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一向是西方哲学界的“显学”，康德被认为是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哲学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20世纪初梁启超将这位“近世第一大哲”引入中国一百多年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危机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思想批判运动以及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中，康德哲学均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时至今日，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发展的深水区，在经济政治等体制改革过程中碰到诸多分歧、问题，如何将这些分歧和问题研究透彻并作出正确判断，亟需引入康德在哲学、宗教、伦理学、政治构想等方面的思想元素，令康德的精神在现时代绽放光芒。
8月17日，望道讲读会在上海市社联举行第五场活动。特邀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遐龄作为主讲嘉宾，围绕“康德哲学的现时代光芒”主题，为听众解读康德哲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对话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郁振华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双利教授，则从康德思想与中国思想的相关性及对当下社会产生的指导意义等方面展开补充叙述，共同为听众呈现“康德哲学的现时代光芒”。

重建“形而上学”——《纯粹理性的批判》
      康德哲学又称批判哲学，谢遐龄认为康德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的辨析，是审视，是反观自身，而且是纯粹理性批判，是要求理性，反过来看自己的”；与笛卡尔提出理性地审视一切相比，康德主张理性地检讨自身，意义更为重大。
      谢遐龄向听众介绍，18世纪后半期，伴随法国唯物主义兴起，在全欧洲出现的倡导自由之风一定程度上使得信仰遭受了很大的冲击，用感性经验来论证信仰的旧的形而上学失去效用，康德批判哲学则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精神危机，提出要改变过去用形式逻辑和经验科学来论证神，论证自由的思路，重建一个形而上学的任务。
      对此，张双利补充认为：康德批判哲学的代表的是对理性本身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是一种自我反思，这种反思不仅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欧洲危机，也可以同样为当前中国社会所谓的精神危机所借鉴。
      对于“形而上学”概念，谢遐龄解释认为，整个世界处于不停变动中，所有看来不变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维建构起来的，形而上学持“必须设定它不变”的哲学观点，与佛家“万法由心造”的观念相似。尽管在20世纪出现否定“有本质的存在”的抵制“形而上学”的现代西方哲学，但是谢遐龄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也是以“形而上学”哲学为基础发展而来，并且在科学研究，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涉及人权、财产、西方政治制度的这些论证均需要依靠形而上学。因此，康德这个“形而上学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

先验哲学——康德的创造性思维
      康德曾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提到“我们的思想方式中所计划的‘哥白尼革命’”，在此谢遐龄认为，康德所谓的“思想方式”就是他的“逆向思维”，也就是说在传统思维中“原来的知识要符合对象”，但是康德却认为“‘对象’是我先天的概念构建起来的”。“先天、先验”也其成为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
      正是因为先验哲学，康德系统里的“知识”也并非前人泛指的“一切的知识”，而是指理性所能思 考的知识，即科学的知识。康德认为情感和信仰不是“知识”，对此，康德有一句名言：“我不得不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腾出地盘”。对此，谢遐龄指出，“信仰的对象不能由科学证明，同理也不能由科学来否证”，因为信仰可以有理由，但是信仰是不能论证的。
对于康德的先验哲学，张双利结合现代社会做了补充说明：“当现代人凭靠理性无法直达本体界，知识意义之上你实际无法凭靠知识达到世界本身的时候”，康德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建构、认识对象，同时可以帮我们建构行动的根据”。张双利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为现代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指导。
      在解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中所提出的“知性为自然界立法”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时，谢遐龄解释认为，康德讲的“自然界”不是独立于我们意识的，在我们思想意识、感觉等等之外的自然界，而是我们心中表现的总和，通俗讲就是自然图景，是我们对自然界想像的东西。
道德哲学——曾被误解的“人生论”
      谢遐龄认为，传统对康德的研究，尤其是对康德的道德哲学有很多的误解，需要做一个澄清。谢指出，康德的道德哲学有很多重点，最重要的一点是“无上命令”。康德否定意志受外因支配的说法，而是认为意志为自己立法，人类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从后天获得。这套自然法则是无上命令，适用于所有情况，是普遍性的道德准则。李泽厚先生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提出，康德的“无上命令”与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有着精神的共同之处：都要求我们恪守、遵循、奉行这样的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规则。
      对此，张双利教授补充认为，“无上命令”有被翻译为“绝对命令”，要求的是“一个人的自律同时暗含两个维度，意味着建立法则既是自我设定的，同时我们对自我设定的法律又必须绝对服从”。
      康德“无上命令”的第二条如是说：“你的行动，要把你本己中的人和其他本己中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目的，永远不能只看做手段。”对于康德所谓的“人是目的”这一观点谢遐龄解释认为，康德的本意是：人应该追求的目标是“要做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和“人的尊严高于一切”，并不是指人的欲望是目的，或者私人的要求是目的。
      入选全世界全人类最伟大的十本书之一的《永久和评论》是康德的一篇论文，在文中康德认为，最终和平会因为人性自利和理性，而非人类的道德转变而最终得以形成。对于康德提及的“和平”一词，在谢遐龄看来指的并不是那个和“战争”对立的概念“和平”，而是作为一种理念提出来，是“整个人类社会追求的目的”，更是“属于人人都有的权利”，与《周易》中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哲学界英雄”康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郁振华教授认为，康德的哲学思想从梁启超引进中国以来的一百多年，经过两批不同类型学者的努力，逐渐成为中国现当代思想发展的内在因素。第一批学者是以郑昕、李秋零为代表的康德的研究者和诠释者，他们推动了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第二批学者是以张东荪、牟宗三、冯契和李泽厚为代表的“化用”康德哲学自成其学的哲学家，他们所进行的哲学创作铸造和丰富了中国的文明。
      郁振华介绍：张东荪集成和发展了“主体有一个形式，主体的认知形式”的康德二元论思想，形成了其“认识的多元论”思想；牟宗三不仅掌握和诠释了康德哲学，且亦发展充实了康德哲学，他结合儒道释三家的哲学思想，建构了一个熔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为一炉的中国哲学体系；冯契则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提出“理论转化为方法”和“理论转化为德性”，建立他的“智慧说”哲学体系；李泽厚则以康德“人是什么”根本性问题出发，融康德、朗格、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于传统儒学中，建立“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体系。

（东方讲坛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