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梳理百年历史，指出租界带来了被动的中西交汇现状

四不像城市：近代上海率先结缘全球化

嘉宾主讲

　　我先从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当中的地位讲起，展示一下1930年代全球化视野下的上海形象。

　　抗战时的上海有八个独特点。其中之一是孤岛现象，由于“一市三治四界”的结构，产生了万千人隔岸观战，工业畸形繁荣等奇观
　　
　　对于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当中的地位，我概括为八个特点：调动、牵制日本的战略据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内迁工厂对抗战的重要支援；独一无二的孤岛形象；国际情报网络的神奇连接；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奇妙汇聚；如实报道中国抗战的媒介基地；汉奸丧魂落魄之地。例如，国际红色间谍佐尔格在上海接触尾崎秀实等日本反战人士，进而接触到核心机密——日本人是南下而非西进，因而赢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抗日力量在上海成功地暗杀了汪伪的大汉奸傅筱庵，相比，抗日期间，华北、东北等地日伪组织的大头目都很安全。

　　上述八点，两点最值得强调。一是上海是调动、牵制日本的战略据点，显示了上海城市的国际性和重要性。日本、中国军事统帅部分别利用这一特点，发动“一二八”事变，进行淞沪会战。

　　二是独一无二的孤岛奇观，这是二战中世界上其他城市都不具有的。因为上海有一市三治四界的结构，一市就是一个大上海；三治就是有三个统治机构，即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四界，指华界分成南市和闸北，当中隔了两个租界。租界加上越界筑路地区，占上海城市的85%以上，大家熟知的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起义，都主要发生在华界，与租界没有太大关系。

　　因而，上海在“孤岛时期”有四个不可思议之处。一，战火受政治地图严格限制，只在华界，不在租界；二，万千民众近距离观战。“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炮声震天，一边笙歌达旦。”于是，有了杨惠敏游过苏州河给四行孤军送旗、民众欢呼的动人一幕，有了外国记者在外滩阳台上边喝咖啡、边了解战况的戏剧性场景。近距离观战与远距离听战，对人们爱国热情的刺激很不一样。三，战争双方都接受毗邻区域的中立安排；四，孤岛畸形繁荣，如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开工的工厂有400多家，到1938年达到7000多家，年增10倍以上；1939年新增工厂1000多家，进出口的商行，1937年213户，到1941年增至613户；孤岛时期，全国80%的轻工业产品仍然是上海提供的……

　　任何不可思议的现象，都有可思可议的道理。上述不可思议的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中国租界最初只是租给外国人居住，仍保留主权，但经过华洋混处、中外会防和东南互保后，成了“国中之国”与中西利益交汇区

　　上海英租界一开始按一亩地一年1500文的租金，租给外国人居住，其主权、管辖权仍属中国。租界日后变成“国中之国”，关键有三步：第一步华洋混处，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以后，上海租界由华洋分处变成华洋混处，有了工部局；第二步中外会防，即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中国人出钱，外国人出人、出枪，组成洋枪队共同抵抗；第三步东南互保，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外交战，但以上海为中心，扩展到江浙闽等地,实行“东南互保”，与外国达成共识，不与外国交战。东南互保的结果，使得上海作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利益大本营的形象凸显出来，不仅与北方形成鲜明对比，也成为全球共知。此后，租界快速发展，外侨人口、外国投资，都在1900年以后快速增长。

　　由于外国人将租界看成自己的家园，遂将西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同步引入，无形中造成了深远持久的示范效应

　　租界作为“国中之国”，有四个突出效应，这是了解近代上海的关键。

　　一是示范效应。外国人在上海居住，有的长达三五十年，有的一两代人在此，把上海租界看成自己的家园。他们要把上海建设成和西方同步发达的城市，凡是西方有的先进器物，上海马上就会引入。具体可分成三类来讲，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西方人有电灯，上海马上有电灯；西方有电话，上海马上有电话；西方有自来水，上海马上有自来水……制度文明，西方人在此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例如市政管理——道路有多宽、下水道怎么建设、垃圾怎么处理等，均按本国制度来做；还包括教育制度、作息制度、选举制度等。精神文明，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都对上海人有影响。

　　从文化传播角度看，示范与灌输很不相同，灌输中往往带有居高临下的成分，接受者会有反感与抵触，但示范效应并没有强制成分。中国人从相互比较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比如，看到西方人饮用自来水，而我们饮用河水、井水，卫生程度不一样，得知好处后自然而然就会向他学习；看到租界市政管理比较有效以后，也会将其制度照搬过来。示范效应产生的影响比较深远、持久。

　　孤岛的“缝隙效应”产生不少奇特现象，如革命党人章太炎等的“苏报案”，满清遗老按清纪年生活，毛岸英安度五六年……

　　二是缝隙效应。租界与租界之间的制度不一样，租界与华界之间的制度也相异，因此就有人会利用这种差异。晚清著名的反清政治案件“苏报案”就是一例。1903年，章太炎发表《革命军》序言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摘要，轰动全国。章太炎住在租界，此前他的同事吴稚晖等人被租界巡捕传讯过6次，但每次都只问及是否杀人放火、私藏军火、拐卖儿童，因为在租界的法律里，这三样均违法，而批评政府是被允许的民主权利。吴稚晖等人被传讯后，太平无事。所以章太炎觉得来抓也无所谓。但是清政府这次是勾结了租界工部局，是真抓。章太炎后来被判三年，不算严厉，邹容判两年，这也是因为租界的缘故，如果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不用审判就被杀掉了。

　　民国时期，一批前清遗老如郑孝胥、陈三立、沈增植等住在租界，留长辫，继续用清朝纪年，每周相聚读经忆旧，安全无事。

　　中国共产党人也注意利用租界的缝隙。中共一大会址（在今黄浦区）、二大会址（在今静安区）、四大会址（在今虹口区），都属于租界边缘或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交叉处，或越界筑路地区，为管理薄弱地带。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杨开慧被军阀杀害后，地下党将他送到上海安全地度过了五六年，后来经香港转移到巴黎送至苏联，也是利用了上海社会管理的缝隙。

　　洋泾浜英语、八仙桥现象的出现也是由于社会管理存在缝隙与死角而产生。

　　另外还有两个效应，孤岛效应和集散效应。

　　上海是最大的“全国城”，85%是移民。由于与各地利益相联，就有“五四”运动经过上海“六三”走向高潮之例，排外更无从说起

　　上述四个效应，产生了非常复杂结果。首先，上海全国化程度很高，上海是最大的“全国城”，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化上海。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江苏、浙江，在1940年代时都超过了百万；广东、安徽、山东，10万以上；湖北、福建、河南、江西、湖南，1至3万。

　　由于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上海的会馆、同乡会组织，少的时候有56个，多则250多个，这是今人很难想象的。这些同乡组织帮助移民介绍工作、排解纠纷，联络乡谊，与移出地保持多方面联系。这种组织，居民认可，中国政府认可，租界当局也认可。荣家企业管理层大多为无锡人，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都是广东香山人开的，其管理层都是广东人；虞洽卿做生意，很大部分与宁波有关；张謇的生意则与南通有关。每个地方的人都和家乡联络。我们讲上海人非常爱国，为什么爱国？因为爱自己的家乡。为什么爱乡？因为家乡的利益和他密不可分。

　　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发起，如果光靠学生是起不了大作用，因为北京没有很多工商业，不会形成市民运动。上海“六三”运动起来后，在沪山东人响应最积极，时任上海军政长官卢永祥就是山东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地缘关系，动用了发电报的特权，发出罢免三个卖国贼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的电报，引起全世界关注，遂将“五四”爱国运动推向高潮。

　　谈到全国化程度，要纠正所谓“上海人排外”的成见。上海人一直有双重认同。在家里说家乡话、烧家乡菜；到外面去，就说是上海人。为什么？上海代表当时最好的工业水准、便捷信息，因此到外地做生意，就说我是上海人。但是在上海，他就说我是绍兴人、扬州人。上海发生好事时，“我们上海人光荣”，反之，“跟我没关系”。移民胸怀最宽大，双重认同对上海人影响很大。比如，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是湖南人，王尽美山东人。而上海的两个代表，李达和李汉俊，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在沪时间都不超过3年，这就是上海移民城市非常典型的特点。

　　由于全球化程度很高，上海被称为“袖珍地球村”，外侨最多有15万，58个国籍，因此也各管其民，九个各异的管理体系

　　上海是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被称为“袖珍地球村”，各国人都有，在近代全世界城市中也属罕见。上海外国人最多时，按国籍算有58个；上海外侨最多时是15多万人。管理机构也很特别，各管其民，外侨在上海犯法，由各国领事馆审理，通常有28个领事馆。

　　上海还有侨民自己组成的万国商团，业余时进行训练，有事时起来保卫租界。商团最多时有1500多人。租界内20多个国家均有各自的商团，也有一支中华队。外国人在上海也有双重身份，一是本国人，二是上海的外国人。

　　上海法租界用“安南”巡捕较多，公共租界用印度巡捕，大多是锡克人。因为长相易辨，也因为锡克人比较忠诚，不会太多地违法。与此相类似，公共租界用山东人做巡捕的比例很高。在英国人看来，山东人与锡克人差不多，人长得高大、比较忠厚老实，后来他们也善待山东巡铺，有的将其带回英国。

　　上海呈现相当多元的格局，可细分为9个系统。比如说行政系统的语言，中国法官判案用中文，法租界用法文，公共租界用英文。司法系统也很不一样，最值得介绍的是领事公堂，它是一个行政法庭，以工部局为被告对象。你对市政府办的事情不满意，可以到领事公堂告它。从1882年到1941年，共审理过55起案件。其中，23起是工部局败诉，10起是工部局胜诉，被驳回有10起。这说明，民告官的结果，官输的比例最高。其他治安系统、交通、能源、教育、卫生、货币、宗教系统等，也非常多元，电车轨道宽度不一样，电源有110伏和120伏，等等。

　　因此，上海成为一个比较奇特的地方。比较安全、比较洋化、比较自由、财富集聚、人才荟萃、发展机遇良多、对穷人救济幅度也大。

　　由于共处，华界和租界之间就有邻里关系，有冲突也有合作。如同抵抗太平军、清理洋泾浜，接待美国总统、庆贺开埠50年……

　　讲到上海的一市三治，我们一定会想到租界与华人的关系。这里提到邻里之间，是指租界与租界之间，也指租界与华界之间，他们的关系有冲突也有合作。在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民族主义的时候，冲突和斗争多。如“小车工人事件”、大闹会审公堂事件、外滩公园禁止华人入内事件，还有“五卅运动”等。

　　但我们以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上海，一定要看到他们除了冲突以外，还有很多合作。除了开头讲的中外“会防”联合抵抗太平军，东南互保，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共同清理洋泾浜的界河，共同抗击台风，防治传染病，禁止鸦片等。

　　1909年，在上海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召开了世界禁毒大会，中国官员出席，美国等也派人出席；1879年，租界邀请了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来沪，上海道台也要宴请他，在城隍庙请他吃了37道中国菜，还为他定制了8人抬的大轿子。可以看出，尽管上海有三家主人，但就像邻居和亲戚一样，有事大家会商量着办。

　　最典型的，是1893年上海开埠50年大庆，上海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中国商人，尤其是广东商人、宁波商人，在上海开埠后受惠最多。但是他们又不能让人看到自己的喜悦。恰巧1893年11月17日这天，也是慈禧太后59岁生日，于是华商就想出一个很巧妙的主意，牌子一面写着“通商大庆”，一面写着“万寿无疆”。中国人看到的是“万寿无疆”，外国人看到的是“通商大庆”。此事一方面看到了商人的智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们对通商带来利益的愉悦心情。这与日本人庆祝横滨开港的情况差不多。

　　在上海，全球与本土的互动一直没有中断，有形的有国际风云的直接影响，如苏伊士运河开通、排华法案，无形的有引进人才、技术

　　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全球化和本土的互动一直没有中断过。有形的一面，体现在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对上海都有影响。比如说苏伊士运河1869年开通后，来上海不必绕过好望角，航程大大缩小，上海的外商马上倍增；美国1905年通过“排华法案”以后，上海当年就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一战后，因为德国战败，德国侨民就在上海受到排斥……

　　无形的一面，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也通过上海主动引进外国的技术，比如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都设在上海，因为在上海引进外资、引进外国的人才、技术都比较方便。

　　当然也有很特别的影响，比如在上海产生了很多的混血儿。在晚清，混血儿就有专门的学校，到民国时万国商会里有专门的混血儿队，他们地位比外国人低，比中国人强。

　　近代人常常说上海是“四不像”城市，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是个“怪物”。放大来看，上海租界就是一个中西文化非婚生的混血儿，不是一个通过法律程序正式结婚的儿子。所谓的“四不像”，所谓的“混血儿”，都有各自视角。今天从全球化维度来看，上海就是在特殊状态下率先结缘全球化的一个城市。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对中国到底是何意义，还有待更深入研究。

现场互动
　　

　　公共租界在公共卫生管理上留下经验可鉴

　　历史学博士生邱志仁：您对公共租界中公共卫生的现代性有何看法？
　　熊月之：我觉得，当年公共租界在公共卫生的管理上有很多值得后人重视之处。公共租界把以人为中心的卫生环境建设提到很高的位置。譬如说租界在一开埠就规定道路该怎样规划，何地可办工厂，何地不能发出高声，不同的建筑材料该用在何地。上海长时间有老鼠，易发水灾，当时就规定建房要有高度，要有石头，以防老鼠钻入房间，也防水漫进。可贵的是管理非常严格，几乎有法必依。上海人当时对巡捕很仇恨，很大原因是巡捕常和当时上海人的不卫生习惯产生冲突。
　　
　　日本管理侨民提升文明形象值得学习

　　广播电台主持人丁薇：在租界生活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初因为不文明被人看不起，后政府严厉执法，规范行为，最终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同。您怎么看？
　　熊月之：凡到日本旅游过的人，都会对日本人的干净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年，日本人住在虹口，被称为小东京，最初形象确实不好，比如穿睡衣上街、穿拖鞋的妓女沿街揽客等。后来日本政府形成了专门的管理办法，对在沪侨民进行非常严格的管理。因此你说不出多少日本人的不文明举止，当然也和这个民族自己爱抱团不与人交流有关。中国现在是出境旅游大国，去年有1亿多人出国，所以，保持文明的形象就是保持国家形象。今天，我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也不要忘记学习他们的文明举止。
　　
　　租界真正回归中国是在抗战结束

　　退休教师鲁克龄：1943年抗战期间，政府把租界收回了，为何在那时？
　　熊月之：这基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和上海环境。一方面，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的军队进入了公共租界、法租界，他成了实际控制者。为显示自己是亚洲国家，要和中国一起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便做出把租界交还给中国的姿态。另一方面，英美此时和中国已是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因此也和中国政府商谈要交还，两方面都是没有实质交回的情况下进行的国际宣传战。当然中国从来都认为租界就在此时从法理上收回，但历史学者认为真正回归是在抗日战争结束。
　　
　　租界形成是当时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所成

　　上海形势政治教育研究会殷勤燮：从全球化视野看上海，百年上海历史除了积极面，还有消极面吗？
　　熊月之：讲全球化对上海影响时，会多讲积极面，消极面从来没有少讲。研究近代史、上海史常常会想到，租界为何会变成国中之国？清政府、上海官员为何不管国家的主权，任外国人为非作歹？但做历史的人往往要从历史细节去进入。当时，清政府在忙着镇压打下南京的太平军，上海道台在忙着对付小刀会，而华洋混处的租界已经云集了那么多难民。所以回到历史场景，就会看到历史的发生都不以某人的主观意识来决定走向，它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
　　
　　1949年后的上海成绩和之前历史无法割断

　　华东师大研究生陈云樵：您在新修的《上海通史》中，对上海当代史会有哪些突破？
　　熊月之：上海历史的亮丽在两端。一端是二三十年代，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上海成为远东最大的城市，成为中国的现代中心；另一端就是改革开放后。1999年出版《上海通史》，由于档案披露不够多，不少历史事件没经过时间沉淀，很难成为确定的研究对象。这一次新修上海史就把后面的亮点写透，时间上到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
　　我认为1949年以后，上海精气神是直接受传于1949年之前。作为共和国的长子，解放初上海承担全国六分之一的财税，在工业、科技贡献不凡，如果没有以前那些人和打下的底子，是无法实现的。所以，1949年后的历史和以前的历史无法割断和划开。

嘉宾评论
　　
　　在历史时空里看租界

　　■戴鞍钢

　　百年上海绕不开租界问题，这必然涉及到对租界的看法。租界在上海的设立，肯定对中国主权有伤害，但对任何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应该放到一定的历史时空里才能看得比较全面和深刻。

　　中国在当时,整体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租界在上海的设立是在落后的中国开了一扇窗户。它让缺乏知晓途径的中国人了解世界相对先进的制度和文明。很多先进中国人，都是通过租界受到了直接触动、警醒，并且为之发愤图强。

　　近代中国有两大主题，改革和革命。前者的旗手康有为进京赶考曾途经上海，“公车上书”失败后，又在上海逗留。上海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局，翻译了很多包含法律和政治的西方各类书籍。受此启发，康有为在广东办“万木草堂”，培养了梁启超等一批青年才俊，也部分促成了1898年推行戊戌变法。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94年曾尝试劝说李鸿章改革，他先到上海，然后到天津求见李鸿章。当然他吃了闭门羹。孙中山在以后的自述中非常清楚地讲道，他经过鸦片战争后的香港，又比较了上海华界、租界两者的差异，深受触动。所以被李鸿章拒见后，促使他毅然决然从改良走向了革命。

　　纵然如此，有租界历史的上海是当时中国城市的另类，不具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列强在中国的经济布局，对上海的重视和在上海的经营，说到底都是围绕其在华利益展开的。鸦片战争败北后，清政府代表非常担心列强会提出开放苏州，因为在中国官员知识结构中，苏州远比上海重要，但谈判桌上外国人提出了上海，列强是乘海而来的，以海洋时代的角度来看，上海的地位远比苏州重要。《马关条约》规定苏州、杭州可以通商，事实上两地只有过日租界。英美国家认为有上海就够了。

（来源：文汇报  时间2015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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