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4-08-19
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黄浦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东方青年学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报承办的“望道”讲读会系列学术讲座，成为今年上海书展的一大创新亮点。讲读会所提的“十年读书，以启学林。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宗旨，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共鸣。我们有理由对“望道”讲读会在引领深度阅读方面的示范效益有所期待。现将本系列讲座中7位主要演讲嘉宾的观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洪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今年是马克斯·韦伯冥诞150周年，重温这位德国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韦伯7岁时，德国完成统一。在俾斯麦领导下，以短短30年时间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国。韦伯一生贯穿了现代德国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的过程，可谓现代德国的同时代人。
韦伯30岁不到即作为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专家受聘为柏林大学法学教授，一年后转赴弗莱堡大学任国民经济学教授，在他著名的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呼吁德国市民阶级勇于担当，使德国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为此，韦伯指出，政治科学之教育实为当务之急。韦伯的呼吁针对当时德国现实。与经济和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相比，德国在政治上可谓侏儒。当时德国政体素称“奇特”：貌似代议制，内阁却不向议会负责；看似皇权专制，邦国却相当独立；军队强大，却自成一体；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将优秀青年学子悉数网罗，却只为使他们成为单向受令的科层部件。容克贵族日暮西山，却依然长袖善舞；市民阶级日益壮大，却一心寻求一位新凯撒，以便在其庇护下继续埋头赚钱。
对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关切，是韦伯思想的特点。他为此被视作民族主义者。不过，韦伯的民族主义不同于一般政治民族主义，毋宁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通常强调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以“富强”为至高目标；韦伯的民族主义则关注“好的生存”，关注如何培养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素质。韦伯认为，文化才是民族国家的目的。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更好地保护文化。
德国的迅猛发展使现代病集中爆发。韦伯并未沉湎于现代技术文明所带来的便利与舒适，而是意识到现代社会诸种制度，对西方自古希腊经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以来的永恒价值，构成极大威胁。其所谓诸种现代制度，在经济领域中为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中为官僚科层制，在文化领域中为现代科学研究和大学体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政治为业》《以学术为业》和《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分别予以探讨。就现代资本主义而言，这一萌生于禁欲主义新教的经济活动，在获得了作为其副产品的巨大财富力量后，抛弃了人的灵性生活，依凭现代技术和组织力量，将这种活动固化为使所有现世和未来者都无法摆脱的“铁笼”。就现代科层制论，原本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要素出现，以满足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精确的管理要求，却与无生命的机器（工厂）一道，作茧自缚，固化为钢筋水泥式的网络化权力结构。而作为人得以超越其生存有限性的科学，也丧失了其自古以来的作为人性解放的力量，宣布无能于探究是非善恶，而沦为服务于任何人任何主观意图的工具。经济上的“铁笼子”（无形之手），政府管理上的“钢筋水泥”（无人统治），科学研究上的“破碎大道”（专业化），在韦伯看来，都是对人类自由和创造力的威胁乃至于禁锢，或使人类沦落于前所未有的奴役之中。
韦伯承认，这些现代制度之建立出于必然，有些亦属必需。他如同一名体检医生，对人的病症作冷静观察和客观描述，既不回避，也不救治，只是诊断。这就是韦伯所认为的科学研究态度。后人往往忽略他冷静言辞下的嘲讽，将“描述”误作“认同”。
“一战”失败终结了近代德国的黄金时代，却提供了改造并完善其政治的契机。韦伯认为，政治制度是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向着理想目标前进的障碍，他在战时和战后提出“议会制”和“总统制”设想，主张治国者由人民直接选举，以避开官僚科层的中间阻碍，在政治家与人民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既作为对官僚科层制的“机械化”和“反政治”倾向的克服，也促使富有远见、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政治人才涌现。
韦伯没有亲见其所参与创建的魏玛体制如此之快便告崩溃，也没能预见在真的出现了“克里斯玛型”人物，领着整个民族走向覆灭。但他毕竟说过：“耽误了一百年的政治教育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而由一个伟人统治亦非就是政治教育之道。”一个民族的国家由它的人民共同创造，谁也不能越俎代庖。
张维为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位英文译员的身份近距离接触了邓小平，他的气度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做好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外交部当时破例允许我们这些翻译新手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使我有机会较早地了解到邓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邓小平1982年9月多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谈话给我印象深刻。当时，金日成向邓小平介绍了朝鲜克服经济困难的方法——发展鹌鹑养殖，因为鹌鹑蛋的营养价值比鸡蛋高很多，我注意到邓小平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而是谈了中国已经回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谈了“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谈了要按照“经济规律”来发展经济。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局限于小打小闹的“治标”时，邓小平已经在考虑“治本”的问题。
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是在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在那天的谈话中，邓小平回顾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强调了中国既要反“左”也要反右，谈了中国还在探索社会主义，但他强调在这种探索中，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公有制占主体。回头看，这体现了邓小平的底线思维。只要有了这两条，即使我们探索中出了一些问题，也可以逐步纠正过来。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改革中不少问题就是这样得到纠正的，如地区差距的缩小、医改、养老等。当穆加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仍表示某种担忧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并说：“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这再一次展现了邓小平对于中国命运的长线和底线思维。邓小平的切身经历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混乱和动荡。我后来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的近140年间，中国持续的太平年景最长不超过八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后来，是邓小平下了决心，把追求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结束了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政治动荡，创造了国家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奇迹。
邓小平会见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我第二次有机会为邓小平做翻译。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在两届党代会（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党代表大会，这种先例不多。这次会议基本实现了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变动很大，下了十人（叶剑英等老一辈政治家），补选六人（胡启立、李鹏、田纪云、乔石、姚依林、吴学谦），并决定131位老人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增选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从这次大会开始，中国政治有序接班的进程逐步形成,这无疑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关键举措。邓小平致完开幕辞之后便步行到福建厅来会见罗林斯。邓小平显然还沉浸在党代表大会的气氛中，他花了不少时间谈干部的新老交替、选拔人才、用好现有人才等。现在看来，邓小平当时推动的这一系列体制改革的意义重大。当罗林斯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并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这位伟人的睿智、远见和勇气，缅怀他为中国历史大转折和中国崛起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相信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国家将会创造新的奇迹并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资本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概念，可以指投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而发挥作用的资本；也可以指社会关系而进行展开的资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借助这个重要的资本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可以从企业微观的角度去研究，也可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去研究；资本既是一个实体经济的概念，也是一个金融或者虚拟经济的概念。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要素的全球化，基本动力是资本逐利，载体是跨国公司。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布局提供资本和技术，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提供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由此形成了全球层次明晰的要素供需循环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成为产品需求方、产业资本供给方以及金融资本需求方，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劳动力供给方、产品供给方、产业资本需求方以及金融资本供给方。新兴经济体因为要素供给能力的上升超过其产品需求，而成为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盈余国，在本国缺乏有效率的资本市场的情况下，这些资本又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回流到美国进行配置。使得美国的虚拟经济过度繁荣，资金流向各类债券、金融衍生品和大宗商品市场，带来个人、公司和政府杠杆率的大幅上升，最终酿成全球性金融危机。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出版，封面上的“Capital”使人联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皮凯蒂通过对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300年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财富或者说社会总资本对国民收入的比重一直是很高的，一战以前高达700%，两次战争期间开始下降，至1970年代这个比例维持在300%左右，之后又迅速回升至500%到600%。财富的分布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二次大战期间及之后30年，确实出现收入差距下降的现象，但1975年之后，收入差距再次扩大，21世纪呈现扩大趋势。所谓库兹尼茨关于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即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但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高度后，收入差距会随之下降，在现实中是短暂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资本和财富的逻辑。皮凯蒂理论模型的关键点：从历史长河来看，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假设资本回报率约为5%，经济增速为2%，拥有资本的人的收入增长会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收入差距扩大。皮凯蒂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20年的近50%下降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30%，2000年之后又再一次上升到50%。欧洲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弊端，因此，皮凯蒂的政策建议是，必须向资本征重税的方式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中国当前也呈现出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各类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资产发展迅猛，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会流动性下降。但仔细考察，中国情况与皮凯蒂分析的发达国家情况差异很大。首先，中国收入差距的主要贡献因素是城乡差距，城乡居民在房地产等财富及其收入方面的差距远超过劳动收入的差距，同时在公共产品的享有上差距很大，进而影响人力资本的差距。其次，国有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国有部门资产负债的发展迅速，资产与负债共进，土地资产与金融资产互为前提，使得总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的现象明显。再次，中国的实业资本处于劣势，近年来各类成本大幅上升，平均利润下降，资本回报率不及国民收入增长率。实体资本需要扶持，因为这是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最后，社会资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是根据能力而是“拼爹”获得好职业，社会流动性因此大大下降。需知，社会的充分流动性是一个社会前进的动力所在。
谢遐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今年是康德诞生290周年。虽然传统的说法是：康德哲学是对法国革命的英雄行为作出的德国式的软弱反映，但两个多世纪过去，原先落后、分散、粗野的德意志，现在无论科技、文艺、哲学，还是国力，不少让于优雅、冲动的法兰西。看来，理性和情感二者，理胜于情更好一些。康德哲学是对理性本身的系统阐述。全球化时代，各种文明相互接触。传统为理强于情的文明与传统为情强于理的文明要彼此容纳，就要探及根本。两百多年前的康德哲学是今日哲学的入门和基础。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他掀起哲学革命的划时代巨著。他在序言中宣布了重建形而上学的使命。尽管20世纪哲学主潮是摒斥形而上学，然而人类的思考和生活却不能不建基于形而上学。独立于意识的世界处于无休止的变动中。然而，人类的思想自发地认定有“不变者”，而变动是“不变者”在变。形而上学是以“不变者”为基本设定的哲学。科学、信仰、财产（即所有权）都建基于形而上学。因此，即使有了比形而上学更透彻、更深刻的哲学，形而上学仍然不可能摒弃。康德的重建成果就仍然屹立不倒。
康德对理性作“批判”用意在于，通过对理性本身的研究，确定知识是怎样可能的——意思之一是，有些一向被看作知识的，其实不是知识。上帝存在，一直被当作知识论证。康德揭示以往一切上帝存在之论证建基于经验，而上帝不可经验，因而这些论证都不成立。上帝只是信仰之对象。这个思想凝结为那句遭到广泛误解的名言——“我否定知识，为信仰留地盘”。其实“否定”按德语原文可译作“扬弃”、清理，表达划分科学与信仰为两个不相干领域的意思。信仰对象不能由科学证明；同理，也不能由科学否证。康德这一结论至今对我国有重要现实意义。
康德哲学有不少论点属于终结争论、不可移易的结论。他对宇宙概念的辨析即为范例。宇宙是激起人类好奇心的永恒话题。究竟有几个宇宙？宇宙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本来是科学问题，不属于哲学。自然科学家出身的康德一贯认为科学研究永无止境；但形而上学中的宇宙是个理念，虽然是经验科学得以开展的前提，却不可经验，因而不是科学研究对象。于是，天文学的宇宙与哲学的宇宙区分得清清楚楚。由此开创了哲学思维的新原则：切勿在哲学中混杂经验命题。这原则启示黑格尔哲学观——哲学是研究纯粹思维规定的学问。
康德的道德哲学在西方是形式主义派的代表，晚近由于正义理论涉及人的本性而重新受到世人瞩目。国内，李泽厚创立实践美学，开辟正面解读康德哲学新局。稍后，牟宗三把康德思想与孟子－宋明新儒学结合研究，发展当代儒学。康德实践哲学的另一个方面——法哲学，对今日中国尤其重要。马克思《资本论》是德国古典哲学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融合。马克思自己说，这本书第一章体现黑格尔辩证法。实际上，关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划分，起源于康德关于一切存在体区分为现象体、智识体的学说。而法哲学的最主要概念，人格与财产（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资本），建基于自由意志。人权概念辨析也以此为基础。康德对法哲学的贡献具有划时代意义。只要还要讲人权和财产，我们就仍然在康德时代。我国对康德法哲学乃至对德国古典法哲学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当多下功夫。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他所说的“唤醒”，显然是一种剧痛带来的憬悟。与之相表里的，则是19世纪60年代忧时之士眼中的“变局”，已一变而为此日中国人所看到的“危局”。而后，身在“世变之亟”的四围之下，作为对应和回应，“唤醒”的本义便在急迫地归向“变亦变，不变亦变”的过程里为时势所引导，在一路集聚之中最终落脚于自觉的变法意识和群体的变法意识。
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以“借法自强”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要义是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遂不得不借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所以，这是一个取彼之长，以新卫旧的过程；并因之而是一个守护中国之本有和固有的过程。与此相对比，由“甲午战败”而促生的变法意识仍然以中国的自强为归指，但变法自强的主旨则在为中国除旧弊和除积弊，从而“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变法”。因此变法自强不能不除旧布新，并因之而不能不着力于撼动和冲击中国之本有和固有。而以此观照“甲午战败”之后同时产生的维新变法和革命变法，则两者虽然登场各有先后，但他们共有的历史渊源已决定了两者之间不会没有同一和共性。与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借法自强始终守内朝外相比，维新变法和革命变法着眼的都是锋芒向内。就中国近代的思想历史而言，这是民族战争逼拶下的一种显然的丕变。
由于“唤醒”因“甲午战败”而起，从而变法因“甲午战败”而起，所以，变法虽然锋芒向内，而其来路则出自由外铄我。与这种外铄相伴随的，还有中国的自我形象在中国人心中的大幅度破碎。原本与“外夷榛r之俗”相对而立的文物教化之邦，经此重击而满目破败。由此推演而论之，又有士大夫“冥然无知，动引八股家之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不知道尚安在”的深度追索，以及“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的论断和独断。合两者而综贯之，则中国之道既已不复存在，引来的“西法”便成了道之所在。这种推演论断以急迫之心，大而化之地从观念上把西法与中国社会直接接了起来。其意中所预设的中西之间在西法面前的无差别性，漠漠然湮灭了产出西法的西方世界200年间的历史因果，及其与此日中国历史因果之间的异同。对于中国人来说，仿追西法以改变自身的本有和固有应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过程。但战争逼出来的思想丕变以锐利直捷和仓促亟切的相互缠结为常态，因此，起于19世纪末期追蹑西法的大变、速变、全变里，这个过程本有和应有的复杂性都会为西法的普遍性、抽象性、彻底性和绝对性所化约，在观念和论说中变得非常直接和非常简单。所以，大变、速变、全变始终成为一种没有殊相、细节、具体性和历史因果的东西。而后是，这种因思想丕变而促成的新陈代谢一面能够以大变、速变、全变非常醒目地节节摧锄已“不可恃”的“旧法”；一面又难于用大变、速变、全变筚路蓝缕地造就“易为功”的“新政”。由此启端，后来很长时间里，一面是古老的中国社会在剧烈的变迁中越走越远；一面是破坏与建设的不相对称成了中国历史变迁中的深刻矛盾。
今日返视120年前的历史，我们既可以看到战争逼生的思想丕变，也可以看到战争逼生的思想丕变里没有从容，并因之而不能深虑远瞩。读史之际，两者都会牵动人心和引出省思。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清末民初是一个革故鼎新的社会大变动时代，革命家成群涌现；也是一个西学东渐的学术大繁荣时代，学问家成批涌现。但合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若章太炎者，却凤毛麟角。盖革命家需要理想与激情，学问家需要底蕴与冷峻，二者很难兼得。
在67年的人生旅途中，章太炎在前三分之一时间里，走的是纯粹学问家路子，读经治学，写了一大堆自有见地的笔记。1895年以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狂潮，空前的民族危机，将章太炎从宁静的书斋里驱赶出来。他从杭州来到上海，寻觅救国之路。他对维新改良做过努力，追随过康有为，联系过李鸿章，拜见过张之洞，但都归于失望。他于1900年毅然断辫易服，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此后，他义无反顾地冲锋在革命第一线上，批驳康有为的保皇主义，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参与发起组织光复会，主编革命喉舌《民报》。辛亥革命以后，鉴于袁世凯破坏共和，专制独裁，他又投袂而起，站到反袁第一线。辛亥以前，他多次遭到清政府通缉，被清政府与租界当局串通，关在上海监牢里三年，还曾被日本政府传讯过。辛亥以后，他又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三年。但是，他为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而勇猛奋斗的意志未减分毫，愈挫愈勇。诚如鲁迅所说：“以大勋章作扇缀，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
章太炎在语言文字学、经学、史学、子学、佛学等方面，都是创榛辟莽、自成宗派的巨人。所著《訄书》《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与《齐物论释》，至今仍是各相关学问的经典之作。他视野极其广阔，中国传统学问之外，西学、日本学、印度学，无所不窥，对于域外传入的文、史、哲、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天文、地质、生物等学，无所不涉。他高举理性治学之大旗，一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诚如侯外庐所说，章太炎在治学方面，坚持理性精神，言文字学主发明而不坚守古人旧说，言经学主存古而非以之适今，言史学主明流变而反对大义微言之说，言中西百家之学主长短取舍，反对似是而非的傅会，言方法论主名理，反对主观妄说，凡此皆体现了理性的本质。
在章太炎那里，革命家与学问家每每是相得益彰的。他研究历史学、经学、人种学所得的结论，是他反清的思想基础。他从事反清革命的社会实践，也对他的学术研究有重要推动。他又十分清楚，做学问是求是，搞革命是致用，“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因此，不能屈学以致用，不能因情而蔽理。这类话，章太炎在早年、晚年多次说过。这是章太炎大智大慧的地方，也是他在两方面都能有过人业绩的内因所在。
章太炎很狂，有时近于疯，被人称为“章疯子”，但是他一点都不呆。苏报案中，他被关进西牢,以学养性，以学养身，三年牢狱，他读了三年佛经，出狱以后，成了佛学大家。章太炎以汉学起步，但并不株守汉学，对心学、佛学中有益于人生修炼的内涵恣意汲取。搞革命，做学问，常人能得其一，已可足当不朽。章太炎两者兼长，实在千古难得。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今年是严复诞辰160周年，也是严复开始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120周年。从120年前发生的甲午战争，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分界点。严复就是标志“分界点”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出于强烈的爱国精神，向西方寻找真理，提倡科学和民主，留给现代中国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
甲午战争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此前，整全的儒家（儒学）已经酝酿着严重的裂隙，甲午一战促使它突然呈现。思想形态则是从“中体西用”意识分裂出来。在不足10年时间里，儒家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各与不同的外来思想关联，开始形成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派别的分合争持，支配了20世纪思想史。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后来演变为自由主义的，都对“中体西用论”持批判态度。严复的批判是最具有哲学意味的。
严复最重要的贡献，是激发社会“竞争-进步”的精神动力。当代中国有如此强大的动力性，应该追溯到严复等前贤的贡献。不过他其实同时对“秩序”有深入的考虑。宇宙包括生命世界，服从决定论的秩序；社会秩序的原理则是“自由”。以新的自由观念为基础的群己关系（群学），延伸到政治领域则成“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富强的目的是“利民”，需要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做起，由此“国贵自主”和“身贵自由”平行实现。
严复是兼通中西学问的一流人物，在以“古今中西”之争中勘定中国道路的历史中，占据了特别显著的地位。历史的选择包含了思想的选择。
严复是那个时代以最为开放的心态看待东西文化，努力兼容中西，寻找中国道路的人物；尽管他广泛吸收西学，但并非无原则的“拿来主义”，而是有所选择。譬如他选择密尔和亚当·斯密，而拒绝当时非常流行的卢梭学说。
同时，他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来接纳和消化西学经典，表现出立足民族意识主动融合中西。不过，传统在严复的视域中也是有分析的，并不是独断的教条，他既未忘情于孔子，又特别重视原先比较边缘的、甚至异端的思想（如荀子、柳宗元、刘禹锡、老庄、佛教）。所以，传统在他那里是开放的，没有什么被认定为“一尊”。
作为一个“思想人物/行动人物”兼而有之的人物，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严复采取的是现实主义而非浪漫主义的态度，但是革命还是不可抗拒地发生了。严复曾用通俗的哲学分析，给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以最严重的批评。但是，“中体西用”是否就此被驳倒？后来陈寅恪和熊十力等等，都依然遵循“中体西用”的路径。回顾20世纪中国崛起的道路，也可以对“中体西用”获得新的理解。
除了被历史否定的“三纲”政治和教育程序，今天需要问的是，什么是“中体”？什么是“中学”？如果我们不把文化视为固定的实体，而是活的过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中体”实际上已经是融合了西方文明的诸多因素，此时就如里亚·格林菲尔德说的那样，中国人已经拥有曾经使西方人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变得强大的民族主义竞争精神，而却没有让其占有文明的全部生活。考察现代中国的道路，也许会体会到历史进程与思想逻辑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来源：文汇报 时间：201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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