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政权、人口和文化的流变形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漩涡”。这一“历史漩涡”背后是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搅动？处在历史漩涡中的政权和百姓的状态又是怎样的？
       11月26日, 由上海市社联、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和上海文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走进历史，读懂中国”（第二季）第五讲历史在同济大厦报告厅拉开帷幕。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历史学教授于凯博士做题为“魏晋南北朝‘历史漩涡’中的世族与国家”的主题演讲，带领听众从世族现象去寻找这个漩涡的出口。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林牧茵担任主持。
        讲座开始，于凯教授就指出，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打转转，停滞。而他认为，中国历史有时确实是在“打转”，但不是“停滞”。中国历史的进程过程中，有时急速向前，有时又会减慢速度去消化一些东西，所以历史不是匀速地前进。魏晋南北朝，全称三国两晋十六国加上南北朝，前后延续约400年。确切来说它不是一个朝代，而是一个历史系统，是连接秦汉王朝和隋唐帝国的一段非常复杂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乱世，可以与战国时代相媲美。战国时期的乱世，是中原区域华夏文化的整合。而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和战国有点不一样，这一时期受到了很多华夏文化系统之外因素的影响。因此，仅仅立足于中原王朝去理解这段历史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拉远镜头，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扩大观察范围。空间上，把视野延伸到亚欧大陆整体性的历史空间变迁，以俯视的角度来探寻以东亚平原为中心的外围人群对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政治力量塑造产生的影响。时间上，用历史的目光瞻前顾后，看看作为两个帝国体系的中间环节，秦汉的解体与隋唐的新生之间，历史漩涡过滤掉了什么又提纯整合出了什么。用这种全局的、整体的视角，于凯教授带领在座听众一步步抽丝剥茧，通过世族命运的跌宕起伏，剖析这段复杂历史背后的真实力量。
       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开端，是东汉国家秩序的解体。东汉末期，个体农耕经济逐渐变味，小农不断被大族吸收，这些大族演变成形成了地方门阀势力。此外，东汉自汉章帝以后皇帝继位年龄小，外戚和宦官交替上台把控朝政，中枢权力变动频繁，当局政治离心力不断加强。直至发生太平道起义，随后西北军阀董卓率领军队进入中原地区，东汉的政治秩序被彻底瓦解。
       同时，公元前300年到公元400年，全球气候变冷，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向南迁徙，与中原地区原住民产生了冲撞。军阀混战导致一片乱象，进入“五胡十六国”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了大规模迁徙，一方面西北和北方的胡族，游牧民族内迁并建国；另一方面中原汉族开始外迁。南方和北方迁徙与建国的结果不尽相同。
       南迁东建的贵族落户到长江流域，主要是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即今天的武汉包括湖南的洞庭湖这一线，以及长江下游的扬州、南京、镇江这一线。由于南渡大部分是权势显贵，影响力也比较大，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很有势力的门阀世族。这股势力对国家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但东晋皇帝的权力十分有限，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这些南迁世族门阀势力。“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东晋“弱皇权”的模式下的真实写照。钱穆在《国史大纲》写道：“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御之实，诸门第只为保全家门而拥戴中央，并不肯为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讲的就是东晋政权与大族集团相互利用，维持脆弱平衡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南方世族力量蒸蒸日上。让世族势力进一步壮大的还有人才选拔制度。汉代时中央采取“察举”的方式吸收地方优秀人才，“察举”即民主推荐，经过考察合格就可以被录取。司马氏在晋朝继续沿用这个模式，但制度会产生惰性，最后形成只推荐自己亲近和熟悉的人选，“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世族政治的结果可想而知，东晋政权晚期，世家大族之间逐渐产生矛盾，世族与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直至发生“侯景之乱”，554年西魏宇文泰帅军攻占江陵，洗劫南京，俘虏很多世族子弟并把他们押到长安，分给各家各户做奴隶。南方世家大族与皇帝之间的脆弱平衡被冲击的支离破碎，自此没落。
       反观北方。由于受气候和生存条件的限制，北方民族以游牧为生，性格粗犷野蛮，缺乏治理经验。在这一背景下，北方国家的组织形态比较简略。他们想要由原本的流动生活方式转变为稳定的生活状态，在黄河流域长期驻扎下来并建立管理系统十分困难。此时，一些地位低，无法南迁的汉人逐渐走上历史舞台。他们懂得知识和礼法，帮助北方少数民族建立了更加先进的治理体系。纵观十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相对发达或者维持时间较长的，背后都少不了汉人的支持。在与地方势力平衡的问题上，北朝实行“宗主都护制”，承认地方豪族的地位，但同时地方要服从朝廷。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北魏孝文帝时代。随后，孝文帝改革把“宗主都护制”改为“三长制”，即经过遴选，选三长，甲长、里长和保长，巧妙地把统治力量渗透到里面，军事动员能力大大增强。这一点，对后来隋唐帝国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在农业上，北朝实施“均田制度”，把土地的使用权落实到每家每户，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丰富了农产品。均田制一直盛行到唐朝，是唐朝强大生产力的基础保障。在文化改革方面，北朝大举推行“汉化”，修汉礼，把鲜卑大族改为汉姓，改宗庙祭祀，官制、律令。制度与文化上自卑使北魏政权大量吸收南方汉族人才，促进了南北结合。最终，北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从小群落的国家形态逐渐走向成熟国家，社会结构也得到了新的熔铸。
       于凯教授从民族迁徙、社会重构、文化融合几个角度，展示了南朝和北朝进化的不同路径。北朝就像新生的婴孩，积极接受外来新鲜事物，通过学习汉人提供的儒家制度系统，在治理结构上和意识形态上，逐渐成熟起来。北朝强大的国家能力和高效的政治系统，为隋唐统一奠定了基础。在近400年的历史变迁中，中原区域的华夏系统，不断接受和消化新的元素，并把已有的元素和新元素进行融合，创造出新系统，这正是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最大的历史价值所在，也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奥妙所在。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踊跃提问参与互动交流，于老师也对听众提问做了耐心且专业的解答，并向优秀提问者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图书。

主持：林牧茵

主讲：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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