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改革，领导中国迈入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走向，也改变了每一个当代中国人的命运。36年后的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影响力前所未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坚持和发展邓小平改革的思想和实践，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8月15日，望道讲读会在上海市社联举行第三场活动。特邀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张维为教授，围绕“邓小平时代与中国大转折”主题，结合在外交部担任邓小平翻译期间的工作经历，分享自己对邓小平的观察和研究的成果。对话嘉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新文教授，则分析评价了邓小平的政治品质和战略思维，共同为听众阐述了“邓小平时代与中国大转折”。
中国社会主义的“稳健改革模式”
      张维为把社会主义的改革模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北朝鲜、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维持计划经济政治体制不变，技术性的改革调整，其结果是导致国家经济非常贫困；第二种是苏联和东欧的“激进改革模式”，在小打小闹改革未奏效后，完全采取西方的模式，进行剧烈变革，出现了政权瓦解；第三种是中国的“稳健改革模式”，进行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适中规模社会体制改革和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推动的是稳健有效的体制性的改革，现在看来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最成功的模式。
      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较为恰当的翻译是china model，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选择的不同于西方的却又比较适合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模式”确实有一种人家可以照搬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意思表示“经验的总结”和“一整套异于别人的做事方式”。为“中国模式”作出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倡导“按照自己国家的时机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进行改革开放，走出一条自己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是中国的历史选择，和中国道路相关联，并不适宜其他国家照搬。
眼光 思路 清醒 大气——邓小平的战略思维
      张维为总结自己对邓小平的印象为“眼光、思路、清醒、大气”八个字，用以概括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张认为，邓小平是一个超长思维的战略者，敢于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的国家对数十年后的长期战略作定论，而这种眼光正是源于邓小平对改革问题深邃的思考、遇事清醒的头脑及睿智大气的执政风格。吴新文教授则将邓小平的这种“全局意识战略”定论为“非常强的权力意志”和“政治家的基本素质”，他认为这种战略思想使得邓小平能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做出决断，承担历史重任。
      1978年9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3个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途经东北一路谈初步的想法，史称“北方讲话”。邓小平提出：一是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二是明确社会主义不能贫穷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邓小平指出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情，让政府为经济发展服务，并率先提出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吸收外资。
      1992年1月，在苏联解体后的一个月，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表示，虽然苏联解体了，但是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要证明我们能比资本主义干得更好。谈话廓清了当时困扰国人的种种认识问题，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20多年后普遍富裕起来的中国，证明了邓当年观点的战略前瞻性。
 整体的社会主义观
      张维为认为，邓小平构思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不是锁定在具体的小事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很多东西只是工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最终目的是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让国家富裕起来，让社会主义社会富裕起来。”邓小平认为，在坚持党的领导、公有制占主体两个“不变”因素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可以大胆探索，并且“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
      吴新文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的整体性和全面性的阐述则用了“常”和“变”、“一”和“多”、“张”和“驰”及“本”和“末”四个对辩证概念。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常”，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不变”，另一方面则强调中国的体制要“变”，要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不能变，另一方面提出“一国两制”和多民族的“民族自治”；一方面鼓励先行先试的“张”，另一方面又提出“发现不对头就收回来”的“驰”；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姓社”这个“本”，另一方面又对细枝末节不过分在意。
      吴新文还认为，正是邓小平的整体观和全面思维，使得邓小平在中国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很多正确决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引向深处，以至于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
      张维为回忆，早在1985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农村责任制逐步推广，特区建设顺利展开，加纳共和国前总统罗林斯等国家元首访华学习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开始辐射并影响发展中国家。
      苏长和强调，邓小平一直以来是抱有“中国人对世界要有大贡献”的观点的。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启蒙作用。邓小平抓住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开启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潮流。苏长和认为，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不仅通过自身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更是在中国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很多其他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中国同其它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对接”，因此，苏认为邓小平时代将“不仅仅是中国的转折，也是对世界历史的转折”；而邓小平本人也“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东方讲坛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