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下午，由市社联、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以及上海文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东方讲坛·走进历史 读懂中国”系列讲座首讲在同济大厦A301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兼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客座副教授孙英刚与现场三百余位听众分享了题为“佛教与隋唐文明”的精神大餐。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林牧茵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金炳华、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方守恩教授、市社联副主席沈国明教授、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兴康出席本次讲座。

       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方守恩教授、市社联副主席沈国明教授先后发表致辞。方书记表示举办“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的目的与大学历史传承、文化交流的使命不谋而合，此次“走进历史 读懂中国”（第一季）携手同济大学必将为大家带来一次高质量的文化盛宴。沈教授表示“东方讲坛”之所以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与持续的支持，与讲坛自身的高质量是分不开的，这要归功于各个合作单位的共同努力，同时沈教授也预祝这一季的主题系列讲座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讲座伊始，孙英刚告诉听众，与以往人们对古代中国的“闭关锁国”刻板印象相反，事实上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文明，而隋唐时期又被很多学者形容为黄金时代。佛教作为外来文明进入中国历经数百年的融合，到了隋唐时期发展异常繁荣。此次讲座孙教授以个案入手，从三个方面揭示佛教是如何影响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一、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

       西安大雁塔的得名

       孙英刚说道，西安大雁塔在中国思想史甚至整个东亚文明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已经成为西安市的城市地标，但这个重要的建筑到底如何得名却说法不一。
       孙英刚介绍了几种主流解释，比如有人认为和塔的建造人玄奘有关，有些学者将《大唐西域记》里面的一些记载与玄奘的建塔缘由放在一起，得出了“大雁塔”得名于玄奘推论。再比如有人根据宋人张礼的《游城南记》中的记载，认为大雁塔与迦叶佛伽蓝佛塔有关，而后者塔高五层，最下一层作雁形，长安的大雁塔与之类似，故以雁命名。
       这些解释虽然流传甚广，实则经不起推敲，事实上，“雁塔”作为一种对佛塔的描述性文字，早在慈恩寺那座塔建造之前的唐代非常就普遍。比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其文字中不厌其烦地用“雁塔”描述各个寺院的佛塔。而慈恩寺大雁塔建造之后很长的时期内，它并不叫做“雁塔”。“雁塔”成为慈恩寺那座佛塔的专属名称，也并非由玄奘赋予。
       孙英刚认为要解释为什么慈恩寺大雁塔被叫做“雁塔”，还应该从“雁”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入手，而这个含义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古时代将梵文“hamsa”翻译为“雁”或者音译为“桓娑”，桓娑是吠陀时代主神梵天（Brahma）的坐骑，在印度教里它象征着梵天。在不二论（Advaita Vedanta）哲学里，这种鸟生活在水边但是羽毛却并未被水打湿，因此被用来形容生活在充满物欲的世界里但是却不被这些表象所玷污。在印度哲学和文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桓娑代表着个体的灵魂、精神，或者是宇宙精神（在佛教中，多数指佛陀本身或者佛陀舍利） 、最终现实（ultimate reality）。在佛教中，Hamsa的飞翔象征着跳脱六道轮回（samsara）。
       在许多佛教艺术作品中，hamsa跟释迦牟尼佛的形象连在一起，比如2013年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拍卖的一件健驮罗佛像，佛像四周装饰着一圈浮雕桓娑，用来象征佛法的神圣。更多的时候，桓娑出现在跟佛陀舍利供养有关的器物上，像舍利容器、佛塔等，如1861年塔克西拉出土的水晶桓娑舍利容器、大英博物馆藏毕马兰舍利容器、迦腻色伽舍利容器以及在帕尔曼出土的桓娑形象浮雕等文物上都不约而同的刻有桓娑图案，显示它跟跳脱六道轮回、涅槃等主题有关。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从印度本土，到大乘佛教兴起的犍陀罗地区，桓娑作为跟佛陀、涅槃、重生、舍利供养等佛教意涵紧密相联的符号和形象，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进。一方面体现在佛教艺术和建筑上，不论是佛教雕塑、壁画、舍利容器，我们都看到了桓娑成行飞行的形象；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概念，“桓娑”被翻译为“雁”进入中土佛教的话语系统，佛塔（塔的本意就是坟墓）作为保存佛陀舍利的神圣空间，如舍利容器一样，也就被冠以“雁塔”的名称。这一名称，并不被西安大雁塔所专有，也跟具体的某个僧人无关，它所植根的，是佛教最基本的信仰和思想传统，闪耀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光芒。而这也反应出佛教作为宗教信仰已深入融入到隋唐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作为政治理论的佛教

       武则天的“七宝”和帝王头衔

       《资治通鉴》记载〔长寿二年（693）秋, 九月, 丁亥，〕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请加尊號曰“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太后御万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轮等七宝，毎朝会，陈之殿庭。
       显然，“七宝”是标志武则天身份的重要礼器，而且与她的新头衔“金轮圣神皇帝”相配合。而这一细节关系到中古时代佛教与王权关系的基本问题。
       在巴厘文佛典《长部》，同时也在其他梵文佛典中都提到，“转轮王”是佛教的理想世俗君主，是统一的君主，是佛在世俗世界的对应者。“七宝”是转轮王的身份标志，没有这七件东西就无法成为理想的君主。通过研究史料发现，将中国君主描述为转轮王或者“飞行皇帝”是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一种政治惯例和传统，北朝到隋唐的石刻铭文中，屡屡出现转轮王的标志此条，比如“七宝”、“金轮”等。官文书、文人作品也非常自然和熟练地使用这些词条。
       古人认为一个好的君主能从云端召唤下来财宝，这种涵义在转轮王浮雕中呈现的非常清楚，如在Jaggayyapeta浮雕中，转轮王一手放在胸前，一手作召唤状，在上方的云状物中落下五道方形钱币。类似的表达方式还出现在Amarāvatī和Nāgārjunikonda等地区的浮雕中。而中国1949年出土的北魏弥勒佛石像，佛像背后的图案与前文的浮雕形状有异曲同工之妙，是目前为止中国内地发现的最早的刻有转轮王形象的浮雕。此外位于安阳西北处32里的修定寺塔，塔壁四周上下共镶嵌了二十余组的转轮王“七宝”图案。
       孙英刚总结道，隋唐时期佛教对人类社会美好的描述、以及对理想的君主的讨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选择。虽然这些理念最终没有占据主流的地位，但是曾一度对隋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产生影响。同时他还认为佛教进入中国，可谓是近代西方思想进入中国之前最大的一次思想和文化洗礼。隋唐时代，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并且以长安为中心辐射周边日本等国。佛教的命运几乎与隋唐帝国的命运相始终。

       三、作为日常生活的佛教

       孙英刚表示，佛教的“非宗教”功能在隋唐时代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首先，佛教让寺庙成为了图书和知识交汇中心。当时的很多僧人是知识分子，他们饱览群书，并且想把书传之后世，因此寺院逐渐成为当时重要的知识中心。此外，中古时代的寺院更是交通和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枢纽。除此之外，佛教的“非宗教功能”在隋唐时期早已渗透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孙英刚谈到，在正史和许多佛教文献里都可以看到植物栽培和卫生习惯的改良都和寺院有关。同时因为佛教吃斋，制糖术的发明和蜂蜜的食用以及保存方法的演进都与佛教有着天然的联系。甚至连椅子的发明也要得益于佛教。这些情形显示，佛教寺院在隋唐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都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佛教寺院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孙英刚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得益于它的开放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佛光照耀之处，众生平等的精神。寺院成了重要的公共空间，而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

       孙英刚先生的演讲生动幽默，以小见大，迎来听众热情的掌声。讲座结束后，听众们踊跃提问参与互动交流，孙英刚也对听众提问做了耐心且专业的解答，并向优秀提问者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图书。
 

主持：林牧茵

致辞：方守恩

致辞：沈国明

主讲：孙英刚

听众提问

互动交流

讲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