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下午, 由上海市社联、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以及上海文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东方讲坛•走进历史 读懂中国”系列讲座第三讲在同济大厦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孟龙副教授主讲《秦汉时期的纪念性雕像及意义》，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资深新闻主播林牧茵担任主持人。300余位干部群众、民间学者、社会人士、中学生冒雨前来聆听了讲座。

       讲座伊始，马孟龙先厘清概念，提出本场主题中的“纪念性雕像”一词应加上引号，其原因在于如今我们所认为的“纪念性雕像”这一定义，在秦汉时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讲座将以“雕像的作用”为切入点，重点讨论秦始皇的十二金人和西汉马踏匈奴石像，让大家对雕像的前世今生有一个新的了解。
       马孟龙从雕塑学理论讲起，将鲁迅公园的鲁迅雕像和龙华烈士纪念馆的烈士纪念像这类我们所熟知且常见的雕塑称为“纪念雕塑”。其特点是本身承载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纪念性主题：或纪念一个历史人物，或纪念一群历史人物，或纪念重要的历史事件。在特定空间当中，无论室内、室外都构成了这一空间的核心主题。
       不仅如此，马孟龙指出这种纪念性雕塑在国外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在古埃及时代就可以找到，如埃及神庙当中法老征战历史场景的纪念性浮雕、埃及法老的塑像等。在之后的两河文明时代，希腊罗马时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纪念性雕塑都随处可见，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么中国的雕塑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纪念性雕塑又是什么时候在我国境内出现的呢？想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人们自然会去翻阅史料或者会想到现在还能看到的雕塑实物。这就是马孟龙本场所要介绍的秦汉时期“纪念性雕塑”进入世人眼中的缘起。

       秦始皇的十二金人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收天下兵器铸造了十二个体量非常大的金人。“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引发了后人对于秦始皇十二金人的种种遐想。非常遗憾的是，十二金人现如今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只能从零星的史料碎片中加深对它们的了解。
       从《西都赋》和《三国志 董卓传》，都可以推断出金人的形象并不是之前所广泛认为的托举编钟的形象。东汉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张衡见过金人，他描述为“高门有闶，列坐金狄”。可见十二金人是坐在地上的形象。《汉书•王莽传》中的记载也印证了张衡的说法。据《汉书•五行志》记载可知十二金人是夷人形象。并且金人上面是有铭文的，《三辅旧事》记载，铭文是“皇帝二十六年初定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度衡石丈尺。”
       那么这些金人被放置在哪里呢？《水经注》记载，当时秦始皇铸造了十二金人放在阿房宫宫门前面。到了汉代，根据《三辅旧事》可知金人被挪到了长乐宫。秦代到西汉的时候是以东为正，据《西京赋》可知秦始皇的金人应该是排在长乐宫的东门的方位，而金人放在这个位置有其重大意义。马孟龙提到，在古代，正门前面要放置的塑像叫做翁仲。翁仲的含义在汉代很明确，就是在正门叫做门亭长的形象。什么是门亭长？秦汉时期大部分的建筑，正门前都要有门亭长这个职务，通俗讲就是看门的。根据《水经注》的描述，石人往往是跟石阙相配，阙是古代建筑正门前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翁仲的作用跟阙是一样，就是放在正门前标志建筑的正门，是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的陈设物和附属物。
       综上可知秦始皇金人摆放的位置不是随意的，不论是在秦代的阿房宫，还是汉代的长乐宫，都陈列在大门的正门前，是用以标志建筑正门空间的重要陈设物。不可否认，秦始皇金人也是有纪念性的，但是它们最重要的不是纪念意义，而是实用意义。十二金人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承载纪念功能的广场纪念雕像不同，所以它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算做纪念性塑像。

       马踏匈奴塑像

       马孟龙在回顾雕塑史时，称中国学者在构建中国雕塑史的时候，关于纪念性雕塑的历史，首先想到追溯的实物就是西汉的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的雕塑。这个雕塑今天被放置在霍去病墓的封土正前方，但早前并不是这样陈列的。1914年一位外国学者来到中国，参观霍去病陵并留下了宝贵的照片。照片上显示，早期的霍去病陵墓，石虎、石马等石像都是散布在霍去病墓的封土上，并且还有图标描绘石像散落的方位。
       马孟龙认为，石像之所以是这样散落排列，真正的含义可以从《史记•骠骑列传》里面找到根据。史料记载霍去病在他战功最显赫时病逝，为纪念霍去病在祁连山的战功，汉武帝把霍去病的封土，做成了祁连山的形象。——司马迁将其誉为“为冢象祁连山”。为了让世人知道霍去病的封土不是普通的封土，而是祁连山，此时就需要添加石雕，通过这些马、虎、蟾蜍、野猪的石雕表达山中各类物种以符合山的形象。当古时的汉代人从霍去病墓前经过的时候，看到封土上的石像就会知道这是山的形象，象征着霍去病生前最重要的战功就在祁连山。因此可以说，这些石刻群跟霍去病的封土共同结合成了一种景观，就是祁连山的景观。
       马孟龙指出，这样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比如汉武帝为了标明昆明池的银河形象，在两岸分别树立了牛郎织女的石像。他还为了在建章宫模仿海洋中三座仙山的形象，在里面放了一些石鲸的石刻。再比如闻名中外的秦始皇兵马俑，事实上也是一种景观艺术，所模仿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秦军军队气势雄伟的景观。此外，在秦始皇陵东北边发现的陪葬坑里面的陈设，有青铜做的水禽，水鸟，这是秦始皇为他自己的陵园所营造的一片湿地河流的景观。
包括我们现在的盆景艺术，这种微缩景观事实上都可以追根溯源的。因此，马踏匈奴塑像事实上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纪念性雕塑。

       马孟龙强调，秦汉雕像是配合景观而存在的，或是建筑景观，或是艺术景观，它们始终作为配角而非主角，与如今一个建筑性雕塑成为一个空间当中的核心主题是完全不同的。因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街头的纪念性雕像，在秦汉时代也是不存在的。

       本场讲座，马孟龙从具象的雕塑开始，阐释其作用与意义，对当下人们的历史认知进行纠偏，举出的大量佐证与史料，展现了在历史研究中严谨求实的精神与态度。现场提问环节更有多位中学生踊跃参与，既表达了对历史知识的爱好，也体现出当代中学生不俗的人文知识素养。马孟龙向获选优秀提问的学生赠送了自己亲笔签名的图书。
 

主持：林牧茵

主讲：马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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