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与我们的生活”演讲季第五期

12月20日，由上海社联和文汇报社联合举办的“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与我们的生活”演讲季在思辨中圆满收官。作家嘉宾、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韩少功主讲《文学的变与不变》，学者嘉宾、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主讲《新的困难与新的可能》，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应邀担任主持。华东理工大学200余名同学在奉贤校区分播点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并与主会场互动。

嘉宾主讲

韩少功指出：巨变的时代，文学的认识、娱乐、教化功能有所转移，要有优秀作品和作家，必须——

顺变守恒，再造文学

最近几十年来，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80年代很多青年征婚者自诩“爱好文学”，到今天“文青”在不少场合成为贬义词，可逆的和不可逆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有必要看清文学的新常态。

在我看来，文学至少已有三大变化：

文学的认知功能弱化

在没有互联系网、电视、广播、报纸的时代，作家几乎是最重要的社会信息报告人。比如汉赋文体特征就是铺陈白描，写到场景多是其上、其下、其左、其右如何如何，面面俱到，不厌其详。巴尔扎克写一条街道，托尔斯泰写一个修道院，也可以有几页甚至十几页的静态细节，使文学具有某种百科全书的性质，富含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各科知识。那时的文学相当于今天电视的黄金时段或报纸的头条新闻，散文、诗歌、小说等是读者了解世界和人生的主要信息工具。但时至今日，我们了解彼得堡不一定通过托尔斯泰，了解巴黎不一定通过波德莱尔，虽然文学还有个性化、具象化、深度化、虚构化等不可替代的文体特长，但强大的新闻业和互联网呼风唤雨，已经使文学的认知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新兴的信息媒体。

文学的娱乐功能弱化

我小时候逃学和旷课，常常是因为迷上了一本《铁道游击队》或《林海雪原》。那时候娱乐方式不太多，文学就经常成为美酒、节日、快乐大本营，让很多人沉醉其中。《红楼梦》里的富二代读《西厢记》，在正人君子眼里是“不正经”，是“玩物丧志”。朱熹曾誓言“决不写诗”，陆游曾自贬其诗是“闲言语”，大概都觉得诗歌属于不正当场所，“高大上”人士在那里偶然出入，一旦被曝光也很失体面。但时至今日，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唐诗宋词等都被归入“严肃”文学，“严肃”得几乎像数学和哲学，连某些文科学子也觉得读这些东西是一种苦差事，一点都不High。如果不是要应考升学，他们可能更愿意去打电游、蹦迪、自拍、K歌……以至今年全国电游总产值一千多亿，相当于四到五倍电影业的全部产值。文学当然还有娱乐性，但没有经过一定训练和教育的人对此不一定乐得起来，因此它越来越像“小众”产品。

文学的教化功能弱化

“教化”这个词在今天让很多人烦。但人类与动物有区别，就在于人类是有文化的，有教化的。假如有人说，你叫他亲爹，他给你十块钱，恐怕多数人都不会干；如果这个价码提到一百万，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了。前一个事实，无非是证明绝大多数人还是有道德准则的。后一个事实，则证明道德准则高的人不会太多。这个或高或低的弹性准则，显然是文明教化的结果。古代欧洲的主要道德教化工具是宗教，但中国汉区的宗教传统偏弱，其替代工具是四书五经，其中有《诗经》，“诗”也成了“经”，成了最高指示。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当年说，中国宗教力量不够强大，人心很乱，如何教化？他倡议“以美育代替宗教”。这个美育主要指文艺，包括文学。

在宗教或儒学逐渐衰颓的时候，文学的教化功能曾被放大。“上帝死了”，雨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等应运而生，成了上帝的代用品。“打倒孔家店”之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文艺家的作品，曾是一、两代人的精神号角，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作家在那个时候被誉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想想看，能管理灵魂的，不就是上帝或准上帝吗？但这不像是历史的常态，至少在眼下，就像作家阿来说的，打开你们的手机，查一下各大文学网站排名前十的小说，恐怕大多数是吃喝玩乐,饮食男女。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物质化和个人化的“小时代”，“娱乐至死”是人间正道。作家财富排行榜每年也都炒作得很热闹。作为一个作家，我当然希望同行们都吃香喝辣大富大贵，但财富能否作为评价作家成功的一个标准？我们是否也该评选最富的公务员、最富的法官、最富的和尚？甚至最富的新闻记者？如果这些评选太荒唐，那么有关媒体是否觉得前一种炒作也太有土豪意味？

以上认知、娱乐、教化三种功能的弱化，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其中哪些属于不可逆的变化，哪些属于可逆的变化，不容易看明白，常令人们困惑。由此产生的困境不全是因为文艺界无能，而是因为文化态出现了剧烈变化，作者以及受众的适应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怎么能知道天气变冷了是一种可逆的变化，不需要惊惶失措？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人死了是一种不可逆的变化，必须顺变而为？传统形式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销售额在下降，但从广义上说，手机段子不是文学？博客、视频、流行歌曲、电视剧等为什么不是文学？这些含有丰富文学元素的新型产品，以文学作为重要的支撑和动力，不仅没有萎缩，反而进入了一个疯涨的阶段，正在迅速地扩张和繁荣。

既然文学并没有死亡，那么我们也许就应该明白变化中有哪些不变。换句话说，当今时代文学的理由在哪里，再造文学的根本出发点在哪里？

人类永远需要语言文字

电子数码技术便于传达视觉和听觉，将来甚至可望传达部分的味觉和触觉，但即便到那时候，语言文字仍然无法替代，文字之学还是大有作为的。钱钟书先生说过，任何比喻都没法画出来，比如说爱情，说“爱神之箭射中了我的心”，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刺穿心脏吗？今天的人用“放电”比喻爱情，同样是不可画，你画一些插头、插座、电线，还是画电闪雷鸣金光四射？文学的修辞之妙，常常表现词语的错接、重组、巧配、虚拟等等，超越物质现实原貌的逻辑，因此不可画，也不可拍摄，是绘画和镜头够不着的地方。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抽象功能，同样是超物质和超现实的，比如抽象的“人”、抽象的“社会”、“思想”、“文化”、“代沟”、“生产关系”、“购买力”……也都是绘画和影视够不着的地方。我们无法想象，缺少了这些概念，回到一个只有画面和音响的世界，人类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也就是说，文字工作者们大可放心。我们得承认文学的某些写实功能不妨移交给电子视听产品，让它们去做得更为“有声有色”，但文字仍然是人类的立身之本，文学甚至构成了文化的基础产业和核心产业，并没有夕阳西下。

人类永远需要有情有义的价值方向

很多人活得较为物质化，好像觉得钱可以搞定一切。这种情况是特殊历史原因造成。钱当然很重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但是达到温饱线以上，对于个人幸福感来说，钱的边际效应就会逐步减退。吸毒、犯罪、邪教、精神病等并不全是贫困的产物，相反到是物质财富增多时的常见现象。医学专家们发现，精神病眼下已成全球非传染病中的第一大病患，这与价值观的严重缺失和混乱是否有关，值得人们深思。人是一种群居生物，人与人的关系要保持健康，保持温暖，获得价值和意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得“有情有义”。岂止是人，动物也有情，因此佛家给人和动物共用一个名号，叫“有情”。人更需要“义”，连黑道也是“盗亦有道”，要讲一点江湖义气的。这个“有情有义”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却是低成本的和低科技的，不需要秀豪华、秀奇幻、秀惊悚、秀3D、秀大牌明星等等来予以实现。可惜的是，有些专家对高成本和高科技用心太多，对情和义用心太少，对当代生活中情和义的观察、体验、表现、创造用心太少。由此产生的文化空心化、泡沫化、快餐化，不成为华丽的过眼烟云实在也难。

好作家永远需要经验和学养两种资源

眼下有一些投资文学的“公司”，似乎文学生产可以工业化，雇几个“枪手”，包几间套房，签下合同，付出订金，就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生产小说、剧本、报告文学了。有些商家和政府首长也相信这种生产方式。要说服他们，说文学不能如此急功近利，说好多“神剧”和“雷剧”就是这样闹出来坑爹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学没法大跃进，也很难工业化，否则华尔街一定包揽所有的文学奖了，否则那些海湾石油富国就能出几十个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了。文学繁荣有赖于各种条件的因缘聚合，包括作家们人生经验和文化学养这两种资源的积累，只能厚积薄发，只能积沙成塔。就像前人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一个系统性的成长过程，甚至是在困顿和危机中的成长过程。“行万里路”并不是旅游，而是直接、深入、丰富的社会实践。但眼下作家们都都市化了，精英化了，甚至职业化了。靠国家供养和市场庞大这双重福利，不少中国作家活得越来越好。我们肯定不忍心再把他们关进“牛棚”，或逼他们去打仗、耕田、扛包、流落街头、甚至当海盗……但如果他们对生活的体察，仅仅依靠餐桌上刷段子，街头的几张八卦小报，十几次观光式的“下基层”，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并无读书和思考的兴趣，我们就算砸下成千上万的项目经费，把他们送进名牌大学混个三进两出，戴上博士帽，统统高学历化，恐怕也还是拔苗助长。

文学要繁荣，必须固本培元。但愿有更多作家同行——当然包括我自己，今后在经验资源和学养资源的积累上有所增进，国家和社会也为这种增进提供更多创造性的体制保障、政策引导、舆论支持，还有包容和耐心。一种既有活力又有定力的文学繁荣，仍然值得我们期待。

嘉宾主讲

王晓明指出,政府、资本、技术、教育、城市化等合力形成的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根本改变文学世界的结构 新的罗网和新的挣扎

少功先生所讲的，我很有同感，接着他的话再往下讲。

文学不坐冷板凳

刚才少功用“疯涨”二字形容今天的某一种文学的状况，是有道理的。跟1990年代初期相比，今天的文学作者、作品、读者和传播渠道，数量上都是明显增加的。有些非文学的部门，说话表达的方式，现在也越来越文学，比如房地产、轿车和化妆品广告，还有报纸和杂志上的新闻报道。数字、图表和视觉图确实是大行其道了，但以文字抒情言志的表达方式并没有被挤到边上，依然被今天的中国人普遍使用着。如果光看这些现象，你真是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依然很文学。1980年代晚期，人们根据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经验，断言中国一旦现代化了，文学必定会寂寞。三十多年过去了，良心啊理想啊都寂寞了，坐冷板凳了，文学却没有坐冷板凳，依然很热闹。

怎么来理解呢？少功说中国人需要汉字。的确，全世界的古老文明中，唯独中国的文明数千年间没有完全中断，一直延续下来，而这延续的一大关键，就是汉字、中文，几千年来一直活着，充当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第一媒介，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直到今天，一般人生活中有所感、有所想了，仍然首先是用汉字。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不是这样的，比如非洲的许多地方，音乐和舞蹈就比文字更重要。但中国人就是靠汉字，中国人为什么聪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很早就告别了图像时代，沉浸于抽象的文字系统，习惯于那种在抽象和具象之间持续来回的文字性思考和阅读。章太炎说，灭掉一个国家的文字，也就灭掉了这个国家，这主要就是在说中国的经验。习惯于用文字感受和生活，这已经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生理基因，它不会在短期内——比如几十年几百年——根本改变。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中国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字的一种最复杂也最有趣的活动形式，依然占据社会文化舞台的比较中心的位置，就一点不奇怪了。

大资本的手伸进了文学

今天的文学世界里还有另外一些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现象。

最显著的一点是，无论作者读者，代际阅读都越来越弱，同代阅读越来越膨胀，中老年人和年轻人，似乎都普遍只读同代人的作品，即便大学中文系，老师和学生的年龄相差一二十岁，文学经验就完全不同。说句武断的话：今天的识文断字的中国人，是处在有史以来最缺乏可以共享的文学经验的时候。

差不多同样显眼的是，大资本的手开始伸进文学世界了。最近十来年，一个怪异的新词，开始作为正面词汇，在媒体上流行：“文学有限公司”。它表示的不是一般的文学市场，而是动辄可以投入数亿元的大资本，开始把文学也当作一门大规模的生意来运作了。开始是“盛大文学”，然后是“腾讯文学”，还有别的“……文学”，没有几年，它们就发展出了相当复杂、也相当成熟的大批量生产和推广文学的系统，数以十万计的作者的文学构思和创作活动，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文学读者的网上网下的阅读和交流活动，就这么变成了它们的生产资料，成为资本增值所使用的非物质原料。

文学让人安于现状？

第三个重要的现象，是体现“为人生”的精神的文学正日益被边缘化。“为人生”是1920年代的作家提出来的概念，意思是说，文学应该“为人生的进步”而奋斗。社会上有太多的压迫和不公正，也有太多的庸俗和狭隘，文学应该激励读者去创造一个自由、公平、民主和解放的社会。这是章太炎孙中山和陈独秀鲁迅那两代人创造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从那以后整个现代文学，和我所理解的今天所谓的“严肃文学”的基本精神。从19世纪末到1940年代，大批官宦人家和资本家、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人，背叛家庭和自己所属的阶级，投身革命，改造中国，其中就有一些人是读了现代小说，而萌生反叛之意的。这就是那时候的文学，它鼓励读者去改变现实，追求人生的进步。

今天，这样的文学依然存在，比如少功这个年纪的许多作家，像王安忆、贾平凹、莫言、李锐、张炜、阎连科，以及稍年轻几岁的余华、格非、苏童、毕飞宇等等，他们的创作依然时时在体现“为人生”的精神，而且，他们这些人依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下一代的情况就不同了，今天三四十岁的作家中，依然有一些继续走着这条路，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明显比不上同龄人那些走“小时代”路线的作家。所谓“小时代”路线，简单说，就是比较自觉地将文学创视为——或同时视为——一种商业活动，以作品去安抚读者，帮助读者接受和适应现实，说得难听点，就是助人苟活。糟糕的是，这一类文学，其中有些技巧上是不错的，正在成为数量最多、传播最广泛、对年轻读者和文学新人影响最大的文学。如果看更年轻一些，二十岁上下的作者的状况，这个趋势还更明显。

这个趋势不改变，我们的文学，就会在整体上，成为社会再生产机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让人安于现状，或者以各种搞笑和“玄幻”减压，或者引导读者在想象世界里对着父母和老师发飙，然后继续乖乖地听老板和处长的话。也就是说，文学不再激励人去改变社会，它开始鼓励人向现实妥协了。

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

简单讲几个原因。首先，是政府和文学的关系改变了，这个说来话长，今天不展开。

其次，是中国特色的市场，它正在日益有力地管理我们的文学世界。当社会的再生产机制正在不断地将中国人往合乎其需要的方向改造，要我们成为符合公司人力标准的劳动力，和乐于被忽悠的积极的消费者，作为这套机制的一个关键环节，市场自然要持续引导文学活动往相配合的方向走。

再就是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职场教育。总体来看，这些不同的教育空间都在不同程度地培养和强化小孩和青年人的消极和保守心理。现在是从幼儿园阶段，家长和老师就开始一面无原则娇宠，一面却强迫小孩放弃自己想做的事（玩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认字做题目）了。小学和中学阶段就不用说了，我自己在大学教书，深知今日大学校园里的主流风气是多么保守和陈腐。到进成年、要入职场了，又有就业竞争和“房奴”之类的遭遇劈头盖脸地压上来，让年轻人很难保持挑战流行风气、“走自己的路”的勇气。

从某个角度看，这二十年技术的进步很大，比如互联网，一下子给文学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空间，网络文学在1990年代的迅速兴起，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空间。不过，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通常也会被统治社会的力量所利用，像我刚才讲的，大资本迅速介入互联网，用产业化的方式收编网络上的文学活力，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在注意到技术进步对文学状况的深刻影响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时看到两个方面。

最后还想提一下城市化，最近30年，中国大地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就是城市化了。它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和生理习惯，比如让人日益习惯于仅仅生活在室内空间，让我们的生活经验，越来越仅仅是来自于室内的活动。单这一点，对文学的影响就非常大，更何况城市化给我们造成的结果，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时间不够，就不说了。

主要就是以上因素，和其他一些我来不及介绍的因素，在最近二十年里面，合力造就了一套遍及全国的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并且使它膨胀到快速成为整个文学世界的主导机制的地步。这就是我所说的新的罗网。中国人多，作家的群体基数大，无论整体状况怎么样，总还能看到一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我们不能因此丧失敏感，意识不到整个文学世界的基本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甚至觉得，这个变化可能一点都不小于清末民初的那一场文学巨变。

靠庸俗对付不了危机

庸俗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如果社会发展的目标就只是物质经济，如果多数人都相信只有钱包是有意义的，其他都可有可无，跟我无关，这就是庸俗当家的时代。文学之所以转向“小时代”路线，根本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但是，中国也好，全球也好，今天实际上都是危机重重。我们当然可以像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自欺欺人。但这只能应付一时，我们越是用庸俗的人生态度来自我欺瞒，社会和人的精神的危机就越加速度膨胀，鸵鸟被狠狠咬痛、不得不拔出脑袋、拼命挣扎的那一天就来得更快。

我因此相信，现在这样的庸俗之风大行其道的状况不会持续很久，整体而言，中国人很难长久地装睡，一定还是要睁开眼睛、直面现实、奋力去解决危机、重建社会的。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它一定会加入人民的挣扎和奋斗，重新焕发追求进步的勃勃生机。

 现场互动

计件式文学生产对文学事业破坏极大

华东理工大学学生: 您刚才说到出现文学投资公司，似乎文学作品像一种商品一样被加工出来，使得文学失去纯天然的本质。我的化学老师告诉我，纯天然不一定就是不好？

王晓明：“纯天然”之说，是你加给我的（笑）。我曾撰文分析过文学公司化运作的弊端。1990年代初，网络文学这种样态刚诞生时，相对“天然”一点。因为有利作者和读者互动。那时的文学多种多样，今天也是，但数量上最大的已是企业化生产的产品。写作者收入与每日更新字数挂钩，我认为，这样的计件方式，实在是对文学事业的极大破坏。

青春文学的创作者要走向未知的挑战

上海大学：现在有很多青春文学涌现，带着感伤、怀旧，不是特别积极，拍成影视剧后特别流行，如《匆匆那年》、《致青春》，您怎样评价？

韩少功：我阅读量很有限，没有看过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相信很多青春文学，如果不是赶时髦的模仿，而从内心深深的痛感中分泌出来的文字表达，肯定会有好作品。另外每个时代的青春都很宝贵，值得珍惜；但是青春并不是一切，青年人总要成家立业的，总要面对社会和历史的。要勇敢面对未知的人生，非青春的困惑和问题，要问自己是否已有所准备。

集体阅读经验的分裂阻碍了优秀作品传承

浦东中学语文老师：我喜欢的作家、作品，学生不喜欢；学生喜欢的作家、作品，我也不喜欢。根本原因何在？

王晓明：原因是非常多的，简单来说，部分原因是有大量资本化运作的新媒体和新技术媒体相结合所致。另外是社会整体氛围的改变，粗暴而言，最近二三十年来持续形成的社会，从心态上来讲，是一个比较老化的社会。青春是一个心理词汇，当这个社会大多数人觉得我们可以改变现实时，就是青春的社会；当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只能适应现实时，就是比较衰老的社会。我认为集体阅读文学经验的分裂，很深刻的原因就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剧变。

当比较积极的生活经验不能够被年轻人大面积体验到时，与之相联的文艺作品就不易被顺畅传承下去。

为时代服务是指为时代的进步而服务

退休教师肖建民：文学从原先的现实的破坏者变成现实维护者。这和我们常讲的“文学为时代服务”是怎样的关系？

王晓明：从鲁迅开始的现代优秀作家，他们的文学就是为时代服务。什么叫做为时代服务？就是为了时代的进步而服务。从这个角度讲，现状恰恰是阻碍时代进步的。所以批判现实、转化现实、推动社会往前走，这是真正为时代服务，而不是为维护不合理的现状。

在小时代中，作家的选择容易随波逐流

中科院蔡雨：作家需要写社会问题。怎样才可以让80后作家把写现实的文学传承下去，并做到有影响力，来抗衡“小时代”和玄幻文学等？

韩少功：文学有各种各样，有的未必和社会问题直接相关，譬如某些儿童文学、田园诗、科幻小说。其次，改造社会、寻求真理，在有些时代做起来相对容易，在有些时代相对难些，比如我心中对这个时代有很多困惑，但我一直也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估计很多年轻同行未尝不想关心这个社会，但是问题太多，太复杂，做起来非常难，有时候就一走了之。在历史长河里，有时候求变是全民普遍的心理，要闯出一条新路，我们叫它做“大时代”，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但那不是常态。很多时候是沉闷、、平庸的小时代或者半小时代。这时人们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有些条件缺三少四，譬如经济发展、技术改进、思潮创新、社会矛盾积累等不到位，一个大时代就不容易马上喷薄而出。很多人因此灰心，随波逐流，不是特别难以理解。不过，困境中总还有坚持前行的，每一代人中都会有这样的坚持者，人类几千年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不用我们过于担心。

警惕描写纸醉金迷作品的初衷

同济大学赵洋：《日夜书》书写的是知青生活，郭敬明写是纸醉金迷的生活，现在年轻人更喜欢看不可靠的生活，这就是代际阅读的弱化，您认为这种阅读是否可逆？

韩少功：首先我希望不要产生误解，认为描写纸醉金迷的生活，一定就特别腐朽。要看怎么写，《红楼梦》也写豪门故事，但旨在警示和忧患，也是一部文学经典。消费主义文化的特点，往往只鼓励消费，不鼓励劳动和学习，让受众变得势利、贪婪、懒惰、无知，而这种消费动物是资本获取垄断利润的前提，永远不会成为资本寡头的竞争者和反抗者。如果我们被消费文化训练得只知纸醉金迷，就真的成为它们的奴隶了。所以我们需要多一点敏感，洞察那些花花世界背后意图。我相信青年人只要多一些实践经验和知识学养，就不难从这种文化催眠下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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