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就把学习党史和国史提高到事关全局的重要地位。2015乙未年，站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历史新起点上，聆听历史的回声，追古溯今，意义重大。尊重历史，就是尊重我们自己；读懂历史，就能读懂今天;把握历史，就能把握未来。
       踏着春天的脚步，上海市社联与文汇报再度联合推出高端人文系列演讲季——“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历史与我们的未来”， 邀请葛剑雄、陈兼、姜义华、沈志华、苏智良、熊月之、王家范7位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与我们一起观社会之万象，察古今之流变，汲取历史经验，寻找历史智慧，用历史的方法认识当下，以历史的眼光观察未来。
       4月25日，历史演讲季拉开帷幕。首讲主讲嘉宾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以“13亿中国人的来历”为题，为听众揭晓中国的人口变化规律和发展历史。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为历史演讲季致辞，本次讲座特邀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夜线》主持人林牧茵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丁金宏教授对听众提问作点评。来自本市党政机关领导、高校师生、市民群众，以及在华东理工大学视频分会场的学生听众共600余人聆听了讲座。
       在讲座中，葛剑雄教授围绕中国人口的来源、人口数量变化的特点、两次人口转变及其意义、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等方面内容展开详尽的阐述，带着广大听众一起探寻13亿中国人口绵延发展的历程。
       葛教授认为，构成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这个国家的领土怎么发展起来的，二是这个国家的人口怎么发展起来的。每个国家的现有人口规模源于两部分增长：一是自然增长，即本地人口长期出生、死亡，最后形成的结果；另一个是机械增长，即外地人口迁入或者本地人口迁出的结果。从数千年中国人口发展史看，中国既有迁往日本，朝鲜、越南、东南亚、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境外的人口，也有大量人口从匈奴、鲜卑、羯、昭武九姓、突厥、回鹘、高丽、契丹、女真、蒙古、朝鲜等民族迁入中国。葛教授认为，比之于机械增长，中国现有13亿人口大多数还是本土自然增长的结果。
       葛教授将历史以来中国人口数量变化归纳为三个特点：

       第一是增长缓慢。人口史学称为“两高一低”，即“出生率高、死亡率高，低增长率”。究其原因为以下几点：首先，在古代社会，尽管初婚年龄并不低，但是鉴于皇族、统治者等上层阶级多妻现象严重，导致很多男性娶不到妻子，人口中有偶率不高；其次，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较高，女性生育后哺乳期较长致使生育间隔时间长，大量平民妇女从事乳母行业丧失自身的生育机会；再次，男尊女卑的思想，对婴幼儿的禁忌以及一些迷信观念，使得虐婴（尤其是女婴）致死现象比比皆是；其四，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人们开始采取堕胎终止妊娠、守孝守节禁欲、修生养性等不自觉的方式节制生育；其五，宋代以前推行赋役、赋税制度，令大量的青壮年男性与配偶长时间分居；其六，严酷的刑罚制度，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或者丧失生育能力；其七，古代大规模战争中出现的屠城、屠俘，以及战后疫病的横行，使人口短时间锐减；其八，中国的季风性气候，导致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冻灾、传染病等自然灾害高发。葛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人口基本增长率维持在千分之七左右，“一家五口”的家庭模式较为常见，并没有达到“多子多福”的社会倡导目标。
       第二是人口数字的“大起大落”。在中国历史上，因为战乱等原因出现过多次的短期间内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现象，比如秦汉之际、东汉末三国、两晋之际、唐末五代、金元之际、明清之际等。而所谓的“大起”，事实上是较长时间人口持续增长积累起来的数字，究其原因不排除因为“太平盛世”的到来，很多之前流亡、瞒报的人口被统计进去了，甚至虚报人口套取福利等因素而导致人口数量“看上去很多”。
       第三是人口增长存在阶级、阶层、民族增长的不平衡。在古代，帝王、宗室、高官等统治阶级拥有政治经济的特权，不仅可以免税免刑，享受世袭的爵位和国家供养的优厚生活待遇，还可以一夫多妻，因此这些阶级阶层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普通人。阶级阶层的人口增长率的不平衡造成社会的供养负担和政府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对社会发展和历史造成极大的影响，是“专制社会不可治愈的人口问题癌症”。此外，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差异，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也导致各地区、各民族的人口增长率和死亡率存在差异，从而出现人口增长的不平衡。
       葛教授指出，到了近代社会人口数量特点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医药公共卫生、社会救济和保障、社会制度、物质条件等各方面得到了改善，历来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数量特点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第二次转变是20世纪8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人口数量的特点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两次转变都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葛教授得出结论，近代以来中国的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均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实情。伴随着近代人口的大幅增长，清朝中期的洪亮吉和晚清的汪士铎，发现了社会发展与人口急剧增长之间产生的矛盾，较早主张控制人口；之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传到中国，得到了包括吴景超、李景汉、乔启明、孙本文、潘光旦等多数人口学家的赞同，一致认为中国需要节制人口。身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和梁启超作为政治家持有“增长人口以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观点，但是面对人口的急剧膨胀，上世纪40年代执政的国民政府承认节制生育合法性，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60年代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人口问题得到高度关注。尤其是78年提出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将计划生育列为国策的主张，更是当时政府应对文革后国民经济的百废待举的无奈之举。
       葛教授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将近40年，“四二一”的家庭结构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结构，伴随着出现“未富先老”等社会问题。因此，他提出“确保一胎、鼓励二胎、允许三胎”的生育主张，生养孩子不仅仅有利于优化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同时保证家族的绵延也是弘扬“家风”、“孝道”等传统的需要，在当下社会生养孩子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同样也是民众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的体现。
       葛剑雄教授的讲演一气呵成，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在近三小时的演讲中会场始终座无虚席，晚来听众只能站立听讲。互动环节提问踊跃：其中，来自东方航空公司的高通提问，对于符合国家政策生二胎的家庭，国家会不会考虑给予社会抚养费的资助？葛教授回答认为：任何国家真正的发达程度不是看它多少GDP，还要看惠及民生的做法。既然有了符合条件可以“生二胎”的政策导向，国家也会逐步采取相应措施，有利于这种政策导向更好地实施下去，所以尽管不能肯定短期内会有社会抚养费发放，但是相信政策肯定会越来越顺应社会需要。来自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的一名学生则围绕西部移民问题向葛教授请教，葛教授回答指出，一个国家合理的人口分布，并不是绝对的均衡。我国西部的重点开发地区、特殊基地、国防边疆等局部地区确有必要增加人口，形成人口的聚集效应，来推进某些事业的发展。但是，对于西部其他没有特殊需要的地区，人口的增长则应该顺其自然。

致辞：沈国明

主讲：葛剑雄

主持：林牧茵

点评：丁金宏

听众提问

现场听众

嘉宾与工作人员合影

（东方讲坛办公室  俞亚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