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文汇报联合主办、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协办的“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演讲季第六期开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高瑞泉作了《哲学照亮文化精神》的主题演讲。主办方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找到当年高瑞泉自学本科所用的文革前教学大纲影印件，并由高瑞泉现场题词，连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华东师大哲学系系主任郁振华的亲笔致辞和两校2014年教学大纲，作为哲学季礼品赠送给现场幸运听众。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讨论哲学和文化自觉、文化更新的关系。我认为，哲学对于文明世界背负着某种承诺，即哲学透过“贤智之伦”的论辩，在时代的自我意识形式中达到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在外部表现为文化选择、文化认同、文化创造；在内部实际是两种因素辩证关系的结果：一方面哲学从事理性的反思因而具有批判性，另一方面哲学应该建构理想。哲学批判与哲学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纠缠，自哲学诞生起就存在着，它使得哲学自身既不会废止，也不会至当不移，而会继续发展。
　　这些问题前贤已经有许多论述，但也包含了我个人对百年来的文化争论和哲学发展观察的一些心得，希望以此帮助我们认识现实、认识时代、认识自我。
　　
文化危机时刻，先秦哲学精神在近现代复活
　　对先秦文化和哲学的观察有助于我们认识20世纪以来的百年文化论争。与当代相似，先秦经历了文化危机，随后通过百家争鸣实现了哲学突破，继而才渐次完成了文化选择。中国哲学从来就是对历史具有批判性和理想构建的
　　讨论哲学与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之间的关系，何以要从先秦讲起？因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和诸子百家争鸣的先秦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都经历了重大的文化危机；其次都是通过百家争鸣后逐渐完成文化选择；再次，像先秦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完成“哲学突破”那样，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以为“中国现代哲学的童年”庶几近之。“以史为鉴”，两相对照或许会有更多启发。
　　我们先简略地讨论一下相关概念。文化的含义有宽有窄，按照梁漱溟所说，哲学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包括了伦理、风俗、信仰等繁多的内容，最核心也是最稳定的部分归结为价值。人们可能用哲学的、宗教的或审美的诸种方式来表达。特定的民族，尤其像中华民族这样源远流长的民族，其文化必有其独特性、创造性和生命力，我们称之为有其独特的精神。
　　比较困难的问题是“什么是哲学”？哲学家之间永远为之争论不休。我在讨论哲学对于文化的关系时，不主张将“哲学”仅仅局限在学院哲学的范围之内，而要求打破学院哲学和通俗哲学（或者入世哲学）的分割，并且建议从某些描述性的定义开始。
　　章太炎说过：哲学是深密的学问。假如我们不满足于常识或流行的见解、而要作追根究底的思考（深），并且把某些偶然所得或单独的洞见发展成前后一贯的系统理论（密），那我们就走进了哲学之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哲学是第二序的思想，是对思想的思想；同时在思考终极实在的时候必定牵涉到语言和论辩，所以依靠“思”与“辩”。冯友兰先生主张这样的哲学观，欣赏程颢的诗“心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我则更欣赏司马迁的说法——“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认为它很恰当地表达了中国哲学家的自我期许：以求“穷通”为天职，穷（究）是求“深”，通则求“密”，只有深密的学问，才能达到“穷通”，成就一家之言。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中国哲学追求最幽明难辨的玄学意识，和深长的历史意识的统一，把“天人”和“古今”融为一炉。按照这样的运思方式，天人之际或孔子所谓“性与天道”的讨论，必然和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密切相联。在这一基础上，哲学展开其对历史文化的批判活动与理想建构。
　　这一点，近代史开启之初，龚自珍已经有所提示。他有一篇题为《尊史》的文章，强调洞察历史需要史家“自尊其心”，从而能入能出而有大出入。“何谓大出入？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史”与“道”就是如此缠绕纠葛、互相交融。总之，以求道之“心”深入研究历史文化，从而超越具体的对象，进入道境。
　　第一部中国哲学经典是《周易》，其透露的忧患意识和通达态度使得中国哲学具有成年的理性气象，起源于神话的希腊哲学更具童年气息。而西周礼崩乐坏的文化危机反而迎来中国文化的“哲学突破”——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
　　回答什么是哲学，需要进入（哲学）史，所以还是回到先秦，先秦是中国哲学诞生期。像希腊哲学一样，中国哲学也是起于“疑问”而需要“断疑”。这些“疑问”实质上是一类永恒的问题，后来我们把它们归结为哲学问题。但是疑问的表达方式不同，或者“断疑”的手段和程序不同，会引致哲学风格和气质上的差异。
　　据说德国哲学家认为希腊哲学流露两种基本情绪：“惊异”和“担忧”，由此产生了哲学科学与民主。中国先秦哲学的“基本情绪”是什么？牟宗三说是“忧患意识”。先秦经典中不乏此类观念：“作易者，岂有忧患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命靡常”，“敬德保民”。这些观念后面确实传达了如履如临的“忧患意识”。但是，我觉得中国哲学还有一种基本的情绪，是“通达态度”。从孔子老子开始，中国哲学家都显得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在孔老以前，已经有过灿烂的文明，有过黄金时代，世界没有更多可以让他们惊讶之处。中国哲学家在生命与学问中获得某种平衡，相信尽人事而俟天命。传道、讲理而不认死理，同时，他们很少在有意构筑思辨的迷宫让人迷失其中。我称之为“通达态度”。忧患意识与通达态度，结合起来，使得先秦文化透出一种成年气象，拥有着成熟的智慧。
　　这种差别与中西文化经历不同的“哲学的突破”有关。希腊哲学的直接源头是神话（《史诗》），中国哲学的直接源头是术数（卜筮）。最初的希腊哲学（自然哲学），虽然与《史诗》那样神话的方式不同，已经是用理性的方式来回答宇宙观的大问题，但是自然哲学家依然流露出一种好奇（惊讶）的“童年”气息，与神话在气质上相似。因为起源于术数，《周易》成为中国哲学的第一部经典，作为一部卜筮的书，它体现了中国文化从崇拜鬼神、迷信卜筮到试图用理性的方式把握普遍理则、意识到人的力量和道德的意义。《周易》讲“变”的哲学：世界处于永恒的变动中，不变的只是那个“变”本身。最深的智慧是“持中”的艺术。忧患意识和通达态度，都可以从中获得消息。同时也体现了与希腊哲学对于自然的关注的不同，中国哲学以对人和伦理、政治等社会问题的关切为中心。
　　但这和文化有什么关系？显而易见，中国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文化问题为中心的。西周末期的礼崩乐坏，原先的秩序瓦解、价值失范，就是一场文化危机。旧秩序的瓦解导致“王官之学散于百家”，迎来了从官府流落到民间的先秦诸子，通过百家争鸣的自由创造，来回答时代的大问题，结果产生了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同时也是哲学的创造，因为孔子就是用整理六经的方式来重建秩序，重塑价值。其实诸子百家都采用理性的方式来“断”时代的“疑问”，用说理和讨论的方式来征服人心。
　　这种哲学争论，经过先秦到西汉的社会文化的选择，中国政治走的是儒法结合、儒表法里的路；士大夫的文化认同是以“夷夏之辨”为基准，个人则常常采取“儒道互补”，以达到安身立命；中国人的文化创造表现为经学传统下的四科之学、三教融合。总体上以儒家为主导,所以我们将古代中国说成儒家社会,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以前人们会批评其夸张，但是就理解孔子哲学对于理解2000年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系而言，这实在不是一句可有可无的话。
　　
文化反省和哲学批判，使中国向世界文明开放
　　近现代以来，在文化危机时刻，哲学作为一种反思性的活动，显示了其批判性所发挥的巨大功能。当中国思想家认真反思中国文化自身存在的问题时，中国精神才全方位开放。
　　先秦以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和明清之际思想家，都有伟大的创造。但我个人认为，从视域的开拓和解放、自由争鸣的广度和深度，类似先秦的历史性大讨论，只有19世纪中叶以后才梅开二度，并至今尚未终结。它是中国文化自觉的首要环节，和中国现代化以及民族复兴构成统一的过程。
　　20世纪中国仿佛由“剥”而“复”。正在“衰世”的中国文化遭遇了逐渐走向顶峰的西方文化。在号称具有浮士德精神的西方文明前，中国文化再度青春化，忧患意识转变为追求“富强”的学习精神，达观态度也因获得动力而上升为乐观主义
　　20世纪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世纪。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宛如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但接着就“一阳来复”；直到2000年，中国高调进入WTO。这个一百年就是中国从最阴暗的日子，突然翻转提升自己的生命力，从此再度复兴的一百年。好像《周易》中“剥”卦继之以“复”卦。中国人讲“运会”。在此以前，中国的国运，由盛而衰；而西方正是逐渐趋向顶峰。这样两种文化相遇，西方文化在其脉络中的“理想力量”与“强制力量”，都对中国文化展示为“强制力量”。但这个“剥”对于中国文化并非全是坏事，因为儒家经过两千年绵延和演化，渐渐丧失了生机。用龚自珍的话说，从人才看世变，世有三等，治世第一、乱世第二、衰世第三。衰世还不如乱世，就因为人才不成模样。与西方文化大规模相遇的时候，正是龚自珍所谓“衰世”，文化冲突的结果“衰世”转变为“乱世”。吊诡的是，乱世出英雄。中国从衰世经历乱世，反而人才辈出。在原有秩序出现危机时，文化的生命力开始得到解放。中国文化获得了再度青春化。
　　中国文化的再度青春化，指中国人突然发现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推动自己不断扩大视野，不断增进知识和技能；中国人发现了新世界：地理的新世界和文化的新世界。感受到自己精神的躁动，要迈开双腿走向远方。很快认识到“西人以动力横绝天下”。从斯宾格勒到史华慈都认为西方现代文化代表了“浮士德精神”，表现为永不停留的动力性。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别，被从梁启超、唐才常、李大钊到钱穆等许多中国思想家所公认。于是，一个几近严酷的事实摆在面前，在高度竞争性的世界里，一个正处衰世的国家必须具备强大的动力来达成“救亡”，进而追求“富强”。以“富强”为追求，改变了传统“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排序，直到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条是富强，意味着我们依然保持着动力的追求。它当然也通过了一系列哲学的辩护，使中国的志士仁人坚信，富强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得的。忧患意识与达观态度，在20世纪一起转变为乐观主义。
　　当我们读到梁启超论“少年中国”，当我们读李大钊的《青春》，当我们回顾孙中山预言中国会“突驾”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一股青春气息。蓬勃青春升起在最危险的时刻，想必会感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结论是我们必须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
　　中国哲学追求的“穷通”开始涵盖“古今中西”,同时催生了中国现代哲学的童年。专业化的哲学学科刚刚诞生，哲学创造徘徊在“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之间，“重估一切价值”空前解放思想,也引致猎奇好新的风尚
　　中国文化的视域既然扩大到新世界，中国哲学的追求“穷通”，就从通古今之变，扩大到通中外之学，从王国维开始，学无中西、学无古今，重要的是追求真理。通“古今中西”的目标促使中国哲学家具备世界哲学的眼光。那一代哲学家大多有世界哲学的信念，譬如冯契先生就断言：由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变革，中西哲学在中国大地上开始汇合，预示着中国哲学将成为统一的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相信将来的人们会高度评价这个事件。
　　中国文化再度青春化，相应地催生了现代哲学的童年。她四处探寻、生机勃勃，却未免稚气。首先，作为现代性的建制化表现，现代学术从经学传统的四科之学转变而来，分列为现在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和经济社会等社会科学。20世纪初，作为现代学院制度下的哲学学科刚刚诞生。其次，中国现代哲学用生成中的现代汉语来写作，需要探索自己的书写方式。不但哲学创造徘徊在“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之间，重要著述通常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解释中国古代思想。这种被批评为“反向格义”的方法，被认为是不成熟的。
　　再次，中国人如饥似渴向欧美学习，虽然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时间大大晚于翻译西人的科技著述，但是，对于西方哲学的翻译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拾。只要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西方哲学家大半被介绍进中国。学习的精神后面夹带了猎奇好新的取向。许多东西介绍了、翻译了，但是浅尝即止，没有深入研究。
　　猎奇好新的另一面就是轻视传统。中国现代哲学作为古代哲学的直接反题而现身，是在对传统儒学的严厉批判的空气下成长的，似乎流露出学术思想代际转换中的“弑父”心理：一代有一代之学，后来者思想的成长，通常要借助痛斥它直接的前辈。由是而令现代哲学有某种背离传统的精神趋向。不过这貌似鲁莽或孩子气的状态，却复活了先秦百家争鸣的精神。用梁启超的说法，清代以降有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第一步，批判王学复宋学之古，第二步批判程朱复汉唐之古，第三步批判许郑复西汉之古。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对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也。”这一句说得很委婉，但是却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承认近代复活了先秦百家争鸣的精神。
　　20世纪的百家争鸣是在“重新评定一切价值”的旗帜之下出现的，中国现代哲学的成长，首先需要高度的文化反思意识，这是中国文化自觉的首要环节，正如精神要达到自由，首先需乖离自己，把自己二元化，以便它再次回复自身的时候，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重新评定一切价值”带来了一些流弊，一方面是相对主义流行，极端者走向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又有独断论，经学独断论和科学主义的独断论。陈独秀等人的失误不在批判活动自身，而在他们坚持其“批判”本身是不能被批判的。即没有把批判活动视为具有善意的双方或诸方平等讨论，没有把批判活动视为自我纠错的反思过程。在工具合理性压倒价值合理性的同时，论辩的合理性没有得到适度的发育，中国现代哲学还需要在学习中成长。
　　
文化复兴时期的哲学建构，表达中国文化新的自信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追求“富强”而追求变革及其动力，同时关心建构新秩序的原理。重建秩序导致“返本开新”的运动，一脉是文化保守主义“究天人之际”的努力，另一脉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
　　20世纪中国文化由“剥”到“复”，既是批判的过程，也是建构过程。中国思想家前赴后继地追求中国富强的精神动力，同时又始终关心着建构新秩序的原理。文化危机的解决第一步是追求“富强”，何种“富强”和“富强之后”，都指向重建秩序。中国哲学论道、求道，道就是根本意义上的秩序。就现代社会生活的秩序而言，中国人对外追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追求一个平等和平的世界；同时有自己传统的社会理想——大同。
　　重建秩序导致一个“返本开新”的运动。一是文化保守主义，从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出发，构建未来世界的秩序。他们以历史文化为本，其一重在“究天人之际”，融摄西方哲学的玄思，重新安排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在“接着讲”或者“转进”的意义上肯定中国（尤其是儒家）传统的价值与理想；其二，通古今之变，通过重写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推进中国文化历史的概念化。这两类工作在专业主义的眼光中有哲学与史学的分别，但就他们都努力对中国文化作一种“深密”的理解，求得穷通的智慧和意义的阐明，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而言，内里是相通的。这一派人主要是通过诠释经典世界的方式，来提醒文化自信的重要。
　　还有一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形式上是外来的思想，但是它在中国获得植根性的过程中，实质上是追求普遍原则和具体的中国经验相结合，实际上可以说是以本土的实践为本。而本土实践中间流注着中国文化“活”的传统，包含了传统的实践智慧。这一脉更注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但是其主导的中国现代化的传奇，从根本上提供了民族文化自信的信号。
　　中国哲学的若干新进展直接影响着文化选择、文化认同、文化创新。“天人合一”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共相和殊相、普遍性与特殊性等的讨论，映照着“中国道路”的寻求；“群己之辨”的新进展直接指向新的社会理想
　　从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努力吸收和融化西学，又“返本开新”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哲学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就其关乎文化选择、文化认同与文化创造有着重大意义的，可以简略地说三点。
　　第一，传统的“天人合一”获得了新的解释。传统的“天人之际”问题上，儒家重视人道原则、道家重视自然原则。今天我们通常会强调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统一。从人和作为自然意义的“天”的关系看，现代意义的“天人合一”，已经把荀子一脉重视“天人相分”的思想和科学的路径做了辩证的综合，进而“转识成智”。另外，从“人之人”与“天之人”的关系看，“复性”说和“成性”说都获得了新论证，共同丰富了在“天人合一”主题下的道德理论。由此，“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受到广泛的认可，它构成了国人文化认同的内在尺度。
　　第二，围绕着“共相和殊相”、“普遍性和特殊性”，哲学界展开了范围广泛而且旷日持久的讨论。在20世纪创造体系的哲学家中，冯友兰写《贞元六书》，金岳霖写《论道》《知识论》，都与这个讨论有关。金先生从复活先秦名学开始，展开了与西方哲学家的对话。他对于共相理论作出的贡献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这样一类“纯粹哲学”的讨论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呢？冯友兰先生也讨论这个问题，他一边说他的“新理学”对实际无所肯定，所以是“不着实际”的，另一面又说，虽然“不着实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论，不无关系”。接着写《新事论》，副题叫做“中国走向自由之路”，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第一章叫“别共殊”，专门讨论共相和殊相的问题，意欲为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争论提供逻辑学和方法论的支持。其实，金先生的其他著作也告诉你他有着很大的文化关怀，不过在讨论哲学范畴的时候，他更愿意有一种客观化的分析态度。冯先生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之列，金岳霖先生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
　　像他们一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关心这对范畴的研究。它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其他一些并非直接讨论哲学问题的著作中间。他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其中关于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理论，成为普通人的常识。
　　这样的讨论固然在纯粹哲学领域有其意义。但在中国，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因应了文化自觉深层需求：中国人在寻找现代化道路的时候，需要在全球化潮流中给自己的文化定位，必须有超越经验的更高层次的认识。
　　第三，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中国古代基本上只有“人我”关系，是单个人之间的关系，到近代开始从“人我”关系变成了“群己之辨”。这个问题是中国文化的大问题。古代礼教受到批判和解体，原因之一是扼杀个性。近代哲学有过“个性解放”的潮流，西方的个人主义曾经很受推崇。但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最终都拒绝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许多人倾向于“群己平衡”、“群己兼容”。最典型的就是李大钊提出未来社会一边是个性解放，一边是大同团结，应该是“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一，这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选择。
　　哲学是一种“永恒的追问”，它的疑问来自现实问题及其引发的各种观念的冲突。观念来自生活，生活变化了，观念也会变化。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总是历史的，正如大《易》以“未济”作结。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解惑，不断解蔽，而不能稍有停滞。
　　
　　
听众提问

　　哲学对多元因素构成的文化如何作用
　　上师大哲学系学生：文化的走向是在不同文化的交融、碰撞之中产生的。比如宋明理学的背景是佛教的传入。但是佛教是比较温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比较强势，那么它会怎样改变文化走向？
　　高瑞泉：大概特定文化的走向在一般情况下，是类似自然演化的过程。但是它的方向也会因为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力量而发生突然的转向。哲学会对文化产生作用。但是历史发展还有更深的基础，用马克思说法就是：社会结构决定我们的生存方式。中国原先独自发展的时候，也有许多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比如地理环境、人口。而当不同文化交融时是怎样呢？佛教是否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似乎不好说。因为没有比较。你不能同时看到佛教未传入中国的话，中国文化是什么模样。西方文化强势，它已经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但是它又没有如有些人预想的那样，变成西方现代化的翻版。

　　“世界哲学”强调共通性，是一种理想
　　退休教师：你提出一个重要概念——世界哲学，这与希腊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等概念有何区别和联系？
　　高瑞泉：通常所说中国哲学、希腊哲学，严格说来只是按照特定哲学所产生的地域或民族来分类。它们相互之间有交流和融合。譬如印度的佛教在东亚乃至全世界的传播。譬如耶稣会传教士把儒学传入欧洲。但是规模和深度都有限。但是随着中西文化大规模的相遇，尤其是中西哲学的融合，中国哲学家开始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哲学”的理想。意味着智慧要突破民族的界限，讨论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与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那些书名为《世界哲学史》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因袭、规抚、创获三者需达到动态平衡
　　宝钢工程师：我们近30年经济发展很迅速，但是文化方面却真空了。中国哲学和文化该怎么样走下去，才能适应当代经济的发展呢？
　　高瑞泉：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文化建设方面相对弱一些，但是未必是“真空”。更重要的是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从上到下都关心的大问题，应该就有希望。宏观的规划不是我能说得好的，但是我想先贤开辟的路已经是一条明确的道路，那就是：因袭、规抚、创获三者的综合。它意味着要继承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要以学习精神向世界开放吸收外来文明，同时要依靠我们的积极创造。三者缺一不可，但是三者要保持动态的平衡也不容易。

　　民族精神勃发时有理由期待原创哲学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哲学和文化之间的观念孰大孰小，两者关系如何？而当文化被殖民化时候，您所说的三种应对方式到底是如何使文化发生转变的。
　　高瑞泉：当然文化的概念大。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反思，好像把本民族的文化对象化了，但是依然可以是一种内部批判。使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力量很多，哲学也可以是一种力量，但是哲学的力量归根到底是理性的说服的力量。在大变动的时代，对人们产生实际影响的那些观念未必都经过哲学的分析论证，哲学在这种时刻的作用是有限的，尽管如此，民族精神勃发的时代，我们有理由期待具有原创性哲学家出现，以代表那个时代的自觉和文化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