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指出，儒法道墨四大学说应用在两千年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

中华文明枢轴：四次空间大扩展提升了再生力

嘉宾主讲
　　2012，我写了《中华文明的根柢》一书，发现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还很多，今天借用的“枢轴”概念，是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思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他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的中国、希腊、以色列、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为“轴心时代”。在此期间，人们对宇宙的本质、人类存在的基本意义、人的实际处境及应对方略有了突破性的认识，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对全部人类文化史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年代。
　　今天重点来谈中华文明中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三个谱系：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的实践谱系。首先关注整个知识的构成、演化及其特点，如何形成给文明注入强大生命力的价值体系，再聚焦它们如何在国家治理、社会自我管理等方面得以实现。
　　
中华文明枢轴的形成

　　知识谱系：制礼作乐的儒家、无为辩证的道家、人性为恶的法家、兼爱尚贤的墨家，这四大学说与同期其他轴心文明相比，显示出“史”和“巫”的区别

　　中国的“轴心时代”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非常激烈的争鸣中塑造了中华文化最富原创性的时代。这中间，涌现了春秋战国时代影响最大的四家学说：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以“伦理教化、制礼作乐”为中心的儒家学说，以老子为代表创立的、以“无为”即维护事物辩证法的自然发展为中心的道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基于人性本恶而创立的法家学说，以墨子为代表、以“兼爱、尚贤、尚同”为核心观念的学说。其中，道家衍生出了兵家、法家，起源可能早于儒家。
　　这四家学说有着非常强大生命力，以它们为主干，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它们与轴心时代其他文明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史”“巫”之别。我们重视的是历史传承，他们更多的是由“巫”的祭祀所主导，衍生出宗教性。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孔子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重视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延续。所以中国一直是把人的现实生活、实际交往放在整个学术谱系的核心地位。
　　孔子究竟是杰出的史家、古文献的整理者及传播者，还是一位宗教（儒教）教主，从古至今，一直有着争论。今文经学家坚持孔子是教主，近代康有为因此主张立孔教为国教，胡适撰写《说儒》长文，认定孔子是一个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的宗教（儒教）的教主。古文经学家则认为，孔子并非宗教教主。1913年章太炎撰写的《驳建立孔教议》中就认为，孔子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十分重视历史，他把担任过“征藏史”或“柱下史”（相当于“国家档案馆馆长”）的老子当时管理的那些国家档案、原始文献公之于众。章太炎评价说：“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他概括孔子之功，“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旧常，得意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
　　大量考古发现的资料已经证明，中国远古时代，也曾有过以宗教型神明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它们都曾一度非常兴盛，但都没有传承下来。而宗教色彩淡薄、世俗性很强的祖先崇拜，特别注重传宗接代、血缘关系、现实生活世代相接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则生生不息，发展延续下来。早期的儒，有一部分可能专门从事和巫祝相类似的祭祀活动。是孔子使儒家摆脱了原先残存的宗教色彩，转而完全以历史与文献为宗。
　　中华文明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延续性，重视的是人们的实际生活的不断传承与互相联系。它不像其他那些为宗教所支配的文明，每一个人都直接对上帝负责，与过去没有太密切的关系。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写道：“老子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次有庄周、孟轲、孙卿、公孙龙、申不害、韩非之伦，浡尔俱作，皆辨析明理，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苏……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这段论述清楚地说明，春秋以来，中国的知识谱系最大的特点便是重视人们的现实生活，重视世俗的历史联系，这是真真实实的史的文化，而非源自远古“巫”的宗教文化。

　　价值谱系：民为邦本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和为达道的社会伦理、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其普遍性、深入性在日常生活、家训、成语、名字中都有体现

　　中华文明枢轴中的价值谱系，我在《中华文明的根柢》一书中概括为四个方面：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中为大本，和为达道”；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德施普也，天下文明”。四家学说在这些伦理的核心价值上并无太大的差异，这也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一些价值观。它们不仅体现在各种经典之中，也已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家训、族规、乡约、春联、成语，包括每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字号，都大量体现了这些核心价值观。
　　通观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价值谱系，集中起来可以概括称作中华责任伦理。体现在每个人和家庭、乡里、社会、国家、天下的现实的联系之中，表现为每个人对自己、对家庭、对乡里、对社会、对国家所承担的责任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人们所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集中地反映了这一中华责任伦理。

　　实践谱系：在两千多年的国家治理中，上述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分别作用在不同的时段，不同人群，相互交杂，形成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遇挫后的再生力

　　世界的古文明中，唯一以文字记载延续到今天的就是中华文明。要问中华文明为何能延续至今，不仅仅要了解过去形成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的根本特征，更要了解它们在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的实践谱系中如何形成自己强大的生命力，以及遇挫后的顽强的再生力。中华文明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即“礼法结合、德刑兼用、权统由一、政不二门、百官修理、威令必行、王霸道杂用”。

　　法家的立法和治国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中一直在沿用

　　纵观中国的国家治理，不但“汉承秦制”，一直延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国家最重要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和郡县制。
　　商鞅就已提出“法者，国之权衡也”,“权衡”关乎于国家的根本。他强调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要了解老百姓的愿望和需求、要抓住根本：“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战国策》评价商鞅变法，提到“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我们今天讲依法治国，其实两千年前就这样实践了。
　　比较近代西方的法治与中国传统法治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法治的基础是社会集群的多元主义。欧洲中世纪以来，国王、贵族、教会、第三等级以及第三等级内部各不同群体势力不分彼此。多元化的这些集群，经过长期反复的冲突与妥协，为平衡所有各方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及再分配的诉求，逐步形成了博弈型的法治体系和国家体制。三权分立也好，两党制或多党制也好，基本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博弈的结果上。
　　而中国传统的法治则是管理型的。秦以来两千多年，占支配地位的一直是大一统的一元主义。国家公共事务由君主、中央各个部门、郡县制各级官僚依次共同负责。中国社会由士农工商构成的，这四大集群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而不像欧洲中世纪以来那样各集群彼此博弈难解难分。在中国，工离不开农，农离不开工，同时也离不开商，商在很大的范围内进行调节。而士基本上是从各个社会阶层中选拔出来的精英，专职负责国家治理及社会治理。中国这一国家管理体系、法治体系的基本架构，许多方面一直传承至今，就是因为它适应了大一统国家及士农工商彼此互补的客观需要。

　　“黄老之治”的道家思想在各朝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实践中也未缺席

　　道家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思想上主张清净无为，最适合大动乱之后休养生息的需要。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惟其如此，故能“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在社会自我治理中影响尤深。
 

　　各代王朝逐步强盛，乃至由极盛至中衰时，常常是儒家特别活跃时期

　　就儒家而言，《礼记·礼运篇》中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只是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他们充分意识到，根据春秋以来的现状，人们只能谋求实现“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存在着家庭、私有制及国家，“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儒家大力倡导德治与礼治，强调伦理教化，就是为了推动常态化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建设。荀子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这一说法，特别到位。儒家主张 “为政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要求考虑各方面的利益，使得社会能够形成一个协调、和谐的关系。
　　汉武帝时提出“独尊儒术”，但汉武帝本人治国，从来是儒法并用，儒表法里。晚年他又回到道家。征和四年他下《轮台罪己诏》，宣布停止远戌轮台扰劳天下，减轻徭赋，重视农业，命赵过推行代田法，与民休息，发展经济。
　　汉朝最认真按照儒家主张来治国的是汉元帝。他独崇儒家，纯任德教，施政均据儒家经典，选官亦多用儒生。结果，社会与政治危机迅速加剧。元帝去世不久，皇后之侄王莽以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最终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并欲完全按照《周礼》所述施政，结果天下大乱，不仅西汉就此灭亡，新莽也立即覆灭。真正都执行儒家主张，未必能把国家治理好。

　　墨家不像其他三家，但潜存影响持续不断，尤其在广大草根民众之中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中，司马谈所说墨家“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的主张，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普遍共识。墨家所主张的“兼爱”，演化为儒家的大同思想；墨家所主张的“一同天下之义”，即国家必须形成统一的意志，演化为法家确立中央集权的整套理论；墨家所提倡的“尚贤”，已深深渗入儒、法、道各家政治实践。墨家思想的精髓沉淀于广大民间社会，在一次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所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赋”一类口号中展现出它强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写《伦理学原理》，是把墨子和释迦摩尼并提。后来又专门讲到墨家是代表劳动人民、比孔子更高的圣人，他说墨子是中国古代唯物辩证法的大家，评价相当高,反映了墨家潜存的影响仍持续不断。
　　上述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的实践表明，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和价值谱系之所以不是空谈，没有中途消失，就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几千年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中各自发挥了作用，也由此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枢轴的升级

　　从中华文明的整体来看，每一次大的发展，都和它对其它文明优秀成果的成功吸纳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国家致力于社会自我治理的实践谱系，随着中华文明四次空间的巨大扩展而一次次发展与升级。

　　第一、二次空间扩展，前者融入了游牧文明，后者促成儒释道融合和再创造

　　第一次空间的大扩展，是中东部农耕地区与北方、西方、西南方强大的游牧文明地区的联合与交融。中原文明本处于中东部农耕地区，后来在与广大的西部、北部、西南部的游牧文明、山林农牧文明的交流、冲突、联合中形成了统一的发展。当然，农耕文明自身，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第二次空间的大扩展，是和印度半岛的佛教和中国周边其他地区中亚、日本、伊斯兰等地区文化的深入交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实践谱系一场重要转型与新的提升。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各宗各派的形成与传播，儒、佛、道三家的融合，它们都是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这次空间扩展的冲击和挑战，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广泛地吸收各种新思想、新元素，实现了自身的新突破和再创造。最明显的就是宋明理学的诞生，传统儒学和传统道学的转型，它们正是主动地借鉴佛教心性形上学理论的成果。

　　第三次空间大扩展，源于近代欧西资本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冲击

　　明末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素昧的现代新知识；而南美洲的土豆、番薯、玉米的引入，粮食供给大增，促使人口在清末达到4亿多，这使得中国的发展得到了新的巨大推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有了密切的接触；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吸引。这些都使得中华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
　　我们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知识，首先是和工业化有着直接联系的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科学知识，接着是西方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知识，西方学科分类根本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西方流行的个人本位、经济人、自利人、功利主义、利益最大化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价值观念，则猛烈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谱系。中国从农耕文明上升到工业文明，开始了自己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使得西方博弈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在中国有了实际的支撑力量。
　　不少人试图将西方在集群多元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博弈型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照搬到中国来。但实践很快就证明，照搬过来的东西很难在中国真正立足。博弈型的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资本与土地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土地与劳动的关系，和中国士农工商相辅相成的传统无法相容。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开始，资本在中国并没有和国家形成完全对立的关系，相反，国家通过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有效地控制了资本同国家的博弈；同样，资本与土地、资本与劳动、土地与劳动的关系，也基本在国家掌控之中，士农工商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并没有被根本推翻。中国管理型国家治理体制包容了博弈型体制不少新的元素，并使它和原先的实践谱系协调起来。我们所说的中国道路、中国政治、中国理论，正是一代代志士仁人在这方面前赴后继不断努力追寻而获得的结晶。
　　中华文明在前三次空间大扩展中遭受了内外的冲击与挑战，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并不输于其他轴心时代的诸多文明，但并没有像它们那样中途断裂或夭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国家致力于社会自我治理的实践谱系经常紧密地相结合，它们都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基层，因而具有强大的稳定性、适应性和自我再造能力。
 

　　第四次空间大扩展，源于当前的全球化、大数据、互联网,带来机遇和不确定性

　　我们还没有完成第三个空间的扩展，第四个阶段就突然到来了。前三次空间的扩大，基本上是可知的。而这次，每一个人通过大数据、互联网，都能很快地接触到全世界各种不同的信息，同样也可以将自己的信息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人们面临空前多样多元的挑战和选择。与此同时，我们又与世界其他文明处在平等交流、密切切磋的全新环境中，“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建设，既使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实践谱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它们转型和升级的更多不确定性。
　　在第四次空间大扩展的冲击与挑战面前，如何继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因应现今中国和现今世界的巨大变化，运用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综合、集中中华文化的精华和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精华，使得我们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实践谱系获得新的巨大提升、新的巨大发展，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时代课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亟待我们非常认真地去思考、去探索、去解答。

现场互动

     中国来自士农工商的精英阶层历来相互依赖
　　通浩律师事务所陆建：西方平等的博弈源头是什么？中国的历史从源头上没有这种平等性？
　　姜义华：西方近现代制度是在中世纪形成的历史遗产基础上产生的。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中的国王、贵族、教会、商人，后来兴起的第三等级，这些力量形成了彼此不分上下、彼此激烈竞争的局势。这种集群的长期博弈演变为后来的欧洲近代国家制度。
　　从孔子、老子到墨子，天下为公、兼爱，到后来讲的小康社会，都讲到了平等。中国由春秋战国的战乱，最后由秦一统天下，社会精英组成的士，职业就是国家治理，他们与农工商几种力量相互依存。它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特点。大一统的国家的管理方式和小国家的管理方式不可能一样。怎样最有利所有的社会成员共同发展，是国家和社会能否持久存在并发展的核心问题。
　　
     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大多体现在民间、民众行为中
　　退休市民丁耀德：价值谱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无必然的内在联系？
　　姜义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在于字多字少，关键能体现在民众普遍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民惟邦本的思想，西周以来人们就一直以此为标准，衡量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是好是坏。中国讲利时，一贯强调不仅要利己，还要利他，“以义制利”是中国各家各派共同认同的原则。杨朱思想，梁启超、胡适都认为它最接近西方个人主义。但为何在中国几千年间流行不起来？因为中华文明一直讲家庭、乡里、社会、国家、天下互相连接，讲人的社会责任。传统的中国价值谱系，汉代至今，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像亚当·斯密所讲的利己的经济人等观念很难在中国生下根，就是此理。
　　
     文明是沿用汤因比的概念，超越了国家和民族
　　浦东实验高中教师：目前文明城市的评比，和您说的文明有何联系？
　　姜义华：这里的文明概念，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一部著作12卷本的《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他说，过去的研究，以一个个国家、一个个民族为单位，很难把问题说清楚。所以他提出来以“文明”为单位，它通常包含很多国家、很多民族在内。他把全世界从古至今概括为21个文明，后来增加到30多个，有原生型文明、第二代文明、第三代文明。这样一种历史研究的单位来研究世界演变，更容易说明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嘉宾评论

     站在世界文明的起点上
　　■章清
　　姜先生本业是做近现代史思想文化研究。就近代史来说，恰好是古今中外交锋的一个场域。要开展这段历史的研究，不说博古通今，至少要有宏观驾驭能力和对现实持续的关怀，才能立足未来梳理过去正视现在。
　　姜先生对中华文明的思考立足于世界文明的视点切入，尤为关键。雅思贝斯无疑是德国贡献的另一位伟大哲人。其“轴心时代”的理论，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尤其是“9.11”发生后，文明冲突等话题不断在向我们提出，成为海外学界持续的讨论热点。“轴心时代”的文明不止一家，各个文明都产生了先知式的人物，如果仅仅立足于中华文明，甚至不恰当地仅仅立足于儒家来讲这样一些问题，在我看来是会有缺陷的。
　　其次，这些古代文明不断地在涌现价值。我们都熟悉文艺复兴，也熟悉新儒家等这样一些说法，表明我们在文明演进过程中都是不断地向过去表达我们的敬意，不断地回到过去吸取养料，然后来推动我们今天的文明往前走。所以随着国家崛起，需要我们警惕，勿要回归到以天国自居的时代。
　　第三，中华文明的成长，确实是在吸取了各个文明的基础上繁荣发展起来。不仅是国内多民族共同缔造，也是吸取了来自于西方和东方的文明。

（来源：文汇报  时间：201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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