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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十四章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

发布日期:2019-09-11

上海市志·科学分志·人文社会科学卷(1978-2010

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十四章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

撰稿人: 图书馆学  王世伟  马春  曲蕴

                 情报学    唐涛  张爽

                 档案学    潘玉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的图书馆学研究经过10年停滞后重新恢复发展。先后成立了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学系,以及高校图书馆和科学图书馆馆内的专题科研机构,开展关于本专业的学术研究活动,推动了上海的图书馆学研究走上新的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后,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图书馆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的首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先后举办,扩大了图书馆学研究国内外交流活动。

   上海的情报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 70年代以来,上海情报学界加强了情报学的学科建设,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等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等高校分别开设情报学课程。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转向计算机和网络上的信息资源。情报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逐渐产生并发展了信息资源管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等新兴的、交叉的研究领域。

20世纪50年代,上海档案界在借鉴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开始对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进行研究。1978年以后,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创办档案学专业,上海市档案局档案科技研究中心、上海市档案学会、上海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先后成立。上海档案学术研究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比较活跃的学术研讨局面,完成了一批学术创新、技术领先、应用性强的档案科研项目。1985—2010年,上海共有186项档案科研成果分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上海社联优秀学术成果奖、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

第一节 图书馆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教育界、科学界都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大潮中,上海的图书馆学研究经过10年停滞后重新恢复,并有了很大的发展。1979年7月,上海图书馆界派代表参加了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同年9月,上海市图书馆学会成立。在这前后,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相继建立图书馆学系。除教学以外,还设置了各种专题研究室或实验室;另有一些大型高校图书馆和科学图书馆也在馆内设置专题科研机构,开展关于本专业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都推动了上海的图书馆学研究走上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图书馆学界针对图书馆学领域的基础理论、读者服务、信息资源、建设管理、技术应用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不断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知识交流论”的提出标志着上海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深度拓展。20世纪90年代,相关领域学科研究不断深入,研究的国际化视野进一步扩展。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观念变革促进了上海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研究的转型与发展。此外,上海的图书馆学研究与国际间交流日渐扩大。1993年12月,首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2002年,上海图书馆举办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SILF),以后每两年举办一届,至2010年已举办5届,为创新和发展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我国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仍在萌芽阶段,参与研究者较少,成果较少,尚处于摸索时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上海地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宓浩等学者提出的“知识交流论”的理论创新在学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黄纯元、范并思等学者在基础理论领域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一些全新视角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成立后不久,宓浩即担任《图书馆学概论》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中率先将《图书馆学概论》和《情报学概论》合并在一起,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展开探索,提出了“知识交流论”的设想。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上,宓浩提交的论文《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比较系统地对知识交流论进行了理论阐述。知识交流论的观点发表以后,得到图书馆学界的积极评价。198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宓浩、黄纯元等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一书,将“知识交流论”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提出知识交流规定并制约着图书馆活动和图书馆事业发展,是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指出图书馆学是研究社会知识交流在图书馆活动中的特殊过程和特殊规律;研究如何收集、整理、贮存和传递知识载体,以促进社会知识的交流;研究在社会知识交流过程中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宓浩等学者从学科角度来划分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包括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对于建立图书馆学体系应遵循的原则,认为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应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

1984年,华东师范大学陈誉的《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图书馆学研究》1984年第2期),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以及如何加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1986年,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在《在理论体系建设中检验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四年来“世界3”讨论小评》(《高校图书馆工作》1986年第2期)一文中针对近年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将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引入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现象,提出了看法,指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应当纠缠于“理论基础”这些问题,而应当走出封闭式研究的圈子,提倡建设多元化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要在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的实践中检验理论基础的正确性。1987年,范并思《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图书馆杂志》1987年第1期)一文对1976年—1986年间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作了系统的回顾总结,并对1986年—1996年间的图书馆学理论新思潮和发展趋势做了探索与阐释。同年,他在《新时期三种图书馆学》(《图书馆杂志》1987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当时在我国图书馆学理论领域存在的三种不同形态的图书馆学,即“实用图书馆学”“理念图书馆学”和“研究解决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的第三种图书馆学”,这三种图书馆学构成了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20世纪9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黄纯元的论文《论芝加哥学派》(《图书馆杂志》1997年第6期、1998年第9期)在系统评述芝加哥学派的形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和评价芝加哥学派的共同的理论前提和科学规范,并联系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实际,探讨芝加哥学派的三个现代意义。第一,发展我国的图书情报学必须要充分汲取现代社会科学的营养;第二,应当重视建立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第三,应当重视图书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黄纯元在世界图书馆学和广义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思考图书馆学问题,拓展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国际化视野。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1991年—2000年这一阶段关于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不是很多,基础理论研究显得沉寂,与十年前的繁荣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上海图书馆学研究者们对百年来图书馆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提出并开始探讨图书馆基础理论创新。上海图书馆邱五芳的《扩张与虚化-图书馆学理论研究50年反思》(《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被动诠释型向能动创新型的转变,这是理论研究扩张与虚化的过程。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的《变革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任务》(《图书馆杂志》2000年第9期)则认为新的发展机遇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任务是发现与倡导新的观念,构造新的框架,为新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朱少强分别在其《可获得性论:图书馆学第N个理论视角》(《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1期)和《“可获得性论”再质疑》(《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6期)中,针对1998年提出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一说提出异议,就谁是推动图书馆发展的力量、图书馆在知识交流中的角色、利益制衡与权责对等观念、图书馆公益性来源等方面提出了质疑。

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在《新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什么?》(《图书馆》2003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新世纪中国图书馆学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有所发展,第一要研究观念而非概念,要研究那些宏观上制约着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东西;第二要研究制度而非机构,要将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研究,加强作为制度的图书馆的历史研究。范并思在所著《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采用信息分析方法,考察20世纪图书馆学的主要理论创新之处,从应用图书馆学领域发掘对图书馆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献、人物与事件,并将其纳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史的范畴。该书获2006年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这一时期,范并思就图书馆核心价值及图书馆精神等问题展开研究。2002年,在《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与核心能力》(《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11期)一文提出公共图书馆不但是一种社会机构,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2007年,范并思在《图书馆学理论变革:观念与思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书中,提出图书馆学基础研究应关注从宏观或抽象角度制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东西,其核心是观念,而制度研究领域可为基础理论研究找到属于“宏观现实问题”的理论土壤。同年,范并思在《论重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体系》(《图书馆论坛》2007年第6期)中,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体系正在从面向学科转变为面向职业理念。

这一阶段,图书馆学研究了公共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读者权利、图书馆人文精神、信息公平与自由获取、图书馆职业理念、信息技术中的人文精神等,构建了一个以图书馆职业理念为核心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系统,并探索了该体系的若干问题。2004年,范并思在《建设一个信息公平与信息保障制度——纪念中国近代图书馆百年》(《图书馆》2004年第2期)中,提出“公共图书馆精神”,指的是基于“社会信息公平和信息保障制度”基础上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要求图书馆员个体的,而是要求公共图书馆整体具备的精神。同年,上海图书馆王宗义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科学解读》(《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5期)从另一个角度客观理性地认识公共图书馆精神。2007年,上海图书馆邱五芳的《内容重于传递:图书馆不应回避的社会责任》(《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4期)认为图书馆的社会责任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采取的基于自身特质的主动作为,图书重视内容的特质赋予图书馆知识信息传递的教育性。2010年,范并思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研究”(10ATQ002)获得立项。

    二、图书馆服务研究

1978年—1988年的十年间,大部分图书馆都加入了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过渡的行列。主要有两方面的成绩:一是观念的转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图书馆传统的借还服务,而在藏与用的关系上更加重视利用。在服务方式上、服务人员素质上、服务工作方法上都引进或创造了不少新思想,开始重视将现代技术应用在图书馆服务中,逐渐形成并应用有偿服务与经济效益观念;二是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改革。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更表现在质的方面,例如从闭架服务走向开架服务,从传统的借阅服务上升到提供情报服务,都是质的变化,而读者正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华东师范大学陈誉撰写了多篇关于图书馆服务的论文,对图书馆服务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1987年,在《用图书馆新思想推动图书馆改革使读者服务工作更上一层楼》(《中国图书馆学报》1987年第1期)中指出,一些图书馆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的形成、传播和应用,推动了图书馆变革,这些新思想分别是资源共享思想、方便读者利用图书馆思想、系统管理思想、图书馆情报化思想和读者研究思想,这些思想促使图书馆从藏书中心论时代进入到读者中心论时代,其核心是读者服务。1989年,在《谈谈图书馆的深化改革》(《图书馆杂志》1989年第1期)一文中探讨了1978年—1988年十年间的图书馆改革发展情况。1992年,在《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图书馆杂志》199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基层公共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为全地区的居民和地区所在的政府服务,是公共图书馆不同于其他类型图书馆的一大特点。1994年,在《继续更新观念,提高读者工作服务水平》(《图书馆杂志》1994年第2期)一文中提到,图书馆现代化、情报化和社会化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提供优质的读者服务,其价值判断的标准就是读者服务的效益。其中,读者服务工作现代化主要包括四个指标:利用馆藏人人平等、鼓励读者充分利用、处处为读者着想、充分应用现代技术手段。1999年,上海图书馆王世伟发表《从‘读者第一’到‘图书馆员第一’——知识经济带给图书馆管理的思考之一》(《图书馆杂志》1999年第2期),提出从“读者第一”到“图书馆员第一”将会引起图书馆在管理理念上的更新,也会带来图书馆管理体制、机制与方法上的变化,从而为图书馆界健康地步入新的世纪作好准备,引起了业界的广泛讨论。

进入21世纪,上海的研究者在信息化或数字化等新兴技术应用于图书馆服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胡振华、蔡新的《移动图书信息服务系统》(《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第4期)提出了移动图书信息服务的概念,并讨论了其功能、技术构架及实施的可行性。同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郭晶、黄敏的《数字参考服务质量评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图书馆杂志》第6期)对数字参考服务质量的评价体系进行探讨,从服务系统、服务过程、回答质量、用户满意程度、服务统计、成本测度和服务开放程度等七个方面,提出了三级服务质量评估指标体系。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曲建峰等人的《基于网格的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探讨》(《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第2期),提出了基于网格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的特征和目标、服务的模式、服务的实现等。

2006年开始,针对web2.0在图书馆服务过程中的应用实践研究进展迅速。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胡小菁撰写多篇文章,对图书馆2.0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进行论述。其中,《图书馆2.0: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大学图书馆学报》第1期)一文是国内较早研究图书馆2.0的重要综述文献。在此基础上,范并思进一步提出图书馆2.0五定律的概念,包括图书馆提供参与、共享的人性化服务、图书馆没有障碍、图书馆无处不在、无缝的用户体验、永远的beta版。2006年,胡小菁《论新一代opac的理念与实践》(《中国图书馆学报》第5期)一文,对opac服务在web2.0环境下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论述。2006年,上海图书馆刘炜等人撰写《从web2.0到图书馆2.0:服务因用户而改变》(《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第9期)一文,系统论述了图书馆2.0的应用现状、问题和未来趋势、图书馆2.0与web2.0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提出了图书馆2.0的应用原则。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郑巧英等人的《图书馆2.0的规划与实施》(《大学图书馆学报》第1期),从管理理念、服务模式、技术支撑、资源建设等4个方面提出了图书馆2.0的整体规划。2008年—2009年间,关于服务模式理念的研究引入了新思想,呈现出新的整合特点,即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整合,技术与人文研究整合。许多学者都把一些先进人文的理念引入到模式建设中,体现了模式建设的时代性和技术性。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郭晶和陈进的《IC2:一种全新的大学图书馆服务模式》(《图书情报工作》2008年第8期)将“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和“创新社区(Innovation Community)”两种IC服务模式进行互补融合,提出一种全新的大学图书馆服务模式IC2。还有很多学者把以用户为中心的思想引入其中。

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开发表《图书馆服务宣言》。上海学界围绕图书馆服务理念与创新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同年,上海图书馆吴建中在《树立新的职业形象 开拓新的事业领域》(《中国图书馆学报》第6期)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图书馆服务宣言》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倡导执着的职业精神,把图书馆工作者的从业忠诚度提到理性的高度;二是弘扬自觉的服务意识,把专业服务与社会奉献紧密地结合起来;三是追求卓越的核心能力,致力于塑造图书馆员新的社会形象。范并思撰文《现代图书馆理念的艰难重建》(《中国图书馆学报》第6期),从对社会普遍开放、维护读者权利、平等服务、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和消弥数字鸿沟或信息鸿沟角度,系统阐述了国际图书馆界的主要立场。上海交通大学潘卫、兰小媛的《近年来图书馆用户服务发展的十大层面》(《图书馆建设》第10期),提出国内外图书馆用户服务得到突出发展的10个层面包括:以用户为中心的人本服务理念、基础服务、免费服务、信息共享空间建设、下一代OPAC、学科服务、信息素养教育、开放存取、个性化服务、休闲娱乐服务等。上海图书馆王世伟的《关于加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结构与布局的若干思考》(《图书馆杂志》第2期),分析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前所面临的结构布局难题,研究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等化发展、反鸿沟战略、实现城市图书馆纵向统筹的总分馆制等理念和实践问题。2009年,王世伟的《新中国图书馆服务理念与实践60年》(《图书馆杂志》第10期),通过资源共享、有偿服务、平等开放、总分馆制、宣传推广等主题词,介绍了建国60年来中国图书馆服务发展的历史轨迹。

    三、图书馆资源研究

(一)文献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文献学研究发展较快。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陈誉主持编纂第1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的文献学分支,华东师范大学孙云畴、王世伟、罗友松、祝希龄、林申清等人为编纂组成员,该书1993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86年,复旦大学王欣夫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献学讲义》,从目录、版本、校勘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文献学的流变概况、主要代表人物和重要著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文献学做了较为全面的叙述,比较完整地勾勒了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的全貌。同年,上海大学张君炎著的《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系统分析了中国文学文献的种类、体裁和类型,介绍了古典文学文献的版本与目录的演变知识,分别对古代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献泽要进行分析说明。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关于文献学的新概念不断提出。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程磊的《“文献结构”之设计—一种新的二次文献》(《江苏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3期),提出“文献结构”设计,指出“文献结构”具有情报功能。1990年,华东师范大学林申清在《现代文献学定义综述》(《大学图书馆学报》第1期)中,指出文献构成要素有知识、载体、记录手段和方法,提出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以文献的生产、发展、搜集、整理、传递、利用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应用科学。同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程磊的《一门新兴的学科“文献类型学”》(《黑龙江图书馆》第5期)提出要建立“文献类型学”,认为文献定义应改为:便于存贮并已经存贮信息的载体。

对于古典文献学性质的研究,还涉及文献学的应用问题。1999年,华东政法学院张伯元著的《法律文献学》(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全面揭示了古代法律文献的面貌,通过实例阐述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技术。2000年,上海图书馆王世伟著《图书馆学文献学论丛》(上海书店出版社),收录了作者有关图书馆学和文献学71篇文章,有的是第一次发表。2008年,王世伟著《历史文献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本书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列入了《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书中收录了作者1984年至2005年间发表的有代表的历史文献研究论文25篇,并附有作者论著16种和论文112篇的目录。

2006年,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及中国学术的总体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顾廷龙先生诞辰101周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研讨内容包括中国古文献学及中国学术的宏观与个案研究、20世纪中国古文献学发展历程、海外中国古文献收藏, 以及顾廷龙先生的古文献学成就和贡献等议题。

(二)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主要是介绍工具书使用和文献资源检索。1979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编《中文社会科学工具书举要》,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主要文史工具书的特点和使用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主要对藏书建设与资源布局等方面展开研究。1984年,华东师范大学陈修学的《藏书结构研究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大学图书馆学报》第5期),将国外“结构”“系统”“五线藏书”等概念引入国内。上海机械学院叶英的《关于藏书建设的灰色系统理论、计算及分析》(《大学图书馆学报》1984年第5期)和《灰色藏书量的数值解法及实验分析》(《大学图书馆通讯》1985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提出藏书建设的“灰色系统”理论和灰色藏书量的数值解法。1986年—1990年,华东师范大学林申清发表《试谈宏观资源布局》(《图书馆学通讯》1986年第4期)《宏观资源布局论》(《图书馆界》1987年第4期)《论文献资源布局》(《图书馆》1988年第2期)《中国文献资源布局模式研究》(《图书馆学通讯》1990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论述宏观资源布局,提出建立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将图书资料作为一种国家资源,变馆藏为国藏,实行三三制布局结构设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对资源采购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986年,卢湾区图书馆陆建志的《中型公共图书馆采购规则浅谈》(《图书馆杂志》第2期),用存储控制论探讨图书采购各类图书比例问题。1989年,上海空军政治学院王兰成和上海工业大学王子来的《用模糊综合评判实现对图书订购的部分决策》(《图书情报工作》第3期),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建立了读者对图书欢迎程度和各类图书订购优选次序的数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发表了一批有关工具书使用和文献检索等方面的论著。1988年,华东师范大学林申清、胡卓澄编著的《中外工具书使用指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将中外文工具书按参考情报源类型集中于一本书中加以介绍。1993年,上海图书馆王世伟编著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指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列入了教育部的统编教材,内容分为综合论述、历史源流检索方法。1996年,华东理工大学黄秀莲、朱月兰编著的《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指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运用情报检索原理,用提问的形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内外专业检索工具的检索原理和检索方法。

2000年前后,图书馆界着手传统图书馆资源和数字资源及其服务整合的系统化研究,在国内较早开始数字信息资源研究与实践。这一时期,还对文献资源共享展开了进一步讨论。1999年,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的《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理论的新视野—兼评〈上海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研究〉》(《情报资料工作》第4期),认为应突破原有利用文献资源拥有率的概念来研究文献资源共享问题,提出了以文献信息的可获知能力和可获得能力来研究文献资源共享的理论框架。2005年,上海图书馆王宗义的《“文献资源共享”理念的科学解读》(《中国图书馆学报》第6期),提出文献资源共享理念是图书馆活动中的一个特定概念。2009年,上海图书馆章红的《国内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模式探析及启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6期),对国内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模式进行了归纳。

(三)信息组织与目录学研究

分类目录学是图书馆学中的传统研究领域。上海图书馆等单位于1975年、1980年、1990年、1999年、2010年连续5次参与《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共五版的编制与修订工作。《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委会副主编、华东理工大学陈树年参与的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中国分类主题词表》,获国家优秀科技信息成果二等奖和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其主要著述有1990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理论与实践》(陕西科技出版社)、1992年《新学科文献分类手册》(中国科技出版社)、1996年《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标引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使用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文献分类学》(武汉大学出版社)等。上海社科院图书馆编目组1958年编《汉字拼音著者号码表》,于1979年5月增订,可供大、中型图书馆编制著者号码之用。20世纪80年代,图书编目研究主要围绕西文图书著录标准化而进行。其中,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刁维汉等的《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与国际标准》(《图书馆杂志》第3期),提出引进英美编目条例(AACR),积极推行国际通用的著录方法。1990年,为配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出版,上海空军政治学院戴维民参与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理论与使用》(陕西科技出版社)。1996年,上海空军政治学院王松林著的《现代文献编目》(书目文献出版社),重点研究了读者检索要求、馆藏文献特征和目录编制方法三者之间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视目录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和对今人目录学思想的研究。1991年,上海书店彭卫国等人的《未来十年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任务》(《图书馆杂志》第6期),通过对建国四十年古典目录学研究得失的反思,提出古典目录学今后十年的三大任务。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沈焱的《郑樵、章学诚目录学思想评估》(《四川图书馆学报》第4、5期),对郑、章两氏的目录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及全面的评估。

2000年以后,文献编目的研究主要涉及元数据在图书馆资源编目中的应用。上海图书馆率先开展都柏林核心元数据(DC元数据)的标准应用研究。2000年,上海图书馆吴建中主编的《DC元数据》(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对元数据的定义、发展和体系作了详细阐释,并指出传统图书馆卡片、图书版权说明、磁盘标签等都是元数据,机读目录格式(MARC)和英美编目条例也是元数据格式。2004年,上海图书馆成功组织召开“都柏林核心及元数据应用国际研讨会”。2005年,上海图书馆缪其浩主编的《元数据与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以元数据在图书馆的应用为核心内容,汇集了图书馆元数据应用领域中前沿研究的重要著述。2007年,上海图书馆赵亮参与主编的《中文元数据概论与实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论述了元数据及其规范的结构框架、设计方法、应用规则及其开放和互操作机制,并介绍了已广泛应用的11种元数据规范实例。同年,上海图书馆纪陆恩、庄蕾波著《境外合作编目理论与实践》(海洋出版社),结合境外合作编目工作具体实践,对境外合作编目数据的操作过程和质量管理等关键点做了详细介绍。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胡小菁等人开始关注、研究并引入“资源描述与检索(RDA)”国际编目规则。

进入21世纪,针对信息组织的研究逐步深入。2004年,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戴维民著《信息组织》(高等教育出版社),以传统文献组织与现代信息组织有机融合为特色,根据现代信息资源的特点以及信息检索的要求,对信息组织的方法进行系统介绍。2008年,戴维民著《语义网信息组织技术与方法》(学林出版社),通过对语义网信息组织原理与机制的剖析,以及对本体语言理论与方法的系统研究,发展了检索语言的传统方法,完善了网络环境中信息组织学科的理论体系。2010年,上海图书馆刘炜著《数字图书馆的语义描述与服务升级》(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尝试将图书馆分类主题和编目方法与语义万维网的本体和知识表达相结合,提出图书馆在网络时代的核心技能是知识组织和网络资源的规范控制。同年,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王松林著《从文献编目到信息资源组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阐述了编目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着重讨论联机编目网络化所必备的编目环境与条件,以及信息资源组织的概念、类型和工具,信息组织与知识组织、主题编目等的关系。

    四、图书馆管理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图书情报一体化开始成为研究热点。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陈桂馨的《论研究所图书情报工作体制一体化的模式》(《图书馆学研究》1980年第4期)和《试论研究所图书情报工作体制一体化》(《图书情报工作》1981年第1期)、上海图书馆赵申生的《我国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一体化模式初探》(《河南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论述图书情报一体化的重要性,提出一体化模式。

同期,对图书馆管理学及各类图书馆管理也有所研究。1982年,上海图书馆潘皓平的《重视对图书馆管理学的研究》(《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1期),指出图书馆管理学研究的内容包括:图书馆工作手段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图书馆队伍的结构、人才培养和劳动组织;图书馆规章制度和计划;科学技术在图书馆管理上的运用;图书馆建筑;图书馆领导与科学管理的关系等。1986年,华东师范大学林申清的《高校图书馆管理浅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6年第4期),从目标管理、组织管理、人员管理、财政与物资管理四个方面,探讨高校图书馆管理。1989年,上海空军政治学院林平忠编《军队图书馆管理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结合军队图书馆管理实践,阐明军队图书馆管理的理论、技术和方法。

1990年前后,在人员管理、时间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思路。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王韫的《重视图书馆管理中人的因素——管理心理学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初探》(《图书馆杂志》1987年第3期),提出“图书馆管理心理学”概念,认为图书馆管理应重视人的因素。1992年,上海师范大学陈曙的《时间管理和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年第2期),指出时间管理是探讨如何有效达到图书馆办馆目标的学科。上海大学罗玉英1993年发表的《树立“软管理”的观念强化图书馆职工队伍的管理》(《高校图书馆工作》第4期)和1994年发表的《谈图书馆的“软管理”》(《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第1期)等文,提出图书馆“软管理”是运用多种社会科学知识对图书馆人员在图书馆内的各种活动进行科学研究,不断开发管理软件,把握全馆人员活动规律,调动并保持馆员工作积极性的新学科。

这一时期还探讨了现代管理理论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等。1991年,上海师范大学葛民的《企业文化与图书馆管理改革》(《图书馆学刊》第4期),把企业文化理论引入图书馆管理之中。1996年,上海图书馆王世伟的《图书馆管理导入旅游企业管理模式的若干思考》(《图书情报知识》第3期),从观念、方式、项目、手段等方面对图书馆管理如何导入旅游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1998年,上海图书馆缪其浩的《“业务流程重组(BPR)”与图书馆改革》(《中国图书馆学报》第2期),探讨了为何以及如何将“业务流程重组”这一经济管理领域中的科学管理方法应用于图书馆改革,并介绍了国内外部分图书馆的相关实践。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进一步对图情一体化进行了总结和思考。1996年,上海图书馆王世伟的《图情机构一体化后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思考》(《图书馆杂志》1996年第4期),论述了图情机构一体化后所面临的行政归口问题、一个机构两块牌子问题、图情机构一体化后的物理空间问题、虚拟组合与化学组合问题、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问题等五大问题。2002年,上海图书馆缪国琴、吴建中主编的《探索与反思:图情一体化管理之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汇集了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数年来对图书情报事业的功能定位、管理模式、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探讨的论文。同年,上海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图书馆季丞荣的《关于图书、资料、档案、情报一体化问题的思考》(《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2002年第2期),通过对中小型科研所图书、资料、档案、情报建制一体化管理改革前后的利弊对比,对一体化管理提出适应科研体制改革的新模式。

20世纪90年代末起展开了对有关21世纪图书馆发展及未来趋势走向的研究。1998年,上海图书馆吴建中著《21世纪图书馆新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全面探索并规划了进入21世纪之后图书馆的发展前景。2002年,吴建中主编的《战略思考——图书馆发展十大热门话题》(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就图书馆的生存价值、图书馆的范式演变、WTO与图书馆、无偿与有偿、虚拟参考服务、数字图书馆与资源描述、图书馆联盟、图书馆员的专业性、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国际图联的改革及未来走向等十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期,还出现一些关于现代图书馆管理体系建设及其特点的研究。1999年,上海图书馆王世伟的《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图书馆管理体系——知识经济带给图书馆管理的思考之三》(《图书馆杂志》1999年第4、5期),提出可以通过创建人才第一机制、全员创新机制、知识主管机制、产业化经营机制等四种机制,以及双翼齐飞体系、数字网络体系、共建共享体系、公共关系体系等四种体系,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图书馆管理体系。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王伟琦的《论图书馆的目标管理》(《江西图书馆学刊》2000年第4期),将目标管理理念运用的图书馆工作中。2002年,上海图书馆周德明的《危机管理与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4期),指出图书馆应加强核心竞争力的管理,以抵抗各种可能出现的危机。同年,上海图书馆缪其浩的《论图书馆管理中的规划》(《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5期),论述了规划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从国际经验归纳了图书馆规划的基本结构和要素。同年,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王丽丽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图书馆架构研究”(02BTQ009)获立项,其研究成果《现代图书馆架构》获全国党校系统科研成果一等奖。2003年,上海图书馆肖沪卫、潘洁毅、袁蕾等人的《论图书馆管理的时代特征》(《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1期),认为现代图书馆的新管理特征包括高科技管理特征、知识经济管理特征和可持续发展管理特征。2004年,上海大学黄仁浩的《论基于读者满意理念的图书馆管理范式变革》(《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4年第4期),基于图书馆读者满意的理念,阐明图书馆管理范式转变和实现读者满意的关系。

进入21世纪,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管理等企业管理模式被广泛应用到相关研究中。2002年,上海图书馆孙继林的《图书馆改革要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图书馆论坛》2002年第5期),论述了在图书馆管理机制改革中,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人才激励机制和培养机制。2005年,华东政法学院常永平、上海海事大学李晓赤合著的《关于高校图书馆实施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若干思考》(《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2005年第3期),结合运用ISO9000标准及国际通行的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分析高校图书馆实施标准质量管理体系的可行性,探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程序及重点。同年,上海图书馆吴建中著《战略思考——图书馆管理的10个热门话题》(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围绕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科学发展观与图书馆事业、战略规划、组织文化、绩效评估、服务价值链与核心竞争力、新公共管理与图书馆改革、知识管理、全面质量管理、营销管理和危机管理等十个热点问题,探讨在新的环境下如何借鉴现代社会新的管理思潮和方法,推进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改革。

同时,关于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研究也较丰富。2001年,上海图书馆陈超的《浅议知识管理在图书馆的意义》(《图书馆杂志》2001年第4期),认为图书馆应实施知识管理战略,从而实现“学习型组织”和“知识导航”目标。2003年,上海图书馆王宗义的《图书馆管理变革的研究导向——“新世纪图书馆管理变革的散思”之一》(《图书馆建设》2003年第1期),指出“知识管理”是管理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图书馆管理研究需要借鉴知识管理研究成果。2003年—2005年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图书馆邱坚等人的《医学图书馆的知识管理》(《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03年第5期)、《知识管理——医学图书馆管理的新模式》(《现代情报》2004年第4期)、《知识管理与医学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医学信息》2005年第7期)等文,阐述了医学专业图书馆如何通过知识管理来提高管理水平。2009年,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程敏的《隐性知识管理在高校图书馆的应用浅析》(《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年第7期),探讨了隐性知识管理的核心及隐性知识共享的障碍。2010年,上海市浦东图书馆田德清的《知识管理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时代报告》2010年第12期),从知识管理理念、组织结构、人力资源及知识管理系统等角度论述了知识管理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这一时期,涉及国外图书馆建设、运营及管理模式的借鉴及研究也十分丰富。1999年上海图书馆吴建中主编的《国际图书馆建筑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2004年上海理工大学郭红的《剑桥大学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模式的探讨》(《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和上海图书馆王世伟的《英国、香港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拾贝》(《图书馆学研究》2004年第10期),2006年上海图书馆吴建中编著的《世界经典图书馆建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2007年上海图书馆鲍延明的《日本公共图书馆管理变革与运营研究》(《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6期)、2008年上海大学郑宇、陆觉民的《剖析美国高校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模式》(《情报资料工作》2008年第3期)、2010年上海图书馆葛益民的《省市级公共图书馆的运作和管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立图书馆的启示》(《图书馆建设》2010年第4期)等文,描述探讨了部分国外图书馆的馆舍建设、机构设置、制度管理和服务模式。此外,还对国际大都市图书馆展开专题研究,2005年,上海图书馆王世伟中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级城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研究”(05ATQ001),2006年,课题阶段性成果《世界著名城市图书馆述略》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2009年,课题最终成果《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研究》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资源条件、服务效能、服务成果和影响贡献等四个板块的45项指标的评估体系架构,该成果获评等级优秀。

2000年后,针对数字图书馆管理的研究逐渐兴起。2000年,上海师范大学吴志荣所著《数字图书馆——从理念走向现实》(上海学林出版社),论述了数字图书馆理念的形成、数字图书馆得以构成的基础条件、数字图书馆的组织模式以及运作方式、数字信息资源的建设、数字信息资源的整序等。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戴建国的《数字图书馆的和谐管理》(《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提出数字图书馆管理既是对人力资源的“和”的管理,又是对信息资源的“谐”的管理。同年,上海交通大学宋海艳等的《数字图书馆管理模式探析》(《情报理论与实践》第3期),构建了一种开放的个体图书馆集成管理层面上的对整体数字图书馆实行分布式管理的模式。2008年,上海师范大学林雅萍著《图书馆数字化管理》(上海辞书出版社),探讨和部分解决了在图书馆管理趋向数字化的过程中,始终困扰图书馆的几类难题。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郭晶、宋海艳、陈进等人的《从数字图书馆管理体系建设看未来发展》(《数字图书馆论坛》第3期),对近五年来的数字图书馆管理体系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评价,并在分析当前影响数字图书馆管理相关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多体系复合式数字图书馆管理体系模型。

    五、图书馆信息技术研究

(一)图书馆设施相关技术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主要对图书馆应用缩微设备和缩微技术以及机房建设相关设备有所研究。缩微技术研究方面,1988年,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刘汉夫在《高校图书馆中缩微技术建设》(《图书馆杂志》1988年第3期)一文中,介绍了当时图书馆所采购的缩微技术设备,分析了有关设备与技术中存在的问题;2003年,复旦大学茅文华的《高校图书馆缩微工作的发展与创新》(《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第4期),探讨了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缩微技术和工作的发展与创新问题。机房建设研究方面,1998年,第二军医大学胡吉兵等人的《论图书馆机房建设》(《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第4期),阐述了图书馆各类机房建设的实用性、集成性、安全性、软件兼容性、可扩充性等原则;2003年,复旦大学成俊颖、张育超的《门禁系统及其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第1期),论述了图书馆门禁系统的主要功能。

(二)图书馆管理相关技术研究

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主要对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方面展开研究。1993年,上海长征医院雷西川的《用ORACLE开发图书馆集成管理信息系统的方法探讨》(《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第3期),讨论了用ORACLE系统开发图书馆计算机系统的一般方法以及开发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杨宗英、郑巧英的《建立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之条件》(《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第3期),介绍了图书馆建设自动化系统所需要的硬件设备及管理、应用软件。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郑巧英的《Horizon双MARC图书馆管理系统的结构和使用》(《图书馆杂志》2000年第4期),介绍了由美国Ameri-tech公司设计开发的图书馆管理集成系统Horizon的双MARC结构的设计思想及其实施过程。2001年,上海大学王玉富、李嘉的《论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软件的升级策略》(《图书情报工作》2001年第7期),讨论了图书馆计算机管理系统软件的“升级”和“更换”策略。同年,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马海兵的《基于CORBA的分布式结构模型在图书馆管理系统中的应用》(《图书情报工作》2001年第12期),介绍了以CORBA技术为基础的三层分布式结构在解决图书馆管理系统通用性问题上的应用。2002年,上海交通大学郑巧英、杨宗英的《Horizon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应用和二次开发》(《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7期),利用Sybase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对Horizon图书馆管理系统进行二次开发。2007年,上海图书馆刘炜的《建设2.0版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数字图书馆论坛》2007年第4期),详细阐述了基于图书馆2.0的软件系统的应用需求和可能存在的不同应用模式,论述了图书馆2.0对于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挑战。

200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出现有关图书馆应用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的研究。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姜耀锋的《RFID条形码的更新换代技术》(《图书馆杂志》第5期),指出RFID技术相较于条形码技术的优越性,及其对数字化图书馆和智能化图书馆建设的意义。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张媛媛等的《基于RFID的数字化图书馆智能管理系统设计》(《电脑知识与技术》第8期),阐明基于RFID技术设计数字化图书馆智能管理系统的工作原理及其整体结构。2010年,上海商学院叶龙的《RFID技术在图书馆管理系统中的应用》,就RFID技术在图书管理系统中的应用作了一个流变用户脉络梳理。同年,长宁区图书馆汤肖锋的《RFID在世界图书馆中的应用现状》(《集成电路应用》第4期),介绍了RFID图书馆管理的功能、优越性及其在各国图书馆中的应用。

(三)图书馆服务相关技术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研究有关图书馆在读者和用户服务过程中应用的信息技术,有为数不多的涉及图书馆资源检索服务及文献传递服务的相关技术研究成果。1997年,上海医科大学图书馆莫梅琦、陈桂章的《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新模式探索》(《图书馆杂志》第5期),阐述了利用多媒体系统和网络化技术开展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的实例。1998年,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周伟宏、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图书馆仇晓春的《利用互联网络开展医学文献全文传递服务》(《图书馆杂志》第6期),探讨了利用网上全文医学文献传递服务系统为图书馆读者提供服务的可行性。2003年,复旦大学肖金升等人的《带有不完整信息的XML树在提高查询效率中的应用》(《计算机工程》第20期),讨论了一种利用带有不完整信息的XML树记录用户先前查询结果,从而提高图书馆信息资源查询效率的方法。

2005年开始,出现了关于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的服务技术概念,有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2005年,上海图书馆吴建中在《开放存取环境下的信息共享空间》(《国家图书馆学刊》第3期)一文中,探讨了在开放存取运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信息共享空间及其对图书馆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同年,闵行区图书馆王旭艳的《信息共享空间拓展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机遇》(《情报杂志》第11期),探讨了美国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事空间的建设情况以及信息共享空间中的资源、合作、空间设置和人员构成等问题。2007年,上海大学图书馆任树怀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信息共享空间实现机制与策略研究”(07BTQ014),围绕课题发表了系统的相关成果。主要包括:《信息共享空间的构建与管理》(《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3期)、《信息共享空间:实体空间的构建模式与实施策略》(《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3期)、《信息共享空间理论模型建构与动力机制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年第4期)、《论信息共享空间的协同内涵》(《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5期)、《信息共享空间研究进展、体系架构与实践模式》(《数字图书馆论坛》2009年第2期)等。

(四)数字图书馆相关技术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学者开始研究探讨数字图书馆及其信息技术的相关概念,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1996年,上海图书馆缪其浩、刘炜等主要参加的上海图书馆新馆计算机系统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同年,缪其浩、刘炜参与国家级数字图书馆项目《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计划》的研制开发,获国家文化部首届创新奖。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杨宗英、郑巧英、王榕榕的《上海交通大学数字图书馆原型的设计考虑和实践》(《图书馆杂志》第4期),论述了交大开展数字图书馆系统的软硬件环境建设及设计方案。2001年,上海图书馆刘炜、周德明、王世伟、孙继林、赵亮等著、《数字图书馆引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对基于实体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加以论述,并指出数字图书馆研究主要围绕发展三要素:资源、技术和服务,及三个制约因素:知识产权、标准规范与业务模式共六个方面展开。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朱海峰的《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无线图书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第6期),探讨如何将无线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数字化图书馆,以实现无线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上海交通大学金毅、杨宗英的《UML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第6期),认为将UML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数字图书馆建设,可以达到加速开发进程,提高代码质量,支持动态业务需求的目标。

2000年后,随着数字图书馆等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逐渐深入,针对信息安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化。2002年,复旦大学胡运发等人的《网络图书馆中系统集成与安全认证技术研究》(《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第8期),采用基于KPI的安全认证技术,完成对用户公用密钥的信任和对用户的身份确认。2003年,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周胜利、李书吾的《数字图书馆内部的网络安全分析与研究》(《晋图学刊》第4期),设计了一种安全的Intranet网络模型,以增强数字图书馆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2005年,上海大学王昱的《数字图书馆中的权限控制研究》(《中国科技信息》第4期),从采用一次性口令认证、限制登录用户IP范围和对日志进行数据挖掘三个方面,提高数字图书馆存取访问安全机制。2006年,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朱强的《构建基于UTM和SOC的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数字图书馆论坛》第7期),阐述了UTM 和SOC 在构建数字图书馆安全管理体系中的现实依据、实现目标及实施方法。2008年,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张健的《基于多层防御的数字图书馆用户安全登录认证设计》(《现代情报》第7期),针对客户端安全、服务器端安全和网络传输安全三个层面所面临的安全保密威胁,提出了一系列安全技术解决方案。

    六、文献整理研究

(一)珍贵文献整理与影印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上海图书馆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了全国782家图书馆、博物馆和有关单位存藏的古籍善本6万余种、13万部,分经、史、子、集、丛5大部类,成为文献整理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同时,为配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1978年,上海图书馆编印、上海古籍书店出版《善本书影》。上海图书馆在顾廷龙的主持下,提出了“孤本不孤”的编纂影印方针。1979年,上海图书馆利用石印技术影印了馆藏孤本元刻本《农桑辑要》。

1988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上海地区高校图书馆藏词目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上海图书馆先后整理影印出版了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家藏原稿本和《清代朱卷集成》,整理影印馆藏孤本《宋拓郁孤台法帖》。1993年开始,上海图书馆参加由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织编纂的古籍联合书目《中国古籍总目》。1995年,上海图书馆顾廷龙、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小蛮发表了论文《中国古代的抄校稿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3期)。现代信息技术在古籍工作上的应用方面,1997年10月,上海图书馆的善本古籍光盘工程正式立项,开启了全文善本古籍光盘制作与服务的先河。

2000年,上海图书馆王世伟、陈先行等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馆藏旧版日文文献总目》(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著录文献41766条,收录馆藏文献8万余册。2002年,上海图书馆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全八册),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项目、“十五”国家重点图书、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2005年,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率领编辑团队,重新辨识、整理、句读并排印出版澳门中央图书馆馆藏《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稿本。此外,2006年,上海图书馆陈先行等主编《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简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馆藏明、清名家手稿,其中“撰述编”76种,“书信编”80件。2010年,由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了上海图书馆珍藏的60件宋本善本藏书。

(二)古籍整理研究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十年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史学研究所、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育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以及复旦大学中文系、法律系、哲学系、经济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上海教育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古籍研究所;上海中医学院中医文献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和单位,独立或参与出版了219个古籍整理研究成果。

21世纪初,有关文献整理研究,尤其是涉及珍贵文献如古籍、善本、近代珍稀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类著作较突出。2000年,上海图书馆王世伟的《古籍整理工作的历史回顾与发展趋势》(《图书馆杂志》2000年第7、8期),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图书馆在馆藏文献的整理编目、古籍文献的编纂影印、古籍的缩微复制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作了详细回顾,并对未来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趋势进行描述。同年10月,王世伟主编《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对图书馆古籍的载体与形制,古籍的收藏保护与流通阅览工作,古籍整理工作的现代化、古籍的开发与利用等进行了详细论述。2001年,上海师范大学徐时仪的《古典文献整理研究与当代意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认为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要从当代意识出发,探讨历代学者研治古典文献的内在精神实质,创建具有现代特色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体系。2003年,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司马朝军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四库全书总目》与文献整理研究”(03CTQ004)获立项,其研究成果《〈四库全书〉与文献整理研究》获评等级优秀。

这一时期,针对某一类专题或专业的文献整理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有关医学类文献的研究。2002年,上海市气功研究所盛康毅的《中医养生学文献整理研究》(《中医文献杂志》2002年第3期),认为研究养生文献的目的是在吸取前人养生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实际、总结并推出适应当今世界的、行之有效的养生系列方法。2003年,上海中医药大学段逸山的《涵义丰富题材广泛——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内容举要》、《要求谨严途径多种——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方法举要》(分别《医古文知识》2003年第2、3期)等论著,通过对历代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分析,认为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的涵义丰富、题材广泛,主要包括古籍影印与校注、类书丛书汇编、通检编制、古籍辑佚及文献数据库建设;同时,认为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的一般方法有发现法、溯源法、证实法及辨正法。2008年,上海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张如青的《论出土医学文献的整理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对出土医学文献整理研究历史、现状及原因作简要分析,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

(三)文献修复研究

针对珍贵文献修复与装裱技艺的研究,也是文献整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1995年上海图书馆潘美娣著的《古籍修复与装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2002年上海图书馆童芷珍著的《古文献的形制和装修技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等。至2008年前后,有关文献保护研究的成果和论著逐渐增多,研究也较深入。其中,上海大学图书馆郑春汛、赵伯兴等学者,以近代民国文献及珍贵文献保护为重点研究对象,发表了一系列相关学术文章。2008年,郑春汛的《民国文献的价值与保护对策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4期),认为现有的原生性和再生性文献保护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只能保护少量文献,必须突破目前的保护范围,最大限度地防止民国文献的流失损毁。赵伯兴、郑春汛、谢萍等人的《民国文献合作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研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8年第4期),分析研究了民国文献收藏分散、保护境况堪忧的现状,提出拓展民国文献原生性保护的途径、民国文献的保存范围以及民国文献合作储存和开发利用的思路。2009年,郑春汛、赵伯兴的《合作储存——关于珍贵文献保护的思考》(《图书馆学研究》2009年第6期),认为我国珍贵文献普遍欠缺符合文献保护标准的环境,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建立区域合作储存图书馆的方式,在我国区域内合作建立珍贵文献储存图书馆。此外,同期还出现了针对古籍保护中防虫防蛀技术的研究。2009年,上海图书馆谢宇斌的《仿生杀虫剂保护古籍的应用研究》(《图书馆杂志》2009年第6期),提出一种仿生杀虫剂——拟除虫菊酯,能高效、广谱地灭杀古籍害虫,且对文献、人体及环境没有负面影响。

(四)家谱文献研究

上海图书馆在其丰富的馆藏家谱类文献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学术研究,相继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及研究成果。2000年,上海图书馆王鹤鸣等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涉及328个姓氏,家族居地涉及全国十多个省和直辖市。该书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项目成果。2008年,上海图书馆王鹤鸣等主编《中国家谱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对现存中国家谱的修纂、年代、版本、各姓氏先祖、收藏者等情况作了较详尽的著录。2010年,上海图书馆王鹤鸣著《中国家谱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研究了中国家谱的起源、诞生、兴盛、转型和普及等。同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从谱牒的角度揭示了我国地方的特色文化。

第二节 情报学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情报学专业开始创立,创立之初称为科技情报专业。上海的情报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从科学技术情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起步。“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情报学研究陷入停顿,“文革”结束后重新恢复。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上海情报学界加强了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对情报学基础理论做了深入探讨,一系列教育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情报研究所。1979年,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成立。1979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分别开设了情报学课程。自1978年以来,以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2017年调整改建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等高校科研机构为主力,上海的情报学研究不断与时俱进,又突出特色和强项,在全国情报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80年代以后,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下,各行各业对情报的需求剧增,上海各行各业的情报工作蓬勃开展,科技情报、情报检索、竞争情报等成为研究的重点方向,对社会科学情报的研究也掀起了一股热潮。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经历了一轮革新,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转向计算机和网络上的信息资源,情报工作的方法也融入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情报学科的发展出现了变化。“情报”改“信息”的浪潮,引发了对情报学学科概念、学科位置、专业设置等系列问题的讨论。高校科研机构也纷纷改名,1992年12月,上海社科院情报研究所更名为信息研究所。1993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名为情报学系,而后又改名为信息学系。进入21世纪后,情报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逐渐产生并发展了信息资源管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等新兴的、交叉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也不断发展。截至2010年,上海拥有情报学硕士学位授予的单位有:上海交通大学(批准时间:1996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11月)、上海大学(1997年11月)、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1999年5月)、第二军医大学(2000年9月)、华东理工大学(2003年5月)、同济大学(2003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年1月)、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2009年12月)等。2010年10月,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获得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一、情报学基础理论

    1978年以后,上海情报学界首先开展了基础资料建设工作。198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印了《有关情报学的书目》,搜集了全市7个单位(上海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所、中科院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外国语学院图书馆)馆藏的英文、德文、法文、日文、俄文有关情报学的书目约1500条。1984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编写了大型专题目录索引《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49~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80年代,上海情报学界深入探讨了情报的概念和属性。1981年,夏宗辉的《论情报的概念》(《情报学刊》第2期)认为情报是为一定目的,具一定时效,经过发送由载体传递,能为感觉器官或感觉系统接收的情况的报导。1983年,夏宗辉的《论情报的属性》(《情报学报》第3期)认为情和报是情报的两个本质属性,目的性、时效性、效益性、储存性、累积性、衰变性是情报的六个非本质属性。1982年,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自动化研究室编著了一本小册子《现代情报技术》,认为情报是对信息理解后的产物,信息不等于情报,情报来源于信息,同一组信息所产生的价值,即“情报”,会因人因事而不同。

    在对情报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界逐渐确立了情报学科结构和情报学研究范畴。1982年,陈誉的《社会科学情报源结构系统》(《情报科学》第2期)认为社会科学情报源可以分为综合性情报源和专科性情报源,并分析了目录、专著、工具书、报刊资料和非印刷文字等五种情报源的特点与作用。1983年,许立达的《情报学的对象和范畴与局部空间理论》(《情报学报》第2期)把情报学的基本研究范畴分成五个方面:涉及情报的表现形式;(广义情报学)涉及情报源的信息形式;总体上研究情报的发生学;涉及情报处理过程;确定情报的逻辑空间。1988年,张新华的《论情报学的宏观学科结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3期)区分出了情报的形态、作用场和属性三个大的概念要素,将与情报学有关的活动分解为现象、过程和系统三个大的多维座标系,并揭示了情报学的宏观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可分为静态情报学或现象情报学,动态情报学或过程情报学,以及情报系统学。1992年,张新华在著作《情报学理论流派研究纲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对当时西方情报学界的研究概貌作了剖析,勾画了学科结构图,阐释了情报学的学科特点,在流派纷呈、意见分歧的情报学研究局面下,以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范围、对相关学科的借鉴、研究方法、应用目标五个维度出发,将西方情报学研究划分成六个流派:古典信息理论派、社会传播派、智能过程派、属性结构派、决策功能派、系统理论派,并研究了各流派的特征、代表人物等。1990年,同济大学图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图书情报学新说》(同济大学出版社),书中收录了28篇当时国外新发表的图书情报学期刊论文,主要涉及图书馆与情报机构管理、图书馆与情报工作自动化、实验情报检索技术等。

    进入90年代,经济管理领域的情报工作成为情报学研究重点,研究范围有经济情报、金融情报、市场情报、旅游情报、广告情报等。1990年,樊松林等编著了《管理者与情报信息》(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论述了管理和情报的密切关系和怎样使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1991年,樊松林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管理情报学著作《管理情报学引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著作系统阐述了情报与行政、经济、企业、商业、科技、教育、人才、咨询管理等的关系,对管理情报学的主要内容及主要管理范畴的情报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1992年,吴光伟编著了《金融情报》(同济大学出版社),该书运用情报学原理,并理论联系实际,主要着眼于金融情报的搜集和分析,研究国际原材料商品市场、外汇市场、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和信用市场,并介绍了大量的情报源。1995年,樊松林、樊雷、康焕龙编著了《国际商务信息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进入21世纪,情报学研究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增长,情报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不断深入。2001年黄纯元的《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缪其浩的《探索者言:缪其浩情报著作自选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编的《情报的记忆:纪念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创立五十周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等先后出版。2003年,周军的《论20世纪发达国家情报研究学理论的进展》(《图书情报工作》第1期),将20世纪中外情报研究学的发展粗略划分为3个阶段,即孕育阶段、确立与初级发展阶段和逐渐走向成熟阶段,并概述了各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情报研究学理论的成果。2003年,陈幼华、杨宗英的《情报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第2期》),分析了美英中情报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认为世界情报学科发展具有信息技术倾向性、知识管理倾向性、社会应用性、综合性等趋势,可从信息理论、信息技术、信息管理、信息环境、社会资源服务、知识管理几个方面构建一个包括基础理论和信息技术层、分析决策层、知识管理层等课程体系。

    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全社会普及后,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信息资源管理的出现让学者们重新思考情报学的发展方向。2010年,丁波涛的《信息资源管理框架下的情报学回顾及思考》(《图书馆杂志》第5期),认为采用信息资源管理的框架来重构情报学虽然暂缓了学科发展危机,但也带来了不良后果,无助于解决学科发展的根本问题,未来情报学必须在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论体系上有所创新与突破。

    二、科技情报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开始加强科技情报学科建设。1979年,沈家模、许培基的《科技情报文献工作常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介绍了科技情报资料工作的任务、资料收集方法和工具、管理方法、检索方法等。1982年,谢秉衡编写的一本小册子《谈我国如何健全国家科技情报系统和加强科技情报人员的培养——兼谈苏联国家科技情报系统和科技情报人员的培养》(上海机械学院科技情报研究室印),对苏联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吸取了一些对我国建立和健全国家科技情报系统和培养科技情报人员方面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经验,并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1984年,樊松林的《中国科技情报发展通论》(《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首次系统整理总结了中国科技情报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首次刊登的情报学论文。

    1986年,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写了《科技情报检索手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详细梳理介绍了十六种国外检索工具书及其使用方法,介绍了电子计算机情报检索和联机情报检索的方法,还以题录的形式介绍了该所收藏的近400种检索工具书,其中国外检索工具书包括美国《工程索引》、美国政府科技报告、美国专利文献、美国《化学文摘》、美国《生物学文摘》、美国《医学索引》、国外标准文献、英国《科学文摘》、世界各国发明文摘、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本专利文献及其检索《特许·公开特许·实用新案·公开实用新案》、英国德温特公司世界专利文献·WPI·WPA·CPI·EPI、苏联文摘杂志、科学引文索引、市场与技术预测综览、美国公司及其产品资料汇集等。1987年,朱雪平发表了《科技情报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的定量评价》(《情报科学》第2期),从系统评价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评价科技情报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1988年,王孟官、沈永林、罗茂生翻译前苏联学者科柳科娃、捷拉的著作《科技情报基础》(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介绍了苏联的科技情报工作的理论、方法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原则,具体包括科技情报工作的定义、它在加速社会科技进步中的作用、各种科技情报源的类型和功能、苏联科技情报体系的形成、组织及其同国际情报体系的联系、科技情报工作自动化的现状和方向,以及苏联和其他国家一些著名情报理论专家的学术思想、不同流派的见解等。1988年,缪其浩、徐刚发表了《论科技情报分析研究工作的方法体系》(《情报理论与实践》第2期),提出了建立科技情报研究方法体系的思路和原则,建立了科技情报研究方法体系。1991年,樊松林发表《论我国的科技情报立法》(《情报科学》第2期),指出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有健全的法律机制,对科技情报法的体系结构、基本内容进行了讨论。1993年,缪其浩发表《科技情报研究:挑战与对策》(《情报学报》第1期)指出,把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两种情报功能结合起来是我国科技情报系统的一大特色。1994年,胡斌、王秀山发表了《技术创新中的科技信息源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第3期),用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的方法,剖析了各类型科技信息源以及他们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与特点。1997年,郑敏发表《传统的科技情报研究与竞争情报研究之比较分析》(《中国软科学,第3期》),指出竞争情报的的引入和实践,为传统科技情报研究通向市场、走出低谷提供了契机。2006年,陈建宏发表了《日本科技信息政策及其事业的发展综述》。

    三、情报检索

(一)情报检索语言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情报检索语言从经验型和实用性的圈子中走出来,开始其学科理论的构造,搭建其学科框架,使情报语言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1980年,全国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分会成立,促进了情报检索语言的标准化。此后,上海学者开始情报检索的研究,并开拓了中国情报检索语言的研究领域。1983年,我国情报语言学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张琪玉编著《情报检索语言》(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情报语言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此书是国内较早系统的研究情报检索语言的理论专著,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分类法和主题法、信息标引、自动抽词和自动分词,索引编制、语义检索等。对每一种情报检索语言类型进行综合分析,构建了中国情报语言学学科的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体系,拓展了情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分类法的编制和应用进入了网络时代,上海学者不断进行学科的创新和新型情报检索语言的创制研究,使上海情报检索语言体系逐渐完善。1999年《张琪玉情报语言学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张琪玉索引学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等著作中,提出了情报检索语言理论研究的新方向、新范围、新方法,主张对分类检索语言、主题检索语言和其他情报检索语言,以及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问题进行统一研究,以探索它们影响检索效率的共同规律和有效的改进途径。1999年《图书馆杂志》第9期和第10期分别刊载张琪玉《积极为自然语言与情报检索语言的结合创造条件──建议大量编制自然语言词表(上、下)》,主要阐述当时需要的自然语言词表的类型和自然语言词表编制中的方法和技术问题,标志着上海地区甚至我国检索语言研究的新水平。1999年,曹东的《近年来我国情报检索语言研究的热点问题》(《情报理论与实践》第5期),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对情报检索语言的研究热点:信息检索语言的分类、标准化与兼容性、自然语言的应用、信息检索的计算机化、网络环境下信息检索语言的应用和发展。

进入21世纪,上海学者延续了上个世纪末的研究方向,对网络信息检索用语深入挖掘,同时对情报检索语言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畅想。2001年第3期《图书馆杂志》刊载张琪玉《网络信息检索用语言的发展趋势》,认为情报检索用语言发展的大趋势是情报检索语言与自然语言从两者的初级结合到完全融合的过程。在网络信息检索中,采用自然语言是必然趋势,但不能唯一地使用自然语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并用是现阶段较合理的模式。2001年第6期《图书馆杂志》刊载包冬梅《检索语言应用于INTERNET信息资源组织之前景分析》,列举了目前据于分类法的搜索工具并对其运行和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指出检索语言应用于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有待改进和解决的问题。2002年第11期《图书馆杂志》刊载张琪玉《因特网大众分类法的本质属性》,着重阐述因特网大众分类法的商业性这一本质属性及其体现,指出这种分类法尚不完善,但对其改进时不应影响它这一本质属性的充分发挥。2005年第2期《图书馆杂志》刊载张琪玉《寻找更佳结合模式是情报检索语言创新的主流》,提出情报检索语言的检索效率、检索功能主要取决于其结构模式,情报检索语言的进步主要是结构模式的进步。

(二)情报检索技术

    计算机情报检索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技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计算机情报检索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开始了文献分类的自动化研究,此后上海情报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分类法计算机化的研究热潮,研究内容涉及自动分类理论、自动分类标引、分类法数据MARC格式、计算机分类检索等方面。1986年,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科技情报检索手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王和珍编著了《情报检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介绍利用电脑系统地、科学地管理浩瀚的情报资料的情报管理自动化理论和技术,以及借助于电脑从存储的众多信息中检出所需情报的情报检索自动化理论和技术。1989年,顾耀芳编著的《图书情报计算机应用技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系统阐述了图书情报领域计算机应用的基本原理和技术,并着重分析了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软件的设计思想及其具体实施技巧。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情报检索技术应用进入了网络时代,上海学者对情报检索技术的研究重点慢慢向联机检索和网络化集中,对搜索引擎及文献数据库的研究与日俱增。1993年,张慧慧编著了《情报联机检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这本关于联机情报检索的实用性教科书介绍了情报检索的基本原理、数据库结构、检索策略及检索效果评价,并对部分常用联机系统的检索方法与常用文档做了详细论述。1995年,沈关龙的《情报检索技术》(同济大学出版社)系统而简明地阐述了国外科技情报检索的理论与技术。1996年,黄秀莲等的《科技文献检索和利用指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作为文献检索课的教科书,罗列了十二种文献检索工具,并辅以大量检索例证阐述其检索原理及方法。1998年,慎金华、何惠芬、陈欣编著了教材《计算机情报检索》(同济大学出版社),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计算机情报检索的概况、原理和基本方法,计算机情报检索数据库的组织和结构以及一些著名国际国内联机检索系统的检索方法等知识。1999年,蒋永新等的《现代科技信息检索与利用》(上海大学出版社)介绍了信息检索的基本理论、技术和方法。

20世纪末,上海学者对情报检索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互联网检索。1996年第2期《情报理论与实践》刊载金红亚的论文《浅谈Dialog与Internet网的关系》,分析了互联网冲击下传统联机检索需要作出的应对措施,能看出互联网环境下情报检索技术的发展和新老技术的博弈。1998年第1期《情报理论与实践》刊载郑燕华《网络信息资源及信息检索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搜索引擎此时的主要研究内容。1999年第3期《情报学报》刊载何骥等的《万维网信息检索客户端处理技术》,探讨了如何提高万维网信息检索的质量,在检索客户端的处理技术,提出了综合运用这些技术的一个万维网信息智能检索系统的原型。1999第9期《图书馆杂志》刊载陆建平《论搜索引擎的原理和检索特性》,就搜索引擎与“传统”联机检索系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进入21世纪,上海学者开始对未来网络信息检索的发展方向进行探索。2000年第1期《情报理论与实践》刊载曹东等《运用情报检索语言理论与方法完善搜索引擎的功能》,分析了信息检索语言和搜索引擎之间的关系。2000年第4期《图书情报工作》刊载陈树年《搜索引擎及网络信息资源的分类组织》,通过对搜索引擎和传统分类法的比较,提出建立网上分类体系的原则和技术。2001年第1期《图书馆杂志》刊载张琪玉《网络信息检索工具增强关键词检索功能的措施》,对国外网络信息检索工具增强关键词检索功能的各种措施进行综述。2002年第1期《情报学报》刊载张开舟、张惠惠等《万维网信息检索系统开发技术》,分析了当前搜索引擎的若干缺陷 ,并深入探讨在检索服务器端的若干处理技术,最后还提出了综合运用这些技术的一个万维网信息智能检索系统的原型设想。

与此同时,学界对自然语言检索和自动化检索的研究与日俱增,上海学者开拓了许多对情报检索新技术的研究方向。2002年第3期《情报杂志》刊载邱君瑞《自然语言处理与信息检索系统》,把自然语言处理的理解层面从低级到高级划分为七个层次:即语音层次→词形层次→词汇层次→句法层次→语义层次→语用层次→语境层次。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自然语言处理在信息检索系统中的应用。2004年第6期《图书馆论坛》刊载张琪玉《关于自然语言检索问题》,重点分析了全文检索所适应和不适应的检索要求及其评价,指出自然语言检索的发展方向是与情报检索语言结合和融合。

2004年第3期《情报理论与实践》刊载陶蕾《一种智能型的信息检索方法:隐含语义索引法》,介绍了隐含语义索引法通过挖掘文本与词汇之间的隐含关系来达到提高检索效率的原理。2004年第4期《情报科学》刊载朱连花《基于概念空间的信息检索方法》,提出概念空间方法就是自动构造概念语义网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概念检索的一种方法,并探讨此法的可能性。2006年第1期《图书馆杂志》刊载张琪玉《中国索引事业:当前格局与问题》,指出我国索引事业当前以网上文献数据库为主的传统索引、网上文献数据库和网络信息检索工具三分天下的新格局已初步形成。2005年第8期《情报科学》刊载施晓华黄骥《信息检索新技术应用》,对信息检索领域的一些新技术进行了介绍,对各种技术的运用现状和存在的优缺点作了描述和分析。2006年第5期《情报理论与实践》刊载陈艳《信息检索可视化技术》,讨论了可视化基本技术、面向不同信息类型的可视化技术以及面向网络及大规模信息资源的可视化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可视化信息检索工具。2008年肖沪卫编著的《科技查新研究与实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内容解析和报告示范,深度揭示了科技查新的业务管理经验,且从实用角度出发,对科技查新信息资源进行归纳和导航。2009年第5期《图书情报工作》刊载王兰成、曾琼《基于本体的知识检索模型及呈现技术研究》,介绍知识检索的研究和发展,研究知识检索结果的呈现技术,并提出基于本体的知识检索呈现方法。

四、竞争情报

竞争情报研究与实践兴起于80年代的美国,80年代末传入我国后,上海情报学界众多学者在竞争情报的相关理论、方法以及实践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产出了许多学术成果,也为企业开展竞争情报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支撑。

(一)竞争情报理论

1989年,缪其浩、张左之在《情报学报》第4期上发表《对JETRO海外技术情报活动的剖析》,是国内较早研究竞争情报的文章。该文通过对1968年—1987年《IETRO技术情报》的文献研究、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剖析了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海外产业技术开发和技术政策情报调查活动的模式及其变化,总结了其技术与经济相结合、注重现场收集和配合政府政策等特点,并指出其经验对我国科技情报事业改革的启示。

90年代中期,竞争情报的研究和应用得到普及。1994年1月,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成立,上海科技情报学会理事长缪其浩任副主任委员。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是我国最早从事竞争情报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机构之一。此后,竞争情报的理论研究在上海掀起了一个高潮,先后有一大批成果发表。1995年,缪其浩的《竞争情报──国外的发展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情报理论与实践》第1期),介绍了全球竞争情报活动现状以及竞争情报概念进入中国的过程,分析了我国开展竞争情报研究和应用的意义,认为竞争情报的应用最终应体现在企业发展上,其应用的主要领域应是工商企业。1995年,张左之的《Benchmarking:竞争情报的一种重要手段》(《情报理论与实践》第1期),较为全面地论述了Benchmarking的由来、基本概念、种类等。1996年,曹鸿清的《论竞争情报内容》(《情报理论与实践》第4期)认为,竞争情报是以竞争对手、竞争环境、竞争策略为对象,了解对手的能力、弱点和意图。1996年,由缪其浩主编,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团队撰写的《市场竞争和竞争情报》(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竞争情报理论和实践的专著,从现代竞争理论和市场竞争的大视野出发,论述了竞争情报的基本内容、主要方法和发展动向,提供了15个竞争分析和策略制定的操作案倒,介绍了国际上常用的23种竞争分析方法和评价国家竞争力的指标体系。1998年,樊松林等编著的《竞争情报应用论》(地震出版社)从实用性、可操作性出发,阐述了竞争情报的应用要素、应用条件和应用技能。

进入21世纪,上海的竞争情报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2000年,樊松林的《竞争情报研究方法体系的架构与选用》(《情报科学》第10期)初步构建了竞争情报研究方法体系的框架,并探索了竞争情报主要研究范畴可使用的分析方法。同年,樊松林的《论我国的竞争情报教育》(《图书情报工作》第12期)提出竞争情报教育应当围绕竞争情报研究方法及应用技能来展开。2003年,肖沪卫的《Internet专利竞争情报开发研究》(《情报杂志》第10期)介绍点、线、面、立体相结合的专利竞争情报分析方法和数据挖掘、联机分析处理、专用专利分析软件三种竞争情报开发工具,并从国家、城市、企业竞争力和竞争对手跟踪诸方面探讨了互联网专利竞争情报分析的应用。2004年,郭乐音的《反竞争情报动态监控模型的分析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第5期)从反竞争情报动态监控模型的组织结构、处理对象、运作模式、业务流程等方面对反竞争情报动态监控模型作了分析研究。2004年,庄玮的《竞争情报的效用评估之我见》(《情报杂志》第6期)提出竞争情报的效用评估步骤包括:确定企业竞争情报用户;分析不同用户对竞争情报的利用率,计算出竞争情报的效用率;折算竞争情报的经济效益,计算出各情报部门创造的利润值。2004年,黄骥、王绍平的《竞争情报效益评估的研究》(《情报杂志》第12期)研究了竞争情报效益评价的指标、方法、实施程序。2005年,吕冬煜、党齐民的《基于文本挖掘的可视化竞争情报提取》(《计算机应用与软件》第2期)借助于文本挖掘和信息可视化技术,提出了基于文本挖掘的可视化竞争情报提取系统,并对文档收集、文档预处理、文本挖掘和信息可视化等关键技术进行了详细讨论。2005年,吴晓伟、徐克奇、吴伟昶的《从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看我国竞争情报发展思路》(《情报杂志》第3期)把竞争情报研究主题分为竞争情报管理、竞争情报技术、竞争情报系统开发、竞争情报应用。2006年,李国秋、吕斌的《我国竞争情报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政府推动下的政府、企业与中介三位一体互动与融合模式》(《图书情报知识》第3期)提出我国竞争情报的发展模式只能选择政府推动下的政府、企业与中介三位一体互动与融合模式,并提出这一发展模式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国家对外贸易竞争情报体系。2006年,吴晓伟、宋文官、徐福缘的《竞争情报软件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情报杂志》第6期)对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竞争情报软件进行了分析,从情报规划、搜集、分析、发布等环节对竞争情报软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2006年,宋文官、吴晓伟、徐福缘的《电子商务对竞争情报价值链影响的框架模型研究》(《情报杂志》第10期)探讨电子商务环境对竞争情报规划、搜集、分析以及发布各环节的影响。2007年,黄加虎的《政府竞争情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情报资料工作》第7期)分析了政府竞争情报对发展区域经济、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作用,提出了政府竞争情报和企业竞争情报的耦合模型,并结合实践着重分析了政府利用竞争情报发展产业集群的过程。2008年,吴晓伟的《人际竞争情报一般理论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第5期)对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嵌入性、弱联系优势、结构洞、强联系效应、社会资本负债,和组织行为学理论中的人格特质、人际吸引、群体结构、群体过程在人际竞争情报中的拓展应用进行了研究。2008年,李丹、吴晓伟、徐福缘又发表了《人际竞争情报搜集机制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第11期)。2009年,吴晓伟、胡纬华、吕继红的《人际竞争情报传播模式与机制研究》(《情报杂志》第1期)认为信源、传播渠道、信宿、网络环境与群体行为因素是人际竞争情报传播模式的基本组成要素。

(二)企业竞争情报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竞争情报成为热门的研究主题。

1.企业竞争情报理论

2001年,廖剑岚的《论企业的情报搜集》(《情报杂志》第6期)提出企业应重视通过公开途径获取竞争情报。2005年,李国秋的《非关税壁垒竞争情报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第1期)认为建立与完善针对非关税壁垒的企业危机预警机制与快速应对机制十分重要。2006年,吴晓伟、宋文官、徐福缘的《企业竞争情报分析方法来源及发展》(《情报杂志》第4期)综述了当前主要竞争情报分析方法产生的路径以及竞争情报分析方法的发展和演进趋势,对竞争情报方法的评价标准进行了探讨,指出当前竞争情报方法体系面临的三大挑战。2006年,李国秋、吕斌的《企业竞争情报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吸收了国内外竞争情报的前沿研究,对企业竞争情报涉及的环境监视、市场预警、技术跟踪、对手分析、策略制定、竞争情报系统建设和商业秘密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介绍。2006年,陶翔、张左之的《竞争环境监视》(华夏出版社)将竞争环境分为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和微观环境三个部分,并根据环境监测和战略制定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论述了环境监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2007年,吴晓伟、徐福缘的《企业竞争情报人员体系结构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第3期)提出了现代企业竞争情报管理人员的11类角色。2008年,李国秋、胡进的《企业竞争情报推送服务研究综述》(《情报杂志》第1期)认为,企业竞争情报推送服务的研究方向应为:面向情报推送的个性化竞争情报用户需求研究,面向情报推送的个性化竞争情报组织加工研究,面向情报推送的个性化竞争情报组织加工研究。2009年,王娜、夏佩福、王华华的《面向企业危机管理的竞争情报工作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第3期)将竞争情报引入到企业的危机管理中,深入探讨竞争情报在企业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工作流程。2010年,吴晓伟、李丹、吕继红的《基于TAM和知觉风险的网络竞争情报用户使用行为研究》(《情报科学》第6期)发现,网络竞争情报的使用态度和实际使用,受网络竞争情报系统的有用性、易用性、风险性以及主观规范影响,而高质量的情报内容、安全性高的网络竞争情报系统是网络竞争情报提供商获得用户信任和市场的关键。2010年,曹如中、刘长奎、曹桂红的《企业竞争情报工作风险识别及控制研究》(《图书与情报》第7期)认为,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而具有一定的风险,包括竞争情报市场风险、生产风险、环境风险和技术风险。企业必须建立竞争情报风险预警模型,制定竞争情报的管理制度,构建竞争情报信息管理系统,提高竞争情报人员业务素质。

2.企业竞争情报系统

1995年,完平的《试论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建立》(《情报理论与实践》第1期)提出企业竞争情报系统建立的四个阶段。2004年,吴晓伟等的《我国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现状及其发展思路》(《商业研究》第9期)提出建立一个能及时获取、分析、传递、反馈企业内外信息 ,辅助企业经营战略决策的竞争情报系统将是21世纪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的利器。2005年,吴晓伟、陈丹亚、李丹的《国内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现状的实证研究》(《情报杂志》第10期)从实证角度研究了竞争情报系统与决策者决策影响、竞争情报系统与企业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影响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现阶段企业建设竞争情报系统应该引入系统工程的思想。2009年,曹如中、刘长奎、薛绯的《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形成机理及构建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第12期)提出企业CIS是一个包括人、信息、系统在内的有机结合的综合系统,企业CIS的构建必须根据最终用户需求确定有效信息来源,对企业竞争情报信息资源组织体系进行规划与设计,进行深度情报分析和为企业决策提供情报服务。

3.企业(行业)竞争情报实践

一些学者对企业竞争情报的工作机制进行研究。2001年,张法明的《竞争情报与企业反情报工作的组织保障》(《情报理论与实践》第1期)建议在信息部门专设分支机构(比如叫做反情报处)从事反工业间谍活动。2003年,张存禄、黄培清的《企业的信息需求与定制化信息服务》(《图书情报工作》第8期)指出企业信息服务外包是大势所趋。2005年,于爱霞、夏佩福的《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业绩评价》(《情报科学》第10期)将平衡计分卡的业绩评价方法引入竞争情报工作,从财务、客户、技术、业务流程、职员5个层面探讨了竞争情报工作的业绩评价指标。2010年,梁莹、徐福缘的《企业竞争情报中的专利策略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第3期)研究了建立专利预警机制的方法,制定了利用专利信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具体措施。

一些学者进行了案例研究。2007年,张译中的《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竞争情报工作》(《图书情报工作》第11期)介绍了宝钢竞争情报工作体系与企业决策系统的关系、企业竞争情报组织模式与任务分工、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信息源、企业竞争情报队伍建设、企业竞争情报产品等。2010年,徐宏宇、张左之的《中国企业竞争情报实施现状调查分析》(《图书情报工作》第1期)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企业竞争情报意识有所增强,对竞争情报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竞争情报工作呈现稳步推进态势,但与全球竞争情报发展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2010年,上海体育学院刘成的博士论文《体育竞争情报及其对我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研究》,构建了体育竞争情报活动范式和提升我国竞技体育部分项目核心竞争力的绩效模型。

4.人际竞争情报

2006年,任红娟的《企业人际情报网络的构建与管理》(《情报科学》第6期)探讨了构建企业人际情报网络的客观要件、主要方法,以及企业人际情报网络管理的基本策略。2007年,吴晓伟、李丹的《企业人际竞争情报网络复杂性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第9期)指出人际竞争情报网络具有复杂自适应性和主体多源性两大特征,认为人际竞争情报网络复杂性对人际竞争情报网络创建、运营和维护等活动将产生重要的影响。2010年,吴晓伟、楼文高的《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企业合作竞争研究及其实证分析》(《情报理论与实践》第5期)提出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合作竞争情报研究基本思路主要包括合作竞争情报研究主题确定、基于战略联盟形成关系的人际竞争情报网络建模、人际网络结构分析。

(三)国家竞争情报

2000年以后,国家竞争情报也一度成为竞争情报领域的研究热点。2005年,陶翔、缪其浩在《国家竞争情报的概念及其演变过程》(《图书情报工作》第9期)一文中指出,国家竞争情报经历了军事情报→科技情报→经济情报→传统竞争情报→现代竞争情报的演变过程。2006年,张林龙的《国家竞争情报研究论纲》(《图书情报工作》第9期)指出,要从国家竞争环境信息、全球竞争结构信息、国家实力信息、国家发展机遇信息、国家竞争力信息等方面开展国家竞争情报研究。2007年,卢青、樊松林出版了《国家竞争情报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在探讨了国家竞争情报的立论基础、基本研究方法的前提下,论述了国家竞争态势、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科技创新、国际综合国力比较、国际竞争力战略、国家战略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要求和内容。2008年,曾原的《国家竞争优势背后的政府行为——国外“国家竞争情报”案例分析》(《情报探索》第4期),围绕英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竞争情报案例,从政府决策、政府职能转变、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业务外包、公共治理等公共管理角度进行了分析。2008年,陶翔主编的《国家竞争情报:是什么 为什么 如何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以国家竞争情报为研究对象,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的研究及相关事件的总结,构筑一套全新的国家竞争情报理论框架体系。2009年,张左之的《进入21世纪中国竞争情报发展的回顾与未来展望》(《图书情报工作》第6期)评述了21世纪后竞争情报在开展主体、竞争情报软件系统、竞争情报出版物、竞争情报教育培训和竞争情报会议等诸方面的进展。

此外,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2004年12月创办了连续性内部资料《竞争情报》,2015年改为公开发行刊物,旨在为关注研发创新、战略规划、市场竞争的人士提供最新的情报资讯、案例、方法和工具等内容。

    五、社会科学情报

    1975年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成立,标志着现代意义的社科情报事业在中国出现。80年代,上海情报学界开始关注社会科学情报。1983年,徐亚斌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情报工作的异同》(《江苏图书馆工作》第4期)从情报源、原始文献的生命力、文献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性方面分析了社会科学情报的特点。1984年,任月娟发表《关于社科情报资料利用情况的调查》(《图书馆杂志》第2期),结论是当前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的社会科学情报资料的检索和服务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科学的发展及用户对情报资料的需求。宓浩、黄纯元先后合著了《试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道路》(《资料工作通讯》1985年第2期),《发展战略和突破口——再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道路》(《资料工作通讯》1986年第2期)等论文,将社科情报理论带入宏观的事业研究层面。1989年,陈誉、范并思发表《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历史方位》(《情报资料工作》第2期)一文,标志着社科情报理论进入到研究与社科情报活动有关的社会科学内在规律及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层次。1989年,范并思的《中国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研究评述》(《图书馆》第5期)认为中国社科情报理论在80年代有令人瞩目的发展主要因为社科情报事业迅速发展迫切需要理论指导,以及传统情报学对社科情报的严重忽视。1990年,范并思的《论重建国家情报系统》(《情报学刊》第4期)认为情报价值观是国家情报系统演进的动力,建议国家情报系统功能由传递科技情报流改为传递科技情报与社会科学情报流。

    1991年,陈誉编著了《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上海第一本社科情报学著作,论述了社科情报与情报交流、社科情报源、社科情报工作流程、社科情报分析与研究、社科情报服务。1991年6月,周铭德和张志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导论》(江西教育出版社)从宏观的理论上阐述社科情报与现代化建设、社科情报系统构筑和管理、社科情报政策、社科情报理论发展等。上述两本著作出版,使上海地区社科情报理论建设上升到新的高度。1993年,陈曙的《试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体系与社会科学情报学》(《大学图书馆学报》第1期)认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体系正趋于形成,但创建社会科学情报学还为时过早。1993年,印永清、万杰的《社科情报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体系》(《情报学刊》第6期)提出了社科情报的两种基本体系:整体法体系和结构法体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世界性的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衰退和我国社科情报研究不景气的双重影响下,社会科学情报学作为一个学派逐渐衰落。2006年,范并思的论文《社科情报学——一个逐渐远行的学派》(《图书情报知识》第11期)回顾了社会科学情报从产生到1980年代形成理论高潮,以及到90年代中后期逐渐衰落的过程。认为我国传统情报学产生之初就严重忽视了社科情报,采取的是孤立发展科技情报事业的方针。8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变革,社科情报事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90年代后,社科情报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地方社科情报所定位不清:如果社科情报所偏重文献信息服务等基础性工作,就很容易与图书馆重叠;如果侧重于情报研究,则很容易与专门性研究所重叠。其结果是在地方社科情报所纷纷成立后不久,又纷纷进入“关停并转”的阶段,有些被并入图书馆,有些被改为专门性研究所。

    六、信息学

    (一)信息与情报的比较研究

    信息与情报在内涵上的异同一直都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而信息(科)学则是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80年代中后期,上海情报学界就开始对信息工作和信息理论进行探讨。1985年上海科技情报学会、上海科技情报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等8个单位联合发起组织了关于建设上海信息中心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就信息中心的结构、模式和功能、上海的信息优势和特点、建立信息中心与振兴上海的关系、上海信息事业的发展及其趋势等13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向上海市领导提交研讨会汇报,供决策参考。

    1986年,徐刚的《全国各地的信息流浅析》(《情报科学》第5期),选择了部分信息流通的媒介作为指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信息流的分布状况。信息流其他研究有分析文献信息交流的语言障碍及其疏通办法、技术市场信息流通、信息网络的构成。樊松林在1986年至1992年间发表许多信息学论著,对各类型信息工作的特点和服务方式如企业信息工作、行政组织信息工作、秘书信息工作、经济信息工作、教育信息工作的原理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在信息的理论研究中,郑开琪1989年《信息探微》(《情报资料工作》第二期)从广义上对信息的定义做了较深入的探讨。

    2000年,孙云川和高柳宾的《信息学与信息管理学比较研究》(《图书馆学研究》第2期)对信息学与信息管理学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信息学是研究信息的特性和传递规律,信息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信息资源管理和利用的科学,是信息科学的建成。信息管理学是在信息学具体应用过程中,与管理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门新兴混合型交叉学科。信息管理学是信息学的下位类。

    2000年以后,互联网的发展让情报学的学科发展方向面临可能调整的挑战和契机。情报学界就学科的名称问题,即到底是情报学 还是信息(科)学,以及如何与国外的相关学科对应起来进行了探讨。2008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主办了“2008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学发展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开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系、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的专家学者,分别从情报学的学科名称,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服务对象,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战略定位,信息学范式的构建,以及情报学的发展与研究趋势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和交流。黄长著指出,“information science”与情报学、信息学的互译应该根据语境来决定,在偏重信息的管理和开发利用时称为情报学,偏重技术方面时可称为信息学,若不是特定的使用场合,两者可以换用。

    (二)信息经济学

    情报学研究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信息经济学就是情报学与经济学交叉后形成的情报学的分支学科。

    1992年,朱幼文、程志斌的《信息经济学发展概述》(《情报科学》第6期)介绍了信息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回顾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并对国内外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和分析。1993年,程志斌、朱友文又在《我国信息经济学研究现状》(《情报科学》第6期)中,从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产业3个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信息经济学界热点问题的主要观点及其影响。

    2004年,李国秋、吕斌的《从学科交叉路径看经济信息学与信息经济学的区别》(《情报杂志》第12期)认为,经济信息学与信息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是根本不同的,而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两门分支学科的形成机制不同。经济信息学是用信息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一个特定领域(经济领域)的信息问题,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与展开是两条线索,一个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另一个是经济中信息的不对称与不确定性问题。

    七、信息资源管理

    (一)网络信息资源管理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成为情报学的研究热点方向之一。2000年,张林龙发表《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图书与情报》第4期),论述了网络信息资源的含义及其分类,探讨了以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将经过筛选和标准化著录的网络信息资源组织起来形成虚拟馆藏的方法。2001年,杨锐发表《信息资源的网络管理风险》(《情报杂志》第1期),以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为例,讨论网上信息资源的几个版权问题及一些知识产权问题。2003年,高春玲发表《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思考》(《现代情报》第12期),概括了网络信息资源的定义及其特点,分析了我国网络信息管理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2003年,刑冰发表《知识管理在网络教育资源建设中的应用与思考》(《天津电大学报》第4期),将知识管理的思想和技术引入到网络教育资源管理中,从而实现对网络教育资源的重组和提升。2004年,胡克瑾主编了教材《信息资源管理》(同济大学出版社),该书结合案例、从概念、技术、过程与展望四个方面,分析信息资源管理的原理,并为信息资源管理的实施提供指南。

    (二)企业信息资源管理

    2002年,武芳、严丽芳发表了《通过战略合作管理企业信息技术资源——企业信息系统外包及其ASP模式研究》(《管理工程学报》第2期),在综述企业信息系统外包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企业如何建立和管理企业与“承包商”之间的战略联盟问题,论述了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外包形式——应用服务提供商ASP的相关问题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实践。2002年,郝晓玲、胡克瑾、邓少灵发表了《COBIT在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情报科学》第8期),介绍了 COBIT模型在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及控制方面的应用。2004年,杜渐、梁晓云的《浅析网络环境下企业信息资源开发与建设》(《江苏商论》第5期)针对企业信息资源的缺陷,从企业内部员工、企业外部用户、市场以及企业internet四方面提出了企业信息资源开发策略。

    (三)政府信息资源管理

    2000年以后,随着电子政务的发展,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2003年,罗昊的《两种政府信息资源元数据的分析与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新世纪图书馆》第2期),为建立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标准化描述机制提出了建议。2006年,傅俊的《论公共危机中的信息资源管理》(《新世纪图书馆》第6期)阐述了信息资源管理系统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必要性,以及建立公共危机信息资源管理系统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2006年,杨寅等的《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现状及完善——以美国联邦政府制度经验为参照》(《行政法学研究》第4期),提出了我国建立及完善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应制度的建议。2006年,段宇锋等的《上海市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建设和利用状况研究》(《图书与情报》第5期)分析了上海市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建设的情况,探讨了上海市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建设和利用中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2010年,熊励等的《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法的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情报杂志》第9期)以文献计量分析法对我国学者2000年以来的政府信息资源领域的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的研究在基础理论、开发利用和共享整合方向的论文比较多,但在成本分析、技术标准、政策与产权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建议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重点研究方向应放在挖掘政府信息资源的用户需求,建立政府信息资源的协同共享机制,完善政府信息资源标准化建设和开放性的结合,加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安全建设等方面。2010年,夏蓓丽的《基于内容的信息资源管理中外研究比较》(《情报资料工作》第9期)认为信息资源管理最早由我国的图情界学者从国外引入,使得我国IRM 研究视角和方法以信息管理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情报学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多数学者具有图书情报学的知识背景,重视管理体制的研究。

    八、知识管理

    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使情报学有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对知识的管理成为情报学新的研究领域。

2000年,彭伟、吴才唤的《论知识管理的背景、观念和实践》(《图书情报工作》第8期)认为知识管理是一种创造、选择、组织、提炼知识并最终将之呈现于使用者面前的系统过程,从管理学的角度阐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概念,分析知识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和增强竞争优势。2001年,韩客松、王永成的《文本挖掘、数据挖掘和知识管理——二十一世纪的智能信息处理》(《情报学报》第1期)从技术角度将知识管理划分为知识库、知识共享和知识发现三个阶段,指出在文本中进行知识发现是新世纪智能信息处理的重要方向。2002年,李勇、屠梅曾的《企业内部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共享问题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6期),探讨了促进员工隐性知识共享的4种方法。2004年,孟倩在《企业信息化与知识管理》(《科学管理研究》第6期)中认为,应用企业信息化建设促进知识管理要有重点、有层次地逐步实施企业信息化,注重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人才的培养,并用信息化建设促进流程重组。2005年,邸强、唐元虎、张超在《企业知识库的构建和管理研究》(《情报科学》第7期)中认为,企业知识库的构建需要围绕外化、内化、中介和认知过程四个方面进行。2006年,张建华的《KM中隐性知识管理策略研究》(《情报科学》第5期)提出基于知识地图之专家定位器和隐性知识社会化理论的解决方案与策略。2007年,丛海涛、唐元虎在《隐性知识转移、共享的激励机制研究》(《科研管理》第1期)研究了激励机制设计的两个影响因素,绩效衡量困难程度和不确定性,对激励方案选择的影响。2010年,熊励、孙友霞的《协同知识管理研究进展》(《科技进步与对策》第4期)指出协同知识管理的研究,需要在隐显性知识协同管理模式、协同知识创新资源体系、知识管理的协同效应、知识融合与协同决策等方面作深入研究。

第三节 档案学

档案学是揭示档案现象本质和规律的综合性科学。20世纪50年代,上海档案界在借鉴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开始对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进行研究。1978年以后,上海档案学术研究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比较活跃的学术研讨局面,完成了一批学术创新、技术领先、应用性强的档案科研项目。2000年代,上海档案学术呈现全面繁荣的景象,一些档案科研成果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上海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基础。上海档案学研究与上海档案事业同步发展,并为推进档案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9月,上海大学创办档案学专业。1994年,上海师范大学创办档案学专业。1995年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获得档案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上海大学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先后获档案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获得档案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培养档案学专业博士人才。2001年11月,上海大学成立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2003年9月,上海市档案局成立上海市档案科技研究中心。2005年1月,上海师范大学成立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研究中心。2010年12月,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和北京量子伟业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创办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1981年上海市档案学会成立后,通过组织学术研究小组,举办学术报告,召开学术研讨会,开展论文评奖等活动,活跃学术空气,提高学术水平,指导工作实践。1982年、1985年《档案学研究》(1988年改名为《档案学探索》)和《上海档案》杂志的先后创办,推动了档案学术活动的开展。1993年起,上海市档案局每年组织上海市档案科研成果奖评选活动,至2010年共评选出获奖项185项。1985—2010年,上海共有186项档案科研成果分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上海社联优秀学术成果奖、国家档案局科学技术进步优秀科技成果奖)。1980—2010年,上海档案学术成果共获得中国档案学会优秀成果奖70项。1981—2005年,上海档案学会共评选出学术成果奖127项。1984—2010年,上海档案界共出版著作51部,其中教材23部、专著18部、文集10部。

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1956年以后,上海档案界参加了全国档案界开展的对档案学的对象、任务和档案工作的性质与规律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1962年,郑玉豪发表《对于档案学几个问题的我见》(《档案学研究》第4期),这是上海较早在档案期刊上发表的探讨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文章。

1980年代后,上海档案界对档案的定义和起源,档案的术语和价值,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档案学的学科性质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档案期刊上发表了一批论文,并对有关理论问题展开了争论。1982年第3期《档案工作》刊载金琦的《对档案定义的探讨》,较早地提出把“历史记录”作为档案定义的属概念。1985年第5期《上海档案》刊载周东涛的《“档案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吗?》,认为档案在原始社会就已产生,与一定物质形式上的“记录”有着必然的联系。1989年第2期《档案学通讯》刊载赵嘉庆的《论专门档案》,从理论上论述专门档案的特性和形成条件。1991年第2期《档案学探索》刊载严永官的《试析档案工作的矛盾》,运用哲学的原理,剖析档案工作矛盾的表现方式,阐述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1991年,《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第6期刊载张国樑、潘天虹的《档案学的范型》,运用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对档案学的学科性质进行了重新分析,论述了档案学所具有的“信息管理科学的秉性”,提出档案学研究需要从传统的历史学辅助科目转向文献信息管理科学,以加速学科的范式转型与发展。但在10多年间,该文的观点并未引起档案学界的注意与呼应。进入新世纪,丁华东发表系列论文,重新认识范式理论对档案管理、档案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运用范式理论阐释档案管理的发展变化、档案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2008年,丁华东的博士论文《范式转型与社会变迁——关于档案学理论发展的科学社会学分析》,提出档案学发展中所潜含的档案史料整理理论、档案文件管理理论、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档案知识管理理论、档案社会记忆理论等5种递进的理论范式型态,为探讨档案学理论转变、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及其社会影响因素,认识档案学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提供了理论阐释。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及《上海市档案条例》的颁布、实施,上海档案界加强了对档案法规理论的研究,先后在档案期刊上发表了《简论我国档案法的理论意义》《试论我国档案法的本质和特色》《〈上海市档案条例〉的理论意义》《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档案法规体系的构建》《对依法治档的研究与设想》等论文。1993年第3期《上海档案》刊载仓大放的《对档案执法实践中有关问题的法律思考》,从法理的角度论述执法实践中的有关问题。1995年第6期《上海档案》刊载董永昌的《一部成功的地方性档案法规》,对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档案法规《上海市档案条例》的特色和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1995年,上海市档案局完成《上海档案管理法规体系研究》课题研究,该课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为依据,认为上海档案管理法规体系包括档案管理地方性法规、档案管理政府规章和档案管理规范性文件3个层次。课题成果的重要体现是在全国率先草拟了地方性档案法规的建议稿,建议稿中设计和提出的总体框架、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管理方法等主要内容基本上为地方立法机关所采纳。进入21世纪后,上海档案界对档案法制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2002年潘玉民编著的《档案法学基础》(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市档案局完成的科研课题《依法治档研究》,对档案立法、档案行政执法和档案普法进行了系统研究。2008年,上海大学档案学系完成《档案法集成研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外的其他法律中相关档案事务条款从理论上进行评析,梳理其内容和特点;对地方档案法规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完善地方档案法规建设的构想。

2000年代,上海档案界对档案部门开展“城市记忆工程”、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活动进行理论思考和回应,取得重要成果。2006年,郭红解《“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2010年结题。课题研究初步建构了“城市记忆”及其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应的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对加强“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课题研究对“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方案进行了设计,提出了“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基本框架和实施方案,对深入推进“城市记忆工程”的实施、传承城市历史文化,进行“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运用档案文献资源有效地为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2007年11月,《中国档案》杂志社和上海市档案局联合举办“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交流各地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实践经验,对档案与城市记忆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研讨。2007年12月,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学系在上海“东方讲坛”举办“档案文化与社会记忆”系列学术讲座,从社会记忆理论出发,阐释了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2009年第1期《档案管理》刊载丁华东的《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对档案记忆兴起的社会原因、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档案记忆观对档案价值与档案管理理论等的影响进行了探析。2010年,丁华东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获得批准立项。

二、档案管理研究

(一)档案事业管理研究

1985年,上海档案工作者就科技档案工作管理体制问题在档案期刊上进行研讨。一些文章认为,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现代档案学的研究要从过去研究一般的传统的档案管理,转变到重点研究档案信息的管理。科技档案和科技图书、科技情报资料同属科技信息系统,都是科技信息资源,在信息管理和利用上有着共同的特点,因此实行科技档案、图书、情报资料信息一体化管理有利于发挥科技信息的总体优势,也有利于科技档案工作的发展。也有文章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科技档案工作相对科技图书、情报资料工作基础较薄弱,一体化管理不利于科技档案工作。

1989年第4期《档案学探索》刊载了《上海市档案事业现状及其发展对策》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分析了上海档案事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今后发展的设想:第一,要把档案馆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事业单位。要特别注重建立并加强对馆藏档案利用的指导服务工作,通过媒介宣传、资料出版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广泛介绍和传播馆藏构成、特色以及利用档案的途径与方法。要加强全市档案史料编研力量的统筹、协调工作。第二,开拓科技档案利用工作新渠道,建立科技档案信息社会化服务体系。

1993年,上海市档案局成立《上海市档案馆设置原则与布局方案》课题组,针对当时上海各级各类档案馆在设置和布局上统筹规划不够、宏观调控不力、理论研究滞后、建馆缺乏论证等现象,以国家档案局发布的《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为依据,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对上海市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开展研究,提出建议和对策:一是尽快制定《上海市档案馆网发展规划》,对全市现有的各级各类档案馆进行重新登记,对部分档案馆进行充实和调整,根据发展和需要逐步新建一些不同类型的档案馆;二是加强各级各类档案馆之间的馆际合作;三是建立全市档案馆的档案目录中心;四是建立档案馆的审批、年检制度。

1990年代,上海档案界在加强档案法制理论研究的同时,重视对档案行政执法实践的研究。1990年第1期《上海档案》刊出了上海市档案局综合处的《对依法治档的研究与设想》一文,对档案行政执法中的不利因素和实现依法治档的途径进行探讨。1993年第3期的《上海档案》刊载仓大放的《对档案执法实践中有关问题的法律思考》,文中剖析典型案例,从法理的角度论述执法实践中如何查处遗失档案案件的问题。1994年第6期《上海档案工作》刊载邹伟农的《建立依法治档新机制的探讨》,该文论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治档新机制的基本框架、主要功能和运作方式。1995年第2期《上海档案》刊载张桂福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依法治档》,提出要将企业档案作为国有资产组成部分加强依法管理。

2000年代,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各项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档案事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上海档案界积极探索和研究在此背景下档案管理体制的改革。 2002年12月,上海大学档案学系和上海市档案学会联合召开“WTO与档案工作”研讨会,对中国入世后对档案工作的影响,入世后档案行政管理法制、体制、机制如何适应等问题开展了研讨。2005年,上海市档案学会、上海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完成《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档案工作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其对策》课题研究。该课题分析了入世后我国档案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揭示了入世后档案工作的基本走向,对入世后我国档案工作改革和发展做了探索,在法制建设、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对策思路。

(二)档案馆性质与功能研究

1982年,上海档案学会主办的《档案学研究》先后发表川沙县档案馆和普陀、卢湾、徐汇区档案馆探讨区、县档案馆的性质、体制、任务和发展方向的文章,着重提出并论述区、县档案馆应是区、县党委,区、县政府直属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的观点。

1987年6月,针对档案开放带来的新情况,上海市档案学会档案馆工作学术研究小组与市郊县档案馆工作协作组联合召开“档案馆如何由封闭、半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研讨会”,着重对档案开放的意义、范围及开放档案的整理编目等问题展开研讨。

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随着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的出现,对其性质、特点、功能等进行的探讨也随之兴起。1988年第2期《上海档案》刊载孙兆伟等的《“企业档案馆”质疑》,认为档案馆是文化事业机构,是永久保存档案的基地,以其丰富的馆藏服务于社会,而企业档案馆从性质上看,不具备档案馆的这些基本属性。1991年第4期中国档案学会主办的《档案学研究》刊载楼锦洪的《企业档案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对上海地区企业档案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企业档案馆的性质、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企业档案馆的出现是顺应企业档案工作发展的必然结果。

1990年代,对档案馆的各项业务问题进行了探讨。1990年,韩伟之、郑玉豪、金琦等编著出版《档案馆理论与实践》(档案出版社出版),论述了档案馆的属性、职能、作用及馆网建设等档案馆建设基本理论。1991年第3期《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学会主办)刊载韩伟之的《略论档案馆的科研工作》,论述了档案馆科研工作的地位、对象和应掌握的原则。1995年第2期《上海档案》刊载张乾的《面向21世纪,建设一流档案馆》,总结档案馆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创建一流档案馆的工作思路和内容。1995年7月,《上海档案》编辑部以“拓宽档案馆的社会功能”为题,组织上海部分区、县档案馆负责人进行研讨,提出档案馆除了继续发挥保护文化遗产、提供档案利用的社会功能外,还要努力开发档案馆的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功能。《上海档案》1995年第5期刊载这一专题研讨的文章。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结合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的建设,开展了公共档案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2002年,薛匡勇著《档案馆论》(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系统论证了档案馆的类型、网络、性质、职能、管理体制等问题,展望了档案馆的发展前景。2003年,市档案馆、上海大学共同完成上海市档案局科研项目《现代大都市档案馆形象设计》,在对国内外档案馆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把现代大都市档案馆的形象定位在现代化、人本化、大文化的基点上,对大都市档案馆的外观形象、馆内设施、管理系统、馆藏成分、人员素质、服务项目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对处于新时期的档案馆建设提出了全方位的总体建议;同年12月,上海市档案局(馆)主办主题为“新时期公共档案馆建设”的档案论坛,与会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新时期公共档案馆的建设进行了论证。2007年,上海市档案局(馆)组织完成国家档案局科研项目《公共档案馆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总结概括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公共档案馆的理论框架。该课题研究报告对我国公共档案馆的建馆理念、管理模式、运作机制、服务方式、效果评价等进行了研究,同时对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2007年第1期《档案学通讯》刊载罗军的《还档案馆“文化事业机构”本来面目——对“局馆合一”档案管理体制的反思》,提出改革档案管理体制,塑造档案馆公共文化形象的途径。2010年第3期《图书情报知识》刊载吕元智的《基于价值创新的公共档案馆信息服务模式研究》,分析了我国公共档案馆信息服务工作的现状,提出构建基于价值创新的服务模式来破解其工作困局的问题。这一时期,上海档案界对档案馆工作规范、档案鉴定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2002年,市档案馆组织完成市科委科研项目《上海市综合档案馆档案进馆工作业务技术规范研究》,对上海各级综合档案馆档案的接收范围、期限、门类和载体,进馆档案的鉴定、整理、移交和进馆档案的保护技术检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较全面地提出了档案进馆工作的具体要求。2004年,周玲、马长林主编《档案鉴定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提出了档案鉴定理论的框架,对文件归档鉴定、档案进馆鉴定、档案开放鉴定、档案存毁鉴定、档案真伪鉴定、档案质量鉴定、档案数字化鉴定等进行了论述。戴志强、成兴法等编著出版《综合档案馆鉴定工作理论与实务》(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5年,上海市档案学会、黄浦区档案局共同完成 《区县档案馆管理模式研究》课题研究,对区县档案馆目录中心建设、馆藏管理、档案馆管理、档案编研、档案人才建设等作了研究。2010年第3期《档案学通讯》刊载张会超的《试论档案馆学研究的深化问题》,就拓宽档案馆学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以及培养和造就研究档案的专家等予以思考。

三、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上海档案界加强对科技档案管理与利用进行探讨和研究。1982年第1期《档案学研究》刊载娄承浩的《科学技术档案与生产力》,从科技档案的特征、价值出发,论述科技档案与生产力的关系,提出科技档案通过利用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观点。1983年第3期《档案学研究》(上海市档案学会主办)刊载史帼英的《谈如何发挥科技档案的经济效益》等7篇文章,对如何发挥科技档案效益,使科技档案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进行了探讨。1984年,上海市科学委员会和上海市档案局共同完成《加强科研成果档案宏观管理, 提高社会效益》课题研究,探索科研成果档案宏观管理规律,提出科研成果档案管理的科学方法和有效途径。该课题提出:第一,实行专业管理与档案管理相结合,改革科技成果档案管理体制;第三,实行科研、建档“三同时”( 即在布置科研计划时,同时布置形成科技文件材料的要求;在检查科研执行情况时,同时检查科技文件材料形成、积累情况;在科技成果鉴定、评审、验收时,同时审查科技文件材料的完整、准确、系统情况),科技成果档案管理工作纳入科技计划管理;第三,对重大科技成果档案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确保科技成果档案的质量;第四,档案部门参与科技成果评奖活动,增强档案部门的管理职能。该研究成果在全市广泛推广应用后,促进了科技成果档案的管理。该课题成果获198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市科委、市档案局在1986年4期《上海档案》刊文介绍了成果内容。1989年,市档案局和市科委共同完成《科学技术研究档案指标体系及规范化研究》课题研究,对科研档案管理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总结科研档案信息收集、贮存、管理和开发利用等经验,设计科研档案工作的各项规范。

20世纪90年代,上海档案界加强对基本建设档案管理的研究。1990年,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完成《基本建设项目建档工作模式研究》课题研究,在总结基建项目建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出一套基建项目建档工作模式。该模式分为基建项目建档工作控制措施的建立、基建项目文件材料归档范围、竣工图编制、档案的整理和验收等五个部分内容,对建设单位从项目立项开始到竣工投产全过程的建档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步骤和规范要求。该课题成果获199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上海市第二商业局1990年第4期《上海档案》上刊文介绍了成果内容。根据课题成果内容编辑的《基本建设项目档案建档工作实用手册》1990年11月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以档案整理、寄存、信息化处理等为服务内容的档案中介机构的出现,上海档案界围绕档案中介机构的性质、类型、职能、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如何依法对其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998年,上海档案咨询服务中心、闸北区档案局、浦东新区档案馆共同完成《档案中介机构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分析了档案中介机构的现状和特点,研究了档案中介机构的发展背景、性质、地位、功能与基本任务,提出了建设档案中介机构的理论和行为规范,制订了《档案中介机构章程》《档案中介机构人员职业道德守则》《档案中介机构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3月《上海档案》编辑部与上海档案咨询服务中心联合召开“档案中介机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对档案中介机构与行政机关的职能区分、拓宽档案中介机构服务领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到20世纪初,档案中介机构的研究进一步深入。2005年,上海大学档案学系和深圳市档案局共同完成国家档案局科研项目《档案中介机构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较深入地研究了档案中介机构的立法管理、规范化运作,设计了《档案中介机构章程》《档案中介机构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上海档案界对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档案工作进行研究。1995年第3期《上海档案》刊载孙兆伟、刘丰、毛国平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档案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及其对策思考》,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国有企业档案的内容变化和归属流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996年,静安区档案局完成《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档案工作——(商业)集团公司档案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初探》课题研究,课题成果对现代企业制度下商业集团型企业公司的档案管理体制、档案的权属和流向、档案业务建设问题进行了探索。

2000年,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完成《实施现代企业制度与纺织企业档案管理改革》,全面分析了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档案工作的影响,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下档案管理的规范和方法,探索了现代企业制度下纺织系统档案工作的改革。

2003年,宗培岭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档案工作运行机制研究》,课题成果由档案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该著作分现代企业档案工作运行机制若干理论探讨、现代企业档案工作运行机制背景分析及现代企业档案工作运行机制的构建三部分,对现代企业档案工作运行机制的涵义、构成、特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档案工作,现代企业档案工作运行机制的法规建设、管理体制、管理模式、资源建设、信息化管理、利用服务、人才素质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2000年代,上海档案界对档案资源整合和开发等问题进行了探索。2003年第2期《档案学通讯》刊载戴志强的《国家档案资源整合的涵义及其运作机制探讨》,论证了国家档案资源整合要坚持见证历史和传承文化的导向,实现结构合理和配置优化的目标,贯彻系统性、有效性和共享性的原则,建立依法调控机制、互动多赢机制、科技保障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等观点。2009年第3期《上海大学学报》刊载潘玉民何宏甲的《论电子时代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新特点——利用者的视角》提出: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特点也将更加多元化,认识和运用档案利用出现的新特点及其规律,对于做好档案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010年第1期《档案管理》刊载曹航谢敏的《条块分割、体制约束与机制创新——对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再思考》、2010年第4期《档案学研究》刊载曹航杨智勇的《档案资源整合:现状、困难与推进策略》等,分析了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现实状况和研究现状,探讨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实施的动因,剖析现阶段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实践特点以及面临的体制约束等困境,认为应从机制创新的角度拓展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空间,并提出深化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建设性意见。这一时期,以档案资源整合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科研课题相继完成:2004年市档案局完成《基于政务网的档案与现行文件共享与管理系统》课题研究,2005年市档案馆完成《国家档案资源整合对策研究》,2006年浦东新区档案局和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共同完成《档案文献信息资源集成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系统研制》、闵行区档案局完成《关于区级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完成《科技创新与档案利用理论研究》2009年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完成《基于XML的异构档案数据库信息整合与检索技术研究》、市档案馆完成《国家档案馆馆藏重要档案等级管理研究》、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完成《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体制和社会化服务创新机制研究》、杨浦区档案局完成《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利用研究》。这些课题探讨了档案、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概念、范畴与特点,对档案及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体制、档案社会化服务创新机制、用信息化手段对档案及文件信息资源进行整合管理与开发利用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加强国家档案资源整合、开展档案馆重要档案等级管理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其中,《档案文献信息资源集成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系统研制》获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基于政务网的档案与现行文件共享与管理系统》获上海市科学进步奖三等奖。

2005年以后,上海档案界结合政府信息公开给档案部门带来的新课题,对政府信息公开集中查阅利用、档案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衔接、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档案的管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2005年第4期《档案学通讯》刊载张林华的《政府信息公开与发挥档案机构信息服务功能》,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对档案信息开放的期限、内容范围、利用对象等形成的冲击,提出应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信息服务的功能。2006年第2期《档案学研究》刊载丁光勋的《档案部门参与政府信息资源再利用服务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联系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实际,分析研究了档案部门参与政府信息资源再利用服务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政府信息资源再利用服务的办法。2006年,市档案馆完成科研课题《档案依申请提供利用问题研究》,探讨了政府信息公开背景下,档案依申请提供利用的主体、客体、范围、方式、法律依据等。2007年,市档案馆完成《政府公开信息实用分类体系研究》;同年,马长林、戴志强、杨红等编著《档案信息公开理论与方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阐述了档案信息公开的理论与方法。2009年,市档案馆完成《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档案管理、利用工作问题研究》,论述了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档案管理、利用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提出了行政机关档案室和国家综合档案馆在有效服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同时,实现档案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的路径。

四、档案保护技术研究

(一)档案保护技术方法研究

1986年,上海市档案馆完成《相对湿度自动控制记录仪》研究,成功解决国内各类库房自动控制湿度的难题。该仪器由测量系统和控制系统组成,能自动测试空气中水分含量的升降变化,自动记录相对湿度变化数值,根据档案保护的湿度要求自动控制去湿机,对保护档案有显著成效。该研究成果在1986年10月第二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上获国家发明协会颁发的铜牌奖,这是档案系统首次获得国家级发明奖,国家档案局专门为此向上海市档案局(馆)发来贺电,国家经委和北京展望出版社等单位联合编辑的《世界名牌产品丛书》,致函上海市档案局,要求将《相对湿度自动控制记录仪》辑录入册。

1990年,上海市档案局、复旦大学共同完成《上海地区档案霉菌菌相调查研究》,课题组经调查、采样、分离、鉴定,共获得档案霉菌1500多株,经过鉴定,揭示侵染上海地区纸质档案材料的主要霉菌种类,为开展档案防霉研究和筛选防霉剂提供科学依据。在该项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92年市档案局完成《档案防霉剂的筛选与应用研究》,不仅从相关防霉剂中科学地筛选出适合于档案保护的防霉药剂, 而且取得了选用档案防霉剂的系列科学数据和一套筛选实验方法。

1994年,上海市档案馆完成《档案修裱全过程防霉研究》。针对以往档案部门防霉研究偏重于档案纸张修裱中使用的浆糊,对修裱工作环境未能给予足够重视的状况,市档案馆组织课题组探索在低菌环境条件下档案修裱的新途径、新方法,实现档案修裱全过程防霉。 

1996年,上海市档案馆完成《真空充氮杀虫灭菌装置及方法研究》,在成功解决真空充氮杀虫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物理手段的灭菌技术,研究成果进一步解决了综合性治理档案虫霉问题。

1997年,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共同完成《挥发性档案防霉剂防霉效果测试方法与标准化研究》。研究成果不仅为档案管理部门鉴别与筛选档案防霉剂、提高防霉效果提供科学依据,而且对档案防霉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研究成果2001年获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1998年,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大学共同完成《档案材料模糊褪变字迹图像恢复处理系统》研究,该系统是一个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上的档案现代化管理应用软件,能增强各类十分模糊黯淡的档案材料的图文显示,能清除图像中多种污渍和噪声干扰,达到易于识别、清晰辨认、视觉质量大为改善的效果;同年,市档案局完成《上海市档案保护技术规范化研究》。

1999年,市档案馆完成《档案库房气压喷雾增湿法研究》,针对档案库房管理特点研制成气压喷雾增湿系统,对解决库房温湿度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2000年,上海市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共同完成《各种色带、喷墨、激光打印字迹耐久性测试与评价》研究。研究成果2001年获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课题对计算机应用中较普遍的色带、喷墨、激光材料进行科学试验分析,据此评价各种计算机打印字迹材料的耐久性,认为:综合对计算机打印字迹各项耐久性指标所进行的测试与分析,计算机打印字迹耐久性的顺序是:激光打印字>色带打印字迹>黑色喷墨打印字迹>彩色喷墨打印字迹。2001年第3期《档案学通讯》刊载姜守信、郭莉珠、李明贤等的《计算机打印字迹材料耐久性研究》,介绍了该课题研究成果。

2001年,市档案馆完成《档案库房安全保护智能化管理系统》课题研究,该管理系统利用计算机对库房温湿度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和检索,为库房科学管理提供有效依据。

2002年,市档案馆完成《纸质档案去酸技术与设备可行性方案》研究,确立了筛选和应用国外去酸技术设备的原则,为引进和开发去酸技术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3年,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市档案局共同完成《蓝黑墨水褪变字迹的气相恢复及保护处理方法研究》。课题组针对档案保护技术中“字迹褪变恢复”这一难题,研究出一种全新的、规模批量处理褪变蓝黑墨水字迹的气相恢复方法,克服了以往字迹恢复方法的缺陷。

2007年,浦东新区档案局完成《性能化设计与新型灭火技术在档案馆中的应用与研究》,从大空间新型档案馆性能化设计方法和高压细水雾灭火技术在档案馆中的应用两方面展开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消防性能化设计方法。研究成果2008年获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2009年,闵行区档案局完成《地源热泵技术在库房环境控制中的研究和示范》课题研究,根据国家档案局《档案馆建设标准》库房温湿度控制范围的要求,结合节能环保理念,针对档案库房空调系统运行现状,构建以地源热泵为核心的复合空调系统,实现档案库房空调系统的合理配置、运行的高效节能及档案的有效保护。

(二)档案缩微技术研究

上海档案界对档案缩微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1985年第1期《上海档案》刊载林肇富的《缩微技术的应用和档案工作的改革》,是上海档案界较早对档案缩微技术应用进行探讨的文章。该文以上海沪东造船厂的实践经验为依据,对档案管理中应用缩微技术的要求和方法作了初步探讨。1985年第3期《上海档案》刊载夏祖宏、张仲华的《用16毫米缩微照相机拍摄档案的初步尝试》,介绍了市档案馆应用缩微技术拍摄档案的探索和实践。

1986年,沪东造船厂完成缩微开窗孔卡片的应用》课题研究。1986年第3期、1988年第5期《上海档案》先后刊载夏祖洪的《对如何加快发展我国档案缩微事业的探讨》《对档案缩微复制品法律效力的探讨》,分别对档案缩微工作管理体制、人才培养和档案缩微品的立法理由、立法范围、立法内容等提出建设性意见。

1993年第3期《上海档案工作》刊载诸其良的《对档案部门选择缩微技术,还是光盘技术的探讨》,通过对缩微技术与光盘技术进行比较后提出:档案部门更适合采用缩微技术;若将缩微技术和光盘技术相结合,则能各取所长,优势互补。

1994年第2期《上海档案工作》刊载陈炳亮、芮国强的《缩微技术的发展及前景预测》,认为缩微技术的发展趋势是:与计算机技术及电子技术相结合,逐步实现缩微与电子影像之间的互相转换,形成以计算机为中心,缩微、光盘、磁盘、磁带、纸张等多种媒介兼容的复合信息管理系统。

2006年3期第5期《上海档案》刊载孙少敏的《数字信息时代的档案缩微之去从》,该文认为:电子档案信息的非人工识读性和对系统的依赖性,要求电子档案必须要寻找模拟信息载体进行存储。这就促使了缩微技术与数字信息技术的结合。模拟信息和数字信息的互相转换,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矛盾,其实不然,模拟信息和数字信息共同存在、相辅相成是时代的产物。可以预见:在相当长时间内,档案缩微技术仍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五、档案信息化研究

(一)信息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研究

上海档案界对信息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理论的研究,起步于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的探讨。1985 年第 1 期《上海档案》刊载徐元宙撰写的《档案管理计算机化的几个问题》,较早提出档案计算机管理需注意的问题:合适的计算机系统,充分的数据准备,选用或开发汉字系统,保密问题,人才的培养等。1985年,同济大学完成《电脑文书档案管理系统》课题研究,该系统不但能揭示档案部门保存的档案内容和成份,检索和查询档案材料,而且可对其进行一些数量的分析统计工作。该课题成果获1986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1986 年第 1期《上海档案》刊载同济大学《电脑文书档案管理系统》课题组成员杨振山的《电脑文书档案管理系统》,介绍该系统设计的指导思想、系统主要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与设想。

1987年,同济大学、上海市档案馆共同完成《主题词智能标引与检索集成化系统》课题研究。该系统包括有主题词标引和检索等6个子系统,可对档案、图书和情报以多种方式进行主题词标引和按主题词检索。1987年第2期《上海档案》刊载何孝园等人的《计算机的应用与取消文书立卷》,认为传统的文书立卷不适应甚至阻碍档案现代化管理的发展,提出取消文书立卷的建议和对策,引起一定的反响。

1993年第1期《档案学探索》刊载一组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的专题文章,其中上海市档案局科研室的《上海地区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初探》,从宏观着眼,对近10年来上海地区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的情况进行回顾总结,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今后发展的设想。

1993年,上海市档案局完成《上海市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总体方案》的研制,该方案包括总则、基本应用目标、基础数据准备、软硬件应用环境、计算机应用软件研制、人员组织、经费、组织实施和附则等9部分。该方案的研制,旨在实现上海市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由初级(试验)阶段到推广(发展)实用阶段的转变。“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信息标准”是方案设计的出发点。方案的设计以全市档案事业整体发展为基准,采用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确保同类系统开发的数据环境、开发环境的上下统一和异类系统开发的可移植性、兼容性。1994年第2期《上海档案工作》刊载《上海市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总体方案》课题组成员吴云兰的《〈上海市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总体方案〉的研制》,介绍了该方案的研制过程和主要成果。

1994年,复旦大学档案馆等完成《FDA多媒体档案信息管理系统》课题研究,首家在《上海市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总体方案》指导下设计的软件系统通过鉴定。该系统是一个符合《上海市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总体方案》要求,又按照国家教委颁布的《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对各个门类、多种媒体档案信息实现综合的、集成化管理的网络系统。

1995年第6期《上海档案》刊载史梅定、吴云兰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档案管理的现代化》,探讨上海应用信息技术管理档案的发展思路。

1996年第2期《上海档案》刊载张正强的《建设档案计算机网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要重视档案信息和档案数据库信息著录项目、著录格式的标准化等问题。1996年第3期《上海档案》刊载张大伟的《谈谈如何优化计算机档案检索系统》,认为计算机档案检索系统的优化,是档案学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结合发展的系统工程。

1998年,浦东新区城建档案信息管理中心完成《档案密集架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管理和控制系统》课题研究。该系统能满足高速数据传输和多平台操作要求,具有网上缩微胶片的检索和利用功能,档案阅读方便、浏览迅速、输出还原自如、编辑修改灵活,数据库程序模块化程度高,模糊查询灵活准确,操作简单易懂,档案查阅利用准确高效,有效提高档案整体管理水平。该研究成果获国家档案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9年第2期《上海档案》刊载许磊、刘伟星的《对提高计算机技术介入档案管理水平的几点思考》,对阻碍电子计算机技术介入档案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2002年,浦东新区城建档案信息管理中心完成《城市建设档案GIS多媒体信息管理系统》课题研究,该系统将CAD制图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GIS集成技术、网络技术集成为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大众化的系统环境,集成城市建设地理信息数据、图形、资料,并且对其进行分析、表现和制作图表,体现GIS技术在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应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003年,市档案馆完成《上海市公共档案信息系统及其数据规范》课题研究,对档案信息网站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地位与功能、档案信息网站的信息资源建设、上海档案信息网站建设及其数据库系统的建立和运行等进行研究。课题成果2004年获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2005年,市档案局完成《专题档案目录数据标准及其管理系统研究》,该课题利用上海市区、县专题档案目录管理系统,接收并整合了18个区、县档案馆470万条专题目录数据,通过政务内网和互联网,实现专题目录数据直接为市民服务。课题成果获2006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2006年,浦东新区档案局、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共同完成《档案及文献信息资源集成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系统研究》,该系统由档案信息集成管理、GIS目录中心、电子文件中心、文档一体化、城建档案GIS信息、社会诚信档案中心、档案信息网等7大子系统构成,将档案实体自动化管理与信息化管理有机结合。研究成果2007年获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2008年,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市档案局完成《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建立了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明细表,构建了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概念模型,课题成果获国家档案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外,2000年代有多部信息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的著作出版,其中有马长林、宗培岭等主编的《档案馆信息化建设探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出版)、朱小怡等编著的《数字档案馆建设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二)电子文件管理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随着电子文件的大量产生、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逐步推进,上海档案界对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管理进行了研究。1998年第3期《上海档案》刊载娄承浩的《电子档案管理散论》,对电子档案产生的背景和管理的对策等作了初步的探讨。1999年第2期《上海档案》刊载陈宝顺的《电子档案的安全保密及法律认可》,较早对电子档案的安全保密和法律效力等问题作了分析。

2002年第5期《上海档案》刊载石磊的《试论电子档案的分散管理模式》,对档案管理工作如何保证电子档案的完整性和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之间的可逆性,以及数字档案馆的构建进行了探讨。2004年第7期《新上海档案》刊载谈胜祥、王玮的《“电子文件集”在电子文件归档管理中的作用》,针对电子文件归档管理的难点,提出并论证了“电子文件集”的概念及其作用和设置、管理方法。2005年2期《新上海档案》刊载彭远明的《电子档案数字信息的安全保护》,介绍了国内外电子档案信息安全保护工作的研究成果,论述了电子档案信息安全保护的发展趋势。2005年第12期《新上海档案》刊载陶碧云的《对设置电子文件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若干问题的研究》,阐述了设置电子文件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应遵循的原则和要求。2007年第5期《上海档案》刊载张正强的《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国际标准化》,分别对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概念、元数据需求、元数据建立原则、元数据体系框架的国际标准化等进行了探讨。

2007年,金波、丁华东编著出版《电子文件管理学》(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阐述了电子文件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2008年第4期《上海档案》刊载张大伟的《电子文件归档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刍议》,对电子文件归档管理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等进行了探讨。 2010年第1期《档案学通讯》刊载于英香的《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的三次转折》,认为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经历了三次转折:第一次是1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召开带来的发展契机,第二次是电子政务建设带来的发展时机,第三次是国家战略提出带来的发展转机。 2010年第6期《档案学研究》刊载连志英的《我国档案馆电子文件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认为要加强在线电子文件信息资源全文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的建设。

除了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外,上海档案界通过课题研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并解决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科学管理和利用问题。1999年,静安区档案局、上海市档案局科研处共同完成《电子文件归档及管理方法研究》研究,在对全市108家单位电子文件管理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电子文件的基本概念、归档类型、归档范围、归档方式、归档时间以及归档电子文件管理、移交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该课题成果在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中试行,取得了良好效果;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被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采纳;课题成果2000年获国家档案局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市档案局、静安区档案局共同完成《电子文件归档及管理系统》研究。2004年,浦东新区档案局、国家档案局科学技术研究所共同完成《电子影像及缩微影像整合应用系统开发与安全保障技术研究》,将计算机技术、光盘技术、缩微技术结合起来, 实现各种载体之间信息转换,发挥各自优势, 达到对档案信息快速利用和长期安全保管的目的;同年,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利用CAD技术设计单位编制竣工图和电子文件交换归档模式及应用系统开发》,2个课题成果2005年均获国家档案局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长宁区档案局、市档案局共同完成《电子政务环境下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研究》,研究电子政务环境下实现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的模式与方法,建立一套科学实用、操作性强的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课题成果获2006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同年,市档案局、静安区档案局共同完成《通用电子文件的鉴定与保管期限表的研究》。2006年,复旦大学完成《高校电子校务环境中的档案管理系统》研究,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完成《电子档案数字信息的安全保障研究》。2007年,上海市档案局完成《电子档案的移交与接收进馆研究》,研究制定了《上海市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管理办法》《上海市电子公文归档管理实施指南》《档案目录通用数据元规范》《电子公文归档技术规范》,课题成果获国家档案局科技进步二等奖。2010年,上海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完成《档案馆电子文件管理模式—理论框架与上海地区实证研究》,上海豫园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豫园商城数字档案管理平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