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6日，第十五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大会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论坛召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教授应邀作题为“新时代、新研究和新使命”的学术报告。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就今天的主题“新时代、新研究和新使命”交流。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学习我们党的十九大报告和研判特朗普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比较当中获得较多的启发。何为新时代，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就是在这个时代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的全球权力转移正在加速到来。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国际关系，所以想从中美两国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特征、我们如何去看美国以及进一步为2035、2050等国家外交战略的设计提出观点。我本人做政策比较多，时事相对跟的比较紧，但是后来发现政策研究确实重要，但无论怎么在政策上转，最后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两国如何争夺话语权的问题，就是一个软实力的问题。因此，今天确实非常荣幸通过今天这个交流来帮助我进一步去思考中美关系以及对美外交中的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观察我们党的十九大报告和特朗普政府所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传递的信息，可以发现似乎中美两国换了一个身份，“时世易也”。一是中国实力总体是持续上升，美国是相对下降。二是中国是不断地去扩大朋友圈、广交朋友，而美国是对现在的国际秩序日益不满，频频退群，划分阵营，挑起意识形态问题。三是中国非常重视总结发展我国的治国理政经验，采取自我批评的内向视角。美国采取了外向批评的视角，更多批评其他国家损害了美国利益，丝毫不反省这个国家这个制度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四是中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这样一种道德观、价值观的制高点，而美国却非常强调美国优先，大谈大国竞争。五是中国越来越自信，而美国越来越缺乏自信。这是我在学习我们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分析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大的方向一个总体的感觉。

    中国在十九大报告中，秉承合作精神，力争和主要大国搞好关系，特别要和美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但是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则大肆攻击中国，抨击中国的发展模式，试图挑起不同制度模式的争论和竞争。中美两国的取向，对于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对于中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提出了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问题、真问题和硬问题。因为我本人是研究美国比较多，更多是站在全球第一、第二这两个国家的互动关系以及比较进程当中加以观察。我将其总结为七个说清楚。 

    一是要说清楚中国为什么能够崛起，而且能够持续崛起。在和美国还有其他国家专家交流的时候，他们首先不能否认中国崛起的事实，但是对中国能否持续崛起是打问号的，总说中国明年或者不久的将来会出问题，因此中国的崛起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把中国的崛起以及未来的持续崛起从政策、要素、制度甚至文明的角度说清楚。要有破有立，“破”是要破除两百年以来美国永远成功和不可战胜的迷思，“立”是要建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当然，对于美国该学习的还是要学习，但是一定要破除这个迷思，同时建立这个信心，否则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以及中美意识形态交锋中，我们将总是处于被动。特别是从文明的角度，要把一个将近五千年的文明是如何经久不衰，重新在当下焕发了青春说清楚，这个对中美未来的构建关系，以及中国的意识形态站上制高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要说清楚中国崛起的全球意义，中国的崛起对世界而言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建设性的还是威胁性的？作为一个镜像，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华政策，对于全球来讲是建设性的还是威胁性的。从全球意义上讲，美国已经崛起，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新崛起和美国的已经崛起，对于全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未来，一个是现实，一个是存量，一个是增量。我们要把中国崛起的全球意义通过和美国进行比较说清楚。

    第三个要说清楚中国是规则的破坏者，还是维护者。其他国家往往先给中国贴上“规则破坏者”的标签，然后攻击中国，而认为美国是现有规则的维护者。所以一定要说清楚，这个规则是何种规则，是作为契约的规则还是针对中国不断崛起其他发达经济体提出的单边规则。引发我这个思考是在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上，美国正在试图对我们构筑起一个经济领域意识形态方面的包围圈，我们都很清楚中国履行了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体的契约，忍受了15年被采取第三方替代进行“双反”调查的角色。15年过去了，我们要兑现作为契约的规则，但是美国提出了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新规则出来。因此，要说清楚到底谁是规则的破坏者，谁又是真正的维护者。

    第四个要说清楚谁是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要通过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方式厘清崛起中的中国和作为现状国家的美国，谁对现有的秩序更加满意。有的研究认定中国作为崛起国对现在的世界秩序肯定是不满意的，但是我们无论是从定性的角度，包括我们国家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在重要政治文件还有双边会见当中一些理念的表达，还是定量的分析中美两国谁更多的发动战争，得出的结论非常明显，美国才是现在秩序的挑战者。冷战后美国每一位总统都有自己的一场战争，他对于看不惯的一些国家，都会采取压迫性的战争行为。特朗普总统不断地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抨击，不断地退群，不断地削减甚至取消对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预算，就是挑战现有的秩序。所以我们要从定性和定量的双重角度谁是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说清楚。

    在谁是世界秩序挑战者的这个重大问题中，还包括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谁可能才是战争的真正发起者。最近看了很多的书，在极端情况下，如果说真的出现战争，怎么样来争夺战争的道德正义角色。通过历史研究发现，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在更多时候反而是原有秩序的创建者，它不敢或者不愿坐视新的崛起的国家日益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取代其秩序领导者地位，所以用先发制人的战争来维持及强化其国际优势。所以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也要加强。

    第五个要说清楚中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和世界性。这个问题也是在国际交流当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具有世界性，只能强调特色，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共产党，所以其他国家不可能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是问题真的是这样吗？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话语权问题，确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制度性支撑。但是并不仅限于此，还可以从政府的施政理念，如发展优先、民生优先，重视社会稳定，重视长期规划等等一系列非政党性的因素找到中国模式的先进性。如果把这些模式找出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有了世界性。

    很多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受到中国崛起冲击的国家，一味地强调中国崛起模式的政党属性而忽视中国在其他领域的艰苦卓绝的探索。所以中国不能只讲中国发展模式的特色崛起，也不能只讲中国模式一定就具有世界性，而是要既讲特色，也讲共识。

    第六个要说清楚，是其他国家学习中国模式以及中国主动积极输出制度模式之间的区别。美国把中国定义为又一个苏联，极力推动意识形态，我们十九大报告当中也提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另一种选择”。这对于美国战略界，精英界形成巨大冲击。所以从中美互动的角度，中国一定要说清楚中国模式是被其他国家主动学习的模式，是见贤思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学习过程，还是中国主动推广的、针对美国进行意识形态进行竞争的模式。如果其他国家主动的学习中国的模式，中国不能够拒绝。确实在十九大报告当中，包括其他场合，中国领导人也强调不主动对美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挑战，但是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学理方面，在外交方面怎么样来说清楚？中国绝不搞意识形态的扩张，但是如果美国已经认定中国正在进行静悄悄的意识形态扩张，如何界定外国的主动学习和中国的主动推广之间的边界，这个也要说清楚。

    第七个要说清楚国家道路发展的多样性。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中国秉承中庸之道、阴阳共处等传统的东方理念会认为多元化、多极化是这个世界应该的样子，因此很容易理解中国的模式其实和其他国家的模式一样，只是众多模式的一个而已。但如果按照美国的哲学思维主张世界是一元性，那么未来道路发展也必然是一元性，不是中国模式就是美国模式。两种模式因此必然要有竞争关系。中国要说明并且打破美国所定义的一元性道路发展模式所设置的陷阱，要强调各种模式和秩序的共处是可能的。

    这是从我研究中美关系的角度提出的七个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仅仅讲清楚还是不够的。还要从更高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不是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学者就能解决的。一是规则的问题，规则本质上到底是竞争的还是什么？有没有可能达成一种规则互补的状态。中国所偏好的规则和美国所主导的规则在地区在全球层面进行互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二是价值观的问题。不同的价值观一定是冲突的还是说有互鉴的可能性，以及如何让美国来借鉴优秀中华价值中的合理性和先进性，让美国来接受和学习中国。第三个大问题，是关于制度的问题。全球的制度容量是有限的，还是充裕的？习总书记说太平洋足够大，能够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但是在美国最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认为全球制度的容量是有限的，容不下中美两种制度的共存，一定会存在竞争。我们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四是体系的问题，国际体系一定是重复以往大国竞争的模式还是在新时代能够寻找出一条新的进化模式。五是在秩序方面，世界秩序也好，国际秩序也罢，到底是只能依靠实力和权力来推动，还是能够根据中国所倡议的国际治理来推动？秩序的变革是观念之间竞争所实现的，还是观念之间互相学习所实现的？在未来的中国外交以及中美关系中，这些问题绕不过去。

    刚刚所讲国际意识形态竞争的七个重大问题以及涉及到规则、价值、制度、体系以及秩序等等五个大问题，绝不是仅仅从国际关系或者政治学领域就能够驾驭的，还需要中国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比如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哲学的角度，比如国家发展的哲学角度；法学的角度，比如国际规则以及国际法的演化角度；经济学的角度，比如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及经验所在；社会学的角度，比如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如何形成等等各个社会科学一道努力，共同探索，协同分析，深刻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性、时代性和积极性。这个问题不是中美问题，而是中国未来的软实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话语权高地的问题。

    最后谈一点在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想，客观而言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国家发展已经超过了中国国内的学术发展，中国国家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国内学者的学术影响，中国的国家实力也早已超过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实力。在新的时代，社科学者哪怕不能引领国家的发展，也一定要紧紧追随国家的发展，不能坐等国家停下来，然后我们再慢慢地往前走。还有一些人在原有的思维模式之下，看着国家发展的背影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甚至冷嘲热讽，以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模式轻易地否定中国的经验和模式，而没有从中国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中国所处的国情土壤，尤其是从学者应该展现的现实关怀当中去思考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做什么。

    要做好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强调问题本身的民族性、国家性、利益性以及意识形态属性。如果不讲民族性、国家性、利益性和意识形态性，学者的研究很可能是缺乏实在的支撑，最后变成无法和西方人对话，又不能解释中国发展的现实。作为一个学术后进，在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我衷心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社科学者确实要有所作为、大有作为，要紧紧地扎根在我们国家的土壤上吸收养分来贡献研究，不仅为国内学术贡献，也是为国际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