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与我们的生活”演讲季第四期

      2014年12月6日，由上海社联和文汇报社联合举办的“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与我们的生活”演讲季进入高潮。第四期作家嘉宾、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主讲《品种、招魂、家园》，学者嘉宾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主讲《法自然和现实主义创作》，中福会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原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阚宁辉应邀担任主持。华东理工大学200余名同学在奉贤校区分播点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并与主会场互动。

嘉宾主讲

陈思和认为，不靠故事驱动，真实琐碎生动富有生命力，贾平凹为首的作家群逐步形成接近《红楼梦》的叙述风格 

法自然：中国当代文学新审美

　　 中国当代文学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21世纪，30多年一路走来，拥有了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等一大批作家，这批作家在今天都走上了创作的辉煌时代。而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法自然”风格，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审美表达，将现实主义艺术推向一个高峰。

　　21世纪形成了中国文学创作的繁荣态势，有一批从1980年代走来的作家坚持独立写作，每个阶段都奉献不同的代表作，与“五四”以来的文学大不相同

　　中国文学从“五四”发展至今十分曲折，社会的剧烈变化使文学主题不停变化。王蒙曾说“各领风骚三五年”，他意识到中国社会变化太快，文学与生活贴得太近。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指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多数是青年作家在写作，成名作往往变成了代表作。二十几岁写的文学作品很难说成熟，只能说很尖锐而有活力。

　　1980年代之后，中国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尽管社会生活也在变化，却有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就以自己的独特创作走上文坛，30余年始终坚守在写作岗位，不为社会风尚所左右。独立写作使他们的创作慢慢在自己的道路上形成了成熟风格。每一部作品拿出来都是有分量的，对社会有深刻的认知，对文学有稳定的见解。在这条队伍里，贾平凹走在前面，还有王安忆、莫言、张炜、余华、严歌苓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仿佛在与时代较劲，在与时间赛跑，用最充分的力量进行创作。他们有自己的风格、独特的语言、叙事方式和对社会的认知。

　　这种情况在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史上是罕见的，以前作家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大家当作宝贝般反复讨论，现在却像火山一样地不断喷发。文学几乎是和社会生活、写作出版以及各种语种的翻译同步发生。作为文学研究者，看到今天这样一个繁荣、成熟的文学世界出现在眼前，不为此感到鼓舞，我认为是不正常的。

　　上世纪末两次转折：1980年代中，文学逐渐和政治分离，文化积累成为创作源头；1990年代，历经苦闷期，作家集体转型，形成“民间”立场

　　新世纪之后，文学进入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与前三十年来两次文学转型有关。

　　1980年代初，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崛起之时，文学仍和社会政治紧密相关。但是汪曾祺、邓友梅等一批作家已经开始做了一些尝试，试图写民风民俗等民间文化因素，来淡化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化标准。1983年贾平凹创作的《商州初录》，在当时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展现了不同的文学样貌，把歌颂性内容隐蔽到故事背景中，呈现出来的是商州琐碎而粗俗的民间风俗、日常的民间故事，展现了一个新的审美空间。1984年，张承志写了《北方的河》，阿城写了《棋王》，这些小说慢慢把文学创作从与社会政治的既紧密又紧张的关系中脱离出来，1985年中国文坛出现“文学寻根”思潮，韩少功、王安忆、李杭育等等都出现了。这些作家基本上都离开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主题，开始把文学和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这是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这批作家以还不丰厚的文化积累作为创作的重要资源和原始动力，渐渐形成了新的文学队伍。

　　到了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风起云涌，知识分子潜在的苦闷、绝望的心情弥漫了整个文坛，促使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很多作家反思，开始自觉地把生命价值放进创作中。山东作家张炜以龙口为根据地写了一系列小说，如《九月寓言》、《家族》等；余华一改原来的冷暴力，温情地书写农村底层的老百姓，如《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一批作家都在转型，大批作家从“寻根”走向“民间”，我说的“民间”是一个立场，不论作家的身份，最根本的是能站在我们视野里面往往被遮蔽掉的一个视角——普通老百姓的立场。

　　其中贾平凹活得最痛苦。《废都》是一部痛苦的小说，当时我正好四十岁，看到后记《四十者说》时，我感到贾平凹写的全是我心里所想。只有当这个作品唤起你对生命的呼应，才是我认可的好小说。当时批评界对《废都》一片讨伐声，我写了一篇关于“民间”的文章，写到贾平凹，我的意思是，既然已经“俗”了，干脆走下去，未尝不会走出一条道路。于是，就等来了十年以后的《秦腔》。

　　“法自然”风格：没有主要故事、典型人物，甚至明显主题，在自然描述中显示出人事和时代变化，《秦腔》是代表，提升了现实主义艺术境界

　　很多兴风作浪的言论一直贬低文学，认为文学已经不重要了。其实，恰恰在“不重要”的时候，文学默默发展，像一条潜在的龙在深渊里面慢慢成长，到了新世纪，它与时代一起腾飞，这个腾飞就是以贾平凹的《秦腔》为代表的一批文学作品。

　　我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概念去解读《秦腔》。跟通常认知的文学标准不一样，它写了一个村一群人，每个人都很重要。读他的小说就好像生活在村庄里，一个村庄春夏秋冬过了四季。今天谁出门了，碰到谁了，谁告诉他某人死了，其他人又接着叙述另外一个故事……小说似乎漫无边际在发展。这在以前的文学中是没有的。第一没有主要故事，第二没有典型人物，甚至也看不出一个明显的主题，而是完完整整写了一年里一个村庄的故事。他的文学完全是一种新的表述方式，用我的理论表述就是“法自然”。

　　什么叫做自然？春夏秋冬自行运转，人不能左右，而且自然变化非常微小，不是通过一个事件、运动、标志产生，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样自然的生态也可以用于观察一个自然状态的社会，如果尊重这样的社会规律去发展，其实就是一个自然。

　　贾平凹把写大自然的规律，用到了人事的描写上。《秦腔》平平静静，琐琐碎碎把一个村庄的历史写出来，当你看到最后，这个村庄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也是这样，表面上很琐碎，其实通过生活的细微变化在发展。我觉得贾平凹的创作把现实主义艺术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境界。我们从“五四”以来的传统，就是表达典型生活和生活本质，学会这套理论，再描述生活、设计人物。当然在他之前也有很多人颠覆这个传统，贾平凹用特有的艺术手段，平平淡淡地颠覆了，还原了社会生活的民间化和日常化。

　　我想到《红楼梦》。它写了一个家庭里无数琐碎的事情，在琐碎中，把现实生活全部粉碎，捏造一个属于作家自己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大观园，就是宁荣两府，就是贾平凹的商州，里面有神话传说，有自己时间的纬度，这个体系跟日常生活一样真实，一样琐碎，一样生动，一样充满生命力。

　　《红楼梦》跟“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有非常大的关系，自然界是周而复始的。这样的过程跟西方小说不一样，西方小说是直线的，写一个大家庭衰败，一定是一代比一代差。我们学了西方的理论套《红楼梦》，所以否定《红楼梦》的后40章以大团圆结尾，最后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后四十回写到兰桂重放，这个梦还会做下去，大多数人永远是在一个接一个做梦，跳出来的人实在很少。《红楼梦》其实是一个循环，我觉得贾平凹的小说就是这个味道。

嘉宾主讲

 贾平凹：人性的佛魔两态，社会“装修态”，催生一个品种来说公道话 文学为转型社会“招魂”

文学为转型社会“招魂”

　　 人来到世界是来爱的。逢上不好的岁月，社会有了黑暗、丑恶、恐惧和痛苦。人也一日是佛，一日是魔

　　有人说，人生是悲苦的。这观点的确影响到我，在生活中，工作中，写作上一受到挫折，就容易悲观。这种悲观情绪伤害过我的写作，老写不出满意的作品，伤害过我的身体，曾十多年一直病病蔫蔫。在我五十岁后，我想人到世上其实是来爱的。每个人都是在父母的做爱中产生的。活在这个世上，你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你有意义的。你见到花儿的时候，你心生喜悦，很爱花，其实花也一样喜悦，花也爱你。人是向往着美好的，只是人来得太多，虽然太阳是无私的，它不因高低贵贱男女老少都照耀，但地方、食物有限，这才产生了竞争，有了恶和下贱的东西。同时太阳照耀你，也给了你阴影，你收获了麦子同时收获到麦草。

　　人来到了世上怎么在世上生活，有的很快适应，有的为了自保而伤害同类，有的遭遇了许多事变，这就是命运。大多数的人之所以称芸芸众生，就是顺波逐流，糊涂过了一生，有的则坚持自己，这种人不论好坏，都是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有一些人是上天派下来给人群作指导的，历史上那些各个领域里的伟大人物都是这样。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集团，只要它能存在，其中必有一批人全心全意为这个国家、政党、集团做事。他们绝不自私、贪财、好色。好比同一座房子有一根梁和四根柱子，我们称这样的人有雄才大略，是受命于天的。

　　常有这样一句话：八百年修得同船过。大家的年龄都差不多，都在这个船上。逢上了不好的岁月，人的缺点就暴露了，社会就有了黑暗、丑恶、恐惧和痛苦。反过来，在如此的环境里，人也就变了，一日是佛，一日是魔，你看镜子，镜子看你，人人都可以起燃，人人都可以冒烟，我在《老生》后记里说，风刮风很累，花开花也疼。人活在这个世上，其实神也在人中，常说聚精会神，神是一般看不见的，冷静聚精力才能见到神，当神不在其位，离人疏远，人就变成了一堆器官。当神在的时候，人冒出的烟，烟升到空中也会成为云。

　　两种环境构成了我们的命运，而在转型期中形成了我们的文学品种：要写中国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

　　汪峰唱：这是个最好的年代，这是个最坏的年代。为什么如此呢，因为社会正经历大转型，一方面社会为每个人提供了奋斗的平台，一方面又让每个人焦虑、恐惧和疯狂。我们的船在掉头拐弯，又遇上了风，船肯定要倾斜。船上什么事都会发生，在船上，你当然有希望，有惊恐，你头晕呕吐，你被人伤害，也可能伤害别人。这就形成了你的特质，如同有各种土地，有肥沃的，有贫瘠的，有水田有旱田，水田里能长稻禾，旱地里则长荞麦。稻禾长上来就得不断灌水，有蛙鸣，生各种虫，在扬花时怕风，成熟时怕倒伏，荞麦就耐旱，苗杆发红，开紫花，鸟会来吃籽，野猪来吃苗。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以前是贫穷，运动不断，吃不饱肚子，很有秩序但没自由；现在市场经济了，知道了什么是民主富强尊严，反倒更不满足了，追逐权力和金钱，道德沦丧，风气败坏。我们就生活在这两种环境中，构成了我们的命运，在命运中生成了我们的品种。我们一些所作所为，欧美人不理解，其实欧美人以前也经历过，只是这一代人不知道罢了，就好比欧美是把房子已装修过了，而我们正在装修，装修中当然一切混乱，尘土飞扬，电锯声聒噪声，引起四邻不满。在这社会转型期，人人都在骂，但是，风气的形成，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这就谈到文学，我们的文字也就是这品种。它要写中国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里面肯定就充满了改革、奋进，同时有阴暗、丑恶、肮脏和荒唐。这个时代似乎没有史诗，到处是猥琐、破碎，是一地鸡毛，是贴在墙上的标语无法揭下，揭下就是纸屑。似乎没有崇高，一切都在消解，似乎没有纯净，而是混沌一片。

　　如果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我们就得明白我们的长在哪里短在哪里，需要继承什么需要改进什么。

　　荣格说，好作品都是表达集体无意识。文学如何好写中国的百年历史，以何来评判？值得再深思

　　荣格说过：文学的根本是表达社会集体无意识，作家需要去抓寻那些原始的具象。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这品种好不好，我们到底写得怎样，这些作品能不能行之久远呢？如“伤痕”“寻根”“改善”“先锋”“新写实”等等，这些思潮是对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但是，这些思潮都是在思想观念和文章写法上的革命，我们惯用的作品深刻性，总是以阶段的主流意识要求，对于文学本身内部规律的讨论却不多。回想一下中外那些典型作品，如《唐吉诃德》、《老人与海》、《红楼梦》、《阿Q正传》，这些作品都是表达着集体无意识，都是在这个维度里观照整个世界和世界中的人的。如《山海经》中的大荒。《红楼梦》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泪是社会的，人生的，荒唐是语言的文学的。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喧嚷的琐碎的日子里，我们了解了它也了解了自己，认知了它也认知了自己，看透了，看到了本来，从此获得写作的自由自在，如灵魂逃离了身体又观察了身体，那么，文学的境界就自然而然与以前不一样了。观音菩萨是观音观世观自在，文学也是个观。现在的作品，写得最多的是百年以来中国的历史。怎样写好这一段生活？陈思和先生最早提出过历史要归化于文学的话题。李敬泽先生也讲过只有当历史不再是历史，记忆不再只是个人记忆，而变成了经验、直觉和梦幻的时候，才有文学。我小时候听长辈人说古经，陈年旧事，讲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后来觉得，当历史成了古经，成了一种故事，把这故事写出来就是文学。

　　三十年来，我们有太多的关于百年历史的叙写，多有那些丑恶的残暴的恐惧的内容，揭露和批判是这一类作品的核心所在。但我又有一些怀疑，如果事过境迁，后人阅读，仅仅是一种社会记录还是能受到文学的滋养？以我们现在阅读前人作品的需求而判断后人阅读我们的态度，确实让我们不敢得意。对待历史，要真实去看，真诚去想，要表现出其重，又怎样在这重中变轻，如李敬泽说的：只有重才会碰到地面，只有轻才能通上天。这确实需要我们深思再深思。

　　转型期的这个社会有了病，文学开不出药方，但可以招魂，作为治疗的一种，文学此时要说公道话

　　在文学叙写这个转型时代和社会的时候，推脱不了这个时代社会的复杂、丑陋，但文学的目的并不是呈现这些复杂、丑陋，它不是让人类绝望和自杀，而是让人更好的生活。文学在这个时候，说简单一些，从某个角度讲，就是说公道话，这种公道话是在思考，是在批判那些丑恶，是美好。《内经》上讲，五脏得了病，那是有鬼的原因。失去阳气的地方容易有鬼。阳气是什么，就是魂魄，就是神气。过去民间招魂的方式很多，我小时候就被招过魂，夜里哭，不睡觉，家人在村中树上贴过招魂帖，三十多岁时，得病久治不愈，家人请了法师给我治过。现在在陕西北部农村，仍有这种招魂的仪式。这个年代需要招魂，文学也在招魂，整个社会有了病，文学应该是治疗之一种，而文学开不了药方，却可以招魂。屈原的《离骚》是招魂，司马迁的《史记》是招魂，《红楼梦》也是招魂。

　　文学的招魂取决于作家的格，取决于文学背后的声音和灵魂。招魂的目的是回家，身有家，心也有家

　　招魂也存在着什么人招，怎么招的问题。陕西农村的老一辈剪子艺人，实际上就是巫，他们从事这种工作久了，神就附了体，他们的招魂就起作用。而这些老艺人去世后，新的艺人剪出的东西怎么安都不是那么回事。老艺人剪纸是他们的生活一部分，所剪的内容是他们对天地自然的认识，投入了巨大的真诚，新艺人剪纸只是为了美好环境，或借此出名或挣钱。剪出的东西一般人都没冲击感，那鬼还怕吗？文学也是这样，文学取决于作家的格，取决于文学背后的声音和灵魂。如果作家襟怀鄙陋，作品的境界必然逼仄，不管你是要歌颂或是要批判，全都没有作用。当好的作品在写的时候，就是你在写作时会忘掉自己，你为你笔下的流畅和出彩感到惊讶，以为这不是你写的，是什么附了体，是谁在借你的手在写，你的浑身被什么充满。我想，这种情况，就是作品诞生了神气，生命在勃勃蓬蓬形成。真情投入，投入得专注，神自然就会归来。没有大的关怀，没有真诚，自己的品格低下，境界逼仄，反倒招来的是邪气。

　　招魂的目的是回家，身有家，心也有家。尤其心有家，心若没家，身就等于没家。这个社会，人人都在路上，都心里空虚恐惧，都在找神寻家。

 现场互动

　　韩郭现象：江山代有才人出
　　同济毕业生杨璨榕：：韩寒和郭敬明在青少年中很有影响力。您觉得他们对年轻人有哪些帮助？
　　贾平凹：韩寒、郭敬明的作品，我读过部分，给我的印象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他们写的是他们的生活，我不很熟悉，但语感很好，和这一代人拉得那么近，肯定拥有大量读者。我做过一些调查，年轻人都说喜欢他们的作品。在我印象里，每十年就有一批不同年龄段的作家冒出来，如同一年四季中，春天总有草木萌芽。我比较佩服这两个年轻小伙。
　　
　　好作家：认真对待内心冲动
　　上海大学大三：作家如何在适应社会变化的同时又完成自己内心的沉淀？
　　陈思和：我觉得创作首先是内心有冲动，这最重要，而作家的冲动大都来自他的生活。认真对待内心的冲动，认真表述好对生活的热情，只要坚持下去,就可能成为好作家。最怕的是作家追风，有些社会风潮是被制造出来的伪命题。
　　
　　高校有使命阅读经典传承文化
　　曹杨二中高一朱家诚：阅读成了当代一种新的写作动力或来源；而这种变化又遇上互联网的普及，阅读是否被赋予新的意义？
　　陈思和：今天互联网做了文化普及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大众参与的文化视角。我认为，很久以来，阅读就是分层的，大学生群体、高级知识分子、普通百姓都有自己不同的阅读兴趣，只是以前我们不沟通，无法知晓。很多人提倡的精英教育经典阅读，针对的人群有一定限度。喜爱读莎士比亚的，任何年代都会不改初衷，希望更多普通受众去阅读莎士比亚作品，并不现实，把精英的阅读圈扩张化，势必让阅读质量全面下降。只有高校例外，它担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需要通过经典阅读教育学生进行文化传承，在中文系或者大学教育里提倡通俗化、大众娱乐甚至网络浅阅读不可取，教育有教育的规矩。而市民阅读本来就多元化，无需大惊小怪。
　　
　　《废都》《秦腔》都是拐弯之作
　　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贾平凹：每次构思时、动笔前都觉得这部作品好得很，写完后就不满意了，那是真话。作品就像孩子，她们都有生命，不能随便说她们不好。只能说哪部作品更重要些，如同路在拐弯时，两边有标志性意义的树是重要的。《废都》、《秦腔》都是拐弯时产生的作品，都重要。

 　　尽全力做好手头事让生命圆满
　　上海大学文学院研二：离写《废都》已有20年之久，您是否突破了当年的中年苦闷？对我们这批正在路上的年轻人，有何“招魂”的具体建议？
　　贾平凹：人一生，每个阶段都有苦闷。就我而言，这种烦恼现在还有，经常发生。刚才很多人说，阅读不如以前那么受欢迎，我觉得有道理，那你还写？我常这样安慰：我已经写了大半生了，自己不能成为大英雄拯救这个世界，像毛主席那样解放人民，起码要把我目前选择的事情尽力干完干好。

　　人在自然界特别渺小和短暂。佛家的观点：人、动物、皇帝和乞丐生命平等，前世、现世和来世互相转换，尽最大力量把每段生命活好，叫生命圆满。人去世后，灵魂就走了，在空中飘着，在瞬间有可能就投胎，可能变猪，那就努力长到120斤，不是80斤，让灵魂变大些，下次投胎做个大点的动物。所以，不管哪个物种，都要尽力做到最好。

 　　年轻时靠激情，年长后靠思考
　　华师大中文系朱露露：有人说文学是一种需要保持激情的写作，您写作的兴奋点在哪里？
　　贾平凹：这要看具体情况，像孩子的形成一样，一旦现实生活中的冲动、欲望非常强烈时，作品就诞生了。我上大学时就开始创作，学写短篇，当时没人写长篇。年轻时特别敏感，容易有感觉和欲望，马上就想写。当时宿舍里四人一间，整夜睡不着，翻过来翻过去的，像鸡下蛋前夕一样。其实，现在看起来当年的作品很幼稚。随年龄增长，激情慢慢衰退，对现实生活中你体悟过的东西，反复斟酌后才会去写。

阅读《文汇报》PDF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