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历史与我们的未来”演讲季第四讲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大学终身教授、冷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史学家沈志华讲述“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兴衰”。
       回想记忆中的中苏关系，我们既能随口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背得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依稀记得历史课本上对中苏珍宝岛之战、苏联撤走援中专家的描述。中苏同盟兴衰起伏，表面看起来有极具戏剧性，背后却有许多必然。中苏关系到底如何一步步从“甜蜜”走向“敌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源是什么？沈志华在90分钟的时间里浓缩他几十年研究成果，从档案中揭秘那段不为人知为的历史往事。

       一、 中苏同盟怎样建立的
       讲座开始，沈志华教授就澄清了普通人对中苏同盟的一个误解，中苏同盟早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建立起来了，只不过此时苏联与之结盟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苏联要实现收回日俄战争时期失去的岛屿，如北方四岛、千岛群岛；实现外蒙古的独立，夺取在东北的特权这三个战后目标。为达到后两个目标，必须与当时中国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国民党达成协议。
       作为利益交换，蒋介石提了三个要求，第一，国民政府接受外蒙独立，让渡东北的特权，但苏联只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不能帮助共产党。第二，苏联出面平复新疆少数民族暴乱，因为苏方正是暴乱分子的背后支持者。第三，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之后三个月东北主权回归中国。
       这就是二战后的中苏同盟——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订立的盟约。为何此时结盟者不是中国共产党？沈志华指出，因为，在苏联看来，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是一个农民起义组织，非苏共那样的无产阶级工人政党，是没有资格与苏联对话的。而毛泽东也与远在苏联的斯大林有不少政治分歧，在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等问题处理上，苏共频频提出反对中共中央决议的声音。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随着二战的结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挑战不是统一全国，而是摆脱“共匪”的帽子，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在这一关乎生存的问题上，能够提供帮助不是苏联，而是美国。
       1944年美国军官团到延安，毛泽东和美国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美国政客们由此判断中国共产党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可以对话，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者则是美国的敌人。因此，美国大使和军官团给白宫写信说应该重视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扶植中共来遏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这一动议被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压制了，又因国内大选压力，执政党选择延续保守主义，继续支持国民党。
       此时，国民党没有兑现当初许诺苏联的东北特权，而且为了尽快占领真空时期的东北地区，从美国申请了大量空军与海军支援。美国步步介入东北问题违反了雅尔塔会议美苏达成的美国不插手苏联在山海关以北利益的协议，触犯了苏联的底线，引发了斯大林的恐慌。苏联也开始考虑重新选择盟友的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变化中，苏联与中共开始走向对方。从1946年1月到3月，双方电报联系明显频繁起来。虽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中共，但苏联通过朝鲜向中共提供大批援助，意在希望中共夺取东北的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驱走国民党力量，进而将美国排除在东北之外。但，这种援助仅限于雅尔塔体系指定的苏联利益范围——东北。1947年开始，苏联的支持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拓展到全国而中止。斯大林甚至多次拒绝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计划。
       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国内局势，毛泽东再次提出访苏，而且非常坚决。缘何？因为，我们马上要建立“国家”。接收城市里大批工人阶级，进行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中国共产党无疑十分缺乏经验。会打仗的革命者一下子还真不知道怎么做一个会治国的执政者，何况是建立并治理社会主义国家。国民党的旧体制完全不能继承，资本主义的国家完全无法信任，“得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只能请“苏联专家”。面对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卷土从来的可能性，中苏新盟约也是新中国必要的保护伞。但斯大林出于担心美国指责自己破坏雅尔塔体系，为美国插手中国事务提供借口，依然拒绝了毛泽东的访问计划。到底管还是不管中国的事，苏联还在纠结：管，美国人不愿意；不管，自己的利益可能会受损。
       在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打过长江后，苏联才做出判断：到现在美国都没有出兵干预，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但美国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苏联再不介入将来可能会遇到很大麻烦。1949年7、8月，苏联决定参与中国事务。他们提出，继承1945年的与国民党达成的贯彻苏联利益的中苏同盟条约，只不过这次协议方是中共而非国民党政府了。马上要建立新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显然不能接受这种所谓的“继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苏联退出东北，进而退出太平洋地区，又是苏联不能忍受的利益挑战。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苏联同意了中国的方案。
       苏联为什么让步，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态度。截至1949年底，美国对中国一直犹豫不定。到了12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而国民政府也于12月8号迁到了台湾，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已经到达莫斯科了。不希望看到中苏联合的美国必须拿出立场。1月5号美国发表声明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12号，艾奇逊更是声明，美国和中国没有利害冲突，美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中国，中国也没有美国的租界，抗日战争中，美国给予的援助最多，而在东北、外蒙古和新疆，是俄国人在侵犯中国人的利益。这时，苏联非常明白，如果自己不拉拢中国，中国就会被美国拉拢过去。所以，苏联最后同意修改条约是国际形势所迫。
       沈志华认为，实际上中苏同盟最终的结果，当然对中国很有意义，因为毛泽东找到一个政治保护伞。对苏联的意义则是，增加了一份对中国的责任，即真正的“同盟”关系。

       二、 中苏同盟怎样破裂的
       新中苏同盟建立后，中苏关系渐渐步入“甜蜜”。但从1958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中苏之间开始出现分歧。双方在报纸上发表的观点不一样，虽然没有互相指责，但听到了不认同的声音。美国政治研究者认定这种分歧不至于导致中苏同盟的破裂，因为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敌人都是美国人，所以他们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分歧，有冲突，当分歧和矛盾威胁到同盟存在的时候，双方都会调整自己的政策。因为中苏同盟破裂显然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没有印证美国的这一判断。
       1962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63年中苏同盟破裂。面对中苏同盟矛盾瞬间加剧直至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沈志华评价了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一是国家利益冲突。沈志华认为，在档案材料解密之前，可以猜测利益矛盾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但随着档案的不断公开，从档案中并未找到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真正中苏国家利益冲撞是1969年珍宝岛战争以后，此时中苏关系早已降到冰点。可见，国家利益的对抗和矛盾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二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解释，将苏联的公开信和中国《人民日报》“九评”对照会发现，虽然中国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说中国是教条主义，但是双方援引的都是马恩列的思想。不像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两个体系，中苏还是处在同一种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中的，只不过他们对理论有各自的理解。因此不能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斗争。 
       沈志华教授指出，中苏同盟的破裂根源在于中国取得了相对于苏联的政治优势，双方领导与被领导的地位发生转变。为何？这源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
       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出一种稳定性，后者则呈现出一种非稳定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美满，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以至出现法国退出北约这样的重大事件。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分裂。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表现则完全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起源于共产国际时期。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革命成功的先导性，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国家关系模式一直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政治影响力和威望不断提升就是对苏联“老大哥”的挑战。
       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还存在着因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
       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中苏互相指责对方的“共产主义”不纯洁，不正统，这无疑直至对方政权存在的理论基础，一旦一方“认输”，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执政基础不复存在。这是一个“生死问题”，这是一场不能“妥协”的对抗。所以，中苏同盟走向分裂是历史的必然。
       90分钟的抽丝剥茧，沈志华教授娓娓道来，妙语连珠。主持人幽默地评价这场讲座是我们历史季开讲以来现场掌声与笑声最多的一次。沈志华更加幽默地回应：“这功夫是我在监狱里给犯人讲中国近代史练出来的”。原来，如同跌宕起伏般的历史，沈志华本人的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遭遇过因研究而引发的牢狱之灾，也曾下海做生意，搞文化公司，投入上百万自费买档案，做研究，开学术会议，最终成为冷战史权威，建立华师大冷战国际研究中心，支撑沈志华的信念只有一条：还原历史真相。
       沈志华的执着也引发了听众对档案研究的极大兴趣。有听众问沈志华，在研究时，参考了多少资料？当这些资料会不会出现矛盾？沈志华说，冷战关系当中，档案作为基础性的材料，可以解释很多历史过程。但单纯依靠档案也有问题，有的档案的作者本人就造假。这就是英国史学家卡尔曾经说的，历史学家要谨防上当，掉进档案的陷阱。当历史学家发现了他们渴望已久风尘的档案的时候，心情激动，热血激动的扑向它们，以为那里记录了历史的真实，其实那只是档案作者钩织的一个谎言。档案资料与口述史相互比照才能一步步还原出历史的真相。
 

主讲：沈志华

主持：林牧茵

点评：余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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