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9-07-23
《上海市志·科学分志·人文社会科学卷（1978-2010）》
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七章 社会学
撰稿人：程福财 严宇琼 黄清泉 金堃 李翼 李春晓 张红 郑树明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社会学专业被撤销，上海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因此停止二十余年。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个讲话，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进程，上海的社会学率先得到恢复。1979年9月，全国第一个地方性社会学团体上海市社会学学会成立，曹漫之当选为会长。1980年1月，全国第一个地方性社会学科研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我国老一代社会学家李剑华担任负责人。1980年4月，复旦大学分校（1994年并入新组建的上海大学）建立全国第一个高校社会学系，袁缉辉任系主任。同年9月，该校开出全国第一门社会学基础课《社会学概论》。1981年，我国第一本社会学专业学术期刊《社会》杂志在上海创刊发行。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设立上海高校第一个社会学硕士点，吴铎担任负责人。上海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机构的迅速重建，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社会学学科的发展。1980年代之后，上海社会学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等领域不断发展，学科研究与决策咨询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截止2010年，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已经建立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70年代末，社会学学科恢复和重建后，围绕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学科特点与学科理论和方法，上海社会学界进行了系统研究，为推动我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与发展做出了有益贡献。
197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上海社会学者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等）做了深入探讨。1979年6至10月，袁缉辉和刘炳福在《复旦学报》（第6期）、《解放日报》（9月12日）和《文汇报》（10月16日）发表《谈谈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内容和方法》、《认真开展社会学研究》和《是恢复社会学研究的时候了》三文，认为社会学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社会现象的一门科学，社会学是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中心的一个“科学群”，它是要研究其他学科不研究的社会现象。1981年12月25日，于光远在上海市社会学学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阐述了类似观点。他主张社会学要研究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包涵不了的或还没有研究的领域，要重点研究社会问题、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
上述观点，引发上海社会学界对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热烈讨论，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理论主张。1981年，顾晓鸣在当年新创刊的《社会》第1期上发表《我们的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研究的学科化》，认为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研究的学科化。1982年，庞树奇发表《社会学与学科化》（《社会》第3期），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犹如进化论与生物学的关系，前者使后者成为科学，后者则是前者的学科化。1983年，吴铎发表《马克思与社会学》（《社会学通讯》第1期）指出，把社会研究纳入科学轨道、为科学的社会学奠定理论基础的是马克思。
1984年，卢汉龙发表《也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整体的》（《社会科学》第9期），认为社会整体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1985年，陈烽发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社会学区别于其它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是对社会作整体性研究。1986年，陈烽在《社会学研究》第1期发表《社会学——对社会作整体性研究的科学——再论社会学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进一步指出，社会学是综合了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对社会作整体研究的，社会学应当起到各专门社会科学的“牵头人”和“协调者”的作用。同年，陈树德发表《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再认识>的若干观点——兼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评论》第11期）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社会学只是众多社会科学学科中的普通一员，而非社会科学总论。1986年，吴铎专著《简明社会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社会学主要是对社会关系进行综合研究。1992年，刘豪兴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提出社会学是从整体出发，综合研究社会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1998年，庞树奇主编的《普通社会学概论》（上海大学出版社）中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学是研究行为、关系与制度的固定化过程的学说。
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社会学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影响力扩大。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撰了恢复社会学教学和研究以后的第一本《简明社会学词典》（李剑华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邓伟志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建国后第一个用人名命名的节目《邓伟志信箱》，从社会学视角为广大听众解答社会热点问题，引起广泛社会反响。1986年起，上海出版了一批普通社会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主要有吴铎著《简明社会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章人英主编《普通社会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吴铎主编《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刘豪兴主编《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庞树奇主编《普通社会学理论新编》（上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敦福主编《现代社会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邓伟志主编《社会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至1990年，上海出版外国社会学译著18种、普通社会学专著8种。2005年，上海市社联组织出版了《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卢汉龙、彭希哲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对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的百年曲折兴衰做了记录分析。2009年，吴铎主编《社会发展与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回顾反思了上海社会学恢复重建30年的历程。
上海社会学界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是从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译介开始。80年代初起，上海社会科学院办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杂志每期系统翻译介绍国外在社会学方面的理论成果和研究动向，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欧美主要社会学学派和分支理论的研究发现。1981年，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编《社会学文选》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部分满足了当时对社会学理论的急迫需要。1982年，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翻译出版了苏联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日本社会学家横山宁夫的专著《社会学概论》（毛良鸿等译）。1984 年，李友梅发表《帕森斯的生平及其理论构架》（《社会》第2期），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了评述。1987年，瞿铁鹏翻译出版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为其时的国内学者研究结构主义提供了最前沿的西方研究成果。次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
1988年之后，上海学者先后组织翻译、介绍现代西方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与思潮，主要成果包括：范伟达等翻译的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的著作《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袁华音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社会思想史》（1988年），于海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著作《西方社会思想史》（1991年初版，2007年、2010年先后再版），王养冲出版《西方近代社会思想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徐永祥等在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1994年）。此后，文军先后主编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西方社会学经典命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情感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东方出版社2009年）等。 这些著作系统介绍、评析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与主要流派。80年代中期，上海学者较早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进行系统探究。1985年，卢汉龙等将英国人博特英尔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甘肃人民出版社）翻译成中文。1995年，瞿铁鹏专著《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
2000年前后，在研究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上海社会学界开始对兴起于西方的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展开译介、研究。文军在2003年先后发表《论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后现代: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求索》第2期）、《走出“现代”之门:后现代社会学的兴起及其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等文，指出后现代可以看作是建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对现代性思想既否定承传又批判创新的社会文化思潮。2005年，文军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系统介绍了西方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传统及其后现代转向。同时，高宣扬开始对后现代社会理论进行系统研究。从2004年至2009年，高宣扬先后出版、发表《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后现代主义：思想与艺术（一）至（七）》（分别见《美苑》2007年第3期、《艺术工作》2007年第4期、《美苑》2008年第1、2、3、6期《艺术工作》2009年第3期）、《波德里亚:消费文化的克星》（《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22日）等系列专著和论文，对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后现代的主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系统阐释。
80年代后期，上海社会学学者开始对社会学本土化理论进行探索。1988年，庞树奇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发表《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与使命》，在上海社会学界率先明确提出社会学“中国化”议题，认为把社会学划分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不能完全概括东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差别和冲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是要批判地继承西方社会学，然后化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89年，吴铎在《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发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重建社会学十年》，对于社会学重建十年间的社会学的发展进行总结，并指出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1991年，卢汉龙在《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知识环境》，提出了社会学本土理论发展的路径。1992年，丁水木和张绪山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专著《社会角色论》，系统阐述了其关于社会角色的理论研究成果。1996年，谢遐龄在《社会学研究》第6期发表《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指出和西方的理性社会不同，现代化之后的中国社会依然会是伦理社会。2003年李友梅在《学术月刊》第12期发表《社会学在推进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责任》，提出了社会学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和现实意义及其责任。
2000年以后，有关本土化社会学理论著作开始面世。胡守钧在2002年和2006年先后出版《走向共生》（上海文化出版社）与《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指出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任何人都生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系统之中，共生关系遍布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区、社群、家庭等所有领域。文军在2004年出版《承传与创新：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元理论研究视野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进行全面梳理和综合分析,探讨了全球化与现代化、后现代的关系,从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三个方面对社会的变革趋势作了建构和描绘。
80年代后，上海社会学界高度关注社会学研究的规范性与社会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应用。1982、1983年，沈关宝和仇立平以问答方式连续发表《社会调查方法问答(一)、（二）、（三）、（四）》（分别见《社会》1982年第3期、第4期，1983年第1期、第4期），讨论了什么是社会调查以及如何进行社会调查研究。1984年，吴铎发表《深入社会实际 坚持调查研究》（《社会》第1期），强调社会学研究要传承和拓展毛泽东开创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1986年，卢汉龙发表《注意社会调查中的科学程序问题》（《社会》第6期），强调了严守科学的调查程序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1987年又发表《调查问卷的意义界定》（《社会学研究》第3期），讨论调查程序与问卷设计中的意义界定问题。仇立平先后发表《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3期）、《略谈社会学调查的“价值倾向”》（《社会》1986年第4期），论述了社会调查的科学性和研究者的价值立场问题、讨论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议题。1990年，沈关宝、仇立平的专著《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1979年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最早的关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专著之一。1992年，孙廷华、王小真出版专著《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1年，范伟达编著出版《现代社会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2010年再版）。2004年，张文宏出版《调查中的行政资源》（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唐盛明出版专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新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仇立平出版《社会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这一系列论著系统讨论了定量社会调查方法中的操作化与问卷设计、抽样、社会统计方法等基本议题，为上海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实证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90年代后，上海社会学者对社会研究中的本体论、知识论与方法论等问题也展开了深入讨论。1991年，瞿铁鹏出版专著《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库中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论述。1999年，曹锦清相继发表《我这样看中国：谈中原之行及社会调查》（《书城》1999年第7期）以及《中原农村调查日记》（《书城》1999年第7期），阐释了他是如何通过对中原农村的调查了解社会事实，并对当时调查的主观感受和实际情况记入调查日记供参考和比照。2001年，范明林在《上海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社会研究方法论比较谈》，对实证主义方法论与人文主义方法论进行比较。2004年，文军在《南京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论社会学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讨论了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与批评主义三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2009年，文军等主编的《质性研究概论》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李向平和曹锦清2010年分别出版《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三本著作讨论了如何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开展社会研究等。2010年，仇立平发表《社会研究和问题意识》，讨论了批判性思考、问题意识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2010 年7月， 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调查与方法研究专业委员会、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社会学学会等主办的“中国调查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专题讨论了社会学调查与方法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推进了上海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发展与应用，亦推进了上海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80年代初，家庭社会学研究首开上海分支社会学研究的先河，以邓伟志、刘达临1982年7月起在《社会》连载《家庭社会学讲座》为标志。此后，关于家庭、婚姻、妇女、青少年与老人等的研究一直是上海社会学界关注的议题。
（一）家庭研究
20世纪80年代，家庭研究是上海社会学的一门显学。1980年9月28日，邓伟志在《文汇报》发表《家庭的淡化问题》，提出要淡化封建家庭观念，引起有关家庭功能变迁的广泛学术讨论。1982年，邓伟志与刘达临以“家庭社会学讲座”形式在《社会》发表关于家庭问题的系列论文。1983年，作为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后首位在我国高校（上海大学文学院）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的教授，邓伟志出版专著《家庭问题种种》（天津人民出版社）。该书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最早的一部家庭社会学理论著作。1984年，吴铎专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阐释了他对恩格斯关于一夫一妻制、单偶婚、婚姻制度等问题的看法。1986年，邓伟志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家庭的明天》（贵州人民出版社），以社会学的视角展望了未来家庭结构与功能可能发生的变化。在理论探索的同时，上海社会学界积极开展家庭方面的社会调查。从1984年开始上海社会科学院黄彩英、薛素珍等响应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者倡导，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全国五城市家庭婚姻问题的大型抽样调查研究。1991年，邓伟志、胡申生等撰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家庭 婚姻及青年、老年、妇女等研究”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九十年代之后，上海家庭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朝实证化方向发展。在家庭关系方面，1995年，徐安琪在《社会学研究》第1期发表《家庭暴力的发端——上海夫妻攻击行为的现状及特征》，指出女性依然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其中农村妻子以及自身资源处于劣势的妻子更多地被丈夫所殴。徐安琪、叶文振在《人口研究》2002年第4期发表《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分析》指出，家庭结构尤其是子女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稳定作用最大,由城市化水平、人口流动系数等指标组成的反映社会聚合力的复合变量也与离婚率呈显著相关。徐安琪、包蕾萍在《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发表《家庭压力和应对:女性的认知、资源和社会支持》，指出经济焦虑已经成为家庭的普遍压力、不少中老年女性和外来务工女性更容易从女性自己的牺牲和奉献角度来认知和应对风险。徐安琪、张亮在《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发表《转型期家庭压力特征和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指出，社会支持不足是造成家庭易损性的最主要因素，制度资源的匮乏和缺失，使得目前的社会公共服务只能满足部分家庭的初级物质需求，对解决或减轻压力的作用有限。2009年，徐安琪发表其关于和谐家庭指标体系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家庭价值观对和谐家庭起最重要作用（《和谐家庭指标体系及其影响机制探讨——上海的经验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在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方面，2000年，邓伟志和徐新在《社会科学》第10期发表《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轨迹》，指出当代中国家庭的结构正经历由单一到多元、由紧到松的转变，家庭的观念在淡化。此外，徐安琪和她的团队发表一系列研究论文。1985年，徐安琪发表《夫妻调适也是家庭的重要职能》（《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夫妻在现代家庭中已处于轴心地位, 夫妻调适成功与否成了婚姻关系能否延续、夫妻乃至家庭生活是否美满的关键。1995年，徐安琪在《浙江学刊》第1期发表《对家庭结构的社会学与人口学考察》，指出，从1982至1990年间，上海家庭户均人口数在持续下降，核心家庭始终是上海家庭的主要类型。2001年，徐安琪与叶文振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来自上海的调查》，指出婚姻破裂虽对学龄子女的生活福利、学业、品行、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有消极影响 ,但影响有限；离婚后父母对孩子的尽心养育、对离婚家庭孩子的无歧视性的学校社会环境等可显著减少父母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2003年，张结海、徐安琪证实了亲属支持可一定程度抵消家庭解体对子女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家庭结构与未成年子女的福利——中国式的综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2004年，徐安琪从物质生活以及非物质的、与个人心理感受和社会适应相关的主观取向等方面对比分析单亲家庭孩子与双亲家庭孩子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单亲家庭子女福利及其法律、政策援助》，《青年研究》第4期）。包蕾萍在《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4期发表《独生子女比例及其育儿模式的年龄模型》指出，1979 年以后，独生子女成为城市未成年人口的主流，而在夫妻一方或双方为独生子女的“独生父母家庭”中，以祖辈为主照料的育儿模式远远高于非独生父母家庭。
关于家庭权力与家庭地位，1997年，陈敏华发表《当代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的若干特点》（《上海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婚姻价值中，功利与情感两种价值选择正发生着激烈碰撞，社会对婚前、婚外性行为的宽容度在提升。1998年，徐安琪在《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发表《夫妻伙伴关系:中国城乡的异同及其原因》，指出中国城市女性的家庭地位比农村高，且中国城市夫妻的伙伴关系居世界前列。夏国美在《社会科学》1999第11期发表《女性、妻性、母性的角色错位和冲突——婚姻家庭中妇女地位变化与面临的挑战》，论述了妇女在女性、妻性、母性三性上面临的错位与冲突。徐安琪在2010年发表《家庭性别角色态度:刻板化倾向的经验分析》（《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指出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并未衰退。
（二）婚姻研究
80年代，婚姻研究受到上海社会学者的高度关注。1983年，吴铎在《社会》第5期发表《对性爱的几点认识——也谈婚姻基础》，分析对爱情的认识以及爱情作为婚姻基础的条件。1984年，吴铎在《婚姻家庭问题文汇》（上海市妇联）发表《马克思主义关于婚姻家庭的几个理论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婚姻家庭的基本观点。1987年，刘达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婚姻社会学》，在国内较早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婚姻问题。1988年，邓伟志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唐前婚姻》，在对《诗经》、《左传》、《汉书》以及乐府民歌与传奇等文史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唐代及之前的婚俗与婚姻制度。1997年，徐安琪主编的《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
90年代中期后，上海学者对婚姻质量、婚姻稳定、择偶标准与婚姻观念、婚姻暴力、离婚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998年，徐安琪和叶文振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婚姻质量:度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对婚姻质量影响较大的因素分别为居住地、年龄、婚前感情基础、夫妻双方的同质性及配偶替代意识等。1999年，叶文振、徐安琪在《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发表《中国婚姻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婚姻质量是婚姻稳定性的决定性因素。2000年，徐安琪在《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发表《两性婚姻感受差异的实证研究》，通过对两性婚姻满意度差异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婚姻满意度更低。2002年，徐安琪、叶文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4期发表《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指出婚姻质量是婚姻稳定性最主要、直接的预测指标，高质量的婚姻是夫妻关系持续稳定的前提和保障。
关于择偶标准与婚姻观念，徐安琪在1997年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第4期的《上海女性择偶行为的现状和变迁》中指出，其时上海婚配模式的基本认同依然是门当户对。2000年，徐安琪在《社会学研究》第6期发表论文《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发现在80年代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访者择偶时最为关心的是健康、老实可靠、性格脾气相投和温柔体贴，而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住房、容貌、身材等外在指标只是在“近些年才备受青睐”。2004年，李煜和徐安琪发表《择偶模式和性别偏好研究——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青年研究》第10期），指出择偶双方的相似相容以塑就幸福稳定的婚姻是择偶标准的主旋律；但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两性资源交换模式依然留存，并出现一些新的特征；择偶标准中对社会地位的相似性和同类婚的偏好相应弱化。2008年，李煜在《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发表论文《婚姻的教育匹配:50年来的变迁》，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育匹配的同质性上升迅速，择偶模式发生了同质性回潮。2010年，徐安琪在《青年研究》第4期发表《白头偕老:新世纪的神话?——终身婚姻态度的代际比较研究》，指出人们仍然普遍认同幸福婚姻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主流社会仍推崇白头偕老的核心价值，婚姻的神圣性、持久性仍为大多数人所敬畏、信奉，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无可争辩事实。
离婚问题是婚姻研究的另一主题。1982年，薛素珍等发表《离婚问题今析》（《社会科学》第5期），较早在上海社会学界探讨离婚议题。1995年，徐安琪发表《家庭暴力的发端——上海夫妻攻击行为的现状及特征》（《社会学研究》第1期），指出女性依然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其中农村妻子以及自身资源处于劣势的妻子更多地被丈夫所殴。2001年，徐安琪、茆永福发表《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高离婚率的特征及其原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认为该地区的高离婚率是伊斯兰教文化、民族风俗及其婚姻制度的演绎和延伸。2002年，徐安琪、叶文振在《人口研究》第4期发表《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分析》，发现家庭结构尤其是子女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稳定作用最大,由城市化水平、人口流动系数等指标组成的反映社会聚合力的复合变量也与离婚率呈显著相关。2003年，邓伟志和徐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爱的困惑：挑战离婚观念》，对传统的离婚观念进行了社会学剖析。
（三）妇女研究
80年代后，上海社会学届围绕妇女学、妇女问题、以及社会性别视角、两性平等等方面展开研究。1982年11月26日，邓伟志在《解放日报》发表《妇女问题杂议》，指出：“重男轻女思想的回潮，要求我们加倍重视妇女学研究”。此文两次使用“妇女学”这一概念。这是在中国的理论报刊上第一次出现“妇女学”这一学科名称。1984年，邓伟志在全国妇联主办的《妇女工作》第9期发表《完善和发展妇女学问题》，阐述了妇女学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提出了对妇女学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学科特点。这是国内最早从学理上提出建立中国妇女学的奠基性研究文献。1986年1月27日，邓伟志在《中国妇女报》发表《迎接妇女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进一步推介妇女学发展的意义与契机，催生了“一门新的综合研究妇女问题的学科”妇女学的产生与发展。1989年，吴铎发表《略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上海妇女》1989年12期），概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和妇女解放的基本观点。1994年，邓伟志的专著《妇女学呐喊》在澳门出版社出版。1996年，金蓓在1996年发表《当代国外女性学概述》（《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论述了国外女性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2010年，邓伟志在《中国妇运》第3期发表《妇女研究学科化的百年历程》，对近一百年来中国妇女学研究的学科化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妇女问题与妇女地位研究是上海社会学界开展妇女研究的重要议题。1989年，费涓洪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4期发表《商品经济与妇女的历史地位》，从商品经济与妇女的社会存在、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妇女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变迁,并分析了妇女在商品经济时代的困惑和出路。1994年，章黎明主编的《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在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运用翔实数据对上海妇女发展、特别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进行了系统化、纵向性的分析。1995年，邓伟志在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专著《妇女问题杂议》。2004年，王禄宁主编的《新世纪与妇女发展丛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套丛书包括吴铎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妇女发展》、王菊芬著《妇女权益保障与妇女发展》、胡近 蒋超英著《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与妇女发展》、陈映芳 赵晔琴 魏莉莉著《妇女社会参与与社会发展》、费涓红著《国际妇女运动与妇女发展》等五分册，全面反映了上海妇女研究的进展和重要成果。2010年，陈望道关于妇女问题的系列文章以《恋爱婚姻女权:陈望道妇女问题论集》书名集结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编写的《上海妇女60年发展报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站在历史的高度，用第一手、权威的统计数据，对1949年以来上海女性的成长历程进行了全景式的回顾，并对后世博时代上海女性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在开展女性研究、发展妇女学的科学努力过程中，社会性别视角开始出现在社会学研究之中。1994年，吴铎发表《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社会》第6期），阐明妇女权益保护的目标是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统一。1995年，夏国美发表《论女性主义和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4期），比较研究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指出西方女性主义在独立争取主权的过程中显示了较强的自主意识，而中国妇女的自主意识则在伴随男性革命家领导的全民族解放过程中相对缺乏。2003年12月，上海市妇联与上海市妇女学学会联合举办了“社会性别与社会公共政策研讨会”，探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策略和途径。2006年，何佩群发表《性别视角下的发展理论》（《复旦学报》第4期），指出妇女发展模式的运作可以削弱性别意识形态再生产不平等和等级制的能力。2007年，孙中欣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发表《妇女学的发展、女性主义教学论的应用与中国大陆高校课程改革》，认为妇女学的发展与女性主义教学论的应用,挑战并改变着所谓的“主流”课程体系,对相关高校学生和教师以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推进产生着重大影响。
1990年，上海市妇联妇运史编纂委员会主编的《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上海解放前的妇女运动历史做了系统研究。1995年、2006年，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市妇女学学会等主编的《妇女研究在上海一一世纪之交的上海妇女研究》）和《妇女研究在上海2001一2005》由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先后出版，介绍了其时上海妇女研究的主要成果。
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以来，青少年研究是上海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198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成立。1983年，《当代青年研究》创刊发行。1985年，陈小亚、曹锦清在《当代青年研究》第5期发表《青年研究的历史任务》，认为“当代青年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对象，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同年，薛素珍、柳林出版《儿童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自此，学界对青少年的研究渐次深化与拓展。
（一）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
80年代后，青少年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1987年，曹漫之《中国青少年犯罪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青少年犯罪问题。1994年，薛素珍则在《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的《社会变迁与中国儿童社会化》，发现其时上海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依然重视忠孝教育、但亦尊重孩子主体性、且对男孩女孩的教育实践的差异在消减。2003年，夏国美发表《社会学视野下的禁毒研究——青少年吸毒问题调查》（《社会科学》第10期），实证分析了青少年涉足毒品的影响因素，认为控制吸毒必须从分析制度入手，采取有利于预防青少年涉足毒品的政策。2000年，杨雄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发表《因特网对中国青年的影响及其对策》，主张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因特网的文化挑战 ,加速国家互联网络体系建设 ,对网络媒体应依法管理和技术管制 ,并加强对青少年的人文关怀。2006年，罗国芬在《青年研究》第3期发表《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问题评述》，对各界之于农村留守儿童规模的估算的结果、依据的差异进行了反思。朱眉华与蔡屹2007年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孤残儿童的机构照顾与社会融合》，主张通过家庭寄养、收养、中途宿舍、社会融合项目等模式推进孤残儿童的社会融合。2008年，程福财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专著《流浪儿：基于对上海火车站地区流浪儿童的民族志调查》，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调查了上海流浪儿童遭遇的社会排斥及其应对策略，揭示了流浪儿童的脆弱性与能动性。2010年，邓伟志、孙抱弘和张建在《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关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与教育——上海市青少年危险行为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对上海青年少年的吸毒、艾滋病、意外伤害、自杀等危险行为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提出从生活技能教育与课外休闲教育两方面进行干预的思路。
（二）青年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出现了快速的变化并引起广泛关注。1982年11月，青年理论研究人员与实际工作者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研讨会，就衡量当代青年标准、对当代青年评价和当代青年的特点进行了研讨。1983年，陈小亚与曹锦清在《青年研究》第9期发表《变化中的青年价值观》，分析了文革结束之后，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向个体主义转型的变化趋势。此后，青年价值观问题一直备受关注。1984年，曹锦清在《青年研究》第10期发表《社会主义与青年》，详细回顾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新一代青年的主流是好是坏的评价与激烈争论，提出了正确理解和平年代社会主义青年思想与价值观念的理论框架。1986年，金志堃发表《文化变迁与中国青年》（《当代青年研究》第12期），指出中国的青年问题、青年矛盾和社会对青年的认识是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的表现。1989年，孙嘉明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现状、问题及对策——大学生政治文化观调查》（《社会科学》第12期），对青年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状、其过程中出现的“认同模糊”问题及其可能影响进行了专门研究。
90年代，杨雄先后出版三本专著讨论其时的青年文化。1992年，他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代青年文化：回溯与思考》、《激情与理性：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激进主义思潮研究》，前者阐述了青年文化理论、分析了青年的社会主体性及其在构建青年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中的意义，后者重点分析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潮。1996年，杨雄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摇滚乐与中国新生代》，分析了摇滚乐个性与商业化的矛盾、摇滚乐与青年文化、青年信仰的关系，认为摇滚乐实际上蕴含了新文化的特质与曙光。1996年，孙嘉明发表《全球化进程与上海青年》（《当代青年研究》第6期），认为上海青年的生活方式、认知结构、价值取向与全球现代性都渐趋一致、融合。
2000年，吴铎在《上海教育》第8期发表《资讯科技发展对青少年工作的挑战与展望》，分析资讯科技发展对青少年及青少年工作引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001年，陈启芳 吴铎主编的《上海与香港青少年心理健康比较研究》出版（香港集贤社出版，2001年4月），比较了上海与香港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因素及成效，提出改善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2002年，陈映芳出版专著《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系统介绍了关于青年文化的相关基础理论，分析了角色型青年文化、非角色型的青年文化。2008年，陈映芳出版《“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青年”概念链接年轻人与社会，分析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青年”概念的变化。2008年，杨雄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国青年发展演变研究》，探究了青年价值与青年一代成长、中国“第三代”与“第四代”比较、“第五代”青年价值观变化及其趋势、后现代文化、后物质主义与当代青年等一系列中国青年的发展演变研究。
（三）青少年社会理论研究
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青少年研究热潮相伴，关于青少年社会学研究的学科化发展也引起关注。1988年，金国华在《当代青年研究》第2期发表《青年学的发展态势》，认为1980年以来青年社会学研究研究已形成热潮，但是作为学科的青年学还没有成熟，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研究范畴都有待成型。1989年、1999年，金国华先后以独立作者和主编的身份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现代青年学》和《青年学》两本著作，介绍了青年社会学研究基本理论、方法与议题，激发了学界对青年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兴趣。1997年，苏颂兴发表论文《要重视青年社会学史的研究》（《当代青年研究》第1期），主张编写青年社会学史的长编或大事记、开展关于青年社会学史的国别研究。
2007年，沉寂多年的关于青年社会学基础理论与学科发展的讨论重新开启。自该年2月起，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主办的《当代青年研究》开辟“理论反思”专栏，尝试对1980年代以来的青少年研究进行反思，并就青年社会学研究的前景与基础理论展开讨论。到2007年底，该刊共发表青年社会学研究反思类文章17篇。同年4月，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和《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社在上海联合主办“青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但这些讨论并没有就青年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范畴达成一致意见，显示青年社会学研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2009年和2010年，《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社先后跟浙江等地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合作，分别举办了第二、第三届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进一步推进了我国青年社会研究的学科化反思与基础理论建设的进程。
在青年社会学的具体理论方面，曹锦清在其1984年于《青年研究》第9期发表的《变化中的青年价值观》中指出，要把对青年个体价值观念的变化与中国政治社会的大变革结合起来理解。金志堃在1986年在《当代青年研究》第12期发表《文化变迁与中国青年》，认为中国的青年问题、青年矛盾和社会对青年的认识都能在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冲突、交融所引起的矛盾中得到适当的说明。苏萍在《当代青年研究》2008年第12期发表的《转型社会•过渡事件•制度安排——关于青年向成年过渡研究的社会学思考》，认为青年研究应该更加关注青年由结尾时期走向成年的过渡时期，青年过渡研究应该着重考察社会变化与社会政策如何影响青年的过渡。
（一）人口老龄化问题
1984年，袁缉辉在《社会》第1期发表《从战略高度研究老年人问题》，在国内较早系统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演变趋势，并提出要从战略高度研究关注老龄问题，开启了上海老年社会学研究的先河。此后，上海老年社会学研究一直较为活跃，成果丰硕。1986年，袁缉辉主编的《老龄问题》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从个人老化与人口老化两个层面阐述了老龄问题给老年个人和家庭、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1996年，桂世勋主编的《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的照顾问题—上海与东京老龄化对比研究》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认为子女数的多少与老年人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净经济供给总量没有显著相关，作者由此提出了妥善解决未来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经济供给的对策建议。1997年，冯贵山主编的《迈向21世纪老龄问题探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提出，将养老服务包括经济供养、日常生活照料和感情慰藉等重要论述。2005年，桂世勋在《市场与人口分析》第5期发表《上海市少子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分析了21世纪上半叶上海将面临的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形势，从替代性的人口流迁徙政策、生育政策调整、退休年龄调整、居家养老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应对老龄化形势、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策。2008年，童琳琳在《西北人口》第4期发表《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发展轨迹与启示》，基于对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及《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的分析，研究上海市老年人口的变化特点与发展趋势。2009年，王桂新等在《科学发展》第10期发表《上海老龄化高峰期预测及对策研究》，认为到了2030年上海老龄化高峰期,上海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800万左右,约占上海总人口的28%, 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约630万, 约占总人口23%。
（二）老年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
上海社会学者对老年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做了系统研究。1986年，潘穆在《社会学研究》第6期发表《闲暇时间与城市老年人生活方式》，认为不同层面、不同个体背景的老年人对闲暇时间占有的数量、支配的形式和利用的程度,以及他们在等量时间内活动的内容和质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产生,又与老年人各自选择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1994年，袁缉辉与张钟汝的专著《金色的晚晴——老年生活质量研究》（学林出版社），从老年经济生活与再就业、婚姻与家庭、闲暇与社会参与、权益与保护等方面入手，论述如何提高老年生活质量。2000年，孙常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3期发表《城市老年人余暇生活研究——以上海城市老人为例》，指出老年教育是老年余暇生活的核心内容。2001年，桂世勋在《南方人口》第4期发表《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讨论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指出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生理健康的平均等级分最低，心理健康与日常生活功能的平均等级分居中；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平均等级分高于女性高龄老人；城镇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平均等级分高于农村高龄老人。2009年，周海旺等在《人口与发展》发表《上海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变化趋势与对策研究》，对影响上海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经济、健康和居住三个方面作了纵向对比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对策。同年，吴铎《略论老年自主教育》在《上海老年教育》（2009年第4期）发表，强调老年自主教育在于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增强老年人再社会化过程中的幸福感。
（三）老年生活保障问题研究
80年代后期起，养老保障成为上海社会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1990年，桂世勋在《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发表《上海市农村养老保险新体制的探索》，介绍了他们1987年初开始在上海农村探索如何将当时实行的基本上由集体负担农村老人退休金或养老补贴的制度, 改为由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制度，剖析了建立养老保险新体制的经济社会背景和这种新体制的主要特点。1992年，彭希哲与戴星翼在《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发表《试论老年生活保障与农村人口控制》，指出其时农村老年生活保障主要依靠多生育来规避老年生活风险。同年，桂世勋发表《银色浪潮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关于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生活照顾问题的对策与建议》（《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的生活照顾问题形势严峻；应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以各种支持老人在家养老的基层社区服务为主、老人入院服务为辅的思路予以应对。1995年，袁缉辉在《上海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强化家庭作用 支持居家养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家庭在老年生活保障问题中的作用，在全国最早明确提出“居家养老”的概念并予以理论阐释。1998年，吴铎发表《街道社区建设与老年人权利保障》（《银色的盾牌》，学林出版社1998年），提出增强城市社区老年人权利保障功能。1998年，桂世勋等主编的《上海市老年保障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上海的老年保障体系建设要重点搞好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医疗保障和服务保障，这既要从建成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出发，又要充分估计未来上海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2003年，桂世勋主编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在华龄出版社出版，进一步讨论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农村养老问题。2004年，桂世勋发表《上海城市社区为老服务资源整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上海市应进一步搞好社区为老服务的信息资源、硬件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方面的整合,并切实推进有利于社区为老服务资源整合的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2008年，桂世勋在《人口与发展》第3期发表《构建广义的老年人照料体系——以上海为例》，提出从参与、健康、保障三个方面搞好预防性服务；重视和加强对生活自理有困难老人的康复训练；支持和关心非正规照料服务；积极倡导生活部分能自理的老人居家照料，搞好民政福利服务与卫生保健服务的资源整合等老年人照料体系建设之路。周海旺、寿莉莉发表《支持老年照顾者 应对高龄化社会的老年照护挑战》（《重庆工学院学报》第7期），提出以构建社会援助网络来应对高龄化社会挑战。
90年代后，养老产业的发展也备受上海学者关注。1996年，王爱珠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老龄经济学》，填补了我国从经济社会学角度研究老年问题的空白。2000年，张西飞在《西北人口》第1期发表《我国老年人口负担: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老年人口负担是客观存在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是解决我国老年人口负担问题的最根本途径。从经济学视角对我国老年人的经济和生活负担进行研究。2003年，吴瑞君在《人口与经济》第5期发表《拉动老年有效需求,促进上海老龄产业的发展》,探讨了人口变动对老龄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并从如何拉动和激发老年人口群体的有效需求为立足点 ,分析和提出了促进上海老龄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上海的性社会学研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986年，刘达临在《求索》第5期发表《性科学与四化建设》，提出应该正确看待性科学。1988年，刘达临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国第一本《性社会学》专著。1989年2月至1990年5月，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在全国15个省市24个地区开展“性文明”调查，首次从整体上勾勒出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现状。
1990年，徐安琪在《社会学研究》第3期发表《被动性、抉择权和低满意度——妇女的性角色特征初探》，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揭示了上海妇女在性生活中表现出被动性、抉择权低和满意度不高等特征。1993年，夏国美在《社会学研究》第6期发表《性病防治对策探略》，指出当今中国,性病防治遇到的最大麻烦,来自于我们在性文化理论上的困惑、犹豫。徐安琪、叶文振在《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发表《性生活满意度:中国人的自我评价及其影响因素》，指出中国人对性生活的满意度介于“比较满意”和“一般”之间；感情生活满意度和性快感体验对性满意度具有最显著的正相关作用。婚前的感情深度、夫妻同质性以及对性价值持肯定态度等初始变量都间接地通过增加感情交流和改善性生活模式而提高性满意度。
1999年，杨雄等撰写的著作《青春与性：1989-1999 中国城市青少年的性意识和性行为》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纵向对比的基础上指出，与1989年相比，1999年，城市两性青少年的性生理成熟都提前近半年。2006年，杨雄在《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青少年性行为“滞后释放”现象的实证解释》，认为性教育可以帮助青少年安稳渡过青春期，人们对中学生性行为存在“高估”偏向,却对大学生性行为存在“低估”倾向。城市青少年的性行为存在“滞后释放”现象。2005年，程毅发表《性观念: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实际走向与现状——基于上海若干高校实证调查的研究和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认为上海大学生性观念多元化趋向日趋显著。2010年，刘汶蓉在《青年研究》第2期发表《婚前性行为和同居观念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现代性解释框架的经验验证》指出，成长于改革开放前后的人群对婚前性和同居的态度具有显著差异，但与西方相比仍相当保守。
此外，刘达临对中国性文化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中国当代性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中国古代性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个性学家的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世界当代性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20世纪中国性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中国性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等，推动了中国性观念的解放，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社会学始终是上海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1984年，吴铎发表《试论我国城市社会学的结构和内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在我国首倡城市社会学研究。此后，上海社会学者对浦东开发开放、社区发展、城市基层治理等议题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卓越研究成果。
浦东开发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一环，上海社会学界凭借学科优势积极参与其中。90年代初期，受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委托，上海高校与社科院的社会学者40余人参加了“上海市浦东新区90年代社会事业发展战略及规划研究”和“上海市浦东新区90年代社会保障发展规划研究”，并与其他学科专家一起于1994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上海市浦东新区90年代社会事业发展战略及规划研究》（张学兵、王战主编）和《上海市浦东新区90年代社会保障发展战略规划研究》（马伊里、吴铎、桂世勋主编）。这两项研究，主张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即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意义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经济需要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些政策建议获得市政府的肯定，开创了上海社会学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与政府和实际工作部门合作进行应用研究的范例。
1995年，吴铎的论文《论浦东新区社会功能开发》（《上海社联年鉴》），对浦东社会开发思路、规划社会事业发展、强化城乡社区建设等方面做了分析。同年起，李友梅以浦东为调查基地开展“浦东开发开放中的农民问题研究”研究，并发表《浦东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问题研究》（《上海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退路与行动空间――90年代浦东大开发前沿的征地农民问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4年学术年会会议论文）、《自由行动者缺席与集体行动的困境——以上海浦东新区“列车工程”为例》（《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系列成果，指出作为中国开发开放最前沿的浦东农村，正经历着向注重国际标准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巨大转变，其间的农民问题是一个以农村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如何走出旧传统的问题，是征地农民及其管理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她提出了建立一种新的集体协作机制以应对浦东新区失地农民问题。从1995年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与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联合开展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区—社区发展规划研究”等应用研究课题；浦东新区与复旦大学合作建立“浦东——复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开展浦东新区社会发展研究。从1995年至1998年，合作研究的成果《浦东新区社会发展报告》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连续出版四集，系统展示了浦东开发开放之后浦东社会发展的变化情况。同一时期，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华东社会发展研究所组织编写“华夏社会发展丛书.浦东系列”丛书：1997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张学兵、华路、范斌著《社会转型：迈向21世纪的浦东》，姚俭建、杨志明著《体制创新：小政府.大社会》，赵开国、卢新梅、张良著《人口素质：开发开放的制高点》，戴星翼著《环境资源：现代文明的基石》，吴铎等著《社区建设：热土上的宏伟工程》等。2004年，范伟达主编《全球化与浦东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别从转型社会理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人口战略、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探讨了推进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选择，在实践上推动了新区社会发展，也拓展了社会学应用研究范围。2007年，李友梅等著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乡土文化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系统阐述反思乡土文化转型理论的基础上，对浦东开发中的农民问题、外来媳妇的社会融合问题等城市化议题进行了经验研究和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学者比较早第开始研究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上海的社会学者与政府有关部门共同组织了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并组织开展了系列专题研究，出版了系列专著和研究报告。涉及的主要研究专题包括社区建设与现代文明、社区志愿者活动、居委会组织体制、社区经济、物业管理与社区建设体制等。1991年，吴铎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之“社区研究”篇，全面阐述社区理论、实务、历史等。1994年，吴铎在《学术交流》5期发表《论社区规划》，阐述社区发展规划的内涵和意义、指导思想和原则、基本内容、主要方法。1996年，林流主编的《新时期社区建设与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论述了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小政府大社会等一系列城市治理路径。同年，徐中振、卢汉龙、马伊里主编的《社会发展与现代文明》（上海远东出版社），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社会转型的大趋势出发，借鉴西方社区理论，第一次从学术层面对上海城市社区建设的体制背景和理论视野，社区发展的核心目标、组织管理体制，社区服务与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及社区参与和培育社会公益观念等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研究。1997年，吴铎发表《论社区建设主体——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发展报告》（《社会学研究》第5期），分析在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城市社区建设的功能主体。1998年，徐中振主编的《志愿服务与社区发展》（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提出志愿服务是社会全面发展的结构因素和价值追求，论述了上海志愿服务与社区发展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同年，施凯等主编的《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上海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成果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集中报告了上海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做法与成效。
9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学者对社区建设与管理中面临的问题与出路进行了研究。1999年，卢汉龙组织开展“中国社会基层社会的组织重建”项目研究，发表《单位与社区: 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组织重建》（《社会科学》第2期），提出制度化、理性化、自主性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新趋向，依照这种新趋向去重组已有的单位制社会和地区社会, 使之成为真正的现代化社会共同体, 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2001年，鲍宗豪发表《社区文化产业：繁荣国际大都市文化的新观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4期），提出社区文化产业可作为发展国际都市文化的新生长点，是繁荣国际大都市文化产业的新视点。同年，章友德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从行政性依赖到双向互动——政府与社区组织关系初探》，提出在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要迈向双向互动的伙伴关系；马西恒发表《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浙江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尽管理论上存在“行政化”与“社区化”的分野，社区建设的实践却出现了两者的贯通,并创造了整合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新方式。
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社会学者的研究重点逐步从社区建设转向社区治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2000年，曹锦清与李宗克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区管理与物业运作：—上海徐汇区康健街道研究报告》，认为业委会的运作情况与物业结构紧密相关，私房比例越大的小区，业委会的运作情况越好。因此，在纯商品房小区更容易出现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2002年，吴铎发表《上海街道社区社会功能现状与趋势》（《廿一世纪社区工作新趋势》—内地与台港澳交流研讨会论文集，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2002年出版），概述上海社区建设在新世纪的新趋势。同年，李友梅发表《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对上海康健社区实地调查的初步认识》（《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认为传统体制下行政“命令式”的单向服从的关系模式正在向“协商式”的双向服从的关系方式转变。2003年，李友梅在《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认为新的权力秩序依托治理结构正逐步建立起来；在这种治理结构中，任何组织的主导地位并不能通过授权而自然获得，而是经由一种横向互动过程逐步确立。对于基层社区组织而言，权力来源的转变要求其必须增强有效整合和动员各种资源的治理能力。2003年，何海兵在《管理世界》第6期发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提出单位制正在解体、街居制身陷困境、社区制浮出水面迎来发展契机。2004年，马西恒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提出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选择何种社区治理模式对于促进或制约居民参与程度具有重要影响。2005年，张昱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构建多层次组织化的社会体系——深化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分析》，认为城市社区建设需要重构理念，按社区发展需要分类建设多样化、多层次的满足社区需要的组织化的社会体系。同年，石发勇在《社会》第2期发表《城市社区民主建设与制度性约束》，认为基层政府机构和居委会之间控制关系的“固定化”，使得城市微型社区治理陷入“闭锁”的困境。徐永祥在2006年于《东南学术》第6期发表《政社分工与合作：社区建设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指出，现行的社区建设体制是政府内部行政权力与职能的重新分配，并未改变“政社不分”这一传统社会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必须通过社区建设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培育民间社会组织，构建现代性的、政府与社会的分工合作体制。2007年，李友梅在《社会》第2期发表《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提出要把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视角聚焦到具体行动空间的权力关系和机制。2008年，卢汉龙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第1期发表《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比较研究：上海和沈阳》，提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变是社区建设的关键，国家要给基层社会的自我运作让渡空间。同年，桂勇出版专著《邻里空间——城市基层的行动、组织与互动》（上海书店出版社），从行动者在充斥着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特定邻里空间中的行动出发，对城市邻里进行了分析。2010年，石发勇在《社会学研究》第3期发表《业主委员会、准派系政治和基层治理》，检视了作为新兴市民组织的业主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及其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影响。同年，鲍宗豪在《河北学刊》第6期发表《对当前中国社区建设四大问题的思考》，提出要理顺社区自治模式中的社区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居委会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居委会与驻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居委会与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
上海社会学界还编写出版了关于社区建设的培训和教学教材。1998年，在市委组织部的组织推动下，吴铎组织编写并出版了培养社区工作者的教学用书《城市社区工作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为该读本作序，要求积极探索社区工作的深层次规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社区工作新路子。徐永祥编写了《社区发展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孟临等编写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高校社会学科的教学用书，对推动社区建设与管理实务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起，城市化议题受到上海社会学者的系统关注。1985年，吴铎发表《深圳经济特区的社会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对城市社会学进行个案研究。1993年，沈关宝出版《一场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云南人民出版社），指出把工业文化与传统农业文化有机地区别与融合才是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出路。1994年，吴铎发表《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社会发展研究》（《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概述我国城市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社会保障、社区建设、城市化道路、外国城市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1996年，吴铎发表《上海城市社会结构与功能现代化——城市社会学面向21世纪的思考》（《社会》第4期），探讨在上海迈向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历史过程中，城市社会学的使命和新的重大课题。1999年7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上海举办了国际社会协会都市与区域研究专业委员会（R21-ISA）年会。年会的主题设定为：“面向21世纪的发展议题：中国城市化”。这次会议集聚了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120余名各类城市研究的专家，开启了把中国的城市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跨学科、跨机构、跨世代共同研究的新领域。
2000年，鲍宗豪等人发表《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融合——深圳、珠海、浦东城市化进程的启示》（《社会科学》第6期），将城市化置于其实际运行依存的区域发展视野中观照,提出要将区域社会发展所思考的重点放在城市化方面。2001年，张钟汝等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城市社会学》，系统介绍了城市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与研究领域。2002年，刘豪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以苏南七都镇为例分析了苏南城镇化道路。2003年，陈映芳等撰写的《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文汇出版社），从结构到意识等角度全面审视了征地拆迁及其导致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家庭形态、权利意识、社会性格等方面的复杂深刻变化。
城市问题研究起步较早。1979年7月，华东师大开展城市社会问题调查，并编辑《上海市城市社会问题调查报告选》。1981年，吴铎发表《当前上海市区乞讨现象试析》（《社会》第1期），在国内引发热烈讨论，并被美国、日本报刊译载。1996年，吴铎发表《需要建立社会公共安全指标体系》（《探索与争鸣》第5期2001年，吴铎撰写《谈谈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吴铎《社会学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邓伟志出版《当代“城市病”》（中国青年出版社），剖析了当代城市面临的贫困、实业、乞讨、人文精神缺失等问题。同年，陈映芳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提出要从探讨“ 农民” 与“市民” 的属性差异、市民化所涉及的人们生活意识和生活式样的变化等问题入手, 解释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2004年，陈映芳在《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和课题》，主张城市下层调查研究应包括城市生态学研究，应导入生活结构理论,并注意国际比较方法的运用。2006年，陈映芳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通过大量人、事调查研究，阐述了上海市城市贫民区人们的生活状况。周新宏在2007年撰写的《城中村问题：形成、存续与改造的经济学分析》（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文指出，城中村问题实质是利益问题，城中村改造过程是各相关主体之间重新进行利益调整的过程。对“城中村”问题进行了全面探究。2004年文军发表《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指出，农民的市民化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2008年，马西恒等在《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发表《“敦睦他者” 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认为外来新移民同城市社会的融合将依次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同质认同”等三个阶段, 政府应将各种机会、待遇、保障同城市本地户籍相剥离, 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2009年，文军发表《农民的“终结” 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指出新市民的角色再造除了依赖于农民自身的因素外,更需要政府相关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重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社会学成为上海社会学者长期研究的一门社会学分支。研究涉及经济社会学理论、社会资本、消费、劳资关系等诸多领域。
上海社会学界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起始于对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讨论。1995年，学界开始对市场经济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邓伟志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市场经济的若干社会功能》，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具有加速社会流动、转换社会角色、重组社会分层、提高都市化水准等正向社会功能。同年，张钟汝等主编的《市场经济与机制转换》（学林出版社）出版，分析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管理机制转型的关系。1998年，朱国宏主编的《经济学视野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两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推动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融合发展和经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卢汉龙通过对国有企业办三产的“墙头经济”研究资料的分析，发表 《“墙头经济与集体社会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4期），分析了中国企业产权如何从虚拟的“公有制”走向多元经济实体，以及其间的产权文化特点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变与不变。2000年，彭文兵与桂勇在《财经研究》第9期发表《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企业研究》，指出经济社会学对理性的研究更加突出经济变量之外的社会性变量的影响。2003年，桂勇、陆德梅、朱国宏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社会网络、文化制度与求职行为:嵌入问题》，提出经济行为嵌入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网络之中，社会网络本身又是嵌入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制度背景之中。刘少杰与甄志宏在《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发表《突破边缘化的理论选择——经济学扩张与新经济社会学的回应》指出，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应该是社会学积极迎接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挑战并将研究领域拓展到经济领域的结果，是社会学摆脱自身边缘化的积极努力。2005年，朱国宏、桂勇主编的《经济社会学导论》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展示了经济社会学的学科体系。甄志宏在《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发表的论文《从网络嵌入性到制度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制度研究前沿》认为，新经济社会学逐渐将关注的焦点由社会网络转向了经济组织的制度化过程。
2008年之后，经济学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等基本理论范式得到系统讨论。高柏在《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指出，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否认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采用的先验的理性假设, 并摈弃它们建构超越具体时空条件限制的大理论的追求。2009年，甄志宏在《江海学刊》第4期发表《网络、制度和文化: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分析了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分析学派、制度学派和文化学派等三个基本理论视角的差异。刘玉照在《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发表《新制度是如何落实的？作为制度变迁新机制的“通变”》，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和过程。梁波、王海英于2010年在《社会》第6期发表《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讨论了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的差异及其对产业理论发展的影响。同年，杨玲丽在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3期的《新经济社会学是否应该抛弃文化——“文化嵌入”的层次性》提出，新经济社会学不应该抛弃文化，可以从嵌入性的视角关注文化，同时关注文化嵌入的层次性。2010年，刘豪兴等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旷世的忧思:费孝通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全面勾勒了费孝通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地图。
2000年以后，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分类、测量及其影响，上海社会学界进行了诸多研究。《社会》2007年第2期刊载的张文宏、栾博《社会结构取向下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测量与功能》指出，中国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正在走向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但也还存在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测量宽泛化和随意化的倾向。同年，张文宏在《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中国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操作化和经验研究》，对中国社会资本研究情况进行了评述分析。2007年，梁德阔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发表《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学方法论二元对立的消解》，认为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次，强调它们之间的连续性，避免了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的二元关注。2008年第3期《社会学研究》刊载桂勇、黄荣贵《社区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它在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七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量表，验证了其信度、效度。
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社会学界对社会资本做了更多实证研究。桂勇、顾东辉、朱国宏在2002年在《世界经济文汇》第3期发表《社会关系网络对搜寻工作的影响——以上海市下岗职工为例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社会关系网络在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003年，桂勇、张广利在《南京社会科学》发表的《求职网络的性别差异:以失业群体为例——兼论社会资本的中西差异》指出，未婚的男性和女性在求职过程中所使用的关系网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2005年，张文宏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发表《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指出占据高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这种差异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2007年第5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载李洁瑾、黄荣贵、冯艾的《城市社区异质性与邻里社会资本研究》指出，社区内部异质性的增大会抑制整合性的社会资本，但有可能促进链合性的社会资本。2008年，石发勇在《学海》第3期发表《社会资本的属性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运作逻辑——以一个维权运动个案为例》，提出社会资本可能起源于社区成员面临共同压力所产生的集体合作需求、市民组织、正义感以及人力资本等，其“存量”变化与集体行动的形势有关。魏永峰发表《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问题与研究方向》（《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指出社会网络对职业获得的因果性效应需要关注社会资源的拥有、社会资源的动用和求职结果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2009年，陈捷、卢春龙在《社会学研究》第6期发表《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指出包容性的社会信任与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理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局限性的人际信任与封闭性的社会网络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理有显著的负面作用。2010年，沈关宝、李耀锋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指出失地农民的邻里和亲缘关系的工具性倾向增强、业缘关系薄弱，社区居委会在其社会网络发展和市民化方面可扮演重要角色。
2000年以后，消费行为与消费文化成为上海社会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2001年，卢汉龙与戴维斯在《社会学研究》第1期发表《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指出消费是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探测仪。2003年，他们联合主编的《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论文，从消费文化的视角分析中国的发展，揭示了消费的变革不仅是消费者物品质和量的变化，而且是消费者的价值观念、生活趋向的变革和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化。2006年，张敦福在《社会》第2期发表《迈向“虚无之物”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一个消费者的视野》指出，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消费社会，消费实践正在走向“虚无之物”充溢的世界。此后几年，张敦福先后发表《“nothing”：消费的社会形式的一个理想类型——一个方法论的考评》（《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瑞泽尔消费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一个批评性评述》（《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多形态的全球化与消费者自主性——评瑞泽尔消费社会学研究新著<虚无之物的全球化>》（《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等系列论文，对生活意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瑞泽尔的消费社会研究思想等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认为“虚无之物”这个分析工具对于认识和理解全球化背景下消费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后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忽略了地方消费实践和消费者的多样性。
此外，上海社会学者对劳动力市场、劳资关系、工会、集体经济、企业产权等经济社会学议题进行了研究。1997年，卢汉龙发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渠道的转变——从就职过程看中国市场化变化的特征》（《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第8期），认为在中国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网机制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已经成为人们谋取职业的两大重要机制。2006年，胡守钧和李梅以访谈的形式在《探索与争鸣》第12期发表《工会重建：当下劳资关系和谐的基石》，认为组建工会是实现和谐劳资关系的需要，工会独立地位的缺乏是导致工会不作为的根本原因。翁定军在《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发表《失业背后的权力因素》，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下的高失业率”与“一些失业者不远从事低薪工作”现象的背后是劳资之间权力的失衡，政府要通过干预经营者的行为从源头上干预失业。2006年，周怡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实证描绘了一个公认的社会主义集体村庄在经历转型经济的磨砺之后是如何转变为一个“后集体主义”的社区形态，它指出农－工转型的依附关系构成村庄集体工业秩序（整合）的基础。同年，桂勇出版《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与所有权、与社会动员、以及与产权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2000年前后，上海社会学研究深入扩展至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与组织社会学等新兴领域。
上海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系统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而后聚焦于政治参与、集体抗争和社会运动研究等议题。1997年，邓伟志等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研究了变革社会中政治稳定的社会条件与目的，指出政治秩序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2005年，谢岳等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指出，集体行动的理论发展主要经历了社会运动、革命和抗争政治三阶段，并相继形成了庞大的社会运动理论、革命理论和抗争政治理论。2009年，刘欣在《社会学研究》第1期发表《新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还是理论补充》讨论了政治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变化，指出新政治社会学更注重充斥于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权力现象,在高于民族—国家的宏观领域里或者在低于民族—国家的微观层次上来考虑权力问题，它只是经典政治社会学补充而非替代。
维权与集体抗争研究是上海学者关注的重要政治社会学议题。2004年，刘玉照在《社会》第11期发表《集体行动中的结构分化与组织化——以白洋淀某村修路与基层选举为例》，认为集体行动中的结构分化与组织化过程影响集团的集体行动能力。2005年，石发勇在《学海》第3期发表《关系网络、以法抗争和当代中国城市集体行动》，探讨行动者是如何利用关系网络与法律进行集体抗争，认为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爆发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2006年，陈映芳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发表《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认为城市中产阶层在房产物业纠纷的维权运动中表现出了相应的权利意识和行动力,而对市民自主组织的政治/法律限制已构成市民组织化表达行动和社会发育的制度瓶颈。同年，刘玉照在《社会》第5期发表《遭遇修路事件的村庄选举双重选择的集体行动》，对农村基层选举中出现的经济精英入主村委会的现象进行了阐释。章友德等在《社会》2007年第3期发表《资源动员与网络中的民间救助》，分析了网络动员的结构和模式以及与传统救助模式优劣。黄荣贵等在《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发表《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揭示了互联网在业主集体抗争中的作用。
此外，多位研究者对政治参与做了研究。2009年，李骏在《社会学研究》第5期发表《住房产权与政治参与:中国城市的基层社区民主》，指出在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住房产权对政治积极性的促进作用目前仅局限于新型商品房住宅小区。2010年，孙秀林在《社会》第1期发表《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城市居民参与“同乡、校友、战友聚会”、“居委/物业组织的会议/活动”等社会活动的频率越高，其政治参与的概率就越高，而且，城市移民群体参加上述社会活动的效果要显著高于上海户籍居民。研究了社会网络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关系。效果。陈映芳在《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发表《行动者的道德资源动员与中国社会兴起的逻辑》，分析行动者在维权过程中是如何致力于发掘价值资源和政治伦理的正当性。朱海龙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发表《网络社会信息嬗变对政治参与动员的影响》，揭示网络社会正在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80年代末，上海社会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1989年，庞树奇与仇立平在《社会学研究》第3期发表《我国社会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研究初探》，开启上海学者对社会阶层结构研究的先河。2000年之后，该领域迅速成为上海社会学关注的热点。2001年至2006年，刘欣发表《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争辩的焦点和有待探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等有关社会分层的论文，提出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共同构成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等系列论断。2001年、2006年，仇立平先后发表《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等文，提出上海存在以领导干部为主的职业群体、以办事人员或职员(一般管理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以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以商业从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和以工人、农民、居民生活服务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等五大社会阶层等论述。2009年，李煜在《社会》第6期发表《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在梳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了解中国社会流动的理想类型。
90年代中期后，教育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影响开始引起关注。马和民在《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发表《当前中国城乡人口社会流动与教育之关系》，研究了教育对两性社会流动的影响。李煜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发表《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认为管理阶层的资源优势正逐步转化为下一代的教育机会，这一进程将很可能导致社会分层结构日益固化。2007年，李煜在《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家庭背景在初职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及变迁》，认为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相同的教育资质下，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张文宏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发表《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认为我国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刘欣在《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发表《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认为公权力与市场能力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主要动力基础。卢汉龙发表《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理论问题》（《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第二届（2004年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文集（上）》）一文，指出研究社会结构的核心不是研究表面的“分层化”，而是研究社会的不平等结构以及消除不平等、提供机会平等的途径。
上海学者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理论亦开展了反思性研究。2008年，李友梅在《社会》年第6期发表《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认为风险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另一项力量开始崛起。2009年，周怡在《社会学研究》第6期发表《布劳—邓肯模型之后:改造抑或挑战》，梳理了对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的补充研究并反思了其对基础模型原初意义的影响。
1988年上海市法律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后，上海社会学者对法律问题的研究持续进行。1993年，张乃根在《社会学研究》第6期发表《法社会学分析:框架与范例》，强调法社会学要重视对实证法的分析,主张摆脱“司法中心论”的束缚,构设法社会学分析的新框架。1996年，何勤华在《现代法学》第3期发表《埃利希和现代法社会学的诞生》，介绍了埃利希的著作和现代法社会学诞生历程，指出法社会学的诞生是20世纪初叶法律研究中取得的最伟大成果。2005年，李峰在《重庆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个人、社会与法律——涂尔干的法社会学思想》，回顾了涂尔干关于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等法律问题的解释。2007年，王永杰在《政治与法律》第3期和第4期相继发表《程序异化的法社会学考察论纲——以刑事冤案和刑事司法程序为视角（上）、（下）》，运用“案件的社会结构”来研究冤案的法制样本，验证了相关法律社会学的相关理论。2008年，张善根在《山东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转型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以人与作品为对象的实证分析》，指出法律社会学虽为一门交叉学科，但缺乏学科间的沟通、共同努力与范式。2010年，张善根发表《法律社会学问题意识的隐喻》（《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在法律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经历了从法制现代化、到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的问题研究、到多元化理论的转变。
80年代开始，上海学者对宗教社会学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取得诸多成果。1987年，罗竹风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从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出发，全面地展示了我国宗教的历史概貌，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长期性，首次论证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问题，阐明了党对宗教的基本政策的理论依据。2005年，李峰在《求索》第9期发表《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梳理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出现的功能学视角、现象学视角与理性选择视角。2006-2008年间，李向平发表一系列宗教社会学研究论文：《儒教宗教论的再讨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视角》（《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镶嵌型的公共宗教——传统中国的政教关系之社会学解读》（《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中国人的另一种信仰危机?——“少林寺现象”引发的宗教社会学问题》（《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学术月刊》2007年第7期）、《“社会理性”：佛教研究的新视角——从对马克斯·韦伯的误解说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李向平还出版宗教学社会学的系列专著：《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等。在这些论著中，他揭示了中国人基于其远近亲疏、尊卑贵贱的伦理原则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所型塑的“关系-信仰”模型，提出了信仰关系、信仰——权力关系、公共信仰与私人信仰、公民信仰、信仰与宗教的双重社会化等解释中国信仰关系与宗教问题的一套特殊符号和重要的理论概念。2008年，姚南强发表《西方宗教社会学“结构—功能”范式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结构—功能”范式仍是当今各派宗教社会学理论研究依循的范式。2009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取向》，指出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经历了对宗教功能的全盘肯定到启蒙时代后的全盘否定、再到现代的重新定位的转变；在研究研究视角上,经历了从世俗化到非世俗化再到多元化;在知识论取向上,从理性批判到感性取向乃至灵性证明;在思维方武上,经历了从社会建构论到主体建构论的转变。2010年，李向平等在《世界宗教文化》第1期发表《宗教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双重探索——宗教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提出中国宗教问题研究要建构符合中国宗教经验与社会变迁实际情况的新理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海社会学者开启了组织社会学研究。1995年，李友梅在《社会》先后发表《行动者的选择余地及决策理性》（第10期）、《行动者在组织中的权力》（第11期）等文，将组织决策分析理论初步引入国内。2001年，李友梅专著《组织社会学及其决策分析》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该书以《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为名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再版），系统介绍了她关于组织社会学研究的前沿成果，提出了决策、不确定性领域、中继者与实际行动体系等重要理论概念。2004年，翁定军在《社会》第2期发表《超越正式与非正式的界限——当代组织社会学对组织的理解》，认为在正式组织中存在着无形的、自发形成的“非正式”。2006年，李友梅和刘玉照在《组织社会学》一文中（郑杭生主编《新世纪中国社会学:“十五”回顾与“十一五”瞻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2004年之前国内组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评述。2007年，刘玉照等发表《社会学中的组织研究：在研习和交流中走向规范》（《社会》第2期），提出要有效引进西方社会理论，提高对当代复杂组织的认知水平。2009年，刘玉照在格致出版社出版专著《乡村工业化中的组织变迁》，从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的视角出发，详细描述了乡村工业化中，生产经营组织从家庭经营、家庭协作到雇工经营和一体化经营的转变过程。
此外，上海社会学者对单位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进行了较多研究。1996年，卢汉龙等在《社会学研究》第1期发表《“单位制”与住房商品化》，探讨了单位在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改革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1999年，卢汉龙在《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单位与社区: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组织重建》，认为多元化的资源配置这种新趋向将改变原有单位制社会和地区社会，重建现代化社会共同体。
在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的研究方面，1988年，于海编选的《第三域的兴起：西方志愿工作及志愿组织理论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系统介绍了西方第三部门兴起的理论范式。2004年，文军与王世军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非营利组织与中国社会发展》，把非营处组织的理论作为一种视角用来讨论、检验、改革中国的各种非市场取向的、非政府取向的民间组织及社会团体。2006年，马伊里在其博士论文《合作困境的组织社会学分析》（上海大学博士论文）中引入“有组织的无序”概念，对政府机构间合作的困境及其复杂过程进行了阐释。范明林在《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发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研》，以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为理论视角对四个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进行比较研究。2005年，李友梅在《探索与管理》第12期发表《当前社团组织的作用及其管理体系》指出，人们组织、发动和协调社会的方式日趋多样化，社会管理体系与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相互疏离和相互嵌入的现象变得愈加凸现。2010年，黄晓春在《社会》第4期发表《技术治理的运作机制研究 以上海市L街道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对中国政府改革进程中信息技术促进基层公共部门革新的方式和路径做出较为深刻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学者在全国率先对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务展开研究，此后产生了一批富有影响力的成果，奠定了上海在全国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1989年，上海召开社区服务和社会工作理论研讨会，在全国率先探讨社会工作理论。1990年，袁华音等主编的《社会工作概论》在黄河出版社出版，开启了上海社会工作学科化建设先河。1994年，陈良瑾主编的《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2003年，吴铎编著的《社会工作发展简史》（上海高教电子音像出版社），全面阐述了社会工作思想、制度、方法、组织、法规以及各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进程。2003年，张乐天和徐玲编著的《社会工作基础知识》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4年，徐永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社区工作》。2005年，范明林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小组工作》，首次系统研究了作为社会工作三大工作方法的社区工作与小组工作等工作范式。此后的2007年，张乐天主编的《社会工作概论》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文军主编的《社会工作》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集中介绍了社会工作的基础性知识与方法。2009年，文军主编的《社会工作模式：理论与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将社会工作模式的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紧密结合，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了社会工作常用的一些服务模式。这些著作推动了上海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
2000年以后，上海社会学者对社会工作理论及其本土化做了较多研究。2004年，何雪松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阐述了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新近兴起的“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之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构的系统，指出证据为本的实践是推动杜会工作在中国发展并获得杜会认同的一个可能策略。2005年第2期《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载仝利民的《个案管理：基于社区照顾的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认为个案管理含有成本控制的特征， 而且更强调目标和成本分析。顾东辉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发表文章《5·12震后社区中社会工作的专业智慧》，分析“社会工作场境”的内涵，强调在恪守专业伦理的基础上优化过程技术并注重效果评估的科学性的意义。2008年，朱孔芳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发表《灾区重建中的社区能力建设——基于社会工作的“增权”视角》，将西方社会工作的增权理论引入中国的灾后社会重建领域中。
这一时期，上海学者更为关注加强社会工作的理论建设。2007年，范明林和徐迎春发表《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专业化和本土化》（《社会》第2期），指出社会工作的实务研究仍然缺乏学术性而流于经验总结的弊端。2009年，文军在《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十大挑战》，指出理论研究滞后于实务活动的运行是我国社会发展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基于这些原因，上海学者开始推动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关注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议题。2007年，范明林与何雪松分别出版专著《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上海大学出版社）和《社会工作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系统研究既有的主流社会工作理论，这是我国出现较早的社会工作理论书籍。同年，刘华丽等人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上撰文《儒家人格思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渊源》，指出儒家人格思想应成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渊源。2009年，何雪松在《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架构：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指出实践智慧、科学研究、本土思想和制度传统等要素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的重要源头。
2000年以后，在社会工作实务研究中，关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与方法的成果相继出版。2000年，吴铎发表《社会工作与成人教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5期），主要论述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目标、任务、层次结构和措施。2005年，范明林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会工作方法与实践》。2006年，文军与朱眉华主编的《社会工作实务手册》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两本著作，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工作实务要遵循的一般价值、方法与流程。
在儿童与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方面，顾东辉在《社会福利》2004年第8期发表《社会工作视角中的青少年吸烟问题》，认为整合微观和宏观的工作技术是对青少年进行多角度充权、预防和治疗青少年吸烟的有效手段。2005年，范明林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学校社会工作》，介绍了学校社会工作的价值和原则、基本理论、以及学校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式学校社会工作的基本原理。2006年，朱孔芳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发表《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探析——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例》，对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理念、过程、方法、技巧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家庭寄养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建议。2006年，王瑞鸿第2期《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刊载的《双轨建制下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发展困局——以阳光社团Z区社工站为例》。2006年朱晨海和顾东辉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青年文集上发表《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之评估模式研究》，提出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应注重社区青少年中高危群体的辅导以及弱势群体的服务与帮助，社工要更多使用心理量表等专业工具有效干预。2007年，彭善民等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都市社会工作资源整合模式探索——以上海A区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实践为例》，提出上海都市社会工作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政府主导推动和非营利组织积极跟进的模式。2007年，费梅萍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发表《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建设的行动研究》，认为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建设必须与社会工作知识观、社会工作服务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管理机制的不断改善直接相关。彭善民在2009年第1期《青年学报》刊载《灾后安置点青少年社会工作初探——以上海S社工服务队的实践为例》，提出震灾后青少年的社会关系出现断裂，青少年社会关系的重建时是置点社区和家庭重建的关键。2010年，文军主编的《学校社会工作案例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以青春期教育、自杀干预、亲子沟通技巧等为案例阐明了学校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与技巧。
这一时期，老年社会工作研究的成果开始浮现。2005年，范明林与张钟汝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老年社会工作》，阐释了老年社会工作的心理学与社会学只是基础、基本理论、价值原则与实务方法。2008年，林典在《社会工作》第12期刊载《老年社会工作在养老机构中的应用探讨》，研究老年社会工作在养老机构服务中的角色、相处原则与介入的模式。2010年，范明林在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老年社会工作案例评析》，以案例的形式展示老年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方法。
2000年后，戒毒与司法社会工作研究取得积极进展。王瑞鸿在2006年第4期《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戒毒社会工作：理念、原则及其方法》，提出戒毒社会工作要依循平等、尊严、可行性治疗等理念原则。2007年第6期《法学杂志》刊载姚建龙的《少年司法与社会工作的整合——以少年法庭法官的“非审判事务”为论证中心》。2008年第1期《青少年犯罪问题》刊载张昱的《构建吸毒人员的社区康复社会工作体系——对上海市禁毒工作经验的思考》，提出中国少年司法与社会工作整合的方向应当是建立以专业性的社会工作为主体的少年观护体系，由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和完善的志愿者队伍为少年司法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价值诉求提供专业性的社会支持。2008年，范志海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禁毒社会工作的理论、政策与实践——以上海为例》，认为上海的进度社会工作制度是进度工作社会化和政府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2010年，彭善民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篆刻艺术小组：戒毒社会工作的本土创新》，指出艺术治疗与生计发展结合型个案可谓未来社区戒毒工作发展的重要取向。
此外，上海社会工作研究在社区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等方面亦有一定探索。2000年，徐永祥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发表《试论我国社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指出社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但这种发展面临政府不当干预等障碍。2008年，孙建丽在《医学和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第9期发表《论医务社会工作中的价值观冲突和伦理困境》，提出对医务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价值冲突和伦理困境的解决，要把西方的相关伦理原则与中国社会的特性相结合。
2009年，陈良瑾和吴铎主编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198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记载了我国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20年的发展历程，彰显了上海推进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务方面的突出成果。2010年，吴铎 彭希哲主编的《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发展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作为中国内地社会工作实务的发源地浦东新区自1996年起即开始的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探索过程，进行梳理和总结，全面展示浦东社会工作的面貌和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政策成为研究者长期关注的议题。其中，有关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问题受到高度关注。1988年，吴铎主编的《上海社会现状和趋势》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全面研究上海的人口、劳动、消费、住宅、社会保障、文化生活、教育、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和社区的现状、相关政策和发展趋势。1994年，孙慧民在《社会科学》第10期发表《社会福利政策的本质：社会控制与“去商品化”》，比较了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派的社会福利政策观点，并应用这两种观点来简要分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本质。1998年，吴书松与丁水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出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保障范围等原则。2003年，桂世勋和黄黎若莲主编的《上海与香港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上海的教育政策、就业政策、医疗政策、住房政策、交通政策、救助政策、安老政策、移民政策等，与香港的相应政策做了比较分析。2003年，彭希哲在《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发表《社会政策与性别平等——以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分析为例》，认为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根源还没有铲除，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性别因素。2004年，彭希哲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文集》（2004）刊载《试论建立和完善超大规模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指出要建立中国本土化的社会政策理论和方法体系,更好地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服务。2010年，卢汉龙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第6期发表《社会政策转型：从消除不平等到生产性的要素》，指出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的过程中要注意发挥社会政策的生产性要素功能。2010年第4期《河北学刊》刊载杜玉华和文军的《从福利为本到资产为本：社会政策发展的新趋向》，指出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理念比较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导向与基本国情，具有较大的应用空间。
2000年之后，各类具体社会保障的改革与发展受到关注。2000年，张钟汝与范明林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城市社会保障》，系统研究了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2004年，丁水木出版《转型中的稳定器：社会保障面面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讨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建议的意义与路径。任远和陈琰在2005年第2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社区发育与社区就业:影响社区就业的因素及社会政策研究》，提出通过促进社区发育推动社区就业的有关社会政策。徐永祥在2006年第6期《学海》发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民间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政策》，结合我国改革的进程和国际发展的经验，论述了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发展所需的若干政策。2010年，张钟汝与范明林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建设：对两个非政府组织的个案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机制。2010年，《社会科学》第12期刊载沈奕斐的《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以上海市世博大礼包政策为例》，指出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家庭概念的不稳定与冲突问题，分析了家庭政策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可能操作方案。
90年代之后，上海学者对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对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理论研究，也包含对具体民族、具体文化与民俗的实证研究。
（一）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
多名学者发表关于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的成果。2009年，纳日碧力戈在《思想战线》第6期发表《中国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中国》，指出中国人类学只有摆脱各式僵化的二元对立, 才能让“中国经验”走向世界。2010第4期《世界宗教文化》刊载刘琪和黄剑波的《卡里斯玛理论的发展与反思》，梳理了自韦伯以降，从希尔斯、经格尔兹到林德荷姆的这个传统或学术脉络，讨论了王斯福和王铭铭关于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民间权威的研究。《社会》2010第5期刊载张江华的《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提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
（二）民族志研究
2002年，张江华在《中国人口科学》发表《一个“不落夫家”壮族社区的生育分析》，通过民族志调查，描绘了一个壮族社区存在的妇女早婚但不早育、;妇女多孩生育间隔期比较长、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出生率相对较低的生育状况。同年，张江华在《广西民族研究》第4期发表《汉文献中的壮傣民族亲属称谓》，从亲属称谓的变化入手研究了这些民族的同源关系以及文化的变异。2007年，张江华在《中国人类学评论》第3辑中发表《陇人的家屋及其意义》，描述并分析了陇人家屋的建筑、社会及象征意义关联。2010年第4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载纳日碧力戈的《中国各民族的政治认同:一个超级共同体的建设》，从多学科角度力图证明中国各民族的政治认同需要有多族协商的实践理性支持，即多元和一体并不矛盾。2010年第5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载张佩国的《整体生存伦理与民族志实践》，讨论了具有“整体生存伦理”意义的“在地范畴” , 并注重凸现民族志实践中道德表述的意义。
（三）村落研究
90年代以后，上海学者对中国乡村做了一系列人类学研究。1998年，张乐天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专著《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以历史资料与口述资料互证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刻画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江北部某个乡村中农民的生产生活。2001年，曹锦清、张乐天与陈中亚合著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它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绘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某乡村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2002年，张佩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全面再现了中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演变的历史过程。2004年，曹锦清出版《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描绘了二十世纪末中原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在国内外引起重要反响。2005年，张乐天在《中国研究》集刊春季卷中发表《道德、仪式与农民的行为——对1950年代初浙北农村的文化解读》，提出共产党对于革命仪式的策略运用在1950年代初的浙北农村建构了革命的表象，而当革命的表象逐渐颠覆了村落传统、掩盖甚至替代了真实的生活时，一种强有力地左右着农民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式就会出现。2007年，张江华在《社会学研究》第5期发表《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以某生产队为个案研究了集体时期农村工分制的激励效应，认为集体时期的工分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劳动激励制度。 2010年，张江华先后发表《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民族学刊》2010年第2期）、《明清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的婚姻与策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提出明清时期,广西土司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巩固和维持其地方性权力；元明土司制度的建立,事实上使得这些地方势力的权力基础开始由中央王朝掌控，土司对新的宗教象征体系的尝试使用，也加强了帝国对广西土司地区的支配等论断。
（四）城市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学者也用人类学的方法开展了现代城市生活的研究。1996年，李友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表《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中的失地农民研究》。2003年，耿敬在《社会》第7期发表《民间仪式与国家悬置》，从仪式入手探讨了社会与文化及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认为民间意识在与国家仪式的互动中，存在着“国家悬置”的现象。2007年，潘天舒等在《社会》发表《流行病瘟疫与集体生存意识：关于海宁地区应对禽流感威胁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描绘了在危机过程中得以充分焕发的“集体生存意识”是如何促使传统“调适性智慧”与现代流行防疫知识有机结合并融入了抗击流行性瘟疫的现代实践中。
（一） 民俗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民俗文化成为海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面。1989年，郑土有在《浙江学刊》第3期发表《稻作渔捞的生产方式与吴越文化的个性特征》，论述了稻作渔捞与吴越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系，认为在吴越地区稻作文化与渔捞文化已经融为一体。1990年，鲍宗豪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婚俗文化：中国婚俗的轨迹》，把婚俗现象上升到文化学的理论层面上加以全方位的考察，系统分析我国婚俗文化的演变。2007年至2009年，尹继佐总编的十九册《民俗上海》丛书相继出版（上海文化出版社），全面介绍了上海的物质民俗、人生礼仪、信仰民俗、体育游戏、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间文学等内容等民俗文化内容。2007年，《江西社会科学》第2期刊载郑土有的《中日民间目连故事及目连文化比较》，对中日两国目连故事和目连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国的目连文化存在着内容涵盖、艺术品类、历史走向等的差异。2008年，菅丰和陈志勤在《文化遗产》第4期发表《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都市民俗文化的扩大与发展——以中国蟋蟀文化为素材》，以斗蟋蟀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为素材,对城市化、现代化所引起的民俗文化的发展进行探讨，指出城市化和现代化并非一定会导致民俗文化自身走向衰退和崩溃,有时反而会使民俗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2010年第1期《山东社会科学》刊载菅丰和陈志勤的《从地方文化到中国、世界文化的梁祝传说——兼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建构》，阐述了梁祝传说从地方文化到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建构过程。
（二）文化遗产研究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对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面。2007年第2期《云南社会科学》刊载郑土有的《自鄙”、“自珍”与“自毁”——关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论述了新农村建设时期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契机与挑战。2008年第2期《文化遗产》刊载王晓葵的《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的演变及相关问题》，介绍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的历史变迁。2008年第9期《江西社会科学》刊载郑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提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2009年第3期《河南社会科学》刊载田兆元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民俗文化与民俗学学科的命运》，指出要高度重视民俗的文化意义。陈志勤在《文化遗产》2009年第2期、2010年第2期先后发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以“绍剧”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与民族国家认同——以“大禹祭典”为例》。2010年第5期《河南社会科学》刊载田兆元的《地域形象展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上海世博会为例》，通过对上海世博会的研究论述如何利用地域形象展演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三）神话传说与鬼神研究
90年代起，上海学者开始关注神话传说与鬼神研究。1994年，田兆元在《文艺理论研究》第2期发表《论神话的矛盾法则》，论述了矛盾对立是神话的本质特征及其功能，认为矛盾对立是神话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功能性所在。1994年第3期《河北学刊》刊载田兆元的《黄帝的神话与历史真实》，剖析了神话中的社会型态。2004年第4期《民俗研究》刊载郑土有的《中国螺女型故事与仙妻情结研究》，探究了螺女型故事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仙人信仰、农耕生产方式、宗法家族制度、婚姻形式等的联系。2005年第4期《文艺理论研究》刊载田兆元的《神话意象的系统联想与论证——评闻一多先生的神话学研究》，论述了闻一多在民族的根本神话和神话诗学两个领域的贡献。2010年第4期《文艺理论研究》刊载范长风的《<山经>神异动物研究——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生态压力与禳解仪式》，发现初民眼中的山川河流、神异动植物和山神祠礼不是无关紧要的附带现象，而是古代乡村社会应对生态压力、身体疾病和社会战乱的隐喻以及超越隐喻的人本思想和生态行为。
同时，鬼神研究也取得良好成果。1990年，郑土有在《民俗研究》第3期发表《论民俗活动中的神仙信仰》，对不同时节、不同民俗中的神仙信仰进行了总结。1991年第2期的《思想战线》刊载郑土有的《仙化现象:中国民间神灵的独特演变规律》，揭示了各类神灵的演变规律，指出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神仙思想和神仙信仰以后,由于中国人对神仙的偏爱,其它四类神灵在漫长的信仰过程中,也逐渐向神仙靠拢。1993年，田兆元在《社会科学》第10期发表《中国鬼神崇拜的演进大势及其特征》，描述了中国鬼神崇拜不同阶段的演进和特征，指出中国的鬼神崇拜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它又培育着独有的中国文化。2006年第4期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载郑土有的《共生互荣: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关系研究》，通过对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发展关系的个案研究，揭示了信仰社区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仰对象（庙宇、信仰活动等）的规模。2006年，耿敬在《民间文化论坛》第6期发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五猖神信仰》，提出五猖神的功能及其有效性的呈现，是一个在人神互惠原则下形成的社会过程。2007年，耿敬在《民族艺术》第4期发表《“五猖神”的复苏与现代生活的“悖论”》，从人的生活逻辑入手探索民间信仰复苏的生成逻辑，认为五猖神信仰的复苏有可能会消解和协调现代社会中的“悖论”，从而可以让人们去 面对个体生存的“偶在性”。
（四）丧葬研究
2008年开始，上海学者开始研究丧葬民俗。2008年，王晓葵在《民俗研究》第2期发表《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以唐山大地震殉难者的埋葬与祭祀为例》，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祭祀文化的特征，并揭示围绕作为公共事件的死亡，国家权力、地域共同体、个人、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2009年，田兆元在《河南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论当代公祭的主体与仪式等问题》，提出地方要以建设文化圣地的态度，引导公祭活动走向健康发展之路。2010年，张佩国在《民俗研究》第2期发表《汉人的丧葬仪式:基于民族志文本的评述》，论述了功能论、阐释人类学、实践论和“标准化论”等几种对丧葬仪式的研究模式。
（五）民间信仰、地方民俗与风俗研究
90年代中期，上海民俗学者对民间信仰、地方民俗与风俗等议题做了系统研究。关于民间信仰，1995年，范荧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宋代民间信仰中的佛教因素》，研究了宋代的民间信仰中是如何渗入糅合了许多外来的佛教因素的。1996年第2期《民俗研究》刊载范荧的《试论宋代社会中的礼俗矛盾》，论述了宋代礼俗矛盾的发生机制、具体表现及后果。2002年第2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载范荧的《沪上民间信仰刍议》，提出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应重视民间信仰对社会的影响。2007年第6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刊载田兆元和游红霞的《清末明初浙江学者蒋观云的风俗观》，指出鼓荡民性,培养刚性、强国新民是蒋观云风俗学说的重要内容。
在地方民俗方面，1991年，郑土有在《民俗研究》第4期发表《知名人士与民俗的形成》，剖析了名人对民俗的形成与发展的作用。2004年，他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发表《口传文学的编创律则——以“调山歌”为例》，以吴语叙事山歌歌手广泛采用的"调山歌"为例,深入口传文学的本体世界，探讨其编创规律,并提炼出表演中的动态编创、套式化编创、节点编创等口传文学的三项基本编创律则。2008年，范长风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苗会与文化多样性》，论述了高原青苗会所创造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它是如何解决多元复杂社会的组织、协调与平衡问题。2010年第2期《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载范长风的《乡村领袖与湫神娘娘的亲密关系——关于地方信仰对联村组织建构作用的研究》，提出地方信仰仪式是传统乡土组织的孵化器。2010年第8期《开放时代》刊载范长风的《与女神共居的乡村领袖——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会首与组织行为研究》，认为乡土领袖在组织化社会生活中拥有不同于部落和宗族社会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乙社联大楼 邮编：200020 电话：021-53063517 传真：021-53067035 查看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