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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三章 哲学

发布日期:2019-10-29

《上海市志•科学分志•人文社会科学卷(19782010)》

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三章 哲学

编纂责任人:刘梁剑

编纂成员:俞喆、张靖杰、吴陈浩、王文祺、李广骁、金玉博、刘胜全、胡若飞


 

1978年之后,上海哲学界通过拨乱反正,各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逐渐得到恢复。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哲学史是认识史”来突破“两军对阵”的教条,逐渐摆脱政治化对于学术研究的负面干扰,重新定位传统哲学中的思想家与其学说。《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冯契)《西方哲学史》(全增嘏)《西方现代哲学史》(刘放桐)等有影响力的教材出版面世。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外哲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逐渐呈现出由通史类研究转向个案研究的趋向。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近代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都取得重大进展。进入21世纪,哲学内部不同二级学科之间的对话日益加强,哲学原创的意识普遍觉醒。随着中国哲学合法性、现代西方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关系、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关系、哲学与当代科技、哲学与生活等问题的讨论,上海学者走向更加自觉的哲学理论创新。

 

第一节 中国哲学史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哲学史是认识史”来突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阵”的教条,逐渐摆脱政治化对于学术研究的负面干扰,重新定位传统哲学中的思想家与其学说。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 哲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受到关注。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20世纪90年代,在“思想家淡出”、市场勃兴、“人文精神”大讨论、“国学热”等时代背景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性更加突出,逐渐由广义的文化视域回归哲学自身的具体问题,由通史类研究转向个案研究,而研究方法与诠释方式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态势。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明显加强,西方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中西哲学比较成为新的研究趋势。中国近代思潮研究与观念史研究成绩显著。进入21世纪,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得到推进,对传统经典的现代诠释尤受重视。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在问题、人物、思潮、观念、话语等方面多维度展开。

一、中国古代哲学史 

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上海学界逐渐摆脱政治化对于学术研究的负面干扰,重新定位传统哲学中的思想家与其学说。蔡尚思《对几种有关孔子思想评价的看法》(《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严北溟《要正确评价孔子》(《齐鲁学刊》1980年第6期)、《孔子要平反,“孔家店要打倒》(《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2期)等论著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盘否定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思潮进行了批判。对儒家之外的先秦哲学研究也取得进展。严北溟《从道家思想演变看庄子哲学》(《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一文呼吁恢复庄子思想的本来面目,主张《庄子》是庄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总集,道家思想由老子创始由庄子集大成。1984年,严北溟出版《儒佛道思想散论》(湖南人民出版社。周山、胡曲园、陈进坤的《公孙龙子论疏》(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认为“白马非马”的命题具有辩证法因素,对其“离坚白”等其他命题也有肯定评价。祝瑞开出版《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80年代后期兴起“易学热”。上海社科院成立了周易研究中心。苏渊雷重新出版了50年前的旧著《易学会通》(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此著以论《易》为本,沟通老庄,融会释氏,旁涉西方哲学。

这一时期,上海学界逐渐以“哲学史是认识史”来突破“文革”时期“两军对阵”的教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1979年,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出版《中国哲学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抨击以“儒法斗争”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做法,并正面简述了中国哲学史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1985年,潘富恩、施昌东合作出版《中国古代认识论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985年,冯契出版《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哲学史定义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在勾勒哲学范畴历史发展之逻辑脉络的同时,注重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品格,同时也关注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198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严北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这是第一部较完整翔实的专业辞书。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者对先秦以后各个时期的哲学都有所研究。关于两汉哲学,祝瑞开剖析《淮南子》及严遵的思想,并出版《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刘修明剖析贾谊、陆贾思想与汉初社会的关系,发表《贾谊的民本思想和汉初社会》(《学术月刊》1986年第9期)、《汉代统治思想选择的重要环节——浅论陆贾思想的时代条件和历史作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朱义禄探讨陆贾的伦理思想,发表《陆贾伦理思想简论》(《道德与文明》1985年第3期)。严北溟《谈“天不变道亦不变”》(《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一文初步探讨了董仲舒的思想。关于魏晋玄学,刘康德研究嵇康、裴頠哲学及“贵无”论,发表《试论嵇康的哲学思想》(《复旦学报》1981年第3期)、《裴頠哲学思想补正》(《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魏晋玄学“贵无”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宋明理学研究成果颇丰。1988年,潘富恩、徐余庆出版《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二程”思想的专著。蔡尚思发表《朱熹思想的来源、核心和评价》(《哲学研究》1988年第4期)。朱义禄论述黄宗羲的方法论,并从宇宙论、人生论等角度与刘宗周相比较,发表《黄宗羲哲学史方法论发微——兼论〈明儒学案〉》(《哲学研究》1985年第5期)、《黄宗羲 刘宗周思想比较初探》(《浙江学刊》1987年第3期)。1985年,蔡尚思著《王船山思想体系》(湖南人民出版社),简要评述了王夫之在哲学、宗教、美学等11个方面的核心思想及其学术地位。其他成果还包括:曾乐山《张载的自然观剖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潘富恩、徐余庆《论朱熹》(《浙江学刊》1981年第3期)、《论吕祖谦》(《浙江学刊》1982年第2期)、《论二程对佛、道的批判和汲取》(《浙江学刊》1986年第4期)、《论石介》(《文史哲》1989年第1期),夏乃儒《黄宗羲与中国近代思维方式的萌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冯契《论王夫之的辩证逻辑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7期)、《论王夫之的“成性”说》(《船山学报》1984年第7期),丁祯彦《王夫之“象数相倚”的方法论意义》(《学术月刊》1984年第10期)、《简析宋明时期“成性”与“复性”之争》(《天府新论》1988年第2期),陈卫平《论明清之际“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从一个侧面看明清之际思想的性质》(《哲学研究》1989年第7期)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上海学者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朱维铮主编的《断裂与继承:青年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上海青年学者的观点。如张汝伦在收录其中的《文化研究三题议》一文中主张,今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既成性与生成性、史与思的辩证统一。谢遐龄在《论中西文化差异之根与当代中国文化之趋向》(《复旦学报》1988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反对坚执于物或坚执于灵的抽象态度,我们应当重新体认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进而审时度势,确定中国人的本性应向何处发展。陈旭麓在《传统、启蒙、中国化》(《时代与思潮》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一文中主张,中国的传统是根植于小农社会土壤之上的文化的政统、道统、核心或基本精神,从而必然与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发生根本性的冲突。

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性更加突出,逐渐回归哲学自身的具体问题,并由通史类研究转向个案研究与问题研究。研究的重心,不再是80年代作为认识(知识)成果的中国哲学,而是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哲学。关于先秦哲学,1995年,杨泽波出版《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主张将人与道德相关的因素划分为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提出“伦理心境”一说,认为理解伦理心境如何是后天而先在的是破解性善论之谜的关键所在。此书2010年由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版。杨泽波关于孟子的研究著作还包括《孟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孟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996年,崔宜明著《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从言说、真知、坐忘、逍遥等层面阐述庄子如何深刻地展示生存悖论。其他成果还包括:陈卫平《“和而不同”:孔子的群己之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翟廷瑨《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杨国荣《孟子新论》(台北开文文化出版社1993年),顾文炳《庄子思维模式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东方朔(林宏星)发表《韩非之功利观:在历史与逻辑之间》(《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关于魏晋南北朝思想,刘康德著《魏晋风度与东方人格》(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并发表多篇研究玄学的论文,包括《玄学生成与圣人体无》(《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论东汉魏晋名士的清议和清谈》(《探索与争鸣》1990年第12期),《何晏的玄学与医学》(《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魏晋名教与自然论笺》(《孔子研究》1994年第6期),《名士戒慎与魏晋三玄》(《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论魏晋“天地之教”》(《复旦学报》1996年第6期)。丁祯彦讨论郭象的方法论,发表《试论郭象方法论的特点》(《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杨国荣从不同的角度对魏晋价值观进行了探讨,发表《论魏晋价值观的重建》(《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自由及其限制——魏晋玄学与人的自由》(《学习与探索》19936期),《群己之辩:玄学的内在主题》(《哲学研究》1992年第12期)。1996年,潘富恩、马涛著《范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评述了范缜的哲学思想。关于宋明理学,1992年,潘富恩著《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徐洪兴著《思想的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研究唐宋之际理学的发生过程。1990年,杨国荣著《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上海三联书店),围绕王学内部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本体(良知)与工夫(致良知)之间的统一与张力,考察其内在结构及其在后学中的历史展开过程。1997年,杨国荣著《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三联书店),从理论层面分析心学内在的哲学意蕴,阐释心学中心体与性体、本体与工夫、言说与存在、德性与规范、存在与境界以及心物之辩与天人之际等理论问题。19971998年,东方朔(林宏星)先后出版《刘蕺山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刘宗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系统阐述刘宗周的学行、理气论、心性论、诚义论、化念论、慎独论以及刘宗周哲学之定位。关于清代哲学,徐洪兴发表《论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孔子研究》1992年第12期),对清人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内容、特点、背景与历史地位作了分析。陈居渊发表《清代的王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多部中国古代哲学专题研究著作。1990年,李志林著《气论与传统思维方式》(学林出版社),分析了“气”概念的演化,及其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1994年,杨国荣著《善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从天人之辩、义利之辩、理欲之辩、群己之辩、经权之辩等层面考察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1998年,吾淳(吾敬东)著《中国思维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形态各方面的阐释,探索其与古代希腊思维的差异。

进入21世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得到推进。在通史方面,200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出版《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力图从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资料出发,以西学为参照系,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中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哲学史体系。在文献整理方面,2001-2012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校勘整理的《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先秦哲学研究方面,周山从符号学、类比思维等角度研究《周易》,发表《〈周易〉诠释若干问题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04期)、《〈周易〉: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等。晋荣东引入语言哲学的向度诠释孔子、《吕氏春秋》,发表《孔子哲学的语言之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吕氏春秋〉言“辩”的语言哲学审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2007年,陈赟著《中庸的思想》(三联书店),将中庸理解为上下(古今、天地)通达的智慧,对《中庸》作出了独特解读。2006年,杨国荣著《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析庄子哲学的内在主题及理论张力,揭示其思想脉络。其他成果还包括:贡华南《羞何以必要?——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孔子研究》2009年第1期),朱承《儒家的“如何是好”——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6期),东方朔(林宏星)《“天人相分”与人的尊严——荀子“天论”的一个侧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等。在汉代哲学研究方面,2003年,余治平著《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探讨董仲舒如何在继承公羊外王传统的同时开出信念本体之天。在宋明理学方面,徐洪兴著《旷世大儒——二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潘富恩、徐洪兴主编四卷本《中国理学》(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2005年,方旭东出版《尊德性与道问学:吴澄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系统考察了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哲学理论体系、生平、师承及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内容。2006年,郭晓东著《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认为程颢哲学最大的特色在于本体与工夫合一的识仁工夫论。2007年,曾亦著《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探讨胡宏《知言》与两宋道学之开展,及朱熹《知言疑义》与湖湘学术之分流2003年,吴震著《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对阳明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钱德洪、聂豹、罗洪先、欧阳德、王畿、耿定向等人的学术活动和主要思想、著作分别进行了阐述和考辨。吴震的阳明后学研究著作还包括:《聂豹·罗洪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罗汝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泰州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2002年,陈赟著《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将船山视为宋明形而上学的解构者、后形而上学的建构者,以及中国本土现代意识的开拓者。该书对诸多哲学概念问题给出新的诠释,如“气”是“一个标志着人的能力界限的概念”,道器是“形上”与“形下”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体用关系是本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刘梁剑《天·人·际:对王船山形上学的阐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认为“际”是王船山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由此出发阐述船山的幽明之论、气化说、性命之学,以及船山关于时间、情、诗、语言的思考。清代哲学方面,陈居渊发表多篇关于焦循、乾嘉学术的论文,包括《论焦循〈孟子正义〉的易学诠释》(《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焦循易学方法论的哲学意义》(《周易研究》2003年第10期),《清代“乾嘉新义理学”探究》(《求索》2003年第10期),《论焦循的〈论语学〉研究》(《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清代乾嘉之际的“新格物论”》(《哲学研究》2009年第9期)。      

进入21世纪,基于传统经典文本细读基础上的现代诠释成为一种新的研究风尚。这方面的成果包括:方旭东《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重审中国经典解释学中的汉宋之争——以〈论语〉“颜渊问仁”章为例》(《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超越“忠恕”之道——〈中庸〉“道不远人”章义疏》(《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1期)、《好恶的对与错:〈论语〉第四篇第三章蕴含的一个哲学问题》(《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郭美华《出离与返回:作为过程的逍遥——〈庄子·逍遥游〉疏解》(《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6期),陈赟《以人道显天道:论〈中庸〉诚的思想》(《齐鲁学刊》2008年第3期)、《“里仁”与人的居住方式——〈论语·里仁〉的思想及精神》(《人文杂志》2009年第3期)等。

这一时期,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成为一个热点。2008年,朱承著《治世与治心》(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政治哲学为视域考察王阳明的心学,论及万物一体与三代之治、化治世为治心、王阳明哲学政治向度的历史回应、良知学说的理想政治效用等内容。2009年,白彤东著《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比较的视域下阐发了一种儒家式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批评西方现有观念的不足之处。2009-2010年,陈赟发表多篇阐发庄子藏天下于天下的政治哲学,其中包括《逍遥境界的政治向度—〈庄子·逍遥游〉“知效一官”章的文本学解读》(《学海》2009年第3期)、《“尧让天下于许由”:政治根本原理的寓言表述——〈庄子·逍遥游〉的内在主题》(《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浑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上海学界其他成果还包括:杨国荣《儒家政治哲学的多重面向——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郝云《论〈管子〉的公正观》(《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余治平《新民与亲民——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问题》(《人文杂志》2005年第4期),柯小刚《藏刀与藏天下:〈庄子〉“大宗师”与“养生主”之政治现象学关联》(《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张汝伦《王霸之间——贾谊政治哲学初探》(《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朱承《在规矩中自在——由“从心所欲,不逾距”看儒家自由观念》(《现代哲学》2008年第6期)、《〈礼记·乐记〉与儒家政治美学》(《人文杂志》2009年第7期)等。

 

二、中国近现代哲学史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上海学者持续关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通论、专题、人物、思潮、观念史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在通论方面,1983年,曾乐山发表《试论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和发展阶段》(《齐鲁学刊》第10期)。1989年,冯契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围绕“古今中西”之争的主线,系统论述中国近代(18401949年)哲学的发展历程,认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在历史观与认识论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而近代哲学关于方法论的探索和关于人的自由和价值理论的探索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

诸多近现代代表人物得到专门研究。汤志钧发表《魏源的“变易”思想和〈诗〉〈书〉古微》(《求索》1984年第5期),丁祯彦、张家成发表《魏源的中西文化观浅析》(《船山学报》1988年第7期)分别论述魏源变易思想和文化观。1981年,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揭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家。2002年,姜义华发表《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岭南文史》2002年第9期)。

关于康有为的研究,曾乐山《略论康有为的“三世”说》(《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一文讨论了康有为的历史哲学,朱义禄《康有为评传:时代的弄潮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一书肯定了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一些学者对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历史观、仁学体系内在困难等进行了研究,相关成果包括:胡啸《谭嗣同的佛教信仰略议》(《复旦学报》1982年第1期),丁祯彦《谭嗣同历史哲学浅析》(《学术月刊》1992年第11期)、《<仁学>之通与塞》(《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

上海学者较早地讨论了严复的科学观及其在中国近代哲学上的贡献,相关成果包括:季甄馥《论严复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南昌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陈卫平《自然科学是推动哲学发展的革命力量——论严复的哲学思想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光明日报》1978 6 6 日)、《确立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论严复对于发展近代科学的哲学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1998年,张汝伦发表《理解严复——纪念〈天演论〉发表10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批评中外学界以革命话语或“冲击一回应”模式评判严复所造成的失误,认为严复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因素使他对进化论远没有象后来的人们那样独断和绝对。

关于梁启超,冯契《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一文讨论了梁启超自由学说。陈泽环发表多篇论文,探讨梁启超的伦理学思想、儒学观,主要有《〈新民说〉的当代意义——基于伦理学视角的文本考察》(《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梁启超论儒家哲学——基于伦理学视角的文本考察》(《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从〈新民说〉到〈德育鉴〉——基于伦理学视角的文本考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梁启超的儒学作用论初探》(《哲学动态》2010年第2期)。

章太炎研究也是上海学界关注的一个方面。姜义华对章太炎思想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专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章炳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章炳麟评传》分作三编,甲编述生平,乙编析思想,丙编考交游,反映了作者研究章太炎思想40余年的心得。上海学界其他成果还包括:高振农《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章念驰《章太炎与佛教的关系及其佛学特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8期)、高瑞泉《章太炎“依自不依他”说评析——兼论章太炎哲学的唯意志论倾向》(《学术月刊》1990年第12期)。

关于王国维,赵庆麟《王国维学术研究方法探索》(《浙江学刊》1982年第5期)、《王国维人生哲学试析》(《学术月刊》198812期)等论文考察了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法与人生哲学。其专著《融通中西哲学的王国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从中西哲学比较角度较全面地分析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孙中山,相关研究成果包括:朱一智、隋启仁《孙中山的思想和道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姜义华《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

关于李大钊,曾乐山发表《李大钊的时间观与今古关系论》(《哲学研究》1984年第10期)。晋荣东《李大钊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对李大钊如何移植、取舍和批判西方哲学,尤其是对西方历史哲学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并着力发掘了李大钊哲学研究中曾被忽略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关于胡适,上海学者较早肯定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并从方法论、伦理学、文化哲学等侧面分析胡适思想,相关成果包括:丁祯彦《从“文学改良刍议”到“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评“五四”前后胡适的哲学思想》(《学术月刊》1979年第5期),杨国荣《论胡适方法论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根源》(《浙江学刊》1985年第10期)、《方法论上的中西会通——胡适方法论思想再探》(《学术论坛》1993年第5期),王鉴平《从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看胡适的科学方法》(《福建论坛》1989年第6期)、季甄馥《“五四”时期胡适的伦理思想述评》(《学术月刊》1990年第7期)、施炎平《胡适与五四道德革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等。1990年,杨国荣、王鉴平合著《胡适与中西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肯定胡适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2000年,顾红亮著《实用主义的误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胡适和陶行知为中心来考察杜威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界的影响。

上海学者也对梁漱溟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方松华《梁漱溟文化哲学述评》(《学术月刊》1987年第5期)、高瑞泉《世界文化的预言家——读梁漱溟〈人心与人生〉》(《读书》1989年第1期)讨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朱义禄《论泰州学派对梁漱溟的影响》(《学术论坛》1991年第3期)分析其王学内涵,许纪霖《梁漱溟与儒家的内圣外王理念》(《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认为梁漱溟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唯一身践力行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之人,丁耘《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例》(《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讨论了梁漱溟的社会主义思想。

关于熊十力,高瑞泉发表的《熊十力意志理论评述》(《探索与争鸣》1990年第8期)、《熊十力伦理思想三题》(《学术月刊》1992年第3期)、《熊十力与近代传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默识与体认——熊十力的直觉理论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9期)等论文考察了熊十力的意志理论与直觉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2004年,郭美华著《熊十力本体论哲学研究》(巴蜀书社),认为熊十力所谓真实存在的本体,既是内在于主体自身的本质力量又是世界自身的自在根据,既是每一个体自身存在的主观内在的个体性根据又是所有主体乃至宇宙万物的存在的客观的、普遍性根据。

对金岳霖的研究,先后有冯契、杨国荣、郁振华、贡华南等对其认识论、本体论、关系理论、概念方式、思想背景等方面进行研究。成果包括:冯契《金岳霖先生在认识论上的贡献》(《哲学研究》1985年第3期)、《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探讨》(《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杨国荣《走出实证主义——金岳霖认识论思想论析》(《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玄学本体论的逻辑构造——论金岳霖早期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归纳问题:金岳霖的思考》(《学术月刊》1994年第12期),郁振华《金岳霖关系理论研究》(《哲学研究》1993年第9期)、《金岳霖外在关系学说述评》(《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5期)、《金岳霖和中国传统哲学》(《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俞宣孟《移花接木难成活——评金岳霖的〈论道〉》(《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贡华南《徘徊于意义与意味之间——金岳霖哲学的张力与境界》(《学术月刊》20078期)。

关于冯友兰,王鉴平出版专著《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冯契发表《“新理学”的理性精神》(《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丁祯彦发表《冯友兰新理学历史观中的合理因素》(《贵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顾红亮《<新世训>的生活方法论与实用主义》(《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分析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冯友兰哲学创作的影响。

上海学界也对近现代其他思想家进行了研究。高瑞泉发表《论鲁迅的“意力主义”及其超越——中国现代文学的哲学透视之一》(《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12期),指出鲁迅是一位具有深刻的思想穿透力的精神界战士,而他的思想又是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总进程合拍的。胡啸《张东荪的架构论宇宙观和多元认识论》(《复旦学报》1984年第4期)讨论张东荪的认识论。刘静芳《论张申府与张岱年理论旨趣的差异》(《中国哲学史》200912期)讨论了张申府与张岱年两位“解析法的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在哲学上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上海学者在当代新儒学领域发表不少成果。罗义俊编著《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论文集《生命存在与文化意识:当代新儒家史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施忠连发表《新儒学与中华文化活精神》(《哲学研究》1989年第9期)、《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3年第9期)等论文探讨新儒学与传统文化及现代化的关系,并出版专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肯定了陈荣捷、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等人在研究与推广儒学方面的成就。2005年,陈迎年著《感应与心物——牟宗三哲学批判》(三联书店),将“感应与心物”作为剖析牟宗三哲学的核心问题,由此来评论其得失。2006年,杨泽波著《牟宗三三系论论衡》(复旦大学出版社),认为三系论是依据形著论和自律论这两个标准来划定的,这两个标准意义深远,但又有各自的缺陷,根本原因是未能摆脱西方感性和理性二分的束缚。2007年,殷小勇著《道德思想之根:牟宗三对康德智性直观的中国化阐释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借助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研究,认为牟宗三用儒释道三家智慧对康德哲学中的“智性直观”所作的中国化阐释偏离了儒家传统。

在冯契1995年去世之后,其学说很快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上海学界关于冯契研究在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19961998年间,冯契的著作、论文、讲演录和哲学通信等汇集成十卷本的《冯契文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自1995年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开设冯契哲学研究专栏,每年不定期刊发相关论文。上海学者对冯契思想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关于冯契的广义认识论,研究成果包括:张天飞《冯契先生的智慧学说》(《学术月刊》1995年第5期),童世骏《感觉经验能否给予客观实在——从洛克到金岳霖和冯契》(《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杨国荣《论冯契的广义认识论》(《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郁振华《扩展认识论的两种进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关于冯契的逻辑、方法论思想,研究成果包括:丁祯彦《冯契对〈周易〉辩证逻辑思想的研究》(《周易研究》1997年第1期),彭漪涟《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贺善侃《概念摹写与规范现实作用的提出和发展——论金岳霖、冯契概念逻辑的一个重要思想》(《哲学动态》2010年第12期),晋荣东《“概念的双重作用”与逻辑理论的证成——对冯契理论的一点引申与应用》(2007年第2期)、《逻辑的经验性与先验性——从蒯因到冯契》(2009年第2期)。关于冯契的价值论思想,研究成果包括:陈新汉《冯契的评价论思想探析》(《学术月刊》2005年第6期),陈泽环《追求自由与善——冯契伦理思想初探》(《吉首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关于冯契的美学思想,研究成果包括:蔡志栋《金刚何为怒目?——冯契美学思想初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马德邻《艺术:作为理想的现实——论冯契的美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关于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包括:陈卫平《智慧说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论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高瑞泉《把握民族精神的主流——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哲学研究》1996年第4期),顾红亮《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天府新论》2010年第1期)。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包括:陈卫平、童世骏《冯契:智慧的探索者》(1995年第3期),丁祯彦《在几个哲学问题上冯契对金岳霖的继承、引申和发挥》(1995年第6期),郁振华《冯契和清华学派》(1996年第2期),童世骏《冯契和西方哲学》(《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高瑞泉《“天人合一”的现代诠释——冯契先生“智慧说”初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贡华南《论“良知坎陷”与“转识成智”——兼论20世纪的新儒家与新道家》(《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徐东来《冯契先生佛学研究述评》(《中国哲学史》20052期),夏金华《冯契中国佛学研究管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林孝暸《从政治自由到哲学自由——冯契自由理论的历史发展》(《现代哲学》2008年第4期),顾红亮《“一致而百虑”及其实践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此外,上海学者还出版了论文集3部:《理论、方法、德性》(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编,学林出版社1996年)、《知识与智慧:冯契哲学研究论文集(1996-2005)》(杨国荣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追寻智慧》,(杨国荣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彭漪涟出版专著3部:《冯契的辩证逻辑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对冯契一个哲学命题的思考与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心灵的自由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上海学者围绕不同的专题对近现代哲学展开研究。杨国荣发表《从中西古今之争看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福建论坛》1988年第3期)。丁祯彦、陈卫平发表《“中体西用”的破产与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陈卫平《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一个侧面——析严复、胡适、金岳霖改造传统哲学概念的理论》(《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指出,要在中西哲学合流中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必须建立一套既不丢弃传统哲学概念,又吸收西方哲学概念的哲学语言。陈卫平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发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哲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5期)、《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1年第6期)、《变革·融合·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3期)、《两个接着讲和三个环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考》(《理论视野》2008年第12期)。忻剑飞、方松华发表《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产儿——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高瑞泉发表《动力的追寻——五四与现代文化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提出动力与秩序的问题。其论文《作为时代的自我理解的哲学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向度》(《哲学研究》2007年第5期)探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2000年,郁振华著《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围绕“在科学时代,形上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核心问题,从科学和哲学、存在和天道、直觉和理智、名言之域和非名言之域、自由和境界等五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哲学(以清华学派、现代新儒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主体)作了一番整体考察,主张以“形上进路”和“形下进路”相结合的进路实现对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批判超越的课题。2004年,贡华南著《知识与存在——对中国近现代知识论的存在论考察》(学林出版社),围绕科学知识、常识、形上知识、人的境界与人的存在关系等哲学问题系统考察了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冯契、唐君毅等思想家的知识学说。2005年,陈赟著《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致力于挖掘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现代性的质疑、诘难与反抗,以此作为现代性自我反思的思想资源。

除了通论、人物、专题研究之外,思潮研究也是上海学界近现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上海学者对近代的人道主义、实证主义、自由主义、唯意志论、科学主义、进化论等思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相关成果包括:丁祯彦《试论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学术月刊》1990年第4期);王鉴平、胡伟希《传播与超越:中国近现代实证主义进程研究》(学林出版社1989年),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陈卫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进化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4期)、《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形成的内在逻辑》(《文史哲》1996年第5期)、《器道升替:中国近代进化论的历程》(《学术界》1997年第2期);杨国荣《从严复到金岳霖:实证论与中国哲学》(高教出版社1996年);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高瑞泉考察思潮研究的方法论,发表《论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1996年,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入陈少峰、陈卫平、杨国荣、郁振华、胡伟希、高力克、陈少明、齐卫平、钟家栋、许纪霖、邓子美、李天纲等学者对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唯意志论、自由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及佛教的复兴与基督教传播的专题研究。2000年,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汇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的二十余篇有影响的论文,分为“五四”“观念”“论战”“思潮”四部分。2001年,张汝伦著《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对现代中国的三种基本意识形态,即进化史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进化批判性考察,同时也对蔡元培、张君劢、张东荪、梁漱溟、胡适、熊十力、严复等思想家进行个案研究。2008年,高瑞泉、杨扬等著《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上海古籍出版社),从哲学、政治、伦理、文学等角度梳理了1980年代与199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主流的转折。

近现代哲学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为观念史研究。高瑞泉发表《中国近代精神传统论纲》(《哲学研究》1991年第11期),并于1999年出版《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详尽阐释了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超越政派和思潮对立的现代价值观念,包括进步、竞争、创造、民主、科学、大同社会理想和平民化的人格理想,在展现其历史的过程中作出价值评估,指出了这些观念的误区和局限。高瑞泉还发表系列论文探讨平等观念,并于2011年出版《平等观念史论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中西哲学会通与当代中国哲学建构

 

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学界与西方学界的交流对话明显加强,西方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取得较大发展。1988年成立了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王元化担任名誉主席,冯契担任主席。1996年更名为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刊《时代与思潮》1989-2000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7辑,刊发了海内外专家不少高质量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成果。翁绍军《先秦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比较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3期),从古代自然观的角度揭示中西哲学的差异,并探索其内在的原因。曾乐山《中西文化和哲学争论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总结了近代以来中西哲学的交融,是一部较早的比较哲学专著。陈卫平于1992年出版的《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哲学比较》专论明清之际中西哲学比较。1994年,王淼洋、范明生主编《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从纵向和横向对哲学各分支进行比较,贯通西方、印度、中国,揭示其共性、特殊性和规律性。俞宣孟发表《两种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9期)、《中西传统哲学的不同超越与哲学观念的更新》(《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关于哲学原理的观念——中西哲学的一种比较研究》(《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本质”观念及其生存状态分析——中西哲学比较的考察》(《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等多篇论文,从形而上学形态、超越观念、原理与源头之辨、有无本质观念等角度阐发中西哲学之别。2005年,俞宣孟、何锡蓉编有论文集《探根寻源——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作为比较对象的西方哲学学派纷呈,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学、分析哲学等。余治平《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浙江学刊》2000年第5期)、谢遐龄《直感判断力:理解儒学的心之能力》(《复旦学报》2007年第5期)以康德为比较对象;俞宣孟《海德格尔与东方“无”的境界》(《时代与思潮》1991年)、杨国荣《面向存在之思——〈老子〉哲学的内蕴》(《哲学研究》1998年第5期)以海德格尔为比较对象;张庆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以现象学为比较对象;潘德荣《文字与解释——训诂学与诠释学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2期)、《从〈易经〉看中国诠释思想的辩证性》(《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以诠释学为思想资源;方旭东《他人的痛——对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沉思》(《学术月刊》2005年第2期)、《同情的限度——王阳明万物一体说的哲学诠释》(《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为善何以“可而不能”:荀子论说中的意志自由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以分析哲学为思想资源等。

20世纪90年代,上海学者在哲学理论建构方面的努力取得成绩。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冯契具有开创意义与典型价值的“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这一学说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背景之下,会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掘“智慧”这一“最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最根深蒂固的东西”的当代意义,探讨从知识到智慧(性与天道之学)的飞跃如何可能。《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追问“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以及“人能否获得自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讨论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讨论认识的辩证法如何贯彻于价值论领域,如何在创造真善美的活动中培养自由人格的德性。

进入21世纪,中国哲学合法性、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关系、当代中国哲学创建等问题成为学界热点,上海学者亦贡献了自己的见解。高瑞泉在《“哲学的终结”和中国哲学的回应》(《浙江社会科学》 2003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中国哲学界的学者对于“中国无哲学”“哲学的终结”问题作出了建设性的回应,体现了中国哲学对于自身“特殊性”的认同,以及对于参与到世界哲学之中的高度自信。俞吾金在《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复旦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中讨论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的合理性与意义。《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发表俞宣孟、马迅、方松华关于“走出对西方哲学的依傍”的笔谈。何锡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进展——兼析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认为,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已经跳出了“中国有否哲学”即所谓“合法性”的框架,而重在摒弃对西方哲学的依傍,实事求是地展现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的本来面貌,并有望更新哲学的观念,从而为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今后的发展开辟道路。张汝伦在《中国哲学的自主与自觉——论重写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20045期)、《他者的镜像: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概念是普遍的吗?——比较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哲学研究》2008年第8期)等文章中主张,从哲学的一般意义和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合理借鉴西方哲学,积极开发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域,建构中国哲学自己的概念体系,而以西方哲学的门类划分来重构或重新叙述中国哲学,是一种比一般观念层面的反向格义后果更为严重的一种反向格义。陈卫平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学术月刊》2004年第7期)、《“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学术月刊》2005年第11期)等文章中提出,一方面,中国哲学内含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另一方面,揭示中国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中的一些普遍问题, 对于我们如何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对话中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是有启示的。杨国荣在《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问题》(《哲学动态》2003年第3期)、《哲学的建构与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反思的哲学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文章中指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通向“学无中西”的世界哲学,在现代性的图景之上进行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陈嘉映《从移植词看当代中国哲学》(《同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指出,在理论的场合,大部分现代汉语语汇都是移植词,这一现象对当代中国哲学具有重要影响。张汝伦《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范畴错误”》(《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指出,分析传统哲学概念的范畴工具几乎都是西方的,这就使得分析的结构不但肢解了一个有机的意义整体(意义场),而且还消解了传统中国哲学基本概念的特有意蕴。   

部分上海学者从中国“哲学”研究转向中国“思想”研究或经学研究。曾亦、陈雯雯《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认为,晚清思潮实可上溯至刘逢禄的今文经学,而学界低估了今文经学对晚清学术与思想乃至后来新思想、新文化的巨大作用。曾亦《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由康有为经学理论中的三世学说入手,探讨康氏如何围绕现代中国的构建展开理论思考与现实政治活动。作者通过康有为考察共和制度的诸多缺失,强调传统政治的合理性,表达了某种复归儒家政治传统的独特主张。

相形之下,一些学者更加自觉地进行哲学理论创建工作,以此挺立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杨国荣出版理论著作《伦理与存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10年)。2011年,此三书合为“具体的形上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具体的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实践哲学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和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人类行动与实践为指向,多方面地展现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具体性。贡华南《味与味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寻求以味觉阐释世界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此著挖掘“味”活动的存在论意义、结构、在感觉谱系中的地位,以及形下、形上层面所生长出来的丰富意义,在哲学史的考察之中蕴含了一种基于味觉的哲学理论。

 

 

 

第二节 外国哲学史

 

1978年之后,上海西方哲学界积极恢复和整顿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出版了《西方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史》等教材。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在现代西方哲学译介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同时积极参与当时正在兴起的萨特及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尼采等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对西方哲学史各个时段的研究不断深入,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尤为突出,发表了不少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针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等进行了深入的专题性研究,由一般性的介绍转向具体的个案研究与专题讨论,在知识论、现象学、诠释学、后现代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一、西方哲学史

1978年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开始复苏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样的氛围中,上海学界积极恢复和整顿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78开始,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定期地出版《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这是本学科在国内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不定期刊物。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85)是当时国内比较全面的一部西方哲学通史。同时,针对西方哲学各个时段的研究不断深入,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

古希腊罗马哲学方面,上海学者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关于柏拉图,1984年,范明生著《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柏拉图哲学思想体系的专著。范明生还与汪子嵩、陈村富、姚介厚、包利民、章雪富等合撰四卷本《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8199320032010年)的编写工作。讨论柏拉图的论文还包括:叶立煊《如何理解柏拉图的辩证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认为,柏拉图的辩证法只是一种理念的辩证法,其运用范围并不涉及客观世界。俞吾金《试论柏拉图哲学的基本特征》(《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柏拉图从相对主义、感觉主义和不可知主义三个主要方面对智者哲学所作的批判,构成了其哲学体系内部变与不变、个别与一般、神学与理性三条基本的矛盾线索。黄颂杰发表《论柏拉图的辩证法》(《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正义王国的理想——柏拉图政治哲学评析》(《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等论文。

关于亚里士多德,翁绍军发表《亚里士多德范畴学的形式与内容》(《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阐明亚氏范畴学说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童世骏《美诺悖论的认识论分析》(《哲学研究》1985年第5期)分析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美诺悖论”的解答。黄颂杰《实体、本质与神》(《哲学研究》2008年第8期)从现当代哲学的视界考察和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质理论,以及由此导向的神论,进而评述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相关理论。黄颂杰还发表了《灵魂说: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灵魂说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8期)、《权力制衡 幸福至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要义》(《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等论文。

此外,谢遐龄《巴门尼德:辩证法的开创者》(《哲学研究》1987年第1期)认为,巴门尼德是辩证法的真正开创者,因为他明确区分了真理的道路意见的道路,把纯粹思维剥离了出来。黄勇《存在的意义——兼论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的一致性》(《学术月刊》19897期)认为,将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二人的存在学说对立起来的通行看法是错误的。俞宣孟《巴门尼德的“是”的意义说》(《探索与争鸣1990年第3)讨论巴门尼德的“是”论,认为巴门尼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思想思想本身的思想家。刘云卿《论普罗提诺的“宇宙”观念》(《哲学研究》2007年第12期)探讨了普罗提诺“宇宙”观念的三层含义(实在的宇宙、普罗提诺构想的宇宙、自我解构中的宇宙)及其关系。

中世纪与基督教哲学方面,1988年,徐怀启出版《古代基督教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尹大贻出版《基督教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范明生著《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上海人民出版社),探讨产生于东方的基督教及其神学,为何成为当今世界性的宗教和神学,并对西方一切文化领域发生影响的问题。

近代西欧哲学方面,阎吉达发表多篇关于培根、贝克莱、休谟的论文,出版《贝克莱思想新探》(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和《休谟思想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汪堂家、孙向晨、丁耘合撰《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汪堂家发表《论笛卡尔的自我概念》(《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9期)、《“我思故我在”新探》(《学术月刊》1989年第6期)、《哲学的逻辑表达与逻辑的哲学分析——从概念、定义与命题理论看莱布尼兹的逻辑哲学观》(《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童世骏发表多篇论文关于洛克及一般认识论问题的论文,其中包括:《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从洛克到金岳霖》(《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感觉经验能否给予客观实在——从洛克到金岳霖和冯契》(《江海学刊》2000年第8期);《作为认识论范畴的“问题”》(《学术月刊》1991年第7期)、《认识论中的社会学主义及其与心理主义和逻辑主义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0期)、《论真理的认可问题》(《学术月刊》2000年第2)等。

上海学者对德国古典哲学比较多地集中于康德、黑格尔。

关于康德,佘碧平《康德未来形而上学论纲》(《学术月刊》1988年第3期)认为,康德重建的“未来形而上学”为后来哲学开启了两个方向,一是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二是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张汝伦《自我的困境——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之反思与批判》(《复旦学报1998年第1)暗用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对学界高扬的“主体”“主体性”进行了哲学史反思。佘碧平《康德哲学与现代性论争》(《复旦学报》2000年第7)认为康德批判哲学主张知性立法和理性规范的平衡,二者制衡机制遭到破坏乃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本所在。徐英瑾《康德的亲和性概念探微》(《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认为,康德对亲和性概念的阐发中一度偏离了人类的先天思维方式对于感性经验的优先性原则。俞吾金《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和形成过程》(《东南学术》2002年第 2期)认为,应当从康德提出的“四个问题”出发重新认识其批判哲学的发展过程和全幅内容。俞吾金《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问题”》(《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认为,康德区分了“两种实践”,即“技术地实践的”活动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俞吾金《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认为,康德区分了自然因果性和自由因果性,二者以分裂的方式共存于人的身上。邓安庆《康德道德神学的启蒙意义》(《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认为,道德神学或伦理神学是康德孜孜以求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完成。此外,崔伟闳发表《直观和本体论:从康德到胡塞尔》(《学术月刊》1992年第5期)、《时间与康德的先验自我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陈家琪《伦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重读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同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钟锦《词学抉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尝试会通词体美感与康德美学。

关于黑格尔,20世纪80年代,姜丕之出版《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解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马克思与黑格尔》(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翁绍军《哲学和经济学:青年黑格尔的经济思想》(《学术月刊》1984年第2期)分析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思想在黑格尔形成辩证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俞宣孟《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反思”》(《复旦学报》1985年第3)讨论了被黑格尔当作逻辑范畴的“反思”与传统的即当作认识论范畴的“反思”的区别。李继宗、谢遐龄《从康德和黑格尔看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区别》(《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本体论而不是认识论。章忠民《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阐释了黑格尔哲学与现当代哲学的联系及意义。

俞吾金对黑格尔做了持续的研究,发表的论文包括:《黑格尔哲学史思想——系统方法探要》(《学术月刊》1981年第11)、《略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范围》(《复旦学报》1984年第2期)、《黑格尔:一个再思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也谈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复旦学报》1987年第3)、《精神现象学:哲学对常识的扬弃》(《复旦学报》1992年第3)、《作为哲学史纲要和最终归宿的〈小逻辑〉——黑格尔哲学史观新探》(《哲学研究》2001年第11期)、《走出“主奴关系”的哲学神话》(《东南学术》2002年第2)、《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等。

张汝伦也对黑格尔做了深入考察,发表论文《主体的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学术月刊》2001年第4期》)、《黑格尔在中国——一个批判性的检讨》(《复旦学报2007年第3)、《黑格尔与启蒙》(《哲学研究》2007年第8)等。

2010年,潘德荣翻译了费希特的《国家学说——或关于原初国家与理性王国的关系》(中国法制出版社)。

 

二、现代西方哲学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上海学者从编写教材入手,对现代西方哲学作整体的勾陈和初步的概述,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开始起步。1981年,刘放桐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解放后中国第一部讲授现代西方哲学的高等学校教材。此外,王克千、欧力同《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和赵修义、戚文藻、邓遇芳编著《现代西方哲学纲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都对现代西方哲学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在现代西方哲学译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吴永泉、陈京璇、尹大贻翻译《二十世纪法国思潮:从柏格森到莱维纳斯》(约瑟夫·祁雅理著,商务印书馆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推出卡西尔《人论》(1985年,甘阳译)、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1986年,林尘译)、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1986年,倪梁康译)、波普尔《客观知识》(1987,舒炜光等译)、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1987年,江天骥等译)、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88年,周煦良、汤永宽译)、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88年,张庆熊译)等著作。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海学者积极参与当时正在兴起的萨特及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尼采、现象学等研究。1981年,王克千、樊莘森合著《存在主义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国内最早介绍存在主义的著作之一。1982年,刘放桐、王克千与徐崇温等合著《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颂杰、吴晓明、安延明合著《萨特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陈学明著《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辽宁人民出版)。1989年,翁绍军出版国内第一本全面评介克尔凯廓尔生平及其哲学思想的著作《人的存在——“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戈尔述评》(文化艺术出版社)。欧力同发表《存在主义认识论剖析》(《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存在主义的人学剖析》(《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等。刘放桐发表《存在主义的伦理和社会学说述评》(《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我们应当怎样正确评价存在主义哲学》(《复旦学报》1984年第2)等。黄颂杰、王克千、吴晓明等著文讨论萨特。王克千《简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现代外国哲学论集》第2,三联书店1982年)认为,萨特哲学关于存在的本体论思想集中表现在萨特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厌恶》和《存在与虚无》。王克千《萨特存在主义剖析》(《哲学研究》1984年第2期)分析了萨特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吴晓明、安延明《存在主义历史观简评》(《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认为,尽管萨特肯定了实践的辩证法,但过分夸大了主观因素的作用,因此其形态并不合理。黄颂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逻辑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认为,现象学本体论和历史辩证法或历史人学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两项主要内容,人的自由问题,即个人自由与客观存在的关系则是贯穿其整个体系的中心论题。刘放桐、赵修义、张汝伦、翁绍军等人撰文讨论尼采。刘放桐《尼采权力意志论批判》(《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对尼采权力意志哲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赵修义《尼采的超人和超人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2)则认为,超人学说只是尼采哲学的一部分,它也不能等同于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翁绍军《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文化观》(《社会科学》1986年第5)认为,尼采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并把西方文化的更新寄托于人类的改进上。此外,王克千发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述评》(《理论月刊》1986年第3期),范明生发表《现象学简介》(《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6期、1981年第1期),张庆熊发表《关于胡塞尔现象学基本思想的问答》(《复旦学报》1986年第3期)。

20世纪80代之后,上海学者针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等进行了深入的专题性研究,由一般性的介绍转向具体的个案研究与专题讨论,在现代英美哲学、现代欧陆哲学各领域取得丰硕成果。80代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90代先低迷后恢复21世纪的头十年则迅猛发展。以欧力同、俞吾金、陈学明、吴晓明、童世骏、郑忆石等学者为中心,对西方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作出了大量成果,并形成了沟通现代西方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色。

(一)现代英美哲学

20世纪80代初,上海学者较早开始语言哲学研究,相关成果包括:张庆熊《牛津学派的日常语言哲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 6 期),尹大贻《评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周昌忠《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源流》(《现代外国哲学》第4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汪堂家《弗雷格思想述论》(《哲学研究》1986年第6期)等。1992年,周昌忠著《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指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色调是语言问题。作者论述了西方语言哲学及其各主要流派哲学家的思想,阐述了语言哲学的方法论,研究了人工语言形式理论和意义理论以及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的统一等问题。2003年,陈嘉映著《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一方面以哲学家为线索,阐述20纪一些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家,另一方面以问题为线索,阐论专名、隐喻、语言与现实等问题,在介绍哲学家思想的过程中贯穿了作者对语言问题的思考。2008年,陈嘉映发表《哲学之为穷理》(《中山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哲学的工作是穷理,而概念考察则是穷理的核心。陈嘉映关于语言哲学的论文还包括:《我们怎么假装——介绍奥斯汀的一篇论文》(《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1期)、《施指与符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简论人工语言和逻辑语言》(《云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等。上海学界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1992年,尚志英著《寻找家园——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人民出版社),较全面评述了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语言哲学,并分析了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及日常语言学派之间的关系,将后期维特斯坦与后期海德格尔作了比较研究。2006起,张庆熊发表了多篇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论文,包括《维特根斯坦对先验问题的重新思考——兼谈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关系》(《哲学研究》2006年第10期)、《维特根斯坦对意向性问题的重新思考》(《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维特根斯坦对“说明”和“理解”的重新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交往行为与语言游戏:论哈贝马斯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接纳与批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4)、《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和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云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等。2005年,徐英瑾著《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复旦大学出版社),依据新材料讨论维氏哲学转型期中短暂而意义深远的“现象学阶段”。徐英瑾还发表了《维特根斯坦关于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之间“第三种可能性”的思考》(《复旦学报》2006年第9期)、《〈逻辑哲学论〉论概率和归纳》(《逻辑学研究》2009年第3期)等论文。2006,陈嘉映发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现代哲学2006年第5期),阐述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看法:哲学的核心工作是概念考察,所考察的是自然概念,用以考察的也是自然概念,哲学的任务是治疗由误解哲学语法所造成的智性扭曲。此外,1988年,金岳霖写于60的《罗素哲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对罗素哲学的中心骨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价,揭示了罗素哲学的最本质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黄颂杰、郁振华等学者对知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黄颂杰、宋宽锋发表《对知识的追求和辩护——西方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历史反思》(《复旦学报》1997年第4)、《再论知识论的精神实质及其出路》(《哲学研究1999年第2)等论文。郁振华发表《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8期)、《走向后批判哲学——论波兰尼对“批判哲学”的超越》(《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默会知识论视野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复旦学报2002年第4)、《从表达问题看默会知识》(《哲学研究》2003年第5)、《对西方传统主流知识观的挑战——默会知识论视野中phronesis》(《学术月刊》2003年第12)、《认识论视野中的判断力——康德判断力理论新探》(《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默会知识论视野中的在世观念》(《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扩展认识论的两种进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身体的认识论地位——论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的身体性维度》(《复旦学报2007年第6)、《怀疑之批判——论波兰尼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会聚》(《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论能力之知:为赖尔一辩》(《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等论文,从波兰尼开始,对默会认识论、能力之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经过刘放桐等学者的努力,实用主义研究成为上海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1983年,刘放桐著《实用主义述评》(天津人民出版社),集中研究了皮尔士、詹姆斯、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评析了实用主义的经验论、实践观、方法论、真理论和社会历史观,批判了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1987年,刘放桐发表《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现代外国哲学》第10,人民出版社)对长期流行的全盘否定实用主义的评价模式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引起学界共鸣。2005年,刘放桐发表《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复旦学报》第5期),认为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杜威的哲学改造适应了西方哲学现代变革的潮流;杜威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有着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体现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上二者殊途同归。2007年,刘放桐发表《皮尔士与美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美国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中,皮尔士起了重要作用。他对以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对实践哲学的论证,他关于信念和方法、意义和真理的理论都体现了这种转化的特色。上海学界关于实用主义研究的成果还包括:杨国荣《实用主义:一个新思考》(《学术月刊》1990年第4期),黄颂杰《西方哲学出路何在——评R·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复旦学报19941期),俞吾金《从美国新实用主义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约定论特征》(《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戴志祥《逻辑实证主义向新实用主义的一个转向——经验论的三个教条与新实用主义》(《学术月刊》1997年第6期),童世骏《科学与民主的和谐相处何以可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张庆熊《蒯因驳斥的只是狭义分析性的概念吗?——对蒯因批判分析与综合两分法的辨析》(《复旦学报》2005年第6期),汪堂家《道德自我、道德情境与道德判断——试析杜威道德哲学的一个侧面》(《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杜威教育哲学的当代意义——纪念杜威诞生150周年及来华90周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科学·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杜威眼中的科学对精神生活之意义》(《学术月刊》2009年第11期)等。20041月,复旦大学成立杜威研究中心,38卷本《杜威全集》中文版的翻译组织工作也同时启动。截止2010年,《杜威全集》第1-5卷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7月,罗蒂出席华东师范大学“罗蒂、实用主义和中国哲学”研讨会。罗蒂对与会学者的回应《新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罗蒂的回应》由吴冠军译出,刊于《思想与文化》(第7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与会上海学者提交的部分会议论文之后也公开发表了,包括杨国荣《罗蒂新实用主义的若干思考》(《哲学动态》2004年第11期)、潘德荣《偶然性与罗蒂新实用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郁振华《罗蒂知识观批判——兼论认识论的语用学转向》(《学术月刊2005年第1期)等此外,上海学者也对与实用主义有密切关联的实证主义做了研究,如欧力同《孔德及其实证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全面介绍与评析了孔德的实证主义。

20世纪90年代末起,王寅丽、张汝伦等对阿伦特作了研究。王寅丽发表《浮上水面的潜流——汉娜·阿伦特论公共领域的衰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未写出的政治哲学——阿伦特对康德判断力概念的政治阐释》(《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当代女权主义视野中的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复旦学报》2008年第5期)、《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政治概念的重释》(《哲学分析》2010年第5期)等论文。张汝伦发表《极权主义和政治现代性——读〈极权主义的起源〉》(《现代哲学2005年第5期)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探讨极权主义这个现代特有的现象的深层历史原因及其结构因素。2009年,王寅丽翻译了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现代欧陆哲学

20世纪80代之后,上海学者对尼采、萨特的研究仍有所推进。1990年,赵修义发表《试论尼采的认识论》(《学术月刊》第8期),认为尼采诗化语言背后其实形成了自具特色的认识论思想。1994年,莫伟民发表《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哲学研究》第3期),考察了尼采上帝之死的断语给西方哲学带来的巨大影响。1996年,黄颂杰发表《尼采与西方形而上学》(《学术界》4),认为尼采确实反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制造一种新的形而上学。2005年,孙周兴发表《开启一种本源性的诗思关系——论早期尼采的悲剧文化观》(《同济大学学报》4期),认为早期尼采关注的是希腊“悲剧艺术”和“悲剧哲学”的特性,意在探索一种本源性的艺术-哲学、诗-思关系,从而为“知识冲动”失去控制的现代文化寻找一个救治方案。2009年,孙周兴发表《有关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若干问题》(《同济大学学报》5),分析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起源和意义,揭示了促使尼采启用这个形象的风格上的动因。2009年,张庆熊发表《尼采哲学思想的主轴:以权力意志为准则重估一切价值》(《学术月刊》第1期),认为尼采一生哲学活动的主线索,是从生命的角度出发、以权力意志为准则重估一切价值。2010年,张庆熊发表《“虚无主义”和“永恒轮回”——从尼采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一种考察》(《复旦学报》第5期)为尼采的“永恒轮回”可被视为虚无主义产生的根由,但另一方面它又可被理解为克服虚无主义的动因。2010年,孙周兴主编14卷本《尼采著作全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中的4 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2卷《18851887年遗稿:〈权力意志〉上卷》、第13卷《18871889年遗稿:〈权力意志〉下卷》。上海学者关于萨特的研究成果包括:姜宇辉《萨特的“欲望”本体论——兼论萨特与德勒兹的差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莫伟民我思:从笛卡尔到萨特》(《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关于人性的四次论战》(《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萨特的密码》(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

20世纪80代起,上海学界开始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研究,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张汝伦发表《理解:历史性和语言性——哲学释义学简述》(《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哲学释义学的发展——利科的哲学释义学》(《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哲学释义学,还是意识形态批判?——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争论述评》(《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释义学的“实践哲学”》(《哲学研究》1993年第5期)、《解释学在二十世纪》(《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9期)、《伽达默尔和哲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从心理学到释义学——狄尔泰描述心理学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论著。2002,潘德荣发表论文《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在中国经学史上,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其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2003年,著《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上海译文出版社),立足于中国的诠释传统进行中西方诠释学比较研究。2004发表《方法论的危机与哲学诠释学》(《天津社会科学》4),阐述诠释学从方法论的变革所导致的本体论变革以及这一变革深刻的社会意义。2005年,发表《认知与诠释》(《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沟通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和以利科为代表的方法论诠释学。2008年,发表《理解方法论视野中的读者与文本——加达默尔与方法论诠释学》(《中国社会科学》第3),认为在诠释学经历了本体论的反思后有必要重新注入一种方法论的意识,从而回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论立场。上海学者的诠释学研究成果还包括:黄勇《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实存主义倾向》(《学术月刊》1988年第8期),王才勇《赫施对现代解释学的贡献》(《学术月刊》1989年第6期),安延明《通向施莱尔马赫“普遍解释学”的道路论近代解释学的史前史》(《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季桂保《游戏与对话:解释学哲学的原型》(《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张庆熊《狄尔泰的问题意识和新哲学途径的开拓——论精神科学的自主性及作为其方法的诠释学》(《复旦学报》2007年第3期),汪堂家《隐喻诠释学:修辞学与哲学的联姻——从利科的隐喻理论谈起》(《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世俗化与科学的诠释学因素——伽达默尔与爱尔兰根学派》(《世界哲学》2008年第1期),莫伟民《利科尔的反思解释学及其与马克思的差异》(《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高宣扬《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

20世纪80代中期之后,海德格尔是现代欧陆哲学中的一大热点,形成诸多研究成果。1989年,俞宣孟《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系统介绍与评析海德格尔的生平、哲学思想的源起、哲学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前期思想到后期思想的转变。同年,张汝伦发表《既往可咎——谈海德格尔公案》(《读书》3),介绍了当时德法哲学界对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黄颂杰发表论文《人生、世界和真理的同一——评存在主义本体论的基本观点》(《学术月刊》1991年第10期)、《存在主义的时间论评析》(《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6期),在存在主义的框架内讨论海德格尔。1995年,张汝伦著《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从近代西方哲学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一般精神的双重背景出发,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独创性内容,阐论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1998年,张汝伦发表《海德格尔:在哲学和政治之间》(《开放时代》6期),认为海德格尔完全无视政治的独立性,企图把政治问题最终都还原为哲学问题,把时代的危机最终归结为存在的天命20世纪90代,很多学者讨论了海德格尔晚期对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研究成果包括:莫伟民《试析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3期),张汝伦《近代科学与近代形而上学——海德格尔的观察与批判》(《复旦学报》1994年第1期)、《海德格尔对科学本质的思考》(《求是学刊1994年第1),俞宣孟《在技术的本质中看天道》(《学术月刊1995年第5期),肖巍《“技术”批判:海德格尔和庄子》(《复旦学报19991期)等。进入21纪,张汝伦、孙周兴等学者对海德格尔的研究更加深入。张汝伦的成果包括:《论海德格尔哲学的起点》(《复旦学报2005年第2)认为海德格尔 1919“战时研究班”上的讲演《哲学的观念和世界观问题》奠定了海德格尔一生哲学思想的基础,《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哲学动态》2005年第2期)认为后期海德格尔展示了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德国和欧洲及其超越》(《学习与探索》20063)认为海德格尔通过他的存在史的思想,不但超越了德国,也超越了欧洲,《〈存在与时间〉为什么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认为《存在与时间》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是恢复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地位,《论〈哲学贡献〉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地位》(《复旦学报2006年第5期)认为海德格尔晚期著作《哲学贡献》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应该在《存在与时间》之上。孙周兴是中国学界海德格尔翻译与研究的重要学者,2002年起入职同济大学。孙周兴的成果包括:《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研究》(《现代哲学》2002年第6期)从题域和方法两个角度上探讨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的形式显示现象学,《我们如何得体地描述生活世界——早期海德格尔与意向性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第6)认为早期海德格尔在意向性问题上作了诸多推进,《本质与实存——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实存哲学路线》(《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出发清理作为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的路线,《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低沉的情绪?——海德格尔对哲学基本情绪的存在历史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认为后期海德格尔从“存在历史”意义上将我们时代的“基调”刻画为“既惊恐又畏惧的压抑”,《后哲学的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9)、《非推论的思想还能叫哲学吗?——海德格尔与后哲学的思想前景》(《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5期)认为海德格尔一生主要探索了“后哲学”的“思想”以及与之一体的 “表达”的三种可能性路径,《作为实存哲学的伦理学——海德格尔思想的伦理学之维》(《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认为后期海德格尔酝酿了一种后主体主义的“原始伦理学”,《后神学的神思——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中的上帝问题》(《世界哲学》2010年第5期)认为后期海德格尔形成了与“本有”(Ereignis)相关的、不同于传统神学的神性之思。此外,2004年,柯小刚著《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分析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解读。2007年,韩潮著《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同济大学出版社),分析良知与罪责现象中所蕴含的责任概念。

20世纪90年代起,上海学者开始广泛讨论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1995年,张庆熊著《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从东西方哲学观、意识结构分析、本体论学说、哲学方法论等角度对熊十力新唯识论和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张庆熊关于现象学的研究成果还包括:《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复旦学报》1995年第5期)、《生活世界是科学和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人类主体间交流问题的探索》(《学术月刊》1996年第7)、《胡塞尔论自我与主体际性》(《哲学研究1998年第8)、《私人语言的不可能和现象学还原的困境》(《开放时代》1998年第1期)、《描述心理学对先验现象学——兼谈狄尔泰和胡塞尔在哲学思想上的联姻与争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朝向事物本身”与“实事求是”——对现象学和唯物论的基本原则的反思》(《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生活世界的本体论”与“实践的一元论”——兼论胡塞尔的本体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有关本体论研究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从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比较的角度解读海德格尔的〈存有与时间〉》(《哲学分析》2010年第5)等。上海其他学者的现象学研究成果包括:莫伟民《论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复旦学报》1992年第1期),汪堂家《现象学的悬置与还原》(《学术月刊1993年第7期),崔伟闳《胡塞尔现象学中主体性主题的含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黄颂杰《胡塞尔的现象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陈家琪《现象学与纯粹哲学》(《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孙小玲《从绝对自我到绝对他者:胡塞尔与列维纳斯哲学中的主体际性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0世纪90年代初起,上海学界对梅洛-庞蒂、福柯、德里达、莱维纳斯、德勒兹等法国哲学家及后现代思潮展开研究。

关于福柯,1990年,黄颂杰发表《福柯的话语理论述略》(《南京社会科学》6期),阐述了福柯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莫伟民在福柯译介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96年出版《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认为,福柯思想经历了主体哲学、反主体哲学、返回“主体”哲学等不同的阶段。2001出版译著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莫伟民讲福柯》(北京大学出版社)。莫伟民还发表多篇研究论文:《福柯与结构主义》(《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福柯与理性批判哲学》(《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福柯的反人类学本体主义和哲学的出路》(《哲学研究》2002年第1期)、《福柯的话语历史观及其与萨特的歧异》(《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福柯思想渊源梳理》(《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福柯与政治想象力》(《哲学动态》2009年第5期)、《主体的真相:福柯与主体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此外,姜宇辉发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历史诗学及其哲学内涵》(《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6),在历史诗学的层次上分析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

关于德里达,1990年,佘碧平发表《解构之道:雅克·德里达思想研究》(《复旦学报》第1期),从语言、存在和隐喻出发剖析德里达的基本思想。1992年,佘碧平发表《文本与诠释:当代解构哲学与解释学论争述略》(《复旦学报》第2期),分析当代解构哲学与解释学之间在语言观、海德格尔观与尼采观等方面的深刻分歧。同年,包亚明发表《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启示》(《学术月刊》第9期),认为通过德里达的激进的发难,许多为人漠视的问题纷纷从尘封的传统中浮现出来。1996年,汪堂家发表《德里达与“后现代主义”》(《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后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相对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而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2006年,姜宇辉发表《“替补”与“间隔”——从德里达“文字学”视域看汉字的哲学内涵》(《学术月刊》第12期),运用德里达思想阐论汉字的哲学内涵。2007年,莫伟民发表《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云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德里达的解构旨在批判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本质特征及其真理观和意义理论。同年,汪堂家发表《同名异释:德里达与列维纳斯的互动》(《同济大学学报》第5期),揭示列维纳斯与德里达是如何相互批评、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励的。

关于后现代思潮,1996年,刘放桐发表《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国外社会科学》第34期),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同年,俞吾金、吴晓明、张汝伦、莫伟民、汪堂家等发表《后现代主义与当代哲学的走向》笔谈(《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2009年,张庆熊发表《后现代主义与思想解放》(《复旦学报》第5期)。

2000年之后,佘碧平、莫伟民、姜宇辉等对梅洛-庞蒂做了研究,孙向晨、姜宇辉分别对莱维纳斯、德勒兹作了较为集中的研究。相关成果包括:佘碧平《论梅罗—庞蒂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现象学解释》(《复旦学报2003年第3期)、《论梅罗-庞蒂的肉体概念》(《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论梅罗-庞蒂的“结构辩证法”》(《复旦学报》2007年第2期)、《体验、表达和他人:论梅罗-庞蒂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读解》(《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莫伟民《意识是“我能”——梅洛-庞蒂的“我能”现象学探究》(《复旦学报》2008年第6期),姜宇辉《从“私人语言”到“间接语言”——深入理解〈世界的散文〉中的“表达”》难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思·言·身——梅洛-庞蒂晚期思域中的语言问题》(《复旦学报》2008年第6);孙向晨《莱维纳斯的“他者”思想及其对本体论的批判》(《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现象学,抑或犹太哲学?——对莱维纳斯哲学犹太性的探讨》(《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论一种伦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云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不可或缺的上帝与上帝的缺席——论莱维纳斯哲学中被悬置的上帝》(《学术月刊》2002年第6)、《从爱欲到政治——论莱维纳斯爱欲现象学的多重意涵》(《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姜宇辉《感觉的双重意义——德勒兹美学的一种诠释》(《求是学刊》2004年第2期)、《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思想-意象”:从德勒兹到巴什拉》(《云南大学学报》20094期)、《“具身化”:知识、行动与时间性——从安迪·克拉克到吉尔·德勒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身体、符号与意象:德勒兹视阈中的“情—调”》(《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姜宇辉还翻译了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上海译文出版2008年)、德勒兹、加塔利著《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

20世纪90代起,上海学者还对其他现代欧陆哲学家做了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包括:黄颂杰《论柏格森哲学》(《学术界》1995年第6期),佘碧平《“结构”谜思:从列维-斯特劳斯、梅洛-庞蒂到布尔迪厄》(《同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莫伟民《卡瓦耶斯的概念哲学及其传承》(《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试析利奥塔的后现代道德思想》(《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图形与话语:利奥塔的弗洛伊德主义》(《哲学研究》2010年第9期),汪堂家《利奥达与“后现代”概念的哲学诠释》(《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张汝伦《走向世界哲学——从雅斯贝斯的观点看》(《文史哲2008年第5期),姜宇辉、邱庄《鲍德里亚论“虚拟”的时间性》(《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1999年,希尔贝克、童世骏编著《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介绍挪威哲学家致力于沟通不同哲学传统、拆除哲学与社会生活之藩篱的智性努力。2004年,童世骏、郁振华、刘进翻译了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伊耶著《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起,张汝伦翻译了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2003年)、《论历史及其他论文》(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同时发表论文阐述其思想,包括《欧克肖特基本思想述评》(《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欧克肖特思想的哲学基础》(《云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2004,高宣扬受聘于同济大学,任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主编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创办《法兰西评论》集刊,积极推动法国现当代哲学研究。2003年,张汝伦著《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力求从现代西方哲学问题本身,即如何应对现代性的危机出发,展现并揭示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规律。2004,高宣扬出版二卷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同济大学出版社)从多学科综合取向和角度,试图对当代法国哲学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总结。

世纪之交,本体论问题成为学术研究和讨论的热点之一。1999年,俞宣孟著《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从本体论的定义出发,从语言方面和中西哲学比较方面讨论了本体论的特征,阐述本体论的发展历史。2002年,黄颂杰发表《本体论在现当代:解构与重建》(《学术月刊》4期),认为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以语言转向否定和超越传统本体论,但他们仍回避不了本体论,却又未能建立起新的本体论。2008年,张庆熊《本体论研究的语言转向——以分析哲学为进路》(《复旦学报》第4),认为笼罩在有关存在之为存在的传统学说上的层层迷雾被罗素、维特根斯坦、斯特劳森、蒯因等分析哲学家逐渐驱散。

90代中期之后,上海学者对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论做了反思。1996年,刘放桐发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倡导在中西马会通的基础上创造开放的中国哲学。2003年,他又发表《西方哲学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之比较》(《学术月刊》第10期),倡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这两种哲学的实际所是以及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重新加以考察。2004年,俞吾金在论文集《从康德到马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主张不应该把近代西方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简单地割裂开来,也不应该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抽象地对立起来。

三、其他

1992年,上海辞海出版社出版《哲学大辞典》(冯契主编),全增嘏、徐孝通担任《外国哲学史卷》分卷主编。200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外国哲学大辞典》(冯契、徐孝通主编,尹大贻常务副主编),内容上除了西方哲学之外,还涉及包括东方哲学、阿拉伯哲学、东欧哲学等。

2005年始,刘放桐、俞吾金主编《西方哲学通史》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包括:黄颂杰、章雪富著《古希腊哲学》,佘碧平著《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汪堂家、孙向晨、丁耘《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俞吾金、汪行福、王凤才、林晖、徐英瑾著《德国古典哲学》,刘放桐著《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张庆熊、周林东、徐英瑾著《二十世纪英美哲学》,张汝伦著《二十世纪德国哲学》,莫伟民、姜宇辉、王礼平著《二十世纪法国哲学》,陈学明、张双利、马拥军、罗骞等著《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节 逻辑学

1978年之后,上海市逻辑学研究得到恢复并迅速起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陆续建立逻辑学教研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逻辑学研究室。原属上海哲学学会的逻辑研究组也脱离了哲学学会,于197911月成立上海市逻辑学会,冯契任会长。三十余年来,上海市逻辑学工作者多有填补国内空白的贡献,在辩证逻辑、中国逻辑史、现代逻辑、因明研究、非形式逻辑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一、普遍逻辑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上海学界在普通逻辑的教材建设取得较大成绩。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编写了《形式逻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1983年修订第二版,1994年修订第三版,2009年修订第四版)长销不衰。1983年,朱志凯编写了以传统逻辑为主体、兼带符号逻辑简介的《形式逻辑基础》(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何应灿、彭漪涟主编的《逻辑学引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哲学系学生为对象,力图提供一个包括传统逻辑基本内容在内的,并符合现代逻辑发展趋势的新的逻辑教学体系。1999年,彭漪涟主编《逻辑学基础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和人们思维实际,着眼于提高学习者实际思维能力与素质。

 

二、辩证逻辑

20世纪80年代,傅季重在辩证逻辑领域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具有全国影响。1980年,傅季重当选为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研究会会长。他还先后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辩证逻辑》(1980年)主编,《哲学大辞典》副主编及《哲学大辞典·逻辑学卷》(1988年)主编,《辞海•逻辑学卷》(1989年)主编。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者注重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探讨辩证逻辑思想。1981年,冯契发表《研究辩证逻辑的途径与方法》(收入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研究会编:《辩证逻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张辩证逻辑的研究需要借鉴荀子的“辨合”与“符验”,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掌握人类认识史资料,掌握现代科学资料。1982年,冯契发表《论王夫之的辩证逻辑思想》(《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阐发王夫之对辩证逻辑的重大贡献。1982年,何应灿发表《中国逻辑史要加强古代辩证逻辑的研究》(《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何应灿发表《陈亮、叶适逻辑思想刍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陈亮和叶适继承了古代的正名逻辑思想,提出了“举一以见二,指二以明一”“类族辨物”“尽观”“尽考”等富有辩证内容的逻辑思维方法。

20世纪80年代开始,辩证逻辑的性质、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等问题也得到探讨。1986年,彭漪涟著《辩证逻辑述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认为辩证逻辑是研究辩证思维的形式、方法及其规律的科学(此书2000年再版时更名为《辩证逻辑基本原理》)。1988年,彭漪涟发表《辩证逻辑:一种广义的现代逻辑》(《现代哲学》第1期),为辩证逻辑正名,主张辩证逻辑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逻辑,一种相对于在数理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逻辑(即狭义的现代逻辑)而言的广义的现代逻辑。1989年,李福安发表《先验逻辑与辩证逻辑》(《学术月刊》第11期),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通过对思维内在形式的积极探索和对理性本质的深入分析,为辩证逻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91年,胡曲园在《略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一致》(《胡曲园哲学论集》,学林出版社)一文中对曲解形式逻辑的种种观点进行了批判。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辩证逻辑研究成果颇丰,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1991年,彭漪涟与马钦荣、李福安、贺善侃等人集体编著《概念论——辩证逻辑概念理论》(学林出版社)。傅季重为此书作序,认为它抓住了辩证逻辑的“最本质的东西”即概念研究。1992年,周昌忠著《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基本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对辩证逻辑中的基本问题,如具体概念、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等展开了详尽的讨论。1994年,彭漪涟著《逻辑规律论》(上海三联书店),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思维规律的理论。1996年,彭漪涟著《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系统论述事实范畴,辨析事实概念,区分不同类型的事实,探讨事实与理论、与命题的关系。1996年,冯契著《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冯契文集》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范畴理论作为主要与核心进路,通过对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范畴理论和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传统的互相诠释,勾画了一个以“类”(包括一系列在“知其然”的认识阶段所运用的范畴)、“故”(包括一系列在“求其所以然”阶段所运用的范畴)、“理”(包括一系列在“明其必然与当然”阶段所运用的范畴)的次序作安排的辩证思维范畴体系。1999年,彭漪涟著《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结了冯契对辩证逻辑建设发展所做的贡献,分析其研究方法,说明其辩证逻辑体系的主要内容是逻辑思维过程的辩证法和逻辑思维形式的辩证法。2000年,彭漪涟著《逻辑范畴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范畴的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统一起来,结合哲学史上相关著名理论进行逻辑范畴的研究。

此外,1995年,贺善侃发表《现代系统科学对辩证思维方法的丰富和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探讨辩证逻辑与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之间的结合与互动。1996年,贺善侃著《辩证逻辑与现代思维——辩证思维艺术及应用研究》(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第二版),考察现代思维对辩证思维原则的丰富和发展。2002年,晋荣东发表《论辩证思维方法的主体间性向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将主体间性这一重要现代性议题引入辩证逻辑研究。

 

三、现代逻辑

现代逻辑是传统逻辑在现代的发展,以形式语言和逻辑演算为其重要特征。这方面的研究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上海学者积极引介国外新知,为这一领域的基础建设作出贡献,同时也深入展开研究推进该领域的发展。

在总体研究方面,1982年,傅季重、周昌忠发表《现代形式逻辑的科学方法论》(《哲学研究》第8期),认为高度理论化和抽象化的现代科学需要用现代形式逻辑作为工具,用以分析科学理论的形式结沟,也是检验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和分析科学理论变化的有力手段。1987年,朱新民出版《现代西方哲学逻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朱水林《论现代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阐明二十世纪三十年现代逻辑的三大成果: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斯基的形式语言真理论、图林机和判定理论,并指出了现代逻辑的四项主要趋势。1987年,朱水林出版《形式化:现代逻辑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现代逻辑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昂扬著《数理逻辑的思想和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认为数理逻辑用公理化方法和形式化的方法整理逻辑规律,同时数理逻辑的方法也为人们研究各门实证科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工具。1992年,王耀堃、朱水林、周昌忠、周山等上海社科院逻辑研究室成员编写《现代逻辑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阐明命题逻辑、谓词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语言逻辑、数理逻辑的主旨内容,分析现代逻辑若干重要成果所涉及的哲学问题。1994年,朱水林《从外延逻辑到内涵逻辑——现代逻辑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哲学动态》逻辑学研究专辑)指出,无论是逻辑学本身,还是哲学、语言学、人工智能,都对涉及语境、使用者的内涵逻辑的发展提出了热切要求。1995年,朱志凯主编《逻辑与方法》(人民出版社),详尽地讨论了传统逻辑的问题,对现代逻辑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出如下的逻辑方法——概念明确的方法、归纳法、类比和假设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系统论方法、决策的方法等。

在逻辑语义学研究方面,1984年,朱水林在第三次西方逻辑史讨论会上发表《逻辑语义学的发展》,阐述了塔斯基、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的现代语义学理论。1987年,朱水林在第五次西方逻辑史讨论会上发表《形式语言中的真理概念》,阐释了塔斯基的重要观点:对象语言的语义学概念必须在对象语言以外的元语言中予以表述、定义,才能避免悖论。1992年,朱水林主编的《逻辑语义学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论述了逻辑语义学的基本理论和最新进展,阐述了作为一阶逻辑和高阶逻辑的归约的λ-演算与人工智能理论等内容。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在现代逻辑前沿研究方面,冯棉出版了一系列成果:《经典逻辑与直觉主义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直觉主义逻辑的专著(获第一届金岳霖奖三等奖),后又发表论文《论数学哲学中的直觉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广义模态逻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融汇一阶逻辑、道义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的理论内容,《“可能世界”概念的基本含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论模态逻辑中的“必然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对模态逻辑中的“可能世界”“必然性”等概念的基本含义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相干与衍推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阐明相关命题逻辑系统R以及与之相近的其他系统,考察各系统基本特征和相互关系,《条件句与相干逻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深入分析条件句并考察相干逻辑的得失,《子结构逻辑的研究方法与应用前景》(《哲学动态》2007年第6期)阐明子结构逻辑的基本特点与意义;《可能世界与逻辑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提出了一种关于专名的可能世界簇摹状词理论。

上海学界在现代逻辑研究方面的成果还包括:1990年,李福安发表《逻辑、语言和思维:不同理论态度的剖析》(《现代哲学》第5期),通过对心理主义、逻辑主义和句法理论三种不同理论态度的剖析,论述逻辑与思维、语言之间的关系等问题。1991年,冯棉与李福安、马钦荣编著《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朱志凯、邵强进发表《略论语言哲学中的专名和通名》(《复旦学报》第6期),对西方两种主要的名称理论,即以罗素为代表的“摹状词理论”及由克里普克所倡导的“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做了评析。2000年,陈伟发表《论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影响》(《重庆社会科学》第8期)。郝兆宽发表《建立无穷值逻辑》(《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增刊)、《λ-演算与垂直线定理》(《哲学动态》2001年增刊,获中国逻辑学会第一届优秀成果二等奖)、《连续统问题与Ω猜想》(《逻辑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一作者)等论文。张留华研究皮尔士的逻辑思想,发表《逻辑学:从“是”到“蕴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从记法的观点看逻辑:皮尔士论系词》(《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论科学术语的道德维度》(《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皮尔士论术语伦理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2期)等研究成果。2010年,郝旭东著《弗协调认知逻辑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弗协调命题逻辑及其模态扩充为研究对象,并将之推广至认知逻辑,并讨论了由弗协调逻辑所带来的哲学问题。

 

四、归纳逻辑

上海学界的归纳逻辑研究方面呈现出角度多样的态势。1986年,陈克艰发表《一个能赋予某些无限全称命题的非零概率值的归纳逻辑系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波普尔的论断“无限域上的全称规律的概率必定等于零”不能成立。同年,邵春林发表《归纳在认识上的有效性》(《社会科学》第12期),指出归纳是获得真理的必要认识环节,其有效性在于认识总体的有效性。1987年,陈克艰著《上帝怎样掷骰子:因果性、概率与归纳》(四川人民出版社),系“走向未来丛书”之一。同年,吴炳荣发表《凯因斯的<概率论>》(《世界科学》1987年第7期),系统介绍第一个公理化概率逻辑系统及其逻辑解释。1995年,吴炳荣发表《熵与概率逻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逻辑学研究专辑),根据卡尔纳普的概率逻辑系统、运用基索和奥伯斯切尔“简单性”原则来讨论熵与概率逻辑的关系并阐明了一种信息逻辑方法。2002年,张明德、陈文江发表《休谟归纳问题:一个新模态逻辑语义解》(《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休谟对因果关系质疑涉及到经验命题的必然真应如何表达的问题,进而主张应用可能世界的模态逻辑具体处理因果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必然性。

 

五、非形式逻辑

20世纪70年代,非形式逻辑在北美兴起,并于80年代影响到我国,90年代上海学者开始这一领域的研究。1991年,阮松发表《非形式逻辑的兴起及其哲学意蕴》(《哲学动态》第7期),认为形式化方法不是唯一正确的思维方法,因而符号逻辑也不是全部的现代逻辑,而非形式逻辑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领域将会开拓出极其广阔的用武之地。1996年,阮松发表《西方的非形式逻辑运动与我国逻辑学的走向》(《南开学报》第6期),介绍非形式逻辑在北美兴起与发展的历史、非形式逻辑涉及的论证理论、谬误论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论证及逻辑批评的伦理学等11个论题,预测中国学者可以在非形式逻辑领域作出世界性贡献。

2000年前后,晋荣东对论辩与论证进行研究,发表《辩论的逻辑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辩论过程中论证的建构与评估》(《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2004年,发表《论现代逻辑的规范性及其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从非形式逻辑的角度讨论现代逻辑。2005年,出版《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从当代中国逻辑所肩负的双重任务,即逻辑学自身需要现代化和逻辑学应当为现代化服务出发,围绕现代性的建构和批判这一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逻辑学所取得的成绩、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有重点的但又是系统的回顾与反思。2006年,发表《论非形式逻辑的现代性特征》(《延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非形式逻辑是一种旨在应对现代性问题的逻辑。同年,发表Dialectic:辩证逻辑的新形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第6期),从“dialectic”二重义出发,沟通论辩术与辩证法,开启以非形式逻辑接续辩证逻辑的研究方向。2008年,发表《从情境理性看现代逻辑的论证理论及其转型》(《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期)、《现代逻辑的理性观及其知识论根源》(《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等论文,从非形式逻辑的角度对现代逻辑的若干预设进行了批判性考察。

 

六、中国逻辑史

1979年召开的全国哲学学科科研规划会议上,逻辑学同仁普遍认为中国逻辑史是薄弱环节,上海学人也将之视为重点工作方向,开展相关研究。

个案研究方面,《公孙龙子》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一个热点。1981年,周山发表《重新认识公孙龙》(《学术月刊》第11期),主张公孙龙既非辩证法大师,更不是唯心主义诡辩家,而是一位“离形而言名”的形式逻辑学家。1983年,胡曲园、陈进坤发表《先秦的逻辑大师——公孙龙》(《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力辩公孙龙非“诡辩家”,批评对于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的通行解读。1987年,胡、陈二人合著《公孙龙子论疏》(复旦大学出版社),探讨公孙龙的哲学和逻辑思想,并对《公孙龙子》作了详细的注释和今译。同年,朱志凯发表《评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诡辩命题》(《复旦学报》1987年第3期)。此外,上海学者也对孔子、《墨经》与《周易》的逻辑思想展开研究。1985年朱志凯发表《论孔子逻辑思想在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复旦学报》第3期)。1988年,朱志凯著《墨经中的逻辑学说》(四川人民出版社),主张《墨经》构建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墨经》中的认识论和名辩逻辑学说,考察《墨经》关于辩、名、辞、说的思想。1991年,周山著《易经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主张《易经》是人类最早的符号与推演系统、概念系统,详细分析了易经的推理规则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1992年,朱志凯发表《〈周易〉的类推思维方法》,《河北学刊》第5期)。

中国古代逻辑通论方面,1988年,周山出版论文集《中国逻辑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一方面细致剖析先秦邓析、惠施、《尹文子》、《公孙龙》、《墨经》、荀子、韩非诸家逻辑思想,反驳陈见;另一方面还论述了朱熹逻辑思想,明清之际西方演绎逻辑的传入,明清之际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的逻辑方法。1992年,曾祥云发表《我看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哲学研究》第4期)主张,中国古代逻辑始终与“辩”密切相关,因此它不可能专注于思维形式结构的考察分析;必须走出传统逻辑的圈子,用现代逻辑的眼界和见识来看待和认识中国古代逻辑。1994年,周山著《智慧的欢歌——先秦名辩思潮》(三联书店)。2004年,邵强进发表《论先秦正名思想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江海学刊》第6期)在对正名的语义分析基础上,阐述先秦正名思想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由此提倡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变革,强调东西方思维方式融合的必要性。2008年,熊月之发表《<清史•西学志>纂修的一点心得——晚清逻辑学译介的问题》(《清史研究》第1期)介绍讨论了耶方斯《辨学启蒙》(艾约瑟译)、《耶方斯氏论理学》(张君劢译)、《名学》(杨荫杭译)、《论理学》(汪荣宝译)、《论理学达旨》(林祖同译)等晚清逻辑学译著的情况。

中国近代逻辑史研究方面,1991年,彭漪涟著《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指出逻辑在中国学术构成和文化构成中的作用,并分章介绍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胡适、章士钊的相关思想。1992年,曾祥云著《中国近代比较逻辑思想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考察三大逻辑比较研究方法论。

 

七、因明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海学者对因明学开展了初步研究。1979年,沈剑英发表论文《略论因明的宗》(《哲学研究》1979年第12期)。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石树著的《因明述要》,全面介绍了印度因明学的原理与体系,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第一本这方面的著作。1983年,沈剑英在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论文《关于〈“因”的三相可以缺一吗?〉》《能立三论》,对因三相、能立问题提出了见解。1985年,沈剑英著《因明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修订本2002年),详细介绍了陈那所开创的新因明,兼及印度正理论等哲学派别的逻辑体系。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学者的因明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所拓展。1992年,沈剑英著《佛家逻辑》(开明出版社),上卷为佛家逻辑论,下卷则译解《因明正理门论》。1996年,郑伟宏著《佛家逻辑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该书上篇概述因明的产生发展、在中国的传播,探讨悟他门方面的理论问题;下篇详细讲解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并对其他有代表性的因明论著作了提要。1999年,郑伟宏著《因明正理门论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华书局 2008年修订版)。该书上篇研究《因明正理门论》的逻辑体系等问题,下篇讲解《因明正理门论》。2000年,姚南强著《因明学说史纲要》(上海三联出版社),内容涵盖印度因明、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2001年,沈剑英主编《中国佛教逻辑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者包括姚南强、徐东来、沈海波。2008年,沈剑英著《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了藏于法国、英国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文轨《庄严疏》残本和净眼的《略抄》、《后疏》,分考论篇、释文篇、校补篇三部分,进行了完整的录文、校订和研究。2007年,郑伟宏著《汉传佛教因明研究》(中华书局),吸取了当代名家运用梵、汉、藏对勘研究法取得的成果,提出不少新见,如从佛学、因明、逻辑三方面阐明唯识比量的功用,从窥基《大疏》中找到喻支除宗有法的论据。2008年,郑伟宏发表《论法称因明的逻辑体系》(《逻辑学研究》第2期),基于汉传因明的研究成果,主张法称因明为演绎逻辑体系,而陈那新因明为非演绎逻辑体系,二者具有根本性的差别。2009年,汤铭钧发表《论佛教逻辑中推论前提的真实性问题》(《逻辑学研究》第1期),将陈那、法称因明与西方传统的三段论相比较,指出佛教逻辑从推论前提是否为真的角度来建立推论的基本规则即因三相,法称通过剖析推论前提为真的知识论基础从而改造了陈那因明。2010年,郑伟宏著《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对窥基所著《因明入正理论疏》进行详尽注释和精深研究,在学术观点上强调陈那因明体系的同品、异品、同喻、异喻都要除宗有法,判定玄奘的“真唯识量”或“唯识比量”是自比量。同年,汤铭钧在郑伟宏教授指导下完成因明博士论文《陈那、法称因明的推理理论——兼论因明研究的多重视角》。

此外,2008年,姚南强主编《因明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录术语、学说、学派、人物、著作等词目千余条。

 

八、其他

在法律逻辑方面,1990年,邵春林、陈全林著《法逻辑概论》(上海三联书店),介绍命题逻辑、词项逻辑、模态命题逻辑、基本逻辑规律以及它们在法律实践中的运用。2000年,黄伟力著《法律逻辑学新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研究普通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在法律领域的具体运用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特殊意义,探讨法律工作实践中以及存在于各种法律文件中的某些特殊逻辑现象。2001年,缪四平发表《关于法律逻辑的对象和性质的思考》(《华东政法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法律逻辑是应用逻辑的新分支,以法律推理为研究对象,而法律推理则是形式推理、规范推理与法律适用的综合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学界出版了两部大型的逻辑学辞书。198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哲学大辞典·逻辑学卷》(傅季重主编),词目2200余条,释义兼顾传统和现代的不同理解,内容除古典逻辑外还包括众多国内甚少引介的非古典逻辑分支和当代逻辑学家。200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逻辑学大辞典》(彭漪涟、马钦荣主编;2010年修订版),收录术语、学说、学派、人物、著作、刊物、组织、事件、会议等六千余条词目,并附有逻辑史大事年表、1949年以来中国学者逻辑学著作概览表。

在逻辑通俗读物方面,上海的逻辑工作者也作了不少工作,代表著作包括:1981年,彭漪涟、余式原合著《趣味逻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郑宏伟、倪正茂合著《逻辑与智慧》(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彭漪涟著《古诗词逻辑趣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郑伟宏著《逻辑与智慧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郑伟宏著《智者的思辨花园——逻辑辨谬与求真趣谈》(复旦大学出版社)等。

 

 

第四节  科学技术哲学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上海学者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教材建材、自然辩证法领域重要问题的讨论(包括自然观与科学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系统科学哲学问题)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在推进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同时,积极引进、研究西方现当代科学哲学的理论成果。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学界研究重点转向科学技术哲学。在吸收西方现当代科学哲学理论成果的同时,对科学与技术哲学的一般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逐渐形成若干个研究要点,上海学者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以及人工智能、量子力学等具体学科领域的哲学问题。上海学者在科学技术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科技史方面成绩斐然,同时也对科技与人文及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包括对科学的哲学反思,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知识,科学认知与科学解释,人工智能、虚拟技术、人工生命等领域的哲学问题。此外,上海学界也对中西科学思想、科学思想的社会文化向度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自然辩证法研究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自然辩证法”学科,“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自然辩证法”被列为“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1981年,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自然辩证法类课程是全国理工农医科研究生的必修政治课。1990年,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自然辩证法”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1997年进一步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上海学者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教材建材、自然辩证法领域重要问题的讨论(包括自然观与科学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系统科学哲学问题)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一)教材建设

1979年,受国家教育部委托,上海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院等专业教师编写完成了高校教材《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人民教育出版社)。该书内容包括自然观、自然科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十个具体学科中的辩证思想专题四个部分。1987年,上海18所高校自然辩证法教师合著《自然辩证法教学疑难问题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学者继续进行自然辩证法教材,张瑞琨等主编《自然辩证法通论》第一卷《自然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范锡洪主编《自然辩证法教程》(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其荣著《自然辩证法导论:自然论、科学论方法论的新综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

(二)自然观与科学观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编《自然发展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自然观问题,关注到人在改造和利用自然时应如何避免自然对人的报复问题。同年,一些学者就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理论展开讨论。赵寿元发表《“劳动”选择了人》(《复旦学报》第1期),认为不是劳动创造了人而是劳动选择了人。同年,朱长超发表《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劳动选择了人?》(《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期),认为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理论是很不完善的理论,存在许多逻辑矛盾,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否定了这个理论的自然科学根据。同年,许志远发表《劳动创造“智人”》(《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期),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劳动所创造之“人”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之上。1983年,吴晓江发表《马克思科学一体化思想在今天的意义》(《文汇报》33日),探讨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将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在现实科学研究中的意义问题。1988年,沈铭贤著《新科学观》(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从“科学的社会观”“科学的知识-文化观”“科学的系统观”三个方面论述新的科学发展阶段科学观的变化。2010年,徐志宏发表《生存论境域中的科学——马克思科学观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认为马克思科学观具有三个特点:马克思在人类生存的现实的、具体的、最关本质的境况中考察科学的,达到现实的个人的自由是马克思关注科学的终极目的,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

随着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许良英等编译)的出版,爱因斯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的一个热点,上海学者也积极参与讨论。1981年,沈铭贤发表《爱因斯坦式的唯物论》(《哲学研究》第10期),认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尚未达到辩证唯物主义高度的“爱因斯坦式的唯物论”。1984年,周昌忠发表《爱因斯坦和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哲学研究》第8期),指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与爱因斯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进而从科学哲学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唯理论倾向、科学发现和科学革命的交会、引入心理和社会因素、逻辑和经验抛弃不掉、“理性重建”和“历史再现”的结合等角度进行了分析。1985年,沈铭贤发表《爱因斯坦与当代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科学与哲学的汇合——论爱因斯坦科学创造的特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4期)等论文,剖析了当代科学哲学各学派对爱因斯坦科学成就和哲学思想理解的合理之处与失误之处。上海学者对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关注持续到21世纪。2010年,杜严勇发表《爱因斯坦科学哲学思想研究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期),分析弗兰克、霍尔顿、法因以及霍华德等人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的解读,认为必须把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与科学研究、宗教情怀、同时代的哲学背景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

20世纪80年代始,上海学者对科学方法论作了研究。1983年,周昌忠发表《科学发现的概念逻辑——兼评爱因斯坦的“思维自由创造”》(《哲学研究》第10期),认为科学经历了从推理的发现逻辑到概念的发现逻辑的发展,而概念发展是现代科学认识进步的杠杆。周昌忠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还包括《科学研究的方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西方科学方法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专著。1986年,周义澄著《科学创造与直觉》(人民出版社),探讨科学直觉的认识论分析和方法论意义,科学直觉的心理机制和生理基础,直觉与现代思维科学的关系。盛根玉考察化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发表多篇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门捷列夫方法论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1年第2期,第一作者)、《道尔顿科学方法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3年第3期、《近代化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历史考察》(《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第4期)、《论化学方法的职能》(《化学通报》1988年第7期,第一作者)、《试论C60分子发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4年第6期,第一作者)。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上海学界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作了引介与研究。系统论方面,1983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筹备委员会编《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普及出版社)收录陈奎德探讨简单性原理、朴昌根阐述系统方法的论文。1987年,李继宗参编《系统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朴昌根编《系统科学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这两部著作都对系统科学作了引介。信息论方面,1984年,陈忠发表《信息究竟是什么》(《哲学研究》第11期),分析了信息的目的性、系统性与动态性,认为信息是一类特殊事物,即信息系统的特殊运动和联系方式,而信息的基本功能在于消除信宿关于信源的不确定性。1986年,柳延延发表《论信息的科学含义》(《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认为经典信息论所研究的是信息的“量”的问题,即信息在语法层次上的内容,而现代信息理论研究的是信息的“质”的问题,即信息在语义(含义)、语用(价值)层次上的内容。80年代末、90年代初,袁运开主编《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19901992年),其中第2册专门论述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法。

(四)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在推进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同时,积极引进、研究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等西方现当代科学哲学的理论成果。实际上,1979年,纪树立已发表《科学史:真理与谬误》(《复旦学报》第3期),对西方科学哲学中至关重要的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库恩历史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流派作出介绍和评论的文章。纪树立等翻译了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86年,傅纪生、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等译),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1987年,舒炜光等译)。纪树立发表《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12期)、《科学探索的逻辑——波普尔科学哲学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5期)、《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6期)、《科学态度与证伪主义——波普尔的一篇<前言>以及对它的评论》(《读书》1986年第1期)等论文,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作了述评。沈铭贤先后发表多篇论文简介库恩思想:《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评介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自然杂志》1981年第2期)、《库恩的创新和非理性主义》(《学术月刊》1983年第8期)、《库恩与中国科学哲学范式的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4期)。研究库恩、波普尔的论文还包括:张尧官《论鲍波尔的“三个世界”理论》(《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李继宗、官鸣《论科学规范的结构和功能》(《复旦学报》1982年第3期),陈克艰、王顺义、陈忠《波普尔的概率理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6期)等。王顺义《数学是拟经验的——拉卡托斯数学哲学思想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2期)、周昌忠《费耶阿本德多元主义方法论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12期)分别对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做了介绍。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学者着手编撰科学技术哲学教材。1991年,沈铭贤、王淼洋主编《科学哲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包括“绪论”“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科学方法论”“科学哲学与文化精神”四编内容。2006年,陈其荣著《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诠释科学技术学的哲学基础,阐发自然观、科学技术观与人文社会观相统一的观点。

1997年之后,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自然辩证法”为“科学技术哲学”所取代。一些学者对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的关系做了探讨。2000年,陈其荣发表《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科学技术哲学》(《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2006年,吴晓江发表《从经典自然辩证法到现代科技哲学——恩格斯理论遗产的当今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1期),强调自然辩证法的当代价值。

 

二、科学哲学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学者对科学哲学的一般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逐渐形成若干个研究要点。

(一)对科学的哲学反思

20世纪90年代,张怡探讨科学元理论问题,发表《论科学理论的三元建构》(《哲学研究》1990年第3期)、《科学问题的动力学研究》(《哲学研究》1993年第3期)、《论科学发展的混沌模式》(《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2004年,李侠发表《简评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期),认为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是人类思想史中第一次正面地对科学主义思潮进行的批判。2006年,陈嘉映发表《预测与假说》(《云南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预测得到证实是科学理论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志,但哲学理论却不能产生预测。2007年,陈嘉映著《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探讨从哲学方式的整体解释到科学方式的转变,实证科学与经验的关系,科学概念的特征,科学的数学性质,预测、假说和实在等问题。2009年,成素梅发表《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理论观及其影响》(《社会科学》第1期),通过对科学哲学的维也纳学派的论述批评了传统科学观蕴含的二值逻辑的思维模式。

2000年之后,上海学者对量子力学进行了哲学反思。2002年,姜琬、杨庆峰发表《生活世界:科学的意义之源——量子革命的哲学启迪》(《自然辩证法研究》第8期),指出现代科学理论发生了数学意义、物理意义以及感性直观意义的分裂,其结果是我们失去了对科学的世界图景的直观理解,这也正显露出实证科学对关于人生意义、目的等根本问题的漠视。2003年,吴新忠发表《互补原理对于理解量子力学是必需的吗?》(《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12期),认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以尼尔斯·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作为解释体系的基本方法论原理,而互补原理本质上以经典世界观和量子世界观的深层分裂为前提。2006年,成素梅著《在宏观与微观之间:量子测量的解释语境与实在论》(中山大学出版社),阐述与量子力学相容的语境实在论的观点,提出了语境实在论的六个基本原理,论述了科学进步的语境生成论模式。2007年,王天恩发表《从描述的观点看“膜的新奇世界”》(《上海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膜理论扬弃了粒子而采用具有有限大小的膜,从而能使我们对世界的描述保持自洽。2010年,成素梅发表《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学习与探索》第11期),认为量子力学的哲学前提包括实体—关系—属性相统一的实在论观念、统计因果性观念和整体论观念。同年,鲁品越发表《论世界的“单元结构”与“层展结构”》(《江西社会科学》第7期),认为量子理论(含量子力学与量子场论)根据各个相互作用中不可分割的能量单元(量子)在量上的能级来区别各个不同层次,不同能级、不同尺度上的事件间的“脱耦”与“耦合”的微妙而复杂的机制,产生了大千世界层出不穷的复杂现象。

(二)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1999年,郦全民发表《对科学实在论的新辩护》(《自然辩证法研究》第3期),通过阐明科学理论的构成、功能和似真性含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替科学实在论作出新的、更有力的辩护。2001年,周昌忠发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哲学研究》第7期),认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以现象学存有论为深层内核,反思科学的最新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革命,从科学哲学层面为科学的实在性画出图像,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反还原主义和仪器实在论,反本质主义和建构经验论,反普遍主义和存有论相对主义等。2006年,郦全民发表《计算与实在——当代计算主义思潮剖析》(《哲学研究》第3),认为当代计算主义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实在论,即计算实在论,它允诺“有”物存在,进而主张这种“有”或实在的本质就是计算。2010年,郦全民发表《分析突现的两个维度》(《哲学研究》第9),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维度对当代科学哲学中“突现”(emergence)概念进行了探讨。同年,成素梅发表《论量子实在观》(《江西社会科学》第7期),认为量子实在观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非定域实在观,主张作为自在实在的微观粒子、作为对象性实在的量子现象和理论实在的统一。

(三)科学知识,科学认知与科学解释

关于科学知识,1996年,张怡发表《论理论性名词问题》(《哲学研究》第4期),指出理论性名词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科学语言的哲学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无疑涉及到科学哲学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如为长期来困扰于观察和理论关系之间的认识论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思路。1999肖巍发表《“引力”:从目的论到机械论》(《大自然探索》第2),考察近代早期提出“引力”假说的转变,以此说明科学术语如何对日常概念作出新的解释。2002年,周昌忠发表《后现代科学知识论》(《哲学研究》第7期),认为现代性的知识论囿于人类理智的“内部”,而后现代科学知识论在很大程度上从“外部”即人的行动、社会—实践乃至权力方面丰富了知识论。2006年,张留华发表《论科学术语的道德维度》(《学术月刊》第7期),阐发皮尔士的术语伦理学原则,强调科学本身对于术语在科学家共同体中的使用有一种伦理要求。2010年,安维复发表《科学知识观的社会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阐发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知识观,论述“自我—他者—物”的合理重建、“个人知识”与“公共知识”的解释循环、“包容他者”或“正题—反题—合题”的发现模式等建构主义观点的积极意义。同年,安维复、郭荣茂发表《科学知识的合理重建:在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之间》(《社会科学》第9期),认为传统科学哲学把科学知识视为普遍真理,后现代科学哲学往往把科学知识看作“地方知识”,但其实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都具有共享的评价标准,二者的区别只是经验证据的多寡、解题能力的大小、认可程度的高低。

关于科学认知,2008年,郦全民发表《计算主义框架下的若干认知原理》(《心智与计算》第3期),认为从关于计算的已有普遍原理出发,加上适当的条件,就可以获得支配认知过程的基本原理,即认知等价原理、认知模拟原理和认知不可归约原理。2009年,郦全民著《用计算的观点看世界》(中山大学出版社),指出计算主义主张认识就是认识者表征和理解认识对象的一种心智过程,这个过程在本质上也是计算的,而所获得的结果(知识)反映了独立于我们思维的对象的计算性质和过程,所以在一定的意义(如近似)上是真的。同年,李侠发表《盲人如何“看”路?——从知觉缺失情况看认知问题》(《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5期),探究身体部位与认知功能的对应关系,以及知觉缺失状态下的心理表征问题。2010年,成素梅发表《论理论与实在的关系》(《社会科学》第3期),主张科学认知过程中存在的辩护等修辞因素也是对科学真理的探索、辩明与阐释。2010年,姜宇辉发表《“具身化”:知识、行动与时间性——从安迪·克拉克到吉尔·德勒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7期),通过克拉克和德勒兹探讨具身认知问题。

关于科学解释,曹志平发表《科学解释研究的走向》(《哲学动态》2003年第2期),从“逻辑论证说”、“因果结构说”、“范式归化说”、“语用说”等西方科学解释理论揭示了从抽象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发展进程及其存在的局限,进而提出批判的历史的理性主义科学解释观的构建。

 

三、技术哲学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学者对技术进行哲学反思。1996年,周昌忠发表《现代西方哲学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批判》(《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1期),分析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费耶尔阿本德、罗蒂等人的科学技术批判,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从社会层面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过程可以大致划分成哲学、社会和文化这样三个方面或者说环节。2000年之后,安维复从社会建构主义出发对技术持乐观的态度,发表论文《从国家创新体系看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走向社会建构主义: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芬伯格的技术理念》(《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年第6期)、《STS对人的终极关怀——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看》(《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一作者)及著作《技术创新的社会建构: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文汇出版社2003年)等成果,主张现代科技革命是技术创新的体制化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学界努力追踪技术前沿,深入考察人工智能、虚拟技术、人工生命等领域的哲学问题。关于人工智能,1998年,郦全民发表《人工智能中的达尔文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第7期),认为依仗基于行为的 AI和演化计算有朝一日在地球上出现超越人类的新的智能物种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2000年,郦全民发表《探寻科学哲学研究的新方向》(《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期),认为人工智能(如知识发现系统)与科学研究工作者集成在一起时,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探究实在世界的全新智能系统。2001年,郦全民发表《人工智能研究途径的多样化趋势》(《科技导报》第1期),指出20世纪80年代之后,诸多学科理论都已经开始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新的途径或有用的思想,而由人工智能本身所产生的思想、方法以及实用产品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其它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手段。2002年,郦全民发表《软智能体的认识论蕴涵》(《哲学研究》第8期),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导致出现了一种驻留在虚拟世界中的具有一定自主性和认知能力的软智能体,这类新主体的涌现使得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虚拟世界能超越原有的文化世界。2005年,费多益发表《人工意识是否可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7期),认为如果我们无法人为实现受控自组织过程,并使它产生具有自我反映能力的现象,那么任何侈谈人工意识的可能性都必定是不现实的。

关于虚拟技术,网络社会、数字化生存等问题,2001年,郦全民发表《虚拟技术正在改变哲学》(《哲学动态》第12期),主张当代哲学家有责任对由虚拟技术所引起的人类进化历程的改变作出及时的反思,另一方面,虚拟技术正在改变哲学家从事研究、展开教学及与他人合作、交流的方式,也为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方法与看法。同年,张怡发表《虚拟实在论》(《哲学研究》第6期),探讨虚拟的哲学界定、虚拟实在的存在方式及其本质、虚拟实在与赛博空间性质,认为具有物质性的技术在现代社会中渗透到人的心灵中的价值,它可以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的精神状态的一部分。2003年,张怡、郦全民、陈敬铨合著《虚拟认识论》(学林出版社版),系统讨论了虚拟技术为哲学带来的变化,认为虚拟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感知觉世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实践方法。同年,赵晓红、安维复发表《网络社会:一种共享的交往模式》(《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0期),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真实的而非虚拟的社会,一个新的、数字化的但却以人为根基的社会,一个共享的而非精英统治的社会。2004年,鲍宗豪、李振发表《数字化时代的精神现象学》(《社会科学》第7期),提出了数字化精神现象学的几个研究重点:数字化本身的意义、“数字自我”的生成机制、“数字人文”(探讨数字化时代的人文精神,同时将数字化各种物质现象与精神想象直接贯穿起来)、数字化生存与实践。2008年,梁晓斌、郦全民发表《网络游戏中主体生存方式的变革》(《东华大学学报》第5期),论证了网络游戏改变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生存方式的机理及其产生的影响。

此外,2002年,郦全民发表《探索生命本质的新途径——对人工生命引起的哲学问题的一些思考》(《社会科学》第4期),分析人工生命的基本特征和创建人工生命体的主要途径,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人工生命对生命的起源和本质所提出的新挑战以及给我们带来的新认识。2008年,郦全民发表《生命概念的哲学辨析》(《思想与文化》第8辑),通过对界定生命的几种代表性进路和观点进行哲学辨析,在计算主义的框架之下提出对于生命本质的看法。2004年,朱宝荣著《心理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系统阐释了具有哲学意义的精神现象,诸如意识的层面与要素、智能的发生与发展、认识活动的微观机制、言语反映与表达等。

 

四、科学思想史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989年,周瀚光著《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学林出版社)。1991年,肖巍发表《中国占星术初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4期),认为中国的占星术尽管涉及大量宝贵的天文学知识,但它是天命观和天人感应思想的技()()体现,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1992年,周瀚光著《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三册(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同年,陈雅琴发表《早期中国宇宙观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2002年,吾淳著《古代中国科学范型——从文化、思维和哲学角度的考察》(中华书局)。同年,孔令宏发表《朱熹的科学思想与道家、道教》(《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期)。2009年,朱晶发表《中国金丹术的认知特征与理论基础》(《山西大学学报》第5期),分析了金丹术的认知特征与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学者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考察与反思。1996年,沈铭贤发表《李约瑟与爱因斯坦——“李约瑟难题”的两种不同的回答》(《学术月刊》第4期),指出李约瑟在题为《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的演讲(1961年)中激烈批评爱因斯坦的以下观点: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因此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是用不着惊奇的。2001年,江晓原发表《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期),指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彰显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流。2002年,刘祖慰发表《李约瑟问题和席文的批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对李约瑟明知故问的启发式问题牵扯过多容易引起误解。2004年,邢兆良发表《从爱因斯坦论断到李约瑟难题——从科学形态的角度进行的理论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2期),从科学形态的角度比较、分析了近代科学形成的内在原因及中国古代科学形态和近代科学形态的本质区别。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学者对中西科学思想作了比较研究。1992年,王淼洋著《科学思想比较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对东西方科学思想作了同异比较和历史比较。2000年,王劲松发表《试论现代物理学和先秦道家思想之间的趋同性》(《复旦学报》第3期),在世界观层面上考察了道家思想与现代物理学的共通之处。

 

五、科学思想的社会文化向度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学界也对科学思想的社会文化向度进行了探讨。1986年,上海社科院与上海市科协联合举办“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学术讨论会,刘吉的《科学在精神文明中的作用》、纪树立的《科学能提高精神文明吗?》、沈铭贤的《略论科学的精神本性》、谢遐玲的《遏制现代科学技术危害精神文明的倾向》等论文,讨论了科学观在伦理、价值领域的作用。1995年,周昌忠著《西方科学的文化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详论西方科学的文化精神主要表现: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知识至上的态度、功利主义、批判主义。2003年,周昌忠发表《科学与人——从文化的观点看》(《哲学研究》第6期),从多侧面探讨科学与人在文化层面的深刻关联:科学的人文基础与对人的科学反思、科学的文化本性与人的文化本质、社会学的知识取径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向度、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与人的建构。同年,陈克艰发表《科学理性与自由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哈耶克和波普尔两位自由主义者对科学理性及其与自由的关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而量子物理的互补诠释则能表明科学内在精神与自由主义的一致性。2004年,贺善侃发表《论科技的人文价值》(《自然辩证法研究》第7期)、《科技价值的迷失与社会发展的误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等论文,认为现代高科技的发展重新呼唤科技的人文价值,科技发展的现实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科技自身所隐含的人文价值(既包括正面价值,也包括负面价值)。2008年,贺善侃发表《现代科技的社会化本性和功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4期),认为社会化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2000年之后,上海学者对科技政策做了探讨。2003年,李侠发表《对科技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基础的考察》(《科学学研究》第12期),指出人类的理性存在诸多局限性,因而以理性为基础的政策制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失与局限。2004年,李侠发表《关于科学的社会控制的结构化分析》(《科学管理研究》2004年第2期),认为科技管理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控制域的基础上。2005年,费多益发表《风险技术的社会控制》(《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技术评价是技术完善的基础和降低实施风险的前提,建立符合风险社会要求的技术评价机制应该充分考虑人们的主观认知因素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理念。2010年,朱晶发表《从尿疗看公众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科技导报》第5期),对科学的公众理解作了探讨。

 

第五节 伦理学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上海学界在人生价值讨论、共产主义道德宣传和教育等方面作出了成绩,对如何看待功利主义、如何理解经济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上海学者十分重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涉及经济伦理、环境伦理、基因伦理、科技伦理、计算机伦理、职业伦理、制度伦理等诸多领域。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伦理、德性伦理逐渐成为上海伦理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学者在伦理学理论建构方面取得成绩,对西方伦理思想的阐发更加深入。200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朱贻庭主编的《伦理学大辞典》。这是国内迄今容量最大、收词最多、内容最新的单卷本伦理学专科辞典,共收词4500余条,260万字。

 

一、伦理学原理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在人生价值讨论、共产主义道德宣传和教育等方面作出了成绩。1982年,《文汇报》在“张华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18日,报道张华为救一位淘粪落池的老农献出生命的事迹,并发表评论员文章《当代大学生的好榜样》,号召向张华学习;119日刊发多言《大学生冒死救老农值得吗?》,以后又在刊发不同的意见(包括尹继佐《应当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人生价值》);1119日刊发《任洒青春血,抛头为他人——张华日记摘抄》等。1982年,上海市伦理学研究会编《道德科学知识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同年,吴振标、颜迪明、尹继佐等编《各行各业都要讲道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原冰著《道德问题丛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沈松勤等编青工轮训教材《共产主义道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周原冰著《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特别是共产主义道德原理的各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上海学者对如何看待功利主义、如何理解经济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功利主义,198811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哲学研究所暨上海市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中心联合举办“功利主义反思”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近百名学者围绕传统功利主义的历史反思、功利与价值的关系、当代中国功利主义思潮的现实思考等问题展开讨论。1989年,黄伟合发表《规则功利主义与社会公平原则——当代中国道德价值操作标准论纲》(《文史哲》第1期),主张当代中国道德体系中的操作标准应是规则功利主义与社会公平原则,二者如发生冲突,则应功利优先。同年,冯契发表《功利与精神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要求自由劳动是人的本质,它在价值领域得到展现,而价值主要是由功利与真善美构成的。同年,朱贻庭发表《中国传统功利主义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主张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更接近于规则功利主义而非行为功利主义,因为它肯定了“义”或道德规范的作用。同年,林宏星(东方朔)发表《论边沁、密尔功利主义的理论特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功利主义不仅是一个道德论、价值论,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建构论。同年,赵修义发表《近现代西方功利主义启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西方功利主义把社会看作个体的集合,把个人的行为及其目的作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又把追求幸福、趋乐避苦看作行为的目的,但它同时主张个人幸福与公道原则的统一。

关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1991年,周原冰著《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困惑与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依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探讨在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看待道德和道德的作用。1994年,朱贻庭、秦裕、余玉花合著《当代中国道德价值导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论述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体主义与公正原则和集体主义价值导向的运行机制。同年,朱贻庭发表《对市场经济作伦理论证为市场经济作道德立法——试论伦理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州学刊》第5期),主张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有一个道德问题在其中,呼吁改变伦理学界与经济学界、法学界在对市场经济的研究中那种互不联系、互不相干的现状。1995年,探索与争鸣出版社出版武克全等主编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收文50余篇。朱贻庭在该书的《市场经济与非市场关系》一文中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仅以市场关系作为道德价值定位的根据。赵修义在该书的《市场需德 市场有德》一文中则认为,不能把道德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要求对立起来从而引申出市场经济与道德不相容的结论。王正平在该书的《略论市场经济公共道德》一文中强调,市场经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际和社会秩序,这种关系和秩序不能听凭“看不见的手”去调节,而必须领先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自觉地进行调节。陈根法在该书的《市场经济中的法治与德治》一文中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是能否通过法治找到新道德的生长点。1997年,陈泽环、方放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探讨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着手,用事实描述的方法探研中国当代社会本质性的伦理精神、道德生活的基本格局等问题,并对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道德建设提出了建议。1998年,赵修义发表《试论休谟的经济伦理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1999年,崔宜明发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伦理学理论范式》(《学术月刊》第3期),认为市场经济建立在“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这两个假设之上,它无情地挑战着传统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范式,即义利对立,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基石乃是在利己心和利他心之间实现某种平衡的“公正心”。2000年,崔宜明发表《道德哲学之重建——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与伦理变革》(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编:《时代与思潮》,学术出版社),认为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型决定了社会伦理的变迁和转型,从而决定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变迁和转型;用传统的人伦关系、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要求新的人伦关系、新的道德观念无疑是时代的错置。2002年,程恩富、阎嘉陵、马涛、陈泽环、张雄发表《伦理文明与发展市场经济的互动(专题讨论)》(《河北学刊》第5期)。

20世纪90年代之后,德性伦理逐渐成为上海伦理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上海学者考察了麦金太尔、亚里士多德、休谟等西方哲学家的德性伦理思想及德性伦理在当代西方发展的历史。1996年,高国希著《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对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2003年,高国希发表《当代西方道德:挑战与出路》(《学术月刊》第9期),次年发表《当代西方的德性伦理学运动》(《哲学动态》第5期),梳理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主旨以及扩展成为一场运动的始末,指出当代道德哲学以激烈抨击康德伦理学的观点为开端,展开了重新追寻新道德的努力,试图从德性、情感的角度,去发现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生活会有意义。2008年,黄颂杰发表《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评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德性是人的一种称为“中道”的品格状况,而“中道”由一种被称为“实践智慧”的实践理性所确定。同年,陈泽环发表《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道德与文明》第3期),主张借鉴麦金泰尔“现代性批判中的德性伦理学”发展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德性伦理学”。2009年,孙小玲发表《德性论与精英主义——从麦金泰尔的“实践”概念谈起》(《复旦学报》第1期),考察帕特曼与米勒对麦金泰尔的实践概念的精英主义指控,认为米勒的指控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效的,并且构成了对麦金泰尔之德性论的深层批判。

此外,上海学者对德性、道德情感、德性论与规范论的关系等德性伦理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2000年,杨国荣发表《道德系统中的德性》(《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德性为道德实践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在意向、情感等方面展现为善的定势,同时又蕴涵了理性辨析的能力及道德认识的内容。2002年,崔宜明发表《德性论与规范论的理论形态差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从德性论转型为规范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肯定了个人在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领域的自我决定的权利,也就是肯定了个人的自由和自主,而将普遍性的规范限制在共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也就是人的外在行为的领域。2003年,陈根法发表《德性与善》(《伦理学研究》2期),认为德性不仅是完成人的内在利益所必需的品格,同时也是有益于人们整体生活的善的品格,它在成就人的至善行为中能稳定并且促进人的向善能力。2010年,孙小玲发表《道德情感是自然的抑或是非自然的?——从休谟的“人为的德性”谈起》(《哲学研究》第6期),认为道德情感因为包含了对自然情感的有限性与偏私性的否定,因而是非自然的,但这并不是说它是超自然、因而与我们的自然存在无涉。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学者在伦理学理论建构方面取得成绩。1996年,冯契著《人的自由与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系统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学说,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原则包括: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在自由劳动基础上达到辩证统一;人的本质力量,亦即理性与非理性(情、意)的全面发展;自由个性和集体精神互相促进,以达到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的理想目标。2002年,杨国荣著《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从人的存在的具体性出发,从善的多重意义以及道德与价值、伦理和义务等诸多面向对道德之域展开形上沉思,建构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理论。2006年,崔宜明著《道德哲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张倾听传统的伟大智慧,通过理性的对话和超越,完成现代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就以下三个问题达成新的价值共识:道德与生活的关系问题,道德与独立人格的关系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崔宜明在《自由、贫困与政府的责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以“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念与中国伦理学》(《道德与文明》2009年第3期)、《自由的生活内涵和理论内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等文阐发了作为伦理学概念的自由。2010年,杨国荣发表《人性能力与普遍规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从意义世界的生成、成己与成物的过程等新的角度阐发内在的人性能力与外在的普遍规范的互动。

此外,颜青山结合心智哲学的研究成果,用分析的方法做伦理学。2010年,发表《康德-图林佯谬及其消除——兼论“图林测试”的道德哲学意义》(《伦理学研究》第5期)、《道德图林机及其构建原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等文,提出带有自由意志的图林机的构想,论证“道德图林机”并不存在康德-图林佯谬而非是理性存在者,阐述道德图林机的构建原则,然后利用道德图林机的概念重新论证康德的道德哲学的自律原则。

 

二、应用伦理学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开始关注应用伦理学。1988年,周义澄发表《人与自然:从冲突走向和谐》(《学术月刊》第3期),从现代科技革命的生态效应、生态危机出发,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终要成为人的一种行为。19887月,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关于我国脑死亡标准和承认死亡权利的倡议》。

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伦理成为上海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994年,陆晓禾发表《乔治·恩德勒经济伦理学述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5期),将“business ethics”翻译为“经济伦理学”。1998年,陆晓禾发表《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框架和学科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4期),阐述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框架、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特征以及同相关学科的关系。1999年,陆晓禾发表《社会本性的伸张——论当代经济伦理学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哲学研究》第6期),论述经济伦理学在美国的兴起、发展与影响。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推出“当代中国经济伦理问题”笔谈(包括朱贻庭《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伦理问题》、赵修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伦理》、刘进《“经济人”辨析》、崔宜明等《公正:自愿、公开及其不公平》、陆晓禾《关于比较研究中国经济伦理问题的一些看法》、樊纯诗、钱蕾《宝钢企业的伦理精神》等)。2001年,陆晓禾发表《中国能为“全球经济伦理”做什么》(《河北学刊》第3期)、《论中国特点的经济伦理研究》(《哲学研究》第8期),探讨全球经济伦理的根据和可能条件,分析全球经济伦理与西方经济伦理的关系。2004年,崔宜明发表《经济伦理研究的十个理论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经济伦理研究需要面对和解决道德主体是谁?道德何以可能?等十个理论问题。

此外,上海学者还围绕诚信、企业伦理、消费伦理等经济伦理学问题展开了探讨,相关成果包括:朱贻庭、徐定明《企业伦理论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朱贻庭《略论企业伦理与社会文化背景》(《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走出“家族主义”》(《道德与文明》20011期);陈根法《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余源培《打造“诚信社会”——关于经济伦理视野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4期),周中之、刘方《诚信的道德价值》(《伦理学研究》2003年第1期);周中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消费伦理观念的变革及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当代中国消费伦理研究的重大前沿性问题》(《光明日报》2007911日)等。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学者在环境伦理、基因伦理、科技伦理、计算机伦理、职业伦理、教育伦理、制度伦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同时也对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关于环境伦理,王正平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环境权利和义务的伦理辩护》(《哲学研究》1995年第6期)批判了以“救生艇伦理观”为代表的西方环境利己主义观念,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利和义务;《深生态学:一种新的环境价值理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对深生态学这一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新范型做了评介;《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是一部全面、系统阐释环境哲学的学科基础性读物;《社会生态学的环境哲学理念及其启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指出,人类当今所面临的所有生态问题都根源于深层的社会问题,而社会生态学的根本价值目标是寻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的生态化;《环境哲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之思》(《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认为,环境哲学以全新的眼光解释世界,把“自然--社会”看作是一个辨证发展的整体。

上海学者对环境伦理的研究成果还包括:钱箭星《环境道德:基础·机制·效益》(《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它主张环境道德调节是种低成本的调节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和制度失灵,保障了环境法规实施的有效性;任春晓《关于生态伦理的若干哲学论证》(《复旦学报》2000年第2期),它认为人类把恻隐之心推及一切有生命的物质是生态伦理学产生的原因;高国希《彼得·辛格生命伦理学的哥白尼革命》(《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介绍了辛格批判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道德,区分关于作为生物类的人(human being)与作为人格的人(human person)等基本思想;肖巍《“天人合一”并没有改善中国古代环境状况》(《哲学研究》20044期),认为“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实践层面上并未能阻止中国古代环境状况的恶化的趋势,用“天人合一”的观念来拯救工业化造成的环境危机是不可靠的;罗亚玲《环境伦理作为责任伦理》(《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1期),借鉴德国哲学家阿佩尔的理论,认为环境伦理作为责任伦理,强调未来责任和共同责任,是一种宏观的普遍伦理;罗亚玲《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认为环境伦理学的产生背景和环境保护的概念表明,环境伦理学本身并非必须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即必须肯定非人类存在物作为道德受动者的道德地位;王韬洋《西方环境正义研究述评》(《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1期),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环境正义”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有助于我们探究环境问题的根源以及寻求环境危机解决途径。

关于基因伦理,上海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陈蓉霞《警惕啊!基因决定论》(《医学与哲学》1998年第3期),沈铭贤《人类基因组伦理:问题与前景》(《医学与哲学》2001年第5期),沈铭贤、陈仁彪、丘祥兴《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一场伦理之争》(《医学与哲学》2002年第10期),沈铭贤、林志新《胚胎干细胞研究能否得到伦理辩护》(《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沈铭贤主编《生命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2009年,胡庆澧、陈仁彪、张春美合著《基因伦理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分析基因组研究、基因测试、基因诊断等具体研究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进而讨论生命科学家的社会责任。2010年,蔡蓁发表《基因提升、实践和美德》(《道德与文明》第6期),认为把人的基本功能提升到正常水平之上的基因提升技术可能会妨碍某些关键的“内在善”的发展,这些内在善对人类幸福来说是必要的。

关于科技伦理,1999年,周昌忠著《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河北教育出版社),讨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和科学技术社会的伦理问题。2001年,沈铭贤发表《科技伦理:必要的张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强调科技与伦理的辩证关系。2003年,林宏星(东方朔)发表《科技时代的替代经验与道德的个人亲证问题》(《伦理学研究》第5期),认为,在科技社会中确立实践智慧、个人亲证在道德领域里的独立性,对于避免当代人的“道德孤儿”的命运,是当代伦理学具有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关于计算机伦理,2000年之后,王正平发表多篇研究成果:《西方计算机伦理学研究概述》(《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10期)、《计算机伦理:信息与网络时代的基本道德》(《道德与文明》2001年第1期)、《信息网络技术与计算机伦理》(《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等文章。

上海学者对职业伦理、教育伦理、制度伦理等也有所论述,相关成果包括:上海第二医学院编《医德学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包连宗、郑建严编《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王联斌主编《军人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正平《教育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高校教师伦理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朱贻庭《“儒商”与儒商精神》(《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10期);郝长江《领导伦理学研究的意义略论》(《山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王正平《当代美国行政伦理的理论与实践》(《伦理学研究》2003年第4期)等。2003年,汪行福著《分配正义与社会保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从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制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同年,李世众发表《“公”与“私”的悖论》(《学海》第3期),认为中国社会中存在一个“公”与“私”悖论现象,其逻辑转换的关键点是个体权利的极端缺乏,其克服的关键是发展出承认个体交易选择的“交换正义”,牢固确定个体的私有权利。2004年,崔宜明发表《论公正》(《伦理学研究》第4期)认为,公正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重公共的规则。

2000年之后,上海学者探讨了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特征等问题。2003年,陈泽环发表《基本价值观还是程序方法论——论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特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主张应用伦理学应实现基本价值观和程序方法论的良性互动。2005年,陈泽环发表《应用伦理学和当代社会道德结构——再论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特性》(《哲学动态》第7期),提出当代社会“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三维道德结构。邓安庆《无本质的应用伦理学——对当前应用伦理学本质特征争论的质疑》(《哲学动态》2005年第7期)、《谁代表了应用伦理学的“本质”?——对究竟是〈“无本质”,还是“无根据”?〉一文的答复》(《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等论文主张,在后现代的全球民主化社会中,应用伦理学要保持其“应用性”,只能面对“道德悖论”无本质地保留对所有差异性的尊重和开放,而不是把任何一种自认为“更为合理和正确”的道德观念确立为“主流”和“正统”。2010年,罗亚玲发表《“实践的”抑或“专门的”伦理学?——有关应用伦理学学科性质的反思》(《哲学分析》第6期),认为应用伦理学是对专门领域的伦理问题的思考,因而并不是超出伦理学范围的交叉学科。

           

三、中国伦理学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学者在中国古代、近现代及当代伦理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丰硕成果。

关于中国古代伦理学,1983年,冯契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认为中国哲学较多地考察了伦理学上的自觉原则和“为学之方”(道德的教育和修养),而西方哲学则较多地考察了自愿原则和作为道德责任前提的意志自由问题。1985年,黄伟合发表《墨子的义利观》(《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通过对墨子的尚利与贵义两个命题的考察,主张墨子义利观的特点是把功利作为义-善的内容和本质,把义-善作为功利的道德形式和实现途径,是一种规则功利主义。1987年,朱义禄发表《王充伦理思想初探》(《史林》第5期),探讨王充对神学道德的批判、注重效果的道德论、王充走向命定论的原因及其社会本质。1989年,朱贻庭主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四版),在分殊了中国伦理学与中国哲学既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的基础上,考察了从殷周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历史过程,勾画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干的各种伦理思想相互作用的辩证运动,并提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如下特点:由人道(“爱人”)精神屈从于宗法等级关系而产生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爱有差等),“天道”与 “人道”合一的宇宙伦理模式,以德性主义人性论为主流,义以为上的道义论,道德与政治一体化,道德修养论和道德教育论特别发达。1991年,朱义禄著《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论述儒家人生哲学,并指明其积极和消极作用。1992年,朱义禄著《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进一步从宏观上探讨中国的理想人格。1997年,朱贻庭发表《道家伦理文化及其现代价值》(《学术月刊》第4期),认为道家伦理以“无为”原则为核心,展开为三个方面:“道常无为”和人性“素朴”的道德观、人性论;“轻物重生”、崇尚“精神自由”的人生哲理;“与时俱化”又“不与物迁”的人格范式和“柔弱谦下”“功成身退”的为人之德和处世艺术。1999年,郝云发表《论〈管子〉的经济伦理观》(《管子学刊》第3期),认为《管子》从“自利”、“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出发确立了功利主义的原则导向,但并未因此而走向极端功利主义。2000年,崔宜明发表《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析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困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作为传统的民本政治理论基础的“伦理结构”,其内在是冲突的,这种冲突导致了民本学说空有美好的政治伦理,却不可能发展为一种能把这种政治伦理落实为政治制度的政治学说,而民本学说的政治哲学天命说及其道德理想主义更是从根本上弃绝了任何政治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003年,东方朔(林宏星)发表《“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论张横渠的生态伦理观》(《现代哲学》第6期)。2005年,东方朔(林宏星)著《从横渠、明道到阳明:儒家生态伦理的一个侧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以横渠、明道和阳明为个案,对他们思想中可能蕴涵的生态伦理观念,置于当代的视野作了具体的诠释,并与基督神学的生态伦理做了比较研究。2005年,吾淳发表《儒家伦理何以可能》(《南通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儒家伦理的精英定位使得儒家伦理本身具有非强制性特征和非大众性倾向,其立基的宗法家族制度和教育系统又因自身的脆弱性而难以支撑儒家伦理的实现。2008年,付长珍著《宋儒境界论》(上海三联书店),剖析宋儒境界的基本内涵、总体特征和精神实质,检讨评判宋儒重建境界理论的得失成败。2009年,杨国荣发表《理学的伦理向度》(《伦理学研究》第1期),认为理学系统中的气、理、心不仅是本体论概念,它们同时或在更实质的意义上涉及“当然”。

关于中国近现代伦理学,1989年,冯契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认为中国近代对伦理学上的自由问题从理论上探讨得还很不够。2004年,崔宜明发表《未完成的中国现代伦理学》(《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中国的现代伦理学至今仍然没有完成2005年,顾红亮发表《龚自珍自我观与主体性哲学的开端》(《学术月刊》第8期),分疏龚自珍自我观的三个层面,指出其在近现代哲学史上具有反对理学和张扬主体性哲学的历史功效。同年,顾红亮著《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话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通过知情意之维、价值、制度、认识、实践、终极关怀、自由人格等维度探讨现代中国哲学对建构平民化人格的思考。2006年,顾红亮、刘晓虹著《想象个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剖析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2008年,顾红亮《儒家生活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探讨了近现代以来儒家礼俗生活世界、政治生活世界与心性生活世界。

关于中国当代伦理学,2008年,崔宜明为《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高瑞泉、杨扬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撰写《从价值迷失到多元重建:新时期以来的伦理思潮》梳理了1980年代与1990年代当代中国伦理思潮。

 

四、西方伦理学

2000年以后,何锡蓉对女性伦理学做了介绍与研究。其著作《另一片天地——女性伦理新探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对女性伦理学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其论文《女性伦理学的哲学意义》(《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指出,以关怀伦理为代表的女性伦理学挑战着西方以正义伦理为代表的主流伦理学并对哲学乃至其他学科带来极大影响,而关怀伦理内涵与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关联性也给学界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

这一时期,上海学者对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康德、列维纳斯、哈贝马斯、阿佩尔、罗尔斯、德沃金等西方伦理学家都有所论述。关于亚里士多德,邓安庆发表《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关于莱布尼茨,邓安庆发表《第一哲学与伦理学——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实践哲学解读》(《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主张《单子论》不是一部认识论的著作,而是一种以内在行动为原则赋予实体本身以内在的生命运动、从而在实体的生命运动过程中从“自然世界”开辟出一个“道德世界”的实践的形而上学。关于康德,邓安庆发表《伦理神学与现代道德信念的确证》(《文史哲》2007年第6期)、《康德道德神学的启蒙意义》(《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从“形而上学”到“行而上学”: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复旦学报》2009年第4期)等论文,认为道德神学或伦理神学是康德孜孜以求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完成,它对于西方现代道德信念确证的意义在于:一是这种伦理神学信念的确证完成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二是它充分阐明了单纯理性信仰的不可能性。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在于,从按照“自然倾向”去认识的“形而上学”转向以道德实践之自由(道德行动)为目的的“行而上学”。关于列维纳斯,顾红亮发表《责任与他者——列维纳斯的责任观》(《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指出列维纳斯的责任观显示出与自我责任和社会责任不同的另一个伦理维度,即为他的责任。关于哈贝马斯,王凤才发表《后现代语境中话语伦理学的困境及其意义》(《哲学动态》2005年第1期),认为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是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复兴过程中继罗尔斯《正义论》之后道德普遍主义的又一次张扬。关于阿佩尔,罗亚玲发表《阿佩尔的对话伦理学初探》(《哲学动态》2005年第6期),认为与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不同,阿佩尔通过对康德先验论伦理学的语用学转型和康德意向伦理的责任伦理转化,建构了一种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罗亚玲发表《阿佩尔的共同责任原则》(《哲学动态》2008年第9期),考察阿佩尔对话伦理学中的共同责任原则,分析共同责任的基本内涵及其证成,指出共同责任是原初的责任,既是集体负责又是自我负责。关于罗尔斯,孙小玲发表《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主体际性维度》(《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认为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没有也无需求助于桑德尔所言的强意义上的或者说共同体主义的主体际性的自我观念。相反,差异原则发展了隐含于康德的“目的王国”中的主体际性维度。这与罗尔斯藉“原初位置”对社会契约论传统所作的康德式解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葛四友发表《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与应得理论》(《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澄清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及其与人们日常道德直觉中的贡献应得观的关系,同时指出在罗尔斯理论中差别原则是无法确定的,但它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则是分配正义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关于德沃金,葛四友发表《资源、选择和运气——评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3期),认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是一种试图阐明我们应当如何被平等对待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