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2年6000万，宋1亿，明2亿，清末突破4亿，中国历代人口处于低增长

葛剑雄：人口变化是社会现状的“晴雨表”

        4月25日，“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历史与我们的未来”高端系列学术讲座首场开讲——由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主讲《13亿中国人的来历》。华东师大人口所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丁金宏应邀担任评论嘉宾，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夜线》主持林牧茵博士后担任友情主持。华东理工大学近300名同学在奉贤校区分播点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并与主会场互动。

　　
嘉宾主讲
　　我们中国13亿人口从哪里来？从人口史角度而言，一般包含本地人的自然增长，和外地人口迁入和本地人口迁出的机械增长。比如，在公元前2世纪到前1世纪之间，祁连山一带的乌孙、月支整体西迁，还有一些人到了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周边地区和东南亚，近代以来更是遍及世界。迁入的少数民族就很多了，如今都融入汉民族，比如西汉的苏武，他的后代就是汉匈混血；白居易的祖先并非姓白，来自在今哈萨克斯坦一带的九个小国被唐朝称之为“昭武九姓”，因为从其中的白国迁来，就取姓为白。
　　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其人口都不可能来自于同一个祖先，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包容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因此，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之说，只是表达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并非人口实际构成。

　　
历代人口变化的特点与意义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中国在宋朝时的公元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前夕达到4.3亿，人口变化总体特点是增长很缓慢。
　　九大要素促成“两高一低”
　　“两高一低”是人口史学上概括出的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第一个特点，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所谓古人“多子多福”，也只是先人因为做不到而不懈的追求。这里分析一下九大要素的制约。
　　古人有偶率其实并不高
　　一般来讲，初婚年龄越早对人口增长越有利。中国古代的法定初婚年龄，一般是男16岁，女14岁，更有低至男15岁、女13岁的。春秋战国至秦，因民众普遍营养不良而晚熟，一般是男30岁，女20岁。战乱时有特例，杜甫到今重庆奉节，有诗“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所以，人口的有偶率并不高。当然多妻制也是最大的因素。最极端现象是一个皇帝拥有2万多宫女，这些宫女的生育率几乎都浪费了。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男性就无法找到配偶。
　　净繁殖率受婴儿死亡率、哺乳期等影响
　　古代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认为孕产妇不吉利，虽无确切统计，但死亡率很高。1938年绥远省（今内蒙古南部）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29.9‰，十个有四个要死亡。哺乳期比今天长得多，先秦时长达3年，有儒家学者解释守孝三年的说法就来源于此。北欧在工业化以前，幼儿的哺乳期也是三年，甚至更长。在哺乳期间一般妇女就不会怀孕和生育，这就意味着生育间隔长。有钱人雇佣乳母，也减少了育龄妇女的净繁殖率。
　　历代核心家庭人口达不到平均的五口
　　我们计算人口的家庭规模一般是用核心家庭的概念，指一对夫妻及其未成年的子女。《红楼梦》给你的感觉人特别多，其实是大家族的复合家庭，但如果仔细分析，《红楼梦》里的妇女基本上都是计划生育的模范。林黛玉是独女，王夫人、赵姨妈，分解到每个妇女、每个核心家庭，人口都很少，有的还是无后。
　　古代有“五口之家”之说，西汉时，全国户的平均数不足5口，其中还包括了复合家庭。也有特例，如刘邦，刚登基时，他只有侄子和自己的子女，到西汉末年，刘氏宗室，不算嫁出去的，就有十万多人。明朝一位亲王有一百个儿子继承爵位。但平均到每位夫人恐怕子女数也不多。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家庭规模绝对达不到五口，规模并不大。
　　“无后为大”等观念导致严重的杀婴溺婴
　　儒家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后”指男孩子，女儿即便招女婿，男性上门改姓，但习俗上还受歧视。所以有时为了得到男性的“后”，就不得不牺牲女性的“后”。古时富人家并非养不起女孩，但如果一直生女孩，这支家族就要受人歧视，背后被人说祖宗没有积德。为了掩盖事实，常说生下的孩子死了。穷人家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历史上杀婴溺婴现象很严重。还有很多迷信，比如说孟尝君生下来正好和父亲同一天生日，当时习俗这类孩子应该弃养。又如小孩子生下来就有牙齿被视为不宜抚养，种种禁忌导致有一些婴儿不能存活。研究人类学、人口学的专家已经发现，在原始的民族还保留这些习俗，其实是人类不自觉采取的一种淘汰机制，在供养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养活有限的孩子。
　　不自觉的节育手段来控制出生率
　　南宋时，福建已有大量杀婴溺婴现象，包括男婴。那时就形成习俗：富贵人家两男一女，穷人家一男一女。多生下来的就淹死弄死。明清两代，城镇经济繁荣、市场发达，一些市民阶层或从商人员，意识到孩子过多会影响事业和生活，便有了种种不自觉的节育手段。明朝文学家归有光纪念母亲的文章里就写到当时妇女生吞活田螺进行堕胎，很易致死。
　　唐太宗曾下诏书，全国的寡妇都要改嫁，并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指标。但到宋朝就强调贞节，不许改嫁，一直持续到明清，各地建了很多贞节牌坊作为表彰，有的寡妇为了不改嫁，采取自己截发、割耳、破相，甚至自杀等等极端措施。其实是宋朝人口突破1亿了，明朝突破2亿，清朝突破4亿，提倡守节对降低人口出生率有利。
　　兵役劳役和赋税制制约人口增长
　　宋以前，每个男子都有固定的兵役和劳役，往往路途遥远，导致夫妻分离时间很长，直接影响生育。比如陈胜吴广，老家在安徽、河南一带，服役地点在今天的北京。宋后，以钱代役了。清朝将所有的人头税都集中到地税里，带来了很大的解放，对人口增长有很重要的意义。
　　赋税制也严重影响着人口增长。汉武帝把征税的年龄提前到三岁，农民本来能多养一个孩子，但交不起人头税，造成民众“生子辄杀”也导致户口瞒报。
　　严酷的刑法经常导致非正常死亡
　　历史上很多刑法很严酷，动不动就判处死刑。西汉，据统计，死刑率约为千分之一二；还有很多法外施刑，非法施刑的，比如说家族可以处死不孝子孙；汉初还有切除生殖器的宫刑；十国时的南汉，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这一带，统治者认为只有太监才会忠心耿耿，造成了一大批没有生育能力的高级官员。将犯人流放到“烟瘴之地”，也会造成大量死亡。这种比例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从各种史料分析，情况也很严重。
　　战争的间接损失比直接损失更大
　　大规模的战争，最后常常是几十万俘虏统统被活埋。这不能仅仅归咎于哪个统治者或者个人的残忍，实际上也有特殊性，比如说粮食供应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自己吃饱饭都成问题，何以供养几十万的俘虏呢。间接损失更大，战争中的人畜尸体没有及时掩埋，导致大规模传染病。东汉建安年间的传染病，使“建安七子”一下子死掉四个，名医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在这场灾害中死掉三分之二。有时战场离开粮食产地非常远，宋朝的沈括曾经计算过，10万人的部队调动，如果战场较远，要60万人供应粮食。还常发生以水代兵，就是用水把你淹死了，火烧粮仓等。所以战争结束了，流行病、瘟疫泛滥，民不聊生。所以每次中国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影响，远远超出战场直接损失的人口。
　　季风气候的不稳定造成水旱濒仍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没有灾害，但是中国有特殊性，中国的气侯，特别是东部，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属季风气侯，季风气候的特点就是不稳定。与世界同纬度的城市相比，往往冬天比他们冷，夏天比他们热。造成中国经常是南旱北涝，南涝北旱同时发生。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年都有灾，差别只是灾情大小。水灾往往是临时的，1998年大洪水，最后顶住了，庄稼过几天还可以种。最可怕的是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持续多年的旱灾，往往造成人口巨大损失，而且大规模旱灾往往是伴随着传染病。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很难计算出精确的数字，但是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出生率相对较高，但死亡率更高，结果只能是低增长率。从公元初至185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足1‰。就是增长较快的阶段，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7‰，个别年份才能达到10‰或更高。而新中国实施计划生育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接近30‰，实行计划生育之后，有些地区好不容易才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到10‰以下。
　　人口大起大落的真相
　　到底中国人口有没有大起大落呢？
　　中国历史短期间内确有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比如说秦汉之际、东汉末三国、两晋之际、唐末五代、金元之际、明清之际，绝对数字可以减少一半以上，比如说蒙古人灭北方的金朝，剩下人口大概不到20%。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数字上看会下降到1/3，有时实际人口下降也接近一半，所以大落是绝对的事实。
　　但是大起，“起”是一个假象，在恢复期，人口年增长率能够达到千分之十或者十几已经不得了。但为何有大起的感觉呢？因为较长时间的一段持续增长，积累起来就是很大的数字。另外因为新朝代刚刚稳定下来，调查出来的户口往往还有很多隐瞒，或者不少人流亡未归，到太平盛世时，这些数字都统计进去了，甚至还有的出现虚报。每次赈灾时人口往往比交税时要多得多。
　　人口的数量变化的确是有阶段性，总体反应在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各方面的进步，人口倍增的时间就缩短。比如说公元初年，人口6000万左右，到宋朝12世纪末年，才突破1亿，花了1100年；但人口突破2亿，只用了600年；从1700年到1850年，从2亿到4亿多，仅150年；以后从6亿、8亿、10亿到现在13亿多，倍增的时间缩短了。
　　增长不平衡造成的恶果
　　以前大家都不大注意，人口增长存在着阶级、阶层和民族的不平衡。
　　特权阶层受政策保护展开“生育竞赛”
　　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特权阶层，由于拥有政治和经济的特权，人口增长明显高于平均。许多人看不懂为何范进中举后，有人要送钱，有人要送地。作为举人，法律规定，举人本人和家人都不用服劳役，他家的田地也可以免税。比如规定庶人在40岁还无男丁后代方可纳妾，但对特权阶层就没有限制。举人也不用交田税，所以不少人宁愿把田交给享受免税特权的人，给主人的孝敬比公家税赋要轻。宋朝优待官吏，官员子孙有世袭的特权，如一品大员，宰相的儿子可享受“正厅级”待遇，而进士们十年寒窗，不过处级待遇，因此引发不满。明朝规定，朱家宗室子孙世代由朝廷供养，皇帝的儿子都封亲王，亲王的儿子封郡王，第三代后封镇国将军、奉国将军等，第六代以后都封都尉。他们出生后，名字由朝廷取，婚姻由朝廷安排，俸禄由朝廷发放，统统供养，造成皇亲中展开生育竞争。西汉一朝，人口年均增长率不到千分之七，但刘邦家族从开始一对夫妻增加到十几万族人；宋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保证了宋朝没有战乱，但作为对交出兵权的奖励，鼓励他们买房、买地、生孩子，还规定可以赦免几次死罪，这样，造成了阶层人口增长率的严重不平衡。
　　民族之间的不平衡大多源于地理环境差异。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历来生育率偏低。西汉时，北方人不敢来江南，“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文学家贾谊要去长沙任长沙王太傅，忧心忡忡，后来的确早亡。农耕与游牧民族生产方式不同也会造成人口增长不平衡，茶叶传入游牧民族后，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他们的健康。
　　中间劳力赡养比例失调引发社会混乱
　　增长率不平衡造成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正常的社会里，中间劳动力赡养老人，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力者，但还要供养统治阶层。如果这个阶层过于庞大，就会激发社会矛盾。每个朝代的初年，统治者人丁单薄，社会的供养率较低，但后期特权阶层生育率偏高，供养压力、政府财政负担就不堪，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希望改变财政，但这种和平的方式无法解决社会经济不平衡，只有战争、战乱彻底打碎旧的体系，赢得新朝廷社会供养比较合理的短暂时期。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专制社会里面不可治愈的一种人口癌症”。
　　这里要指出，人口对社会的发展、影响并没有绝对关系。清末人口到4.3亿时，东北一开发就满足了3000多万人的需求。清末人口剧增和明末清初从外面引进的新的粮食作物，在坡地、山区可种红薯、玉米、土豆、花生、辣椒等密切相关。
　　到了近现代人口有两次转变，从历来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这并非单一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医药、公共卫生、社会救济和保障、社会制度、物质条件各方面得到了改善，是社会总体进步的结果。比如说新的接生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实行计划生育后，又出现一个变化，转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的关系

　　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是能反映社会实际现状的。到清朝中期有洪亮吉、晚期有汪士铎等人，他们看到人口增长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就提倡寡妇不许改嫁，部分女孩子进童贞院，等等；马尔萨斯人口论传到中国后，受过西方训练的人口学家都表示赞同，如吴景超、李景汉、乔启明、孙本文、潘光旦；但是政治家不同意，孙中山一直担心中国出生率低，不利于国际竞争。而梁启超在人多有利这一点上和孙中山一致，但反对早婚早育。
　　从政府层面，1941年国民政府社会部组织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在1945年5月份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承认生育节制为合法，只是因为抗战期间无法实施；1957年6月，马寅初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1978年全国人代会提出降低增长率目标，新的宪法明确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这几年大家都在检讨，到底这个过程对不对，要不要改变？我个人认为，当时确定一孩化的目标，是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之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当时不是好和最好之间的选择，而是坏和更坏、最坏之间的选择。
　　我认为国策对人口政策应该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节。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急剧下降到如此程度，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在考虑经济压力的同时，还要考虑伦理、家庭的习俗。孩子如果都没有兄弟姐妹，如何理解亲如手足？没有完整的家庭，如何延续家风家德呢？我1995年就撰文提出要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是确保一胎，鼓励二胎，特殊情况下允许多胎。台湾从来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但是台湾人口降得可怕，所以，他们从“一个太少了，两个正正好，三个更热闹”改为“孩子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越多越好”。
　　
现场互动
　　“孝道”可视为生儿育女的动力
　　东方航空员工高峰：随着“单独二孩”等人口政策的实施，社会抚养福利政策是否会随之调整？
　　葛剑雄：人口政策肯定会越来越顺应社会需要。但如果从个人的物质方面考虑，生孩子确实是负担。这个情况下，如何鼓励生育？中国的“孝道”应该起作用。
　　传统孝道的本质是保证家庭的繁衍、社会发展。如果以此作为要求，从个人出发放弃生育，你就没有尽到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由此看，生育子女其实是回报父母，回报家族，回报社会的动力。
　　中西文明主观上有利于人口增长
　　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在读博士生宋磊：基督教文明和中国的儒家文明对人口结构、规模所产生的影响有哪些？
　　葛剑雄：基督教的观念是“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不允许堕胎、鼓励多生和领养。总体上讲有利于人口增长。中国儒家的观念认为家是根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体上也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但不能否认两者客观上都存在消极的因素，比如非婚生子女，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只有堕胎或杀婴。客观条件也会影响这些观念的实施。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很强调实际的社会存在对上层建筑、对人的意识影响，包括对生育观念。比如唐朝鼓励甚至强制寡妇改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不够。
　　自汉代已有政策手段鼓励生育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一王玉尧：自汉代起有了人口登记制度，对于流浪人口如何登记？古代采取怎样的措施鼓励人口增长？
　　葛剑雄：理论上讲，增加登记的指标要考虑行政成本。人口户籍调查,会尽量简化。所以一般不登记流动人口。
　　古代有以下方式鼓励人口增长,其一，鼓励流亡人口就地入籍，或者回到原地去，就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其二，政府组织或鼓励向一些人口锐减的地区移民。给与移民开发荒地后的所有权，改善当地生活条件。再有减免赋税,如汉代就有谁家生孩子，父亲可以免役。总的来说，古代虽然没有技术手段，但是可以用政策的办法来促进人口的增加。
　　人口分布疏密不均是合理现象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学生：当下我国西部的人口密度相对比较稀薄，国家会不会出台鼓励移民西部的政策？
　　葛剑雄：一个国家合理的人口分布，并不是绝对的均衡。胡焕庸先生划定的瑷珲——腾冲线是中国自然与人文条件的产物，从根本上说必要也不可能改变。西部有些地方人口稀少很正常，没有必要人为干预。
　　但是西部的局部地区,如重点开发的地区有必要增加人口。人口有一定的聚集效应，过于分散，对保障民生不利。比如出于供水、供电、修路、国防等特殊需要，国家给政策,鼓励人口迁入该地区。
　　农村“多子多福”的观念正在改变
　　华东理工大学大三学生：中国的人口政策如果放开了，性别不均问题会不会更严重？
　　葛剑雄：这是观念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如果社保政策落实了，农民老有所养，多生儿子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台湾从来没有计划生育；韩国一直要求多生；日本有专设机构“少子化对策本部”，督促多生孩子，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出现生育率井喷。从我国的一些试点看，如“二胎”政策，同样没有出现“让多生就会生”的情况。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农村也会逐步改变“多子多福”的观念。
　　我主张计划生育政策积极地调整，政策制定上应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不一定全国统一，但同一地区应该一样。
　　
嘉宾点评
　　■葛教授帮助我们认识了中国人口从宋代到明清慢增长的特点，也从学术意义上为小心求证设置了大胆设想，给很多学术研究提出论证的目标。
　　■1982年开始有人口普查，当年是10亿人，1990年是11亿人，2000年是12亿人，2012年是13.6亿人。基数大，增长绝对数也非常大。我同意葛教授所说的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因为当年的努力，把人口控制在一个乐观的水平，使得今天具备了调整的条件。 （丁金宏）

（来源：文汇报  时间：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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