例是多少？俸禄达到什么标准才能保持自己身的廉洁？
　　王家范：知县的评价由上级机关单项决定，百姓评价只是舆论力量。
　　明朝官员年薪大概只有45两，低得可怜，当时一袋米就要一两银子。冯友兰全集第一册有篇序，详细说他14岁时跟随父亲前往重阳做县令的经历。对父亲从接到任命，雇船，买家伙，上船，上鞭炮，到进县衙门均有细致的描绘。县官离任后，家具全部搬走，新县官来，要重新置办，如此往复，开销都是自己支出。
　　一个县不过五六人属于国家公职，其他都是编外人员。开销哪里来——对各种各样违规的罚款，这如同现在的潜规则。良心好的县官，不会征收太多；没良心的县官就很难说了。所以雍正当政后，规定凡额外征收的都要上交，再一律由政府统一发布作为补贴，称“养廉金”，类似今天的岗位津贴，以此杜绝各级的小金库，大约200-300两，但正式工资还是45两。
　　总体来说，老实的县官单凭工资，生活很清苦。但县官很多都是地主出生，不必为生活发愁。比如，前几年调研发现，在我生活的昆山小镇上的地主人家，每家都有几千亩良地。

　　
嘉宾点评

　　明清知县背后的制度之殇
　　■刘昶
　　历代地方官员的研究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但多数从制度入手，家范老师通过官箴书、日记、地方志等来还原明清知县的形象，探究他们的心态，和当时的各类评价，给大家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历史认知。
　　研究历史，是为了鉴往知来。明清知县的政治生态反映了地方治理的一些根本问题。我们知道，从隋朝开始地方官任职必须回避本籍。因此明清州县官对任职地的风俗民情都很陌生，甚至无法听懂当地的方言；而他们的任期只有三年或更短，常常还未熟悉当地情况就调任了。如此情况下这个官怎能当得好？虽然皇帝的诏谕，各级官员与思想精英的言论，对州县官的重要性都讲得头头是道，但实际的制度安排却为州县官的有效履职设置了根本障碍。为何明清时期关于州县官的政治文化表达和制度运作实践之间存在如此奇特的背离？这一点值得深长思之。
　　现在帝制早已崩溃，但今天每个地方县市的第一二把手等主要领导还是要回避本籍。为什么？一般都认为是反腐的需要。几年前我曾就这个问题求教过一些地方官员，他们说任用本地官员可能更有利于反腐。原因：一他是本地人，本人及家属平时的吃穿用度大家都知道，如有贪污，很容易被察觉；二是本地为官不得不考虑本人及家族在地方的名誉口碑，不会只为了追求政绩而做短平快的面子工程，因为这样不仅本人会在当地留下骂名，家人亲属及子孙后代都会被当地人长久地指责诟病。另外，因为熟悉本地情况，本地人当领导更清楚知道如何兴利除弊，所以会更有利于本地的发展。

（来源：文汇报  时间：201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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