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上海语言学研究进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这样的发展繁荣与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上海学者所奠定的研究基础密切相关。陈望道（1891-1977）所开辟和奠定的语言学、修辞学、文章学、逻辑学、美学等学科研究，以其生前执教时间最长的复旦大学为核心平台，辐射出的巨大学术影响直至今天。郭绍虞（1893-1984）不仅是全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汉语语法修辞专家、文字训诂学家。吴文祺（1901-1991），语言文字学家、文史学家，在传统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及辞书编纂方面贡献较大。乐嗣炳（1901-1984）是国语研究和提倡国语的先驱。张世禄（1902-1992）在音韵、文字、训诂、现代汉语语法、词汇、修辞、普通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史存直（1904-1994）在文字改革、语音史、语法史、词汇史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李振麟（1914-1993）在普通语言学、语言学史和现代英语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均有成就。胡裕树（1918-2001）在汉语语法理论、现代汉语教学、语言文字辞书编纂等方面均有卓越成就。张斌（1920-2018），与胡裕树共同引领了现代汉语语法“三个平面”研究的学术热潮。王元化（1920-2008）不仅是古代文论、文艺理论等学科大家，在他的领导下，《古文字诂林》项目的研究工作得以立项并完成。林祥楣（1921-1992）在语法学、修辞学领域颇有贡献。周斌武（1924-2014）在汉语史、传统语言学、现代逻辑语言学方面均有研究。许威汉（1926-2016）在训诂学理论与实践结合、训诂学史的建构等领域颇有建树。程雨民（1926-2014）主要从事英语语体学研究等。林文金（1927-2011）在修辞学研究、语法与修辞结合研究、修辞学与民俗学结合研究等方面有独到的探索。戚雨村（1928-2011）在理论语言学教学与研究、辞书编纂等领域较有影响。陈炳迢（1929-1991）的辞书学研究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础。汤珍珠（1929-2011）在方言学、语音学和语言规划推广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王德春（1934-2011）在语言学理论、国际汉语教育、修辞学等领域均引领了学界的发展。李玲璞（1934-2012）以主编《古文字诂林》等为代表，在古文字理论、古文字数据库等研究领域成就显著。董达武（1936-2016）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语言学史研究。赵贤州（1937-1997）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孙锡信（1940-2018）在古代汉语研究领域，尤其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卓有成绩。李熙宗（1940-2016）在修辞学、语体学，公关语言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余志鸿(1941-2010)在语言学理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词典编纂等领域均有建树。吴金华（1943-2013）在中古汉语为重点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戴耀晶（1958-2014）在现代汉语语法范畴研究领域用力较勤。

上海有成立较早，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影响较大的语言学社团。1956年，以陈望道为首任会长的上海市语文学会成立，该学会从改革开放至今，一直活跃在上海语言学界。截止到2010年，该学会出版了《语文论丛》第八辑。1982年，以濮之珍为名誉会长的“上海现代语言学研究会”（简称XY小组）成立，并出版内部学术交流刊物《现代语言学》。2012年，复旦大学举行“上海现代语言学(XY)沙龙活动三十周年纪念会”。

研究机构方面，2000年，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是教育部100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也是当年批准成立的8个语言学基地之一。该中心在中国文字数据库建设、古文字整理和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2005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主要侧重先秦秦汉时期和敦煌出土文献的研究、古文字研究，每年编辑出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辑刊。

学术会议方面，上海除了举办语言学各学科会议之外，也有独树一帜之处。第一届、第二届佛经音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于2005年、2010年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会后出版了会议学术论文集。该会议代表了佛经音义研究的前沿，在学界颇有影响。

总体来说，上海的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分布在传统中文系、外语学院或外语系，以及后来兴起的对外汉语学院或对外汉语系这三大阵地中。中文系重在传统的汉语和汉字研究，外语系重在外语及中外语言对比研究，对外汉语偏重面对留学生的汉语研究。同时，三个阵地的研究在汉语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汉语应用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既各有重点，又有机联系，交叉相关，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色。90年代开始，上海的语言文字研究还在数字化转化、计算机语料库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本章将从普通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语音学和音韵学、语法学、修辞学和语用学、文字学、方言学、训诂学、词汇学和辞书学、对外汉语及其教学研究、外语及其教学研究十个方面展开，呈现上海语言学研究发展的历程。

第一节   语言学的综合研究

语言学的综合研究，主要包括普通语言学（也称“一般语言学”）、语言学史、外国语言学译介、社会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着眼于语言整体的或较为宏观的研究。

1978 年以后，上海学者重视对国外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并结合汉语的特点、中国语言环境的具体情况以及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传统，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体系。在此过程中，不少领域的相关研究，如计算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语言规范化、对比语言学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从而为语言学的各个分部门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这个时期，大量国外较为先进、较为重要的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被翻译、介绍进来，上海学者和上海出版社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普通语言学

1979年1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建人《思维科学初探》一文，引发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讨论。与之呼应，1979-1980年，上海市语文学会理论语言学组主办“语言与思维”专题系列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一系列的论著：濮之珍《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谈谈语言和思维——兼答读者问》（《语文学习》1980年第5期），陈秀珠、吴勇毅《思维能脱离语言存在吗？》（《语文论丛》1983年第2辑），认为语言和思维是辩证的统一，但又不完全对等，有着本质的区别。余志鸿《线性语序和立体语法》（《汉语学习》1988年第4期），认为反应思维过程的内部语法应该是以语义或语义关系为核心的内动符号的立体构架。

1980年代初，计算语言学作为新兴学科在上海发展起来。1980年10月4日，上海语文学会成立计算语言学研究会，为上海语言学界和信息学界共同开展该领域的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钱锋、陈光磊先后合作发表《语言学既是基础科学，又是带头科学》（《语文现代化丛刊》1981年第5辑）、《现代科学技术之语言观》（《语文现代化丛刊》1983年第6辑），从理论层面论证了计算语言学对语言学新发展的引领作用。1990年，钱锋出版的《计算语言学引论》（学林出版社），是国内最早研究计算语言学的专著之一，阐释了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的基本方法。

1985年，戚雨村出版《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该书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为框架，被很多高校外语专业采用为教材。1986年，申小龙出版《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集中讨论了中国现代语言文化的断裂、中国语言的文化哲学、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等问题。1987年，王德春编著的《语言学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对语言本质、语义学等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1980年代上海学者发表或出版的有关普通语言理论问题的论著，主要还有周斌武《语言的表现性功能——兼论语言学和美学统一的理论》（《复旦学报》1987年第6期），余志鸿《语言的继起性和共起性原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沈钟伟《词汇扩散理论和语言变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等。

1991年褚孝泉的《语言哲学——从语言到思想》（上海三联书店）、程雨民的《语言系统及其运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等在大量例证分析和严密推理的基础上，提出语言系统不是一个规定性的系统，而是一个导向性的系统；语言的使用和理解受语言形式的制约，但离不开推理的作用；在语篇的层次上，连贯性的建立需要推理的参与；交际中的推理有自己的形式和特点。

1995年，申小龙发表《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的世纪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文化语言学在我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族语言理论的目标，成为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首次建立的本民族独立的语言理论学科。这一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1990年代中期以来，系统功能语言学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之一。1999年8月，复旦大学外文系和香港城市大学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后出版了朱永生主编的论文集《世纪之交论功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001年，朱永生、严世清出版《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语言学经典理论和当代语言学主要流派的总体框架中全面审视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方面，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对其不足之处进行了客观的剖析，并提出改进意见。同时，认知语言学在我国逐渐形成研究热潮，上海学者在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996年，束定芳发表《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外国语》1996年第1期），对隐喻的本质和工作机制做了探讨，并于2000年出版专著《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现代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此后又出版《语言的认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认知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等。在2006年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上，束定芳出任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首任会长。

2000年，许威汉主编出版《现代语言学系列》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为新世纪的现代语言学发展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中上海学者的著作有齐沪扬的《传播语言学》、徐烈炯的《当代国外语言学：学科综述》。这一时期普通语言学方面的主要论著还有：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民族语文》2000年第4期），潘文国《语言的定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褚孝泉《语言科学探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谢之君《隐喻认知，功能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等。

21世纪以来，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在上海得到较大发展。2002年，杨惠中出版《语料库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杨惠中、卫乃兴出版《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建设与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同年，卫乃兴、李文中、濮建中出版《语料库应用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这一时期，从创办刊物，到加深与国外的沟通交流各个方面，普通语言学领域都做出了有价值的尝试。2006年，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的《东方语言学》辑刊创刊，潘悟云任主编。2007年，金立鑫出版《语言研究方法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比较探讨各流派及其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其定位、分析和整合，试图抽象出语言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给研究者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提供了指导和借鉴。2007年，冯奇出版《核心句的词语搭配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在对搭配研究成果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语言观、搭配观和理论框架。余志鸿《语言观和方法论》（《汉语学习》2008年第1期）、游汝杰《语言学的学科地位问题》（《语言科学》2010年第1期）、刘国辉《研读西方语言学嬗变之启示：观察、描写和阐释》（《中国外语》2010年第3期）等论文也从宏观层面讨论了普通语言学的相关问题。

二、中国语言学史

1980年代以来，濮之珍发表一系列论著，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评价。《荀子的语言学思想》（《学术月刊》1980年第11期）一文认为，虽然先秦时期语言学尚未成为学科，荀子亦非语言学家，但是他在讨论哲学思想问题时，述及语言的本质、语言与思维、语言的发展等基本语言学理论方面的看法，即使今天看来仍很精辟。1983年，濮之珍、高天如在《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第1期）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只有语文学而没有语言学的说法不符合实际。《略论清儒对古代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学术月刊》1987年第9期）认为，以顾炎武为开端的一大批清代学者使清代语言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展。1987年，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将“中国语言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专门论述了“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等理论问题。

此外，上海学者还对历代较为重要的语言学论文做了选注。主要有：吴文祺、张世禄主编《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周斌武选注《中国古代语言学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等。1987年，胡奇光出版《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阐述了自周秦至清末小学的发展历史，介绍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小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在小学发展史上有影响的学者。

1987年，由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任编委会的《语言研究集刊》创刊，主要刊登汉语语言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评论、随笔等。

90年代以来，濮之珍在中国语言学史方面仍有不少著述。1992年主编《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语言学的兴起和建立》（《中国文化与世界》第1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简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治学方法》（《语文论丛》1997年第5期）等。此外，1991年，邵敬敏、方经民出版《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阐释了中国是否有理论语言学的问题、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特点、怎样研究中国理论语言学等，揭示了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线索。1992年，申小龙出版《语文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传统做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述评。

21世纪以来，上海学界对中国语言学史的断代研究也有了重要成果。2002年，袁宾、徐时仪、史佩信、陈年高编著《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书海出版社）。该书分为绪论、语音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文献研究、20世纪近代汉语研究重要论著编年目录等六编。

三、外国语言学译介

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上海的语言学界翻译和介绍了大量国外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为国内语言学界全面了解国外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翻译方面，出版了一批国外较为经典的语言学著作。1983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翻译出版英国科德著《应用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该书主要阐述了如何把语言学应用于语言教学,并详细介绍了语言教学的各种方法，是影响较大的应用语言学专著。1986年，李振麟、胡伟民翻译出版英国罗宾斯著《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该书主要介绍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包括语言和语言学的定义、语音学和音系学、语言多样性、语言变迁等内容。1986年，金兆骧、陈秀珠翻译出版美国莱曼著《描写语言学引论》（1972年第1版，1978年再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该书是一部在美国大学里比较流行的教科书，从语言学基本概念、语音学、形态学、语义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方面介绍了现代语言学的情况。重要的译著还有：游汝杰、潘悟云等译、美国王士元主编《语言与人类交际》（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上海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译、英国罗宾斯著《语言学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余志鸿译、日本桥本万太郎著《语言类型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李振麟、谢家叶、胡伟民译、捷克克拉姆斯基著《音位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等。

除了翻译原著以外，1980年代中期开始，相继出现了一批介绍国外一般语言学发展的通论性著作，呈现了迅速发展的世界语言学的最新成果。1983年，王德春出版《现代语言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全书主要论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工程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辅助语言学等理论问题。1989年，戚雨村发表《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外国语》第5期），全面介绍了现代语言学各领域、各流派的基本理论，后于1997年主编出版专著《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年，李振麟发表论文《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问题》（《语言研究》第1期），较早开始引进、介绍国外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徐烈炯作为国内较早介绍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的学者之一，于1986年发表《生成语法纵横谈》（《外国语》1986年第3期），对生成语法学的面貌做了初步介绍。1988年，出版《生成语法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对生成语法学做了较为全面的概述。

1990年代以后，对国外语言学的介绍仍有一些重要成果，包括徐志民的《欧美语言学简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戚雨村、董达武、许以理、陈光磊等编著《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等。1997年，王德春、吴本虎、王德林出版《神经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介绍了神经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及基本理论。2008年，马秋武出版《优选论》（上海教育出版社），介绍了音系学理论中优选论的基本原则与操作方法、两类制约条件的交互作用等。

四、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言规划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社会语言学引进中国以后，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经历了从译介、借鉴、与本土研究相结合，到思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构建的历程，上海学者也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王德春发表《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论社会变异和语言变体的关系》（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极力主张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研究语言。此后，王德春等人继续展开对社会心理语言学的思考。1985年，王德春在上海召开的“二市一省”（北京、上海、广东）理论语言学讨论会上发表演讲《谈点社会心理语言学》（《外语界》第3期），倡导建立社会心理语言学学科，开展语言使用的社会心理研究，开拓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此后发表的相关论著主要有《社会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王德春、孙汝建，《外国语》1992年第4期）、《社会心理语言学》（王徳春、孙汝建、姚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束定芳发表的《<语言与社会心理学>评介——兼论社会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目标及方法》（《外国语》1992年第3期），亦进行了相关探讨。90年代后，上海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还有：1991年，申小龙《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纵横谈》（吉林教育出版社），系统地论述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2004年，游汝杰、邹嘉彦合著《社会语言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胡范铸在第五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试论社会语言学学科的逻辑构架》，首次提出社会语言学如何建构的问题。

此外，上海学者探讨了社会语言学与汉语方言学的关系。游汝杰发表《汉语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语言学》2004年第1期）、《方言兴衰存废的社会语言学观》（《语言文字周报》2005），认为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都是以实际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也都是以探索语言的演变为主要的研究目的，但是两者在理念、旨趣和调查方法等方面有不少不同之处，社会语言学应该成为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开始在上海兴起。1986年，周振鹤、游汝杰出版《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突破了从描写语言学来研究方言的局限，开拓了从语言学角度来理解文化史变迁的崭新途径，提出了文化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的基本理论与设想。此后，沈锡伦《表现民族文化的语言形式——文化语言学初探》（《语文建设》1987年第2期）、游汝杰《文化语言学答疑》（《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沈锡伦《方法论的演进与变革——兼谈汉语文化语言学研究法》（《汉语学习》1988）等论文对文化语言学的意义和方法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90年代，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文化语言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2004年增补本）等论著进一步推动了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走向深入。

20世纪70年代后期，方言区掀起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上海学者也展开普通话及其应用研究。许宝华、颜逸明等署名“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组”合编《上海市业余广播讲座·汉语拼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上海人学习普通话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在当时上海中小学语文教学和推广普通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语文学习》创刊，该杂志致力于提高中学语文教育质量及中学语文教师的教研能力。1978年，严修发表《谈目前流行的一种病句》（《中国语文》第1期），认为新闻媒体中经常出现的“贵宾们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是一个主谓搭配不当的病句，这一观点迅速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次年，严修发表《“‘病句’不病”吗——再谈“贵宾们所到之处……”》（《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加以回应。1981年，严修发表《汉语规范化问题的再认识》（《复旦学报》第1期）提出：在语言规范化问题上，要反对对语言放任自流的自然主义态度；不要为不规范的语言现象辩护。

进入20世纪80年代，推广语言文字政策、语言文字改革的讨论成为学界的热点。倪海曙主编出版《语文现代化》丛刊（总共10辑，知识出版社，1980-1990），在语文建设的计划方面，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做出了探索。其他论著主要有：许宝华等《略说汉语拼音化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语文论丛》第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罗竹风《我为什么赞成文字改革》（《文字改革》1984年第3期），钱锋、陈光磊《信息时代与文字改革》（《文字改革》1985年第3期），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记事》（知识出版社1987），史存直《汉字简化所造成的脱节和矛盾》（《辞书研究》1988年第4期）等。

1986年，应宣传推广国家语言文字计划和政策之需，上海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成立，首任会长罗竹风。1993年，高天如出版《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这是一部涵盖我国近代、现代文体革新、语言规范和文字改革诸方面的理论主张、推行实践和学术成就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对此，李振麟发表题为《传扬我国现代语言计划——介绍〈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的评论认为，“语言计划”（Language Planning）这一名称的采用，将有利于我国以研究汉语文改革和建设为己任的这一学科更明确地独立起来。

90年代中期后，尤其是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发布实施后，上海学者积极响应，并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等方面展开研究。1995年，《咬文嚼字》创刊，它在纠正媒体艺人、名家作品的错别字等方面颇具特色，充当了中国境内汉语文化品质“捍卫者”的角色，成为上海语文建设的重要期刊阵地。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主要有：陈光磊《语文规范化的当务之急》（《文汇报》1996年7月4日），费锦昌、徐莉莉《规范汉字印刷宋体字形标准化研究报告》（语言文字应用，2003），徐莉莉《现行汉字笔画规范札记》（《中国文字研究》2005），徐莉莉《关于汉字规范工作如何与时俱进的探究》（《修辞学习》2006年第 5期），沈锡伦《常用汉字正形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等。

2009年，薛才德发表《上海市民语言生活状况调查》（《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报告了2007-2008年对上海市大中学校学生和上海一般市民的语言生活状况的调研结果，认为目前上海话的地位比较稳固，但联系学生问卷来分析，普通话正在大中学生的口语中逐步取代上海话，并且有加速发展的趋势，建议应该重视这种现象，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使普通话和方言和谐使用，相辅相成。

五、历史比较语言学

20世纪80年代初，李振麟先后发表论文《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几个问题——评R·安蒂拉著〈历史比较语言学概论〉》（《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4期）、《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问题》（《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指导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基本方法、主要成就、历史局限等发表看法，指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有益经验和它在当前语言研究中的价值。

这一时期，上海学者对上古南方民族语言进行了研究。1980年，游汝杰发表《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根据语言学的证据，论证了壮侗语族原始居民的家园（homeland)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同年，周振鹤、游汝杰发表《古越语地名初探——兼与周生春同志商榷》（《复旦学报》第4期），探讨了江浙一带的古越语地名。1982年，游汝杰发表《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第2期），认为汉语南方方言中残留着台语的底层遗存。1989年，余志鸿发表《<语言地理类型学>导读——纪念桥本万太郎教授》（《汉语学习》第3期），充分肯定了桥本的语言地理类型学理论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21世纪以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较多重要成果。2004年，潘悟云发表《汉语南方方言的特征及其人文背景》（《语言研究》第4期），认为早期人类的分布与语言的传播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考古文化与某些古老的语言特征，在地理分布上的重合，能够更有力地证明古代文明的地域传播。同年，申小龙发表系列论文，集中讨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等问题，包括：《历史比较语言学新语法学派批判》（《北方论丛》第5期）、《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范式研究》（《孝感学院学报》第2期）、《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范式革命》（《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论溯源》（《平顶山师专学报》第3期）等。2007年，冯智强、范连义发表《语言学中的“科学性”质疑——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到转换生成语法》（《黑龙江高教研究》第10期）逐一指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转换生成语法等语言学流派各自的局限性，揭示了语言学发展的趋势。同年，潘悟云发表《建立语言考古学的设想》（《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2007年度）（政治·法律·社会学科卷）》），提出了在历史语言学与考古学之间建立“语言考古学”新学科的设想。

六、对比语言学

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对比语言学研究起步后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理论建树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在对比语言学一般理论研究中，1992年，许余龙出版《对比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介绍了对比语言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该书荣获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著作二等奖。2002年，许余龙出版《对比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比语言学在理论和应用两大方面的一般理论和方法。2006年，潘文国、谭慧敏出版《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上海教育出版社），首次从思想发展史角度对中西方对比语言学史进行了全面定位，引起学术界较大反响。

90年代后期以来，汉英对比语言学领域产生了较多成果，其研究涵盖宏观和微观2个层面。1997年，潘文国出版《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采用宏观对比的方法，把汉英对比的异同放在思维方式和哲学背景中来考察，对汉英的差异作了更为深刻、更具本质的发掘。同年，邵志洪出版《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研究涉及语言对比研究中主要的12个层面。2001年，朱永生等出版《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通过对照应、替代、省略、连接、重复、同义词以及反义词等等的阐述对英汉语篇衔接手段的对比研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2005年，邵志洪出版《汉英对比翻译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建立了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的双向研究模式。2006年11月，在山东烟台举行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7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潘文国当选为会长。2008年，邵志洪主编论文集《结构·语义·关系——英汉微观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选收此前30年间国内英汉微观对比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31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由单纯为教学、翻译等实践服务逐渐转向为普通语言学与汉语语言学理论建设同时也为各类实践服务的历史过程，反映出这一学科已开始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0年，邵志洪出版《英汉对比翻译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年前后起，在特定领域的汉英对比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1999年，陆国强出版《英汉和汉英语义结构对比》（复旦大学出版社），运用语义能力和语义表现这一新的语义学理论，并利用电脑提供的语义结构数据库，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语义结构进行对比研究。2003年，蔡基刚出版《英汉写作与抽象名词表达》（复旦大学出版社）、《英汉写作修辞对比》（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胡曙中出版《英汉传媒话语修辞对比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对英汉传媒特点、英汉传媒话语创作、英汉新闻话语、英汉报纸版面设计、英汉新闻文本解读、英汉传媒图片解读等作了对比研究。

2000年以后，针对汉语与其他语种的对比语言学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主要集中在汉俄对比语言学方面。2006年，陈洁出版《俄汉语言对比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俄汉语言的差异为重点研究对象，侧重诠释俄语教学中的疑难之处及翻译对策。2007年，陈洁出版《俄汉超句统一体对比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采用俄汉对比的方法对超句体予以详尽的对比研究，在国内尚属首例。2009年，杨明天出版《观念的对比分析：以俄汉具有文化意义的部分抽象名词为例》（上海译文出版社），探索俄汉语中表示相应概念的对应词在语义—文化内涵方面的不同特点，把俄汉对比分析的对象推进到了“观念”层次。

此外，汉韩对比语言学方面也有初步成果。2007年，高陆洋出版《韩中称谓对比研究——以社会语言学方法论为中心》（韩国博而精出版社）。

第二节 语音学和音韵学

语音学是现代西方语言学名词，是研究人类语音产生、传播和感知的科学，一般分为发音语音学、声学语音学和听觉语音学等分支。音韵学是研究汉语各个历时时期语音系统及其发展的学科，根据研究对象的时代可分为上古音研究、中古音研究和近代音研究等领域。语音学和音韵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所差异，是各自独立的学科，但在研究汉语方面，它们之间存在广泛深刻的联系。

1978年以后，上海汉语语音学和音韵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除了大学中文系相关科室以外，还成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如：1981年成立的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设有语音研究室。1995年，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成立，下设有语音研究室、语音实验室等。在这些研究机构的推动下，上海语音学和音韵学研究在汉语语音学、音韵学、音韵学史及音系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树，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也多有创新。

一、上古音研究

立足于经典文献语料的上古音研究，韵母方面：1981年，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商务印书馆）认为：分析《诗经》《楚辞》例字韵部可以知道，侯部不是独立的韵部；从谐声关系看，东冬也不应分为两部；祭部不能独立，脂微、真文应合并，所以周秦古音的舒声部一共就只有十四个独立韵部和两个非独立韵部。1987年，杨剑桥《〈说文解字〉读若研究》（《语言研究集刊》）认为，读若可以分三十个韵部，东汉许慎基本上属于上古音系统，但又表现出向中古音过渡的端倪。

声母方面的研究主要有：1986年，张世禄、杨剑桥《汉语轻重唇音的分化问题》（《扬州师范学院学报》）论述了轻重唇音的音类、音值、分化时代、分化条件，指出汉语轻重唇音的分化具有严整的规律，不是什么方言混杂的结果。1986年，张世禄、杨剑桥《论上古带r复辅音声母》（《复旦学报》第5期）认为，上古汉语具有大量的复辅音声母，证据主要是汉语的谐声系统和汉藏系语言的比较；而在所有的复辅音声母中，由流音r跟其他辅音结合而成的组合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同样可以从谐声系统和汉藏系语言的比较得到证明。1995年，殷寄明《上古喻纽字浅议》（《杭州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汉语同源词的分析，对同声符形声字读音初步分化规律的考察，断定上古有的喻四字的读音与影见群疑晓匣等纽具有亲缘关系，董氏喻四有舌根音一类的说法是正确的。

声调方面的研究：1984年，杨剑桥《上古汉语的声调》（《语文论丛》第2期）从分布特征、谐声体系、先秦两汉的押韵、汉藏语言比较等几个方面讨论了上古声调，认为在谐声时代汉语的声调只分为两类，《诗经》时代已经产生四声，魏晋时代四声大备。

综合性研究，1986年，吴文祺在中华文史论丛语言文字专辑发表《上古音中的几个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全面讨论上古声韵，其中关于端、知、照声母的论述较为透彻，认为根据谐声通转、古籍通假、现代方言，照_三跟知系上古应该同归端系。1997年，虞万里《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语言研究》第2期）一文，不仅对《三礼》汉读、异文术语做了释例和统计，而且对它们的古音系统做了梳理，并对古方音做了甄微。

整理和继承清代学者的成就，对其既有否定，也有肯定，这类研究主要有：1984年，史存直《古韵“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音韵学研究》中华书局）指出：过去的古音学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古音当作单一体系划分，但对于方音的分歧了解得十分不够。1985年，周斌武《钱大昕与清代音韵学》（《复旦学报》第4期）认为钱大昕在上古音研究方面多有建树，赞誉其正音、转音、声转等说法。1986年，汪寿明《段玉裁古音学中的几个问题》（《温州师专学报》第3期）认为：段玉裁关于古音韵至谐、古无去声、侯部独立、支脂之三分的观点均可商榷。同年，杨剑桥《论端、知、照直系声母的上古来源》（《语言研究》第1期）认为：关于“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钱大昕是分两方面论述的：第一，知彻澄上古完全归于端透定。第二，照_三穿_三床_三上古也有许多归于端透定。该文并论析了照_三跟见、溪、群、晓、匣五母的谐声，跟帮、滂、並等唇音的谐声，跟齿音声母的谐声等。1988年，杨剑桥《段玉裁古音学的评价问题》（《温州师院学报》第2期）通过段氏支脂之三分说诞生经过的回顾，认为它是清代好几个古音学家的共识，是顾炎武、江永的科学思想和正确方法的必然产物。

19世纪末至21世纪前十年的上古音研究，视角更为开阔，语料更加丰富，方法更加多样，包括利用民族语资料或汉藏语系资料做研究，总结研究域外汉学家的学术成果，利用韩语、朝鲜语等多种语料做研究，穷尽式研究传世文献语料和对比研究出土古文字进行古音研究等，成果显著。

关于上古汉语与小舌塞音、音节等问题：1997年，潘悟云《喉音考》（《民族语文》第5期）通过民族语的比较材料、古代的译音材料、古代文献以及汉语的谐声系统和假借关系，首次提出上古汉语存在小舌塞音，它们到中古变成影、晓、匣、云。1999年，潘悟云《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学）提出上古存在次要音节加主要音节的语素，并首次在上古音构拟中引进音节的概念。

对域外资料的研究，2001年，杨剑桥《评高本汉的<汉文典>》(《辞书研究》第3期)高度评价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汉文典》的价值：在音韵学方面，此书利用《切韵》和《经典释文》，对所收汉字的中古音严加审辨，从而保证了这些字的读音都来自中古同一个语言系统，并进而确定汉字的上古音和现代音。2005年，赵美贞《韩国汉字音中的汉语上古音》（《民族语文》第5期）认为朝鲜半岛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等方面曾受到中国大陆的长期影响，保留在韩语汉字音中的古老形式是汉语古音研究的重要依据。韩国汉字音就有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遗存。2007年，潘悟云《上古汉语的韵尾》（《民族语文》第1期），利用朝鲜语等的上古汉语借词，论证上古汉语的传统韵部歌、脂、微带有韵尾﹡-1，它们在汉代演变作韵尾-j，与声母从上古的﹡1-演变作中古以母-j相平行。上古汉语还有﹡-r尾这些字在中原地区变作中古的﹡-n，在东夷地区变作﹡-j。2010年，刘泽民《朝鲜对音文献入声资料的重新解读》（《民族语文》第3期）认为朝鲜对音文献中的入声归派不以声母清浊为依据，这一有悖语言学规律的归派模式应为调查者的调查方法有误所致。

穷尽式研究传世文献语料，2005年，杨剑桥《<诗经>异文之古音分部》（《语言研究集刊》）对《诗经》有三家诗的异文现象进行了穷尽性的考察，确认《诗经》异文虽然用字不同，但是每一对异文的毛诗用字和三家诗用字却绝大多数属于同一个上古韵部，而所有的三家诗异文用字也跟毛诗用字一样，可以分为31个古音韵部。

充分利用出土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音，并着手总结阶段性进展，预测未来研究走向的，2004年，王文耀《殷周文字声类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分析殷周古文字实例的基础上，把《说文》等书中的谐声字或异体字拿出来，将其135个声符所率的重文列表，做该声纽在两周声系中存在的可能性研究，得出结论：殷周文字的声类系统包括23个声母：帮、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见、 溪、 疑、 精、 清、 从、 心、 照、审、 禅、影、匣（晓）、喻（邪）、来、日。2008年，刘钊、叶玉英《利用古文字资料的上古音分期分域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第2期）指出利用古文字研究殷商语音仍处于探索阶段，也肯定近年来利用古文字资料进行殷商语音研究、西周金文音系研究、战国各地方言研究和秦汉语音研究所取得的可喜成果，并认为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音应该成为今后古音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二、中古音及近代音研究

1981年，史存直著《汉语语音史纲要》（商务印书馆）认为，不但《切韵》是综合体系，即使韵图中的“等”，也可以说是“洪、细”的古今南北综合物。1982年，汪寿明《读〈切韵指掌图〉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对《切韵指掌图》的语音特征和作者进行了考证。1986年，潘文国《论部和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指出，由于古人没有音素分析能力、没有系统的方音知识、没有精确的注音工具，因此206韵只能是一个音类的系统，不可能是音值的系统，是无法为之一一构拟读音的。1987年，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指出：《切韵》既不是一时一地的方言韵书，也不是各地方言、古音语言的混合，《切韵》是一部有系统、审音从严的韵书，其音系是严整的。1995年，杨剑桥在《中西学术》（1）发表《陆德明音切中的重纽》（学林出版社）指出，《经典释文》标之于首的反切是陆德明认定的标准音，在这些反切中同样存在着重纽现象。证明《切韵》确实代表了当时的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

这一时期还讨论了包括中古声调、中古音的呼与等、轻重唇音、中古韵图等问题。1984年，杨剑桥《轻重唇音的标注》（《辞书研究》第1期），认为语音演变是有规律的，中古时期从重唇音中分化出轻唇音的，只限于《广韵》的“东三、锺、微、虞、废、文、元、阳、尤、凡”(举平以赅上去入)十韵，这十韵的“帮滂並”一律变成“非敷奉”，“凡、元、阳、虞、微，文”六韵的“明”一律变成“微”。1990年，潘文国《韵图分等的关键》（《语文论丛》第4辑）探讨韵图的关键问题，认为四等的产生，是由齿音决定的。1997年，潘文国出版《韵图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该书考察宋代韵图《韵镜》《七音略》，认为韵图产生于唐代。分析了韵图的结构和排列方式，阐述了有关等韵的概念，提出了对“门法”的新认识。最后在对现存韵图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该书复原出一个唐代古韵图。

90年代的近代音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1998年，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叙述汉语音韵学的现代研究史，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人物包括高本汉、马伯乐、赵元任、李方桂、陆志韦、王力、邵荣芬、李新魁等，还同时讨论《切韵》音系的性质、中古汉语的重纽和唇音字、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和韵部、近代汉语的唇音字等问题。

21世纪前十年的中古音研究，《切韵》性质问题依然是持续的热点，针锋相对的讨论反映出学者们更加深入的思考。2002年，潘文国《汉语音韵研究中难以回避的论争——再论高本汉体系及<切韵>性质诸问题》(古汉语研究)认为，《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是关系到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但这个问题远未得到最后解决，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次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是不彻底的。造成这一不彻底的原因在于，讨论《切韵》音系的性质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切韵》究竟是个综合体系还是单一体系？第二，《切韵》是如何把多种体系“综合”进一个体系的？第三，怎么理解作为综合体系的《切韵》与分成四“等”的韵图间的关系？第四，综合体系条件下如何处理古音构拟问题？该文从这四个方面做了《切韵》是综合体系的阐述。2007年，杨剑桥《<切韵>的性质和古音研究——答潘文国先生》（《语言研究集刊》）则认为：历史上关于《切韵》音系性质问题的讨论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是在没有找到新的材料或方法以前，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切韵》是否记录了当时的实际语音，是否属于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可以用轻重唇音分化、重纽和反切等加以检验。《切韵》可能综合了某些方言，但是肯定有基础方言，中古韵母四等也是有客观根据的。

学者们对《切韵》所作的研究还包括从《希麟音义》《一切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刊谬补缺切韵》《慧苑音义》等文献关照《切韵》问题。2002年徐时仪《<希麟音义>引<广韵>考》（《文献》第1期）、2003年徐时仪《<一切经音义>引<切韵>考》（《中国语言学报》第11期）、2003年，汪寿明《<续一切经音义>引<切韵>考》（《语言科学》第1期）、2009年，曹洁《从宋跋本<刊谬补缺切韵>“又音”看初唐声母》（《语言科学》第8期）、2010年，徐时仪《华严经音义引切韵考》（《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0期)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三、语音史和音韵学史研究

在对汉语语音史的宏观纵向梳理方面，1979年，张世禄在《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语文论丛》第1期）中提出：从上古音到中古音，再到近代音、现代音，汉语语音是不断简化的过程。1981年，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从广韵音系、调类的发展、韵类的发展、声类的发展、普通话语音体系的来源等史的角度重点论述了汉语的调类、韵类和声类从古至今的发展变化。同年，许宝华、汤珍珠发表《语音》（上海教育出版社），注意反映建国以来有关语音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成果，系统阐述现代汉语语音知识。在微观横向的讨论分析中，1985年，许宝华、潘悟云《不规则音变的潜语音条件》（《语言研究》第1期）认为不规则音变往往也受语音条件的制约。

8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主要是将汉语音韵学史重新做系统性的梳理研究。1984年，上海书店重印了初版于民国27年（1938）的张世禄著《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内容包括：古代文字上表音的方法、周汉间的训诂和注音、《反切》和《四声》的起源、魏晋隋唐间的韵书、“字母”和“等韵”的来源、宋后韵书和《等韵》的沿革、明清时代的古音学、近代中国音韵学所受西洋文化的影响。这是上海学者中汉语音韵学史研究中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1985年，史存直《汉语音韵学纲要》出版，主要讨论古音、切韵、等韵学，以及周秦古音等内容。1987年，周斌武出版《汉语音韵学史略》，阐述音韵学的形成和发展。跟原有的中国语言学史相比，该书把其中的音韵学史独立出来，各个章节做简明扼要的交代，并把每一阶段的发展都跟社会的使用需要相联系，说明音韵学从来就不是一门脱离实际的玄学，而是有其实用价值的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同年，张世禄、杨剑桥《音韵学入门》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该书内容包括汉语音韵学的性质、功用，语音学与音韵学的关系，汉语音韵学的名词术语、古音音值的拟测、汉语语音的发展规律等。

同时，对汉语音韵学中的声韵调等具体问题、各个时期代表人物、典型著述、术语概念等微观横向的分析形成一批研究成果。1984年，许宝华在《音韵学研究》第1辑发表《论入声》（中华书局）对从谐声时代起，经《诗经》、魏晋南北朝、《切韵》、唐宋元明清，直至现代方言的汉语入声的古今演变轨迹，作了十分详尽的描写。同年11月，上海语文学会和嘉定县文化局召开“纪念钱大昕逝世180周年学术讨论会”，学者对汉语唇音声母等问题做了热烈讨论。1985年，靳华《论章太炎的古音学》（《研究生论文选集·语言文字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指出首先发明脂微分部的是章太炎，章氏的通转理论主要价值在于用以说明同源词、方言词以及历史音变的声音转变规律。同年，周斌武《钱大昕与清代音韵学》（《复旦学报》第4期），将钱大昕辞官归家讲学、《论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的上古声母系统研究、音韵学专著《声类》，以及《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直至晚年著《恒言录》等的学术研究做了全面梳理，肯定其在清代辞章、音韵、训诂方面的鸿儒的地位。1986年，汪寿明选注《历代汉语音韵学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7篇选文从南北朝到民初，代表作家作品有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陆法言《切韵序》、孙愐《唐韵序》、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顾炎武《古诗无叶音》、潘耒《类音》、江永《古韵标准例言》、戴震《六书音均表序》、段玉裁《古十七部本音说》、钱大昕《古无轻唇音说》、孔广森《诗声类》、王念孙《与李方伯书》、陈澧《切韵考·条例》、王国维《六朝人韵书分部说》、章太炎《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黄侃《音略·略例》等，内容兼顾今音、古音及等韵等。

90年代的语音史研究，将汉语音韵学史做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和分块、分期研究是一大特色。1992年，汪寿明、潘文国出版《汉语音韵学引论》（华东师大出版社），是一部通论性的语音学著述。此书较好地体现和发挥了史存直音韵学思想，被誉为“华东师大学派的宣言书”。1994年，刘民钢《清代今音学述略》（《古汉语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清人今音学之成就，虽不及古音学鸿大，却为近代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6年，杨剑桥出版《汉语现代音韵学》，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传入以后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当代为止，人物包括高本汉、马伯乐、赵元任、李方桂、陆志韦、王力、邵荣芬、李新魁等，还同时讨论了当代音韵学领域中的许多重大学术专题，包括《切韵》音系的性质、中古汉语的重纽和唇音字、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和韵部、近代汉语的唇音字等，对诸家之说做了辨析，并有所创新。2000年，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分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部分内容，讨论了《切韵》的性质、中古汉语的三等介音、中古汉语的声母系统、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谐声原则等问题。

21世纪的前十年，用语音学的方法研究汉语音韵学问题，或者说将语音学与音韵学做贯通式研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学者继续语音史诸问题的梳理，并用实验语音学、方言学、音系学等角度做出探索和尝试。2001年，孙锐欣、盛金标《用函数研究声调》（《语言研究》第3期)一文，在实验语音学的基础上用函数对声调进行研究，用数学方法辨认单字调的调形。2006年，平悦铃《汉语方言爆发音声学特征研究》（《语言科学》第3期)，对赵元任提及的汉语方言中的十类爆发音进行声学语音学研究，对这十类音处于单音节起始位置时的VOT、强度等声学参数进行了实验分析。同年，潘悟云《竞争性音变与历史层次》（《东方语言学》）着重讨论内源性历史层次与音变问题。2007年，叶军《普通话音节结构再分析——从韵律研究的角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根据语音学和音系学研究，比较汉语音节结构传统分析与现代音系学分析的异同，在非线性音系学的框架内提出关于普通话音节分析的最简方案。2009年，朱晓农、刘泽民、徐馥琼《自发新生的内爆音——来自赣语、闽语、哈尼语、吴语的第一手材料》（《方言》第1期）一文，通过对一些有浊声母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考察发现，很多浊爆音声母有内爆音的变体，这种情况比较多的是在北部赣语和潮汕闽语中。这是自然音变/自然的音韵交替的结果，并非“底层现象”。2009年，郑伟《从侗台语看汉语的复声母》（《民族语文》第2期）认为古汉语一些﹡C1-/﹡Cr-型复声母演变为中古汉语的﹡C-，而侗台语的部分对应词则表现为流音r-/1-。早期的侗台语借词保存着复辅音声母的形式，演变的方向不同。2009年，马秋武、贾媛《语调音系学综览》（《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2010年，马秋武《音系研究的历史沿革：回顾与反思》（《外国语言文学》第1期），2010年，刘泽民《<正字通>作者问题补证》（《中国语文》第6期）、《汉藏语中的小舌音问题》（《中国语言学集刊》第4卷第1期）等也是此方面的代表性论文。

第三节 语法学

1978年以后，上海的汉语语法研究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学科大大发展，学术活动丰富活跃。介绍、学习、借鉴国外语法理论与创建汉语语法理论同时进行，语言体系研究、语法理论研究、语法学史研究等成果丰富，并在语用学、转换语法、类型学、配价语法、空间系统研究等方向展开。提出、发展、完善了三个平面语法理论，并在现代汉语语法的各个领域形成热点实践研究，句法分析、句型研究、短语研究、词类研究尤其是动词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

一、语法体系、语法理论、语法学史、语法史研究

1978年以后，上海学者积极探索建立汉语自身语法体系问题，开启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阶段。

1978年，上海学者首先就中国语法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语法体系——暂拟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发布于1956年）进行修订，“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室”集体编写的大学教材《语法》于1982年出版，标注了其与《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有分歧的地方。1978年，陈望道半个多世纪研究汉语语法问题的总结性论著《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功能、观念做出完整的理论，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汉语词类体系和句类体系。同年，张世禄《古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对古汉语的词类、句法结构和句型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新的体系，使古汉语的语法体系大大简化。1979年，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提出重新认识汉语语法特点，并萌芽出词组中心论。1980年，《复旦学报》语言文字增刊发表张世禄《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全面批判了汉语语法学全盘抄袭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方法，提出“打破洋框框，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1979年-1986年，史存直《语法三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语法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句本位语法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等，提出建立汉语语法体系的三个根本原则：句本位原则、形式与内容对勘而以形式为纲的原则、句法与词法对勘而以句法为纲的原则。1984年，申小龙发表《论中国语法学方法论》（《学术月刊》第4期）、《汉语语言类型的新探索》（《复旦学报》第1期），认为汉语语法方法根本矛盾是汉语的人文精神与汉语语法学模仿西方的科学主义这二者间的冲突。

80年代初直至21世纪前十年，胡裕树、张斌、范晓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时期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所倡行的“三个平面”理论成为全国现代汉语语法讨论的热点。1981年，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教材，首次提出三个平面的汉语语法思想。三个平面热点讨论的代表性论著还有：1985年，胡裕树、范晓发表《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进一步主张在汉语语法分析中全面地、系统地贯彻这种研究。1985年，署名田申瑛（即范晓、陈光磊、杜高印、李嘉耀）的《语法述要》（安徽教育出版社），系统吸收、借鉴前人和国外有关语法学思想，探求建立民族语法体系，在词法和句法方面提出了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意见。三个平面讨论的代表性论著还有：范开泰《语用分析说略》（《中国语文》1985年第6期），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文炼《与语言符号有关的问题——兼论语法分析的三个平面》（《中国语文》1991年第2期），何伟渔《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学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范晓、胡裕树《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92年第4期），邵敬敏《关于语法研究中三个平面的理论思考——兼评有关的几种理解模式》（《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高顺全《三个平面理论的历史发展与深化》（《云梦学刊》1997年第3期)等。三个平面影响下的论著主要有：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6），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范晓等《语法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高顺全《三个平面的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陈昌来《现代汉语三维语法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等。

90年代，语法研究呈现多向度趋势，主要在语用学、转换语法、类型学、配价语法、空间系统研究等方向展开。1992年，黄锦章《前提、含义和话语的信息结构》（《当代修辞学》第1期），从语用学角度探讨语法问题：前提和含义是语用学的两个传统课题，但它们的概念仍众说纷纭，且它们在整个话语信息结构中所占的地位等也始终不太清楚。该文认为术语只有在系统中才有价值，话语在交际中所显示的各种意义，也只有置于整个话语信息结构的大背景中才能彼此区别，并由此进一步确定它们的性质和功能。 1993年，陆丙甫《核心推导语法》（上海教育出版社）尝试把汉语语法学所关注的一些课题同转换语法的一些基本观念联系起来，在两者之间作沟通工作。这些讨论显示，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和转换语法的根本目标是相通的。1994年，徐烈炯《与空语类有关的一些汉语语法现象》（《中国语文》第5期），重新补充80年代以来在生成语法领域的讨论。1996年，黄锦章《论两种不同性质的主题和汉语的类型学特点》（《汉语学习》第6期）一文，讨论区分汉语主语与主题问题，最后得出结论：用强语境依赖型语言来解释汉语的类型学特点，与Li&Thompson(1978) 所提出的“汉语是主题明显的语言”和曹逢甫所提出的“汉语是语段取向的语言”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语境依赖性强”是汉语区别于其它语言的基本特征，“主题明显”和“语段取向”是由此而来的派生特征。1998年，齐沪扬《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学林出版社）立足于语言系统，从汉外比较出发，着眼于现代汉语空间范畴的表达特点，建立了现代汉语空间系统，考察了位置句和位移句的句法、语义、语用特点，总结了相关的语法规律，解释了一些语法事实，在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突破。

90年代，配价语法方面的讨论成为热点之一。范晓《动词的“价”分类》（《语法研究和探索》五，语文出版社1991）、《动词的配价与句子的生成》（《汉语学习》1996年第1期）、《动介组合体的配价问题》（《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把“格”语法和配价语法结合起来，成一家之言。配价语法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还有：张谊生《交互动词的配价研究》（《语言研究》1997年第1期），范晓、朱晓亚《三价动作动词形成的基干句模》（《汉语学习》1998年第6期），戴耀晶《现代汉语动作类二价动词探索》（《中国语文》1998年第1期），陈昌来《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的配价考察》（《语言研究》1998年第2期），徐烈炯、沈阳《题元理论与汉语配价问题》（《当代语言学》1998年第3期），胡裕树《动词的配价与汉语的把字句》（《中国语文》2001年第4期）等。

90年代至20世纪前十年，学者们对语法学史做总结和整理研究，并探索汉语特色的语法理论建设。1990年，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根据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革新、社会变革的影响以及语法研究本身呈现的特点，把汉语语法学史分为草创、探索、描写、创新四个时期，并介绍了台湾和中外汉语语法研究。2002年，陈昌来《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书海出版社），将汉语语法学分为“自觉建立时期”“革新探索时期”“语法知识大普及时期”“繁荣发展时期”等部分，是汉语语法学一个世纪历程的全面梳理和总结。

在汉语语法史方面，1986年史存直《汉语语法史纲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商周以来（主要是周秦以来）的所谓“通语”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考察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余志鸿发表《＜蒙古秘史＞的特殊语法——OV型和POS结构》（《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元代汉语假设句的后置标记》（《语文研究》1999年第1期）等，以《蒙古秘史》和元代汉语为主题做了系列性研究。1999年，俞光中、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立足于现代汉语，视角对准近代汉语，对汉语词类、句式等做了综合性整理研究。2008年，黄锦章《移动动词与上古汉语的类型学特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用事件整合类型学理论研究上古汉语，对72个移动动词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上古汉语移动动词的义项中，携带离开、到达、路径等各类途径信息的占绝对优势，因此，上古汉语中存在一个具有构架功能的移动动词系统，是动词构架语言。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研究持续进行之外，学者还进行了话题问题、焦点问题、语法化研究问题等，并有较多总结性成果。关于话题和焦点问题研究， 1998年，徐烈炯、刘丹青出版《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教育出版社），在普遍语法和语言类型学的背景上研究汉语话题，从而体现了汉语研究的共性意识以及对语法理论普遍性的追求。同年，刘丹青、徐烈炯发表《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中国语文》1998年第4期），把“焦点”分为三类：自然焦点[+突出][-对比]、对比焦点[+突出][+对比]和话题焦点[-突出][+对比]。并由此展开对汉语“连”字句的重新分析。该议题也引发了讨论和思考。比如：高顺全《与汉语话题有关的几个问题——与徐烈炯、刘丹青二位先生商榷》（《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等。张豫峰发表的《汉语的焦点和“得”字句》（2002年《汉语学习》第3期）、《关于汉语句子焦点问题的两点思考》（2006年《中州学刊》第2期）是焦点问题的集中探讨。在语法化研究中，徐时仪《论词组结构功能的虚化》（1998年《复旦学报》第5期）、张谊生《“就是”的篇章衔接功能及其语法化历程》（《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3期）、《说“X式”——兼论汉语词汇的语法化过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高顺全《从语法化的角度看语言点的安排——以“了”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等论文以总结性研究成果较多。2000年，邵敬敏《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商务印书馆），精选100多篇语法论文中的23篇，讨论了句法语义的双向研究、三个平面的交叉研究、配价与功能研究、句式变换研究、语义指向研究、动态变化研究等。2003年，金立鑫、白水振《现代汉语语法特点和汉语语法研究的本位观》（《汉语学习》第5期）一文，在讨论现代汉语语法的一般样式、现代汉语的基本单位、现代汉语语法较为特殊的一些现象以及现代主要语法手段的基础上，介绍和讨论流行于当代汉语语法学界的一些主要的研究本位观，其中主要包括：词本位、句子成分本位、词组本位、字本位和小句本位等。2005年，卢英顺《形态和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汉语语法研究逐步摈弃“印欧语眼光”，呈现出不断向汉语特点回归的趋势下，对汉语语法理论体系的构建、语言事实的挖掘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做了重新思考。该书对汉语形态的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形态的下位分类及各个类别之间的关系，“词的功能增益”及“词的功能退化和功能转移”，语序和虚词在形态问题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语法范畴内汉语的形态问题。2010年，张斌、齐沪扬、张谊生、陈昌来等的《现代汉语描写语法》出版（商务印书馆），全书200多万字，包括绪论共20章，全面系统的描写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各个方面，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描写语法，也是代表上海语法研究水平的代表性著作。

二、句法分析、句型研究、句式研究

80年代在句子分析方法、句子的构成、句型研究等的讨论中，上海学者是主力军之一。胡裕树、史存直、陆丙甫、文炼、申小龙、左思民等学者一边批判性思考西方理论，一边努力进行汉语的句法分析研究、句类研究和句式研究。

史存直发表的《评几种新的句分析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句子结构和结构主义句子分析》（《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从汉语语序看分布理论》（《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等论文，反思美国的结构主义语法和转换语法对于我国语法学界的影响，呼吁中国语言学家在受国外理论影响的同时，要有自己的思考。陆丙甫发表的《主干成分分析法》（《语文研究，》1981第1期）、《无限递归的条件和有限切分》（《汉语学习》1983年第3期）、《流程切分和板块组合》（《语文研究》1985年第1期）等文章，新创主干成分板块分析法：每一层的切分都有选择地进行，只向靠近谓语核心（一般指谓语动词）的地方切分，最后以切分出谓语核心为止。

80年代，胡裕树发表系列论文《有关句子分析的几个问题》（《日本语》，日本1981），胡附《句子分析漫谈》（《中国语文》1982年第3期），《试论句首的名词性成分》（《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如何确定句型》（《中文自修》1984年第4期）等，阐释其句法研究思想，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理念阐述汉语语序、虚词等。1984年，胡裕树《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区分句子成分和句法成分，认为主语和谓语是句子的直接成分，句子成分还包括特殊成分。1986年，文炼《句子种种——谈谈句子和语境的关系》（《中文自修》第1期）一文，从语境角度和信息结构角度看待句子，区分具体的句子和抽象的句子，是信息储存的句子和使信息反馈的句子、发端句和后续句、自足句和非自足句等。

1988年，左思民《汉语句子的构成和定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认为，要想达到对句子有全面、深刻理解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对句子模式的研究，句子模式是句子本质和句子构成的联系枢纽，也是句子内涵的丰富性的集中体现。对于句型的研究，1988年，申小龙的《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专书语言材料的穷尽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句读本体、逻辑铺排、意尽为界”的句法观，试图建立新的句型理论和体系。

90年代，上海学者将三个平面理论进行实践和完善，在句类研究、句法研究、句型研究等方面形成热点。1993年，范晓《关于句子合语法或不合语法问题》（《中国语文》第5期）指出，抽象句是由抽象的词类范畴构成的句子，具体句指含有具体词语的句子，具体句又分孤立句和语境句。1995年，胡裕树《试论句子类型的研究》（《汉语学习》第5期）认为：句子类型的研究，是语法研究中重大的课题之一。研究任何一种语言的语法，分析它的语法单位、语法结构或各种语法现象，其终极目的，就是建立该语言句子类型的系统。1995年，范晓《句模、句型、句类》（《语法研究和探索》七，商务印书馆）认为：句子三个平面上的三种类别可相对独立地分开来分析研究，这有助于语法研究的科学化、精密化、实用化，因而是必要的。但还得把句模、句型、句类三者结合起来，否则其中任何一面都不能不能代表句子的全貌。1996年，范晓《动词的配价与句子的生成》（《汉语学习》第1期）认为：动词的配价与句子生成有密切的关系，研究句子的生成机制对机器处理自然语言、对实现不同语言间的自动翻译以及对语言教学都是至关重要的。1998年，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对现代汉语言的各种主要句型（句式）、句类、句模进行了细致描写，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句子类型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句系学的设想。同年，范晓《汉语句法结构中的主语》（《语言研究的新思路》上海教育出版社）全面论述作为句法成分的主语。

21世纪前十年，句法分析方面的理论总结和具体研究均有不少成果。理论总结方面，2003年，陈昌来《现代汉语：语义平面问题研究》由学林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和探讨现代汉语句子语义平面问题的专著。该书立足于句子的语义平面，贯彻形式和意义相结合、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原则，全面系统地探讨句子的语义结构和语义成分的构成情况，并将其与句法、语用联系起来。2004年，范晓《三维语法阐释》（《语文学习》第6期）阐述了三维语法的要点，认为语法研究应遵循四条方法论原则,即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原则、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原则、描写和解释相结合的原则。在具体研究方面，2007年，刘焱《“V掉”的语义类型与“掉”的虚化》（《中国语文》第2期）指出：现代汉语“(V)掉”的三种用法正好对应于近代汉语的三个发展阶段。2008年，张豫峰《现代汉语致使语态句分析》（《中州学刊》第2期），认为现代汉语中与致使语态相关的致使语态句有 “使”字句、“把”字句、“得”字句、使动句和使成句五类，并提出了其中需要深入研究的相关问题。2008年，陆丙甫《直系成分分析法——论结构分析中确保成分完整性的问题》（《中国语文》第2期）一文，针对80年代讨论时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维持成分“完整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得出结论：为了保持主语、宾语、补语、状语的完整性，谓语的完整性必须彻底放弃，并且作为名词短语成分的定语必须从动词短语的分析中取消。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特殊句式做了研究。1982年，胡裕树《试论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主张主谓谓句的范围应该从严，可归为3类。金立鑫《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语境特征》（《中国语文》1997年第6期），戴耀晶《试说汉语重动句的语法价值》（《汉语学习》1998年第2期）、《汉语疑问句的预设及其语义分析》（《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汉语否定句的语义确定性》（《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1期），黄锦章《轻动词假设和汉语句法研究》（《汉语学习》2004年第6期），袁宾《“蒙”字句》（《语言科学》2005年第6期），周红《现代汉语“给”字句研究综述》（《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论著都对特殊句式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三、短语研究、词类研究和其他研究

1.短语研究

短语问题的讨论，是由词构成而又未成句的语言单位讨论的关键性问题。上海学者较早发表关于短语研究重要性的观点，之后进行了短语定义的探讨和短语类型的划分。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上海学者就短语重要性及其分类问题和分类标准问题进行研讨。1978年，张世禄发表《汉语词组对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性》（《复旦学报》第1期）认为，由于词、词组和句子这三级在结构上取同一形式，所以显示了词组在汉语语法上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汉语语法的特殊性。1979年，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进一步强调词组的重要性，并分析了词组的两个桥梁作用：词和句子之间的桥梁作用，汉语语法的简易型转向复杂性的桥梁作用。1979年，陆丙甫（《中国语文》第6期）提出：短语类型问题的讨论不在于分类本身，而在于归类缺乏明确的层次标准。由此主张语法结构可以分为三级：句法结构、下句法结构、词法结构。1980年，范晓《关于结构和短语问题》（《中国语文》第3期）一文，认为分类必须讲究逻辑性，而不应多标准分类。该文在名称上提倡用“短语”，根据功能将其分类为体词性短语、述词性短语、副词性短语。

80年代中期以后，以范晓和张斌为代表，研究集中在短语的定义、动态短语与静态短语的划分等方面。1985年，范晓《试论静态短语和动态短语》（《济宁师专学报》第4期）认为短语有两种存在方式，提出要区分静态短语和动态短语的观点。1991年，范晓《汉语的短语》（商务印书馆）认为，短语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构成的，能在句子里做某种成分的语言单位。2003年，张斌《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认为，句子的自足成分的讨论说明，静态的短语结构与动态句子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从句法结构到有交际功能的句子不是一个简单的实现过程。

2.词类研究

词类研究包括词类理论探讨、词类划分标准，及词类体系的建构、具体某类词的研究等。

70年代末至80年代，理论探索是学界热点。在词类分类标准众说纷纭的情况下，1978年，陈望道《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认为：区分词类的基本原则是依据词在组织中显示的功能。功能包括造句功能和结合功能。在此“功能观”之下，该书还提出了6条区分词类的具体方法，提出区分单项功能和综合功能、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经常功能和临时功能等。1979年，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认为：语法上区分词类的目的是为了指明词的外部结构关系，说明语言的组织规律。陈望道、胡裕树等学者还在上述著述中对词类划分研究中分类和归类之间关系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将早期语法书《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等未能处理好的分类问题和归类问题做了区分，指出分类得出的是词类，而归类得出的是词性。以陈望道等学者为代表的语法功能标准的词类观成为学界词类观的主流。

90年代以后，总结词类研究成果、深入具体词类研究，成果丰硕。1990年，范晓《词的功能分类》（《烟台大学学报》第2期）对词的功能分类问题进行了综述，肯定了陈望道等学者为这一领域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1993年，文炼《与分类有关的几个问题》（《汉语学习》第3期）一文讨论语言学中的实体类别和关系类别，涉及语音、词汇、语法中的单句、复句等。区分了实体类别、关系类别、特征类别和功能类、形式类、零形式等几个概念，分析了分类的基础和标准。1994年，陈光磊《汉语词法论》（学林出版社）对汉语的构词法、构形法和词的功能分类作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阐释。1996年，陈光磊《汉语功能词类说》（《上海大学学报》第1期）阐明功能分类的理论依据、标准及其路径。2000年，文炼、胡附《词类划分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4期）谈到：传统语法要求每个词归入特定的类，每一类词与结构成分有特定的联系，由于汉语缺少形态变化，我们不能兼顾上述两个方面，于是寻求更多的次类和附类，但是也遇到不少问题，如果把词类的划分扩大到与句法有关的语义和语用方面，问题可能解决得更好一些。2005年，范晓《关于汉语词类的研究——纪念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50周年》（《汉语学习》第6期）总结了词类问题讨论的情况，认为50年来汉语词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区分词类由多标准转为单一功能标准；对功能的形式特征及各种词类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提出了当前词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论述了汉语词类的几个理论问题，认为词的词汇意义是划分词类的基础，但不是分类的根据；主张把分类的根据和辨类的方法区别开来；认为词有三种语法功能(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等。2009年，马晓红《以功能学说建构的词类体系》（《语文学刊》第22期）回顾了陈望道先生的革新词类理论，主要包括词类划分理论、区分词类方法、有特色的词类系统、对词类划分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同时也讨论了词类理论与西方认知理论中的原型范畴化理论的联系。

除上述理论问题外，在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量词、介词、代词等具体词类的研究和词类的综合研究等方面也形成了一系列成果。虚词研究方面，张谊生的副词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齐沪扬的《语气与语气系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张谊生《助词及相关格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陈昌来《介词与介引功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等代表了当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的水平。动词研究尤其因其是句子句法语义结构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受到重视，学者对它做了全面的研究。1987年，范晓、杜高印、陈光磊《汉语动词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汉语动词的立类根据、语法功能、运用特点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论述。1994年，胡裕树、范晓《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中国语文》第2期）将五十年代曾经讨论过的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问题重新提出讨论，认为该问题涉及语法的句法平面和语义平面。1995年，胡裕树、范晓出版《动词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认为，动词研究是汉语语法中的第一号重要课题，也是语法研究中最复杂的问题……动词在句法结构中活动能力最强，大部分词类都跟它发生一定的结合关系。1996年，胡裕树、范晓《动词研究综述》（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从6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动词的语法特点。某类动词的具体讨论，范晓、张豫峰、卢英顺、陈昌来等人均发表了重要论文进行讨论。2002年，陈昌来《现代汉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研究》（学林出版社）则从句法语义属性角度对现代汉语进行了探索。

3.语法范畴的其他问题研究

1978年以后了，语法范畴的其他研究也颇有进展和成果。1979年，胡裕树《现代汉语》将现代汉语动词的“体”分为完成、进行、经验、开始、继续、尝试、短时等时态。现代汉语时体研究方面，以戴耀晶、左思民、高顺全等为主要代表，主要论著有：戴耀晶的《现代汉语表示持续体的“着”的语义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现代汉语短时体的语义分析》（《语文研究》1993年第2期）、《论现代汉语现实体的三项语义特征》（《复旦学报》1994年第2期）、《赣语泰和方言语法的完成体》上（《语文研究》1995年第1期）、《赣语泰和方言语法的完成体》下（《语文研究》1995年第2期）、《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等；左思民的《现代汉语的“体”概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试论“体”的本质属性》（《汉语学习》1998年第4期）、《现代汉语中“体”的研究——兼及体研究的类型学意义》（《语文研究》1999年第1期）等；高顺全的《体标记“下来”“下去”补议》（《汉语学习》2001年第3期）、《进行体、持续体的否定及相关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03年第4期）；左思民《汉语时体标记系统的古今类型变化》（《汉语学报》2007年第2期）等。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饶有创意，对现代汉语时体范畴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四节 修辞学、语体学和语用学

上海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源地。1923年唐钺《修辞格》（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格专著；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大江书铺）出版，标志了中国现代修辞学学科的建立。 

1978年以后，上海重新成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重镇。1980 年，中国华东修辞学会（90年代更名为“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成立，上海外国语学院王德春任创会会长，该会成为全国修辞学界成果最多、思想最为活跃的社团。1982 年，华东修辞学会主办的《修辞学习》双月刊（2010年改为《当代修辞学》）在上海创刊，创刊主编为王德春。这是我国第一份修辞学杂志，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份修辞学专业的CSSCI核心期刊。1982年6月，为纪念《修辞学发凡》问世五十周年，复旦大学和中国修辞学会在复旦大学召开“纪念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出版五十周年座谈会”。会后，论文集《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纪念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五十周年》于1983年7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体现了对陈望道修辞学说的研究、传承和弘扬。1983年，中国华东修辞学会主编的《修辞学研究》集刊开始出版，到 2010 年共出版了10 辑。1991 年，马来西亚华裔实业家姚美良向复旦大学捐赠人民币 20 万元，设立“陈望道修辞学基金”，据此面向全国设立了“陈望道修辞学奖”，首届评奖活动于 1993 年举行，国内一批高质量的修辞学著作获得奖励。2001年，以陈望道先生之名命名、复旦大学中文系最高规格的讲座“望道讲座”设立，截止到2010年9月，该讲座汇集部份讲座（17个），由祝克懿主编出版《望道讲座演讲录》（复旦大学出版社）。 

在学术探索和思想贡献上，从修辞学理论范式的创新、修辞学研究命题的拓展、修辞学与语法学的结合、修辞学和语用学的汇通、到中西方修辞学史的研究，上海学界起着引领中国修辞学发展的作用。  

一、理论命题和研究范式

70年代末-80年代，上海学者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辞与语法的关系、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关系等方面。1979年，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近60万字，以量词、虚词、词组为骨干，说明汉语语法的简易性、灵活性和复杂性，提出了汉语各级语法单位“一以贯之”的组合原则，强调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逻辑才能发挥它的实用意义，并提出了修辞大于语法的“汉语特质论”。1996年，林文金、周景元主编的《语法修辞结合问题》（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延续了这一问题的讨论；而后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汉语意合语法理论”“汉语韵律语法研究”与此影响也不无关联。1980年，《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陈望道在1918-1973 年间创作的 122 篇论文，其中文法修辞方面的论文最多。1985 年，《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该论集收录作者66篇论文，其中部分为第一次公开发表。论集的出版既显示了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发展，也对1980年代汉语修辞学的“重启”产生了深刻影响。 

1984年，谢天蔚以《语用学分析实例》（《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第9期）为题，率先介绍了列文森的语用学理论。1986 年，王德春《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系统介绍了各国现代修辞学的研究，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修辞学领域系统地引进国外理论的第一部专著，有力推动了中国修辞学者新一波的“向外看”。1985年，范开泰发表《语用分析说略》（《中国语文》第6期），显示了“语用”概念对于中国语言学的实际意义。1985年，何兆熊《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比较系统地揭示了西方语用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有力促进了中国修辞学者的理论思考。1998年，彭增安《语用 修辞 文化》（学林出版社）出版，把语用与修辞结合起来研究语言交际，论述了语用与修辞的联系和区别，并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与修辞问题加以探究。同时，黄锦章《前提、含义和话语的信息结构》（《修辞学习》1992年第1期），曲卫国、陈流芳《汉语招呼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戴耀晶《试说“冗余否定”》（《修辞学习》2004年第2期），金立鑫《预设的两大领域及其形式表达系统》（《修辞学习》2006年第5期）等则先后对此进一步作了直接呼应。 

与此同时，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也纷纷从言语，辞格，修辞学的对象、性质、研究纲领、研究方法，语境学等方面展开研究。1983 年，王德春《修辞学探索》（北京出版社）从言语环境、言语规律的新角度，论述现代修辞学的主要问题，提高了修辞学的实用价值。1983 年，濮侃《辞格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从“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两方面，对通行的修几个辞格系统和易于混淆的常用辞格做了细致比较。1988年，宗廷虎、邓明以、李熙宗、李金苓的《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从修辞学的对象、性质、研究纲领、研究方法等到语体风格，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明确提出修辞学既属于语言学，又是一门多边性学科的观点。后来，宗廷虎还注重“理解修辞”的研究，发表《钱钟书的理解修辞理论》（《平顶山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陈望道先生的理解修辞理论》（《修辞学习》2002年第1期）。1989年，王德春、陈晨合作的《现代修辞学》（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区分了语言修辞和言语修辞，提出语境学是现代修辞学的基础，引入信息论和控制论，阐述了社会心理修辞学、语用修辞学两门新兴学科，开拓了修辞学研究的视野。 

1987年王德春主编的《修辞学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国内最早的修辞学词典。共收条目 1320 条，包括古今中外修辞学理论和知识，分修辞学理论、语言手段修辞、话语修辞、修辞方式，以及语体、文体等内容。1988年，张涤华、胡裕树、张斌、林祥楣等主编的《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更大规模的专科辞典，共收词目2529条，包括人名、书名、理论、方法等各类名词术语，有效地对推动了汉语语法修辞学的研究和汉语语法修辞知识的教学。  

1990年代，对中国修辞学学科的反思成为重点内容。其中特别具有影响的是上海发起的“修辞学的科学性”的讨论。1990 年，胡范铸《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中国修辞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云梦学刊》第2期），在检讨七十年来中国修辞学研究方法历史基础上，讨论当前修辞学方法之大势及其价值。1998 年，胡范铸（《20 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第6期）认为，20世纪中国修辞学曾经拥有骄傲，但面对社会生活新发展而带来的强烈的修辞理论需求，中国修辞学却陷入了“失语”的窘境。1990年，刘大为《从修辞学的两种学科性质看它与语法学的关系》（《修辞学习》第3期）提出，修辞学必须与语法学一样有着强烈的理论意识和独立的科学地位。1992年，他又在《言语行为与修辞学的体系构想》（《修辞学习》第1期）中提出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本体假设,足以为研究它的学科推演出整个宏大的体系构架来。

2000年代开始，中国修辞学最有代表性的几种新的研究范式逐渐成形，并分别体现出向语法学靠拢、向其他学科靠拢、同时既回应“语言本体”问题又回应社会语言生活问题三种取向。并在讨论中不断发展，影响日益深入。 

2002-2003年，胡范铸在《修辞学习》连续发表《“修辞”是什么?“修辞学”是什么？》（2002年第2期）《什么是“修辞的原则”？——对于修辞学若干基本范畴的重新思考（二）》（2003年第3期）《从“修辞技巧”到“言语行为”——试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语用学转向》（2003年第1期）。他坚持目标、问题、方法统一，以重新定义后“言语行为”为核心概念推导修辞学分析新模型，并由此先后发表了《基于“言语行为分析”的法律语言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新闻语言客观性问题的言语行为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言语主体”：语用学一个重要范畴的“日常语言”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言语行为的合意性、合意原则与合意化》（《外语学刊》2009年第4期）等文，形成了既关注社会生活各场域又试图回应“语言本体”研究，既追求独创又追求系统性逻辑性的“新言语行为分析”研究范式。陈佳璇《试论“得体原则”不是修辞的最高原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等文进一步对此作了回应。

2002年，吴礼权《修辞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阐释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作出探究。2003年，刘大为出版《比喻、近喻和自喻——辞格的认知性分析》（上海教育出版社），试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研究因认知关系改变而形成的不同辞格特质。2010年，刘大为在《当代修辞学》第4期连载发表《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下）》，提出了如何在语法分析与修辞分析的链接中，以“修辞构式”为核心建构修辞学新框架的可能性。这一构想，影响了不少修辞学者，在语法学研究中也产生了积极回应。2004 年，宗守云出版《功能修辞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试图借助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建构语法学与修辞学的链接。。 

胡范铸《翻译：语言墙壁的凿通与人类文化的互文》（《暨南学报》1991年第3期），黄敏《互文性》（《现代中文学刊》2006年第2期），盛若菁《比喻语义学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甘莅豪《中西互文概念的理论渊源与整合》（《修辞学习》2006年第5期），黄敏《再现的政治：CNN关于西藏暴力事件报道的话语分析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3期），祝克懿、蒋勇《20世纪社会政治关键词“革命”的互文语义考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陈佳璇、胡范铸《一九七二——一九七五时的社会批判：《管锥编》与撰述语境的互文性分析》（《东吴学术》2010第3期）等文，用另一种旨趣探索当代修辞理论，在方法上以西方互文性等新的理论为依托，在对象上则关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 

2008年1月，复旦大学、《修辞学习》编辑部、上海市语文学会发起“首届望道修辞学论坛”；2009年，又召开了““第二届望道修辞学论坛”。论坛汇聚了全国最有代表性的修辞学者，围绕“修辞学研究范式的重构和工具性范畴的建设“，持续地展开交锋，已成为全国修辞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论坛。 

2006-2009 年，由宗廷虎、陈光磊、冯广艺主编的“新世纪修辞学书系”（11 种）由山东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

二、语体学与领域语言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语体”研究是上海修辞学研究的持续性课题。  

1985 年 6 月，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与华东修辞学会召开首届“语体学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出版了《语体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这是中国第一本语体学研究论文集。1991年，胡裕树主编的《语体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成为中国第一套语体研究丛书。1987年王德春的《语体论略》（福建教育出版社），对语体的基本知识作了集中的论述。2000年以后，李熙宗《关于语体的定义问题》（《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语文体式与语体的关系及其实践功用》（《当代修辞学》2009年第6期），霍四通《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体学理论》（海风出版社2005），袁晖、李熙宗主编《汉语语体概论》（商务印书馆2005），金立鑫、白水振《语体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及其研究方法》（《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6期）等先后对于语体的定义、语体学的核心、语体学理论等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这一系列研究也为后来的“语体语法”讨论开辟了种种可能。 

对具体语体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刘大为的《诗歌语言的语体学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潘庆云的《法律语体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宗廷虎主编的《辩论艺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祝克懿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新闻语体探索——兼论语言结构问题》（海风出版社2007）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于言语行为的美学特质和风格类型的深入考察是上海修辞学的一大特征。1985年，刘衍文、刘永翔合著的《文学的艺术》（花城出版社），对中国传统诗歌语言艺术的理论、概念、方法、经典案例进行了极具慧心、细致入微的讨论。1987年，胡范铸《幽默语言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一次将幽默置于美学和修辞学两大范畴的联系下，对幽默语言的理论与现象、语言幽默的性质、幽默话语的结构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还特别具体总结了达到幽默效果的几十种修辞手段。该书对于国内其后相关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0年，胡范铸发表《真实陈述、虚假陈述与事实所指》（《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其后，《修辞学习》杂志开辟了“谎言研究“专栏，不仅成为语言行为性状研究的一种探索，也显示了中国学者批评性话语理论研究的一种实践。

这一时期，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开展介入当代社会语言生活是新时期以来上海修辞研究的突出特点。1988年，胡范铸在《修辞学习》主持了“文学语言研究专号“，集中编发了申小龙《汉语文学语言的流块建构》、胡范铸《文学语言阐释学刍议》、邵敬敏《毛茸茸的感性与下意识的力量——<红高梁>心理描写语言分析》、齐沪扬《突破日常逻辑之后——小说语言句式新变》等十多位青年学者的论文，并成为期刊史上第一个文学语言研究的专号。1989年，孙莲芬、李熙宗的《公关语言艺术》（知识出版社）出版，成为全国最早的公关语言研究著作之一，也标志了汉语修辞学从个人语言交际研究向机构语言交际研究的转向。1991年，华东师大等校学者发起的“第一届广告语言研讨会“；2001年，金立鑫发表《“文革”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书屋》第3期）；2001年，祝克懿发表《 “文革”元旦社论话语的逻辑语义分析》（《贵州大学学报》第4期)；2004年，胡范铸等发表《中国户外标语口号研究的问题、目标与方法》（《修辞学习》第6期）；2005年祝克懿发表《新闻语体的交融功能》（《复旦大学学报》第3期）；陈佳璇等发表《指称、事实、观念——看守所在押者身份称谓的社会认知语言学分析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2010年，祝克懿发表《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当代修辞学》第5期 ）这些都进一步在社会学等多种意义上拓展了修辞学研究对象。 

2002年和2003年，胡范铸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接连发表《突发危机管理的一个语用学分析——兼论语言学的研究视界》（2002年第6期）《实话如何实说：突发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信息发布——危机管理的语用分析之二》（2003年第6期），不但在国内学术界第一次提出了危机管理的语用原则及其推导依据，并且还显示了“政治传播语言学”“和案例库修辞学研究”的某种发端。2010年，胡范铸的《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明确提出了“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问题；同年，上海市语文学会、《当代修辞学》编委会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国家形象修辞学研讨会。2010年，祝克懿《掇沉珠集 李熙宗卷》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该书“学术建树”编汇集了李熙宗教授18项关于语体学、风格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2007年，徐时仪出版《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该书是首部研究汉语白话史的专著，探讨了汉语古今演变和文白的转型。2009年，胡奇光出版《中国古代语言艺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他1990年《文笔鸣凤——历史作家风格章法研究》（语文出版社）的修订版，从考察我国语言艺术演进的历程中，提炼出语言艺术的原理和方法，同时又阐明了研究语言艺术的理论和方法。

三、修辞史和修辞学史

得力于复旦大学修辞学与文艺批评学传统，上海学者的修辞史与修辞学史研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修辞学研究的代表。 

1989 年，易蒲（宗廷虎）、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先秦、 两汉论至1966 年前，被视为“一部多角度的历史的创新的汉语修辞学史”。1990 年，宗廷虎出版《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这是中国第一本断代修辞学史，时限为 1905-1988 年，该书不但分析了大陆修辞学的演变，还同时关注了港台修辞学的发展。 

1998年，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材料涵盖先秦直至 1995 年，学科牵涉哲学、美学、文学、经学、逻辑学、文章学以及训诂、 音韵、文字等；命题包括文章修辞、诗歌修辞、诗文修辞、词、曲修辞、戏曲修辞、散文修辞、小说修辞、辞格研究、文本风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等；此书标志了修辞学史研究的新的阶段。此外，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傅杰《章太炎与汉语修辞学》（《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汪如东《汉语方言修辞学》（学林出版社2004）等分别就不同专题或者不同人物对对相应的修辞观材料做了梳理。2008 年，宗廷虎主编《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上、下卷）出版，时间上从1900直到2000年，空间上从大陆到台港澳地区，比较完整地论述了20世纪的汉语修辞学。 

2007年，宗延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数千年汉民族语言实践中的修辞现象，被视为一部原创性的汉语修辞史著作。2009年，胡曙中出版《西方新修辞学概论》（湘潭大学出版社），这是作者继《英汉修辞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美国新修辞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后，对于西方修辞学发展更为系统的研究。 

第五节 文字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文字学研究走在全国前列，其中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在传统六书理论的梳理和研究中有了定论性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以古文字资料为基础、贯通古今汉字的汉字学理论；对汉字性质的讨论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为基本阵地的甲骨文、金文等各类古文字研究及相关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建设了古文字到现代汉字的中国文字数据库；现代汉字研究领先于全国；汉字文化研究成果丰富；同时在构建普通文字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做了开创性探索。

一、汉字性质讨论与汉字学理论建构

上海学界对普通文字学的研究较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为王元鹿于1996年出版的《普通文字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是我国第一部普通文字学理论专著，同时在构建普通文字学的基本理论构架方面做了开创性探索。下面主要概述上海学界在汉字性质讨论及汉字学理论建构方面的情况。

1.汉字性质讨论

上海语言学界对汉字性质的讨论，可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4年为第一个时期，2004年以后为第二个时期。讨论集中在汉字是表意文字还是表形文字方面。

1978年，许宝华分科主编的《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把文字体系分为表形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三类，而汉字属于其中的表意文字。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汉字性质问题的大讨论。针对学界“古代汉字是形象文字”这一普遍提法的不同意见，1981年，张世禄发表《汉字的特性及其对社会、文化的作用》，重述汉字作为与“图画文字”“标音文字”不同的“表意文字”的见解。1987年，申小龙《汉字的特点及其归宿》（《汉语学习》第1期）从汉民族思维特点、汉字与汉语关系角度讨论汉字的性质，认为汉字意化也是适应汉语音节特点的。更多还原

2004年，以詹鄞鑫发表《20世纪汉字性质问题研究评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为标志，汉字性质问题的讨论进入本土化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该文梳理出20世纪以来学界对汉字定性的两大出发点：一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的问题；形成表音文字说、表意文字说、意音文字说。二是文字与语言结构中的哪个单位相联系的问题；形成表词文字说、语素文字说、语素-音节文字说。2007年，潘玉坤《汉字的性质》（大象出版社）一书从汉字的源头原始绘画和岩画考证汉字的表意性质，并探讨汉字在信息化时代面对数字化的挑战后如何发展。同年，殷寄明《现代汉语文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认为汉字是具有表意性、示源性的语素-音节文字。2008年，李圃《节律性、自足性与相似性——谈谈汉语的特点和汉字的特点》（《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从语言与文字关系角度讨论汉字性质。

2.汉字学理论建构

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恢复传统汉字学的研究，对汉字起源及其演变、传统六书理论等，开始整理和归纳。代表性论著有：1980年许威汉发表《通假质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1984年罗君惕出版《汉文字学要籍概述》（中华书局）。

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上海学者在汉字学理论的建构研究方面成果突出。1989年，李玲璞（笔名李圃）发表《甲骨文造字八法论》（纪念殷墟甲骨文出土九十周年国际讨论会），首次将甲骨文造字法分为八类，开启了古文字视角造字法的理论探讨。2000年，李圃发表《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学术研究》第4期），创立了三维系统理论和字素分析法，为宏观文字学理论系统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4年，李圃发表《汉字学元点理论及其相关问题——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中国文字研究》辑刊）等，首次提出“汉字学元点理论”，其理论基础是汉语单音节语素与汉字成字的对应关系。2002年，许威汉《汉语文字学概要》（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概要性总结、梳理汉语文字学的重要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六书的研究主要从语源学、汉字结构等方面考察。1991年，詹鄞鑫《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把六书中的转注和假借排除在结构类型之外，增加了象事、变体，从而形成“新六书说”。1993年，张斌、许威汉主编《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文字学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归纳整理了前人关于文字学的著述，是一部参考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2000年，殷寄明发表《“六书”的语源学透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认为“六书”都是表词法。2003年，臧克和发表《字符与分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从汉字构形学角度讨论“字符”及分类问题。2006年，臧克和发表《结构的整体性——汉字与视知觉》（《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强调汉字结构分析与汉字整体性感知规律的对应，之后又发表《楷字的时代性——贮存楷字的时间层次问题》（《中国文字研究》2007第1辑）等论文，以楷书为专题讨论汉字学理论问题。

对传统六书的概念剖析及理论鉴定，以六书相兼为入口，也有了突破和定论。2009年，张玉梅出版《王筠汉字学思想述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说文释例》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阐释并肯定了王筠朴素而较为科学的语言文字观。2009-2010年，张玉梅发表《王筠“取象解字”对<说文>“因形说义”的纠正》（《中国文字研究》辑刊2009）、《王筠形声兼会意述论》（《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1期）、《王筠六书相兼及其古文字验证》（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年会2010）等论文，将六书研究史上的“相兼”问题做了定论性的考辨：从《说文》六书概念出发的六书必然相兼，出土古文字的引入也不能根本性改变六书相兼的实质。

二、甲金文字研究、《说文》研究及古文字综合研究

1.甲金文字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上海的甲骨文、金文研究发展很快，学者们从单字、篇章入手，开始基础性研究。1978年，戴家祥启动编写《金文大字典》，1979年发表《墙盘铭文通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等考释类论文。1981年，李圃出版《甲骨文选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我国早期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成果。詹鄞鑫发表《释 》（《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释甲骨文“彝”字》（《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等论文，是单字考释方面的代表性成果。1986-1990年，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全四册）陆续出版，选注金文533件，规模为全国最大；1988年，戴家祥校点出版的《古籀余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清吴式芬《攈古録金文》的考释补阙千余字；1989年，李圃《甲骨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详细注释了六十多条经典卜辞。

20世纪90年代，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以字典和专著的方式呈现。1995年，戴家祥主编的《金文大字典》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总计300多万字。该字典字形全部来自拓本，真实而丰富，且每个字形下附有考释按语。1998年，王文耀出版《简明金文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颇具实用性。1995年李圃著《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是第一部殷商甲骨文断代文字学理论专书，从甲骨文字实际出发，着重描写了殷商甲骨文字的本体系统。

21世纪，甲骨文、金文的研究除了对个别字的考释、器物定名等外，也走向文字学、语法学等体系性研究。前者比如：2001年，臧克和《<殷周金文集成>读书杂志(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1期）；2006年，张再兴《释“俯”》（《古汉语研究》第4期）； 2009年，刘钊、江小角《安徽桐城出土秦十九年上郡守逪戈考》（《考古与文物》第3期）等。后者比如：2004年，张再兴《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9年，刘志基《甲骨文字形规整化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2010年，刘志基《西周金文字频特点成因初探》（《语言科学》第1期）等。

2.其他古文字研究和《说文》研究

1979年，上海博物馆推出《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书画出版社），领全国著录和研究之先。20世纪90年代后，玺印、买地券、墓志、石刻等方面的文字类研究较多，主要有：1994年，孙慰祖《古封泥集成》（上海书店）；2003年，吕志峰《东汉买地券著录与研究概述》（《南都学坛》第2期）；2008年，王平《魏晋南北朝石刻篆字与<说文>小篆构形比较》（《中国文字研究》辑刊）、姚美玲《唐代墓志词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吕志峰出版《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这一时期，上海在竹书、简帛类文字方面的整理与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论著有：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徐莉莉《马王堆帛书称数法研究》（《汉语文字学刊》第1辑1997）；虞万里《尹湾汉简神乌赋笺释》（台湾《第一届国际暨第三届全国训诂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徐莉莉《论<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的声符替代现象及其与古今字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刘志基《说楚简帛文字中的“宀”及其相关字》（《中国文字研究》辑刊2004）；虞万里《竹简<缁衣>与先秦君臣、君民关系索隐》（《社会科学》2005第10期）；刘钊《读<上博六>词语札记三则》（《中国文字研究》2008年第1辑）；臧克和《简帛与学术》（大象出版社2010）等。

2001年，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出版，至2012年总计9册全部出齐。该书收入近百年来所发现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原始的战国古籍，竹简总计有八十余种，包括原存书题二十余篇。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针对该书文字、所收录材料的研究，主要有：臧克和、王平《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诗论”(三)》（《学术研究》2002年第8期）；藏克和《上博楚竹书中的“诗论”文献及范型》（《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王平《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引<诗>异文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等。

21世纪前十年，上海学者持续着《说文》及其相关的文字学研究。主要论文及著述有：王平《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与大徐本小篆比较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臧克和、王平校订《说文解字新订》（中华书局2002），王平《<说文>重文研究综述》（《古籍研究》 2004年第2期），董莲池《说文部首形义新证》（作家出版社2007），王平《<说文>重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臧克和《<篆隶万象名义>价值及体例特点》(《中国文字研究》辑刊2008)等。2008年，臧克和《中古汉字流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荟萃了《说文解字》《原本玉篇残卷》《篆隶万象名义》《宋本玉篇》等重要字汇的全部形音义信息，具有较全面的参考价值。

3.古文字综合研究

20世纪末，上海古文字的综合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1999年，华东师范大学李圃主编的《古文字诂林》（上海教育出版社）第1卷出版，至2004年，该书出全12卷，是我国古文字研究以来规模最大、搜罗最齐备的汇释类工具书。它首次将历代学者的八大类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和石刻文）研究成果汇为一编；首次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了古文字的排版印刷；根据秦汉篆书厘定了近万个篆书古隶定字样，为研究篆书演变至后世楷书架起了一座桥梁，在中国字样史上也是第一次。1999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编的《中国文字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第1辑出版，这是大陆地区首先创办的专门刊载中国文字本体和应用研究成果的权威刊物。

2000年，李玲璞、沈康年、郑明合作开发的“古文字字形库及电脑排版系统”通过鉴定。2003年，该中心出版“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 广西金海湾电子音像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上海教育出版社），实现了全球首次出土古文字原始材料的数字化转化。该中心还建立了网络资源平台，包括：“《说文解字》多功能检索系统”“花园庄东地甲骨检索系统”“《古文字诂林》电子检索”“《金文文献集成》电子检索”“汉字古音检索”“常用古文字字形检索”“《古文字考释提要总览》关联检索”“《说文解字》检字五种”等。其他主要成果还有《金文引得》（中华书局2001）、《古文字考释提要总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中国石刻丛书》（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等多种著述。

2005年以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成果有：张涌泉《汉语俗字续考(二)》（《中国文字研究》2005）；张涌泉、李玲玲《敦煌本<金光明最胜王经音>研究》（《敦煌研究》 2006年第6期），周波《<九店楚简>释文注释校补》（《江汉考古》2006年第3期）；裘锡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文史哲》2007年第4期），陈剑《上博竹书“葛”字小考》（《中国文字研究》2007年第1期），汪少华《利用异文训释词义的利弊举隅》（《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刘钊、叶玉英《利用古文字资料的上古音分期分域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2期），郭永秉《战国竹书剩义（三则）》（《语言研究集刊》2008）；裘锡圭《说“建之以常无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刘钊《释甲骨文中的“秉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张小艳《敦煌籍帐文书字词笺释》（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2010）、郭永秉《楚竹书字词考释三篇》（《中国文字研究》辑刊2010）等。

这一时期上海学者还对古文字研究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工作。2001年，华学诚发表《汉字进入21世纪》（《国际学术动态》第2期），总结了20世纪汉字学在通论性汉字学、古文字研究、《说文》研究、俗字研究等领域的成果。2006年，詹鄞鑫《20世纪的中国古文字研究综述》（《中国文字研究》辑刊）全面总结了20世纪中国古文字的研究情况。此外，2006年，刘钊出版《古文字构形学》（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该书研究汉代以前的古文字产生、构成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主张以科学的文字符号观认识和分析文字，强调“以形为主”的分析考释原则。2009年，刘志基《字频视角的古文字“四书”分布发展研究》（《古汉语研究》第4期）从古文字字频视角分析了传统六书中四书的历时变化。2010年，李圃、郑明主编的《古文字释要》（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将12卷本的《古文字诂林》做了精华浓缩，达到了篇幅小而信息量大的效果。

三、现代汉字研究、俗文字研究、异体字研究

1.现代汉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者率先开始关注现代汉字的专门教学与研究，在全国居领先地位。1985年，高家莺、范可育发表《建立现代汉字学刍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讨论建立现代汉字学的必要性、建立现代汉字学的基础、现代汉字学的内容、现代汉字学的研究方法、大力促进现代汉字学的建立等问题。1993年，高家莺、范可育、费锦昌编撰出版《现代汉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成为“现代汉字学”学科的第一部专著。此后这一领域的主要论文还有：晓东《现代汉字部件分析的规范化》（《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3期），邵昌林、邵枫《汉字发展趋势探索》（《中文信息》1997年第3期），顾颖、杨文惠《笔位变体与笔画教学——由“文字”与“字”的区分谈起》（《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6年第4期），楼兰《现代3500常用字中的记号字及半记号字调查——兼论现代汉字记号化的成因及影响》（《渤海大学学报》2007第4期）等。

21世纪，学者进一步作理论体系的建构。2007年，殷寄明、汪如东出版《现代汉语文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认为：现代汉语文字学是研究、探讨文字记录现代汉语的种种现象以及有关规律的科学，它与古代汉语文字学是源流关系，同时又具有属于现代汉语分支学科的多方面的特殊性。

2.俗文字研究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学者开始关注俗文字研究。1990年，陈五云发表《俗文字学刍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强调研究俗文字学有利于了解汉字形成演变中，群众对汉字在传播和接受中的心理以及文化背景所起的作用。2000年，陈五云出版《从新视角看汉字：俗文字学》（河南人民出版社），总结和讨论俗文字学的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俗文字产生的规律、历史、考释等。

进入21世纪，学者从传世文献、佛教文本及词语等多角度对俗文字展开研究。从文献角度研究俗字的主要成果有：2002年，王春艳《浅论仁和寺本<太素>的俗字研究方法》（《中医药文化》第3期）从古医书中的俗字入手，研究其文字学和医学上的双重意义。2005年，张涌泉《汉语俗字续考(二)》（《中国文字研究》辑刊）探讨大型字书中的疑难俗字，并根据敦煌文献等第一手材料对错误作订正。何继军、詹言《唐代“三书”俗字的诸种类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从唐代《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三书”角度作研究，为建立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服务。

从佛教文本和词语角度研究俗字，代表性成果有：徐时仪《慧琳<一切经音义>所释俗字考》（《中国文字研究》辑刊2005），赵春兰、莫波功《<应县木塔辽代秘藏·妙法莲花经>俗字类型论略》（《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徐时仪《<一切经音义>俗字考》（2009），徐时仪《敦煌写卷佛经音义俗字考探》（《中国文字研究》辑刊2009）等。

对俗文字进行阶段性总结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詹鄞鑫《俗文字学研究综述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字研究》辑刊2008）、周阿根《五代墓志俗字考辨》（《学术界》2010年第9期）。

3.异体字研究

20世纪末以后，上海学者对异体字的研究成果颇丰。1997年，李圃主编出版《异体字字典》（学林出版社），汇集历代汉字异体，立有近万字头，选收五万左右的异体字。该书比台湾《异体字字典》（2000年）早出版三年。1999年，王继洪发表《异体字与汉字学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从理论角度阐释异体字的作用。

进入到21世纪，异体字研究的理论性、总结性论文和辞书类著作也相继涌现，主要有：2002-2004年，李圃发表的《正统文字与方域文字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2002年年会）、《正本清源说异体》（《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徐时仪的《略论汉语异体字的认知理据》（《中国文字研究》 2007年第1期）；刘志基、张再兴出版《中国异体字大系——篆书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2009年，刘志基发表《简说古文字异体字的发展演变》（《中国文字研究》辑刊），立足汉字发展史的视角，分殷商、西周、战国三个时段描述古文字异体字系统状况及其发展演变。臧克和主编《中国异体字大系（隶书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出版，使异体字研究有了较为全面的参考书系。

四、比较文字学研究、汉字文化研究

1.比较文字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率先开始了比较文字学研究。1988年，王元鹿出版《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两个民族古文字的比较研究专书。2001年，该作者出版《比较文字学》（广西教育出版社），把比较方法引入世界文字研究领域，全面地对汉民族文字、中华民族文字与世界各种文字进行了系统上的综合性比较研究。之后，上海比较文字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研究等的发展较快，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主要有：朱建军《从文字渊源物的角度对语段——记意文字类型学的探讨》（《大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王元鹿《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汉字发生研究的历史回顾》（《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朱建军《从文字接触视角看汉字对水文的影响》（《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翟宜疆《以自源字为依据的水文的初期性质拟测》（《中国文字研究》2007年辑刊）等。2007年，王元鹿出版《中国文字家族》（大象出版社），主要介绍与汉字有着极亲近血缘关系的纳西、彝、瑶、壮、水等20余种方块文字。2010年，朱建军《符号学角度的文字分类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提出用皮尔士的“三位一体”的符号学理论重新审视文字学问题。

2.汉字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上海学者进行了宏观的汉字文化的理论建构。1994年，刘志基出版《汉字文化学简论》（贵州教育出版社）。该书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提出了汉字文化学的完整理论。1996年，刘志基出版《汉字文化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由“文化蕴涵”“文化塑造”“理论方法”等方面进一步阐释汉字文化学的性质、任务、地位等，标志着汉字文化研究开始进入了系统探索的阶段。1997年，李玲璞、臧克和、刘志基合作出版《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贵州人民出版社），从古汉字的视角出发，研究汉字文化问题。1999年，刘志基《汉字体态论》（广西教育出版社）从“汉字体态”，即汉字的视觉形态角度，深入阐释汉字独特视觉形态底层的塑造、维系系统。

90年代末至2010年，上海汉字文化研究呈现更为丰富的研究态势，进一步深入挖掘汉字文化在心理思维、社会功能、中西文字比较等方面的内容。1999年，臧克和发表《古汉字结构的取象类型原始移情考略》（《学术研究》第5期），探讨古汉字结体取象的移情原则与巫术思维的关联。2002年，余志鸿《汉字文化及其社会传播功能》（《上海大学学报》第4期）阐发汉字已成为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语言化石”的观点。2003年，申小龙《论汉字的文化定义》（《汉字文化》第2期）从汉字的书面符号系统角度呼吁：普通语言学重建文字理论 ，摆脱长期以来狭隘的“语音中心论”。2004年，李晓菲《论民族古籍中汉字的文化价值功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第12期）探讨汉字在民族古籍形成的过程中对中华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等诸方面产生的影响。其后发表的论著还有：董莲池《非王卜辞中的“天”字研究——兼论商代民间尊“天”为至上神》（《中国文字研究》辑刊2007）、张再兴《汉字的功能》（大象出版社2007）等。

第六节 方言学

1981年，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成立，设有吴语研究室，其研究注重运用赵元任等创立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并引进国际语言学的最新的先进理论方法；同时组织力量对吴方言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工作，尤其是对上海城区的老派、中派和新派方言进行了深入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语料。使上海成为最早引进国际最新方言研究理论和方法来解释方言的地区之一，上海的方言研究在汉语各地区方言研究中保持前沿地位。

一、吴语及上海方言研究

吴语及上海方言研究是上海方言学研究的重心。

1.综合研究

1982年由复旦大学吴语研究室举办“吴语研究学术会议”，是国内最早召开的有关吴语研究的学术会议。1988年，该研究室论文集《吴语论丛》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8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吴语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第二届起由上海语文学会和香港语言学会联合举办各届吴语研究国际会议，到2010年，共出版会议论文集《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5辑，汇集了参加会议的上海学者和其他学者大量论文，包括语音及音韵研究，语法、语义、语用及词汇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吴方言和其他方言的比较研究等。1988年，吴语研究室出版论文集《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其中许宝华、游汝杰《方志所见上海方言初探》提出充分重视和使用地方志中的方言资料的观点，对汉语方言学理论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80年代末最重要的集体项目是许宝华、汤珍珠主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此书全面记载了上海市区音系（分老派、中派、新派）、连读变调、同音字表、词汇、语法和各种标音举例。其中搜集了上海市区方言词语和熟语8000余条，分类编排，注音释义，是当年对上海市区方言词语搜集得最全面的一部著作。

90年代以来，上海学者既有吴语历时发展研究，也有吴语共时情况研究，对吴语研究甚至方言研究都具有可贵的参照价值。历时研究方面，1991年，钱乃荣发表《上海语言的变迁》（为1986年在美国奥克兰召开“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大会报告，美国、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香港等地语言学学者首次团聚参加），用词汇扩散论原理详细分析了自1853年来上海市区语音的历时变化和在郊区范围内语音共时音变的一致性。1992年，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对赵元任1928年调查的33个地点吴语60年后的变化进行跟踪调查，记载比较了当代这些方言点的老中青三代人的语音、连读变调、字音对照表、用连读变调注音的词汇对照表、语法、方言特征分布地图。该书是汉语研究史上第一部系统调查、记录、反映60年来分布于一个大方言区内的30多个方言点所发生的系统性变化的著作。对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都有重要的价值，并为以后类似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研究模式。1998年，成都举办《方言》创刊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许宝华提交论文《吴语研究六十年》。2008年第五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上，游汝杰发表《三十年来上海方言的发展变化》，许宝华发表《一部为现代汉语方言学奠基的经典著作——纪念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发表80周年》。2010年，游汝杰发表《上海郊区语音近30年来的变化》（《方言》第3期）。

共时研究方面，1994年，颜逸明《吴语概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从方言和方言分区谈起，讨论了吴语特点、边界和分片，用太湖片的7个音系、南部吴语的5个音系及其字音比较分析吴语的语音，讨论了吴语的词汇特点及其南北吴语的差异、吴语语法。较为重要的论著还有：许宝华、游汝杰《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方言》1984年第1期），许宝华、汤珍珠、游汝杰《上海市和江苏省、浙江省交界地区的方音内部差异》（《语言研究集刊》1987），汤珍珠、陈忠敏《嘉定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钱乃荣《北部吴语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2.语音研究

方言声调的研究方面，涉及变调问题、声调系统问题、实验研究、曲线研究等。1981-1983年，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在《方言》上连续发表《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1981年第2期）《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二）》（1982年第2期）《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三）》（1983年第3期）三篇论文，讨论上海方言的两音节、三音节、四音节词的连读变调。此后其他相关论著还有：钱乃荣、石汝杰《苏州方言连读变调讨论之二：关于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意见》（《方言》1983年第4期），钱乃荣《吴语声调系统的类型及其变迁》（《语言研究》1988年第2期），陈忠敏《上海南汇方言全浊上声的变异》（1990年第3期），游汝杰、杨剑桥主编《吴语声调的实验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平悦铃《上海、温州两地声调曲线函数对比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平悦铃《吴语太湖片单音节声调的曲线拟合分析》（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2003），刘民钢《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所记声调的转写》（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2008）等。

在方言声母韵母的研究方面，集中在鼻音研究、塞音、音变、缩气音、清音声母、浊音声母等方面。1984年，毛世桢发表《上海话鼻韵母鼻音性质的实验研究》，是1980年代用实验语音学手段研究上海方言语音的首篇论文。此后主要有：游汝杰《老派金山方言中的缩气塞音》（《中国语文》1984年第6期），钱乃荣《上海方言音变的微观》（《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陈忠敏《论南汇方言的三个缩气音》（《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许宝华、汤珍珠、汤志祥《上海人祖孙三代语音情况的抽样调查》（《吴语论丛》1988），游汝杰《西方传教士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中国语文》1998年第2期），钱乃荣《上海方言音变的双向扩散》（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2003），汤珍珠《宁波话一、二等群母字》（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2003），刘民钢《上海方言全浊声母的再研究》（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2009），陈忠敏《吴语清音浊流的声学特征及鉴定标志：以上海话为例》（《语言研究》2010年第3期），刘泽民《吴语全浊声母今读的统计分析》（《吴语研究》辑刊2010）。

声韵调综合研究也是语音研究的一个方向。主要的论文有：许宝华、汤珍珠、汤志祥《上海方音的共时差异》（《中国语文》1982年第2期），余光中《嘉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88年第3期），汤志祥《嘉定音系记略》（1988），汤志祥《上海方言语音的历史变化》（1988），沈钟伟《青浦商榻话语音结构》（1988），汤珍珠、游汝杰、陈忠敏《宁波方言（老派）的单字调和两字组变调》（《语文研究》1990年第1期），钱乃荣《宁波方言新派音系分析》（《语言研究》1990年第1期），钱乃荣《上海市郊一县的语音考察——奉贤语言的内部差异》（日本《开篇》第12卷1994），游汝杰《吴语内部各片的音韵对应》（《声韵论丛》第12辑2002），薛才德《上海话与苏州话、宁波话的音系比较——兼论方言接触对上海话的影响》（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2005），郑伟《闽语、侗台语给予义“与”字的音韵层次及年代问题》（《语言研究》2008年第3期）。

3.词类与词汇研究

吴语及上海方言词汇研究既有综合性研究，也有具体到词类的研究、小说或戏曲文本的词汇研究。1981年，许宝华、汤珍珠发表《上海方言词汇略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从调查所得词语材料出发，考察上海方言词汇的特点以及它同普通话词汇异同的大致情况。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的全国第一次区域性方言——吴语研究学术会议召开，吴语研究者六十多人参加会议，发表论文50篇，包括俞光中《上海话副词的年龄层次差异》等。1983年，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上海话单音动词举例》（《语文论丛》第2期），其中有大量的本字考证。8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论著主要有：1985年，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发表《上海方言的熟语》（《方言》第3-5期）三篇论文。杨剑桥《吴语“指示代词+量词”的省略式》（《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钱乃荣《上海方言俚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许宝华 汤珍珠主编《上海方言词汇》（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钱乃荣《<肉蒲团>、<绣榻野史>、<浪史奇观>三书中的吴语》（《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游汝杰《吴语里的人称代词》（《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刊》第1辑1993），游汝杰《明成化本南戏<白兔记>中的吴语成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3期），钱乃荣《北部吴语的代词系统》（《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4辑1999），游汝杰《吴语与粤语人称代词的比较研究》（第三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2003），郑伟《常州方言的指示代词》（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2003）等。

4.语法研究

吴语及上海方言的语法研究既有专题研究，也有总结性综合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虚词研究、句子研究、范畴研究等方面。虚词研究方面主要论文有：巢宗祺《苏州方言中“勒笃”等的构成》（《方言》1986年第4期），钱乃荣《上海话的虚词“辣”和“勒”（《吴语论丛》1988年)，平悦铃《上海话中“辣～”格式的语法功能》（《语文研究》1997年第3期），范晓《上海话象声词的复杂形式》（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2003），钱乃荣《苏州方言中动词“勒浪”的语法化》（《中国语言学报》2003年第11期），袁丹《常熟话“勒x”结构及其功能分析》（《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句子研究和范畴研究方面，主要论文有：钱乃荣《现代吴语中的是非问和反复问》（《文字与文化丛书（二）》1987），游汝杰《吴语里的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93年第2期）、《杭州方言动词体的表达法》（《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钱乃荣《吴语中的“来”和“来”字结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刘丹青《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方言》2001年第4期），钱乃荣《上海方言的虚拟句》（《方言》2004年第4期）、《宁波方言的时态》（《第四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2008）、《上海方言的时态及其流变》（《东方语言学》第5辑2009）等，左思民《论吴方言的持续体标记》（《东方语言学》第5辑2009）等。总结性综合研究方面，1987年，钱乃荣《也谈吴语的语法、词汇特征》（《温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从吴语的是非问句和反复问句一致等13个条目进行讨论，对吴语的语法和词汇特征再做补充总结。十年后，钱乃荣出版《上海话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描写了上海话的构词法、各词类、语序、句式等方面的特点，对上海话近150年的语法变化进行了比较说明，是第一部完整的上海方言语法著作。

5.分区研究

80年代，中国和澳大利亚合作编撰《中国语言地图集》，上海学者许宝华、汤珍珠、颜逸明、游汝杰等人参加了方言分区工作，补充调查了吴语太湖片及其边界的方言，就吴语的分区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主要有：颜逸明《平阳县和泰顺县的方言情况》（《方言》1981年第1期）、《江苏省境内吴语的北部边界》（《方言》1984年第1期），颜逸明、敖小平《南通金沙话的归类》（《方言》1984年第2期），许宝华、汤珍珠、游汝杰《北片吴语内部的异同》（《方言》1984年第4期），许宝华、汤珍珠、游汝杰《吴语在溧水县境内的分布》（《方言》1985年第1期）等。之后，颜逸明还出版了总结性著述：颜逸明《吴语概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浙南瓯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90年代，对上海行政区内部方言的分片展开研究，主要成果有：陈忠敏《上海地区方言的分区及其历史人文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许宝华、汤珍珠、陈忠敏《上海地区方言的分片》（《方言》1993 年第1期），钱乃荣《上海城市方言中心的形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进入21世纪，上海学者对吴语进行新一轮的分区研究。2006年，游汝杰发表《上海话在吴语分区上的地位——兼论上海话的混合方言性质》（《方言》第1期），钱乃荣列举历史事实否定上海市区方言是混合语，发表《上海话在北部吴语分区中的地位问题》（《方言》2006年第3期）。潘悟云2008年发表《吴语韵母系统主体层次的一致性》（《东方语言学》第1期），2009年发表《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兼论汉语南部方言的形成模式》（《方言》第3期）。对于其他地区方言的分区及其他研究，周振鹤、游汝杰发表了《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游汝杰、徐波《浙江慈溪的一个闽语方言岛——燕话》（《语言研究》1998年第2期），陶寰发表了《廿八都方言研究》（《东方语言学》2007年第1期）。

二、汉语方言史及汉语方言学研究

80年代以后，上海学者对汉语方言史、汉语方言学做了梳理和研究。

1.汉语方言学史和方言史研究

80年代至90年代上海学者对汉语方言学史进行了一些综合性的研究。1982年，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语文研究》第2期），梳理从杨雄《方言》到章太炎《新方言》的一千九百年左右的传统方言学史，以求对新时期的汉语方言研究有所裨益。1989年，许宝华《方言研究40年》（《语文建设》第4期）总结了建国40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概况和主要成就，并对发展前景提出一些设想。

90年代以后，讨论古代方言及其演变，开创历史层次比较法、对上海方言做发展史的梳理等是上海学者研究的特色。代表性成果有董达武《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方言共同语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潘悟云《鱼韵在吴闽两语的历史层次》（《文苑》1994）、潘悟云《“囡”所反映的吴语历史层次》（《语言研究》1995年第1期）等。

2000年以后，方言史研究涌现大量成果。2003年，钱乃荣出版《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从查有实据的100年里西洋传教士等语料出发，对上海方言自19世纪中叶至今的上海方言的语音、词汇、重点在语法进行变化历史的梳理和研究。2004年，钱乃荣《一个语法层次演变的实例——上海方言160年中现在完成时态的消失过程》（《中国语文》第3期），用近代西方传教士记载的上海话作充分实据证明语法上也能使用历史层次比较分析。2004年，刘民钢出版《上海话语音简史》（学林出版社），对上海话语音历史做出研究。2005年，游汝杰《吴语语法的历史层次叠置》（《语言研究集刊》），讨论了吴语语法的历史层次叠置现象，内容涉及疑问句句式、语序、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名词的有定表达法、名词的小称表达法和否定词。2005年薛才德发表《汉语方言梗摄开口二等字和宕摄开口一等字的元音及类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2007年郑伟发表《古代楚方言“（羽能）”字的来源》（《中国语文》，第4期）。2009年，潘悟云发表《吴语鱼韵的历史层次》（《东方语言学》第2期）、《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兼论汉语南部方言的形成模式》（《方言》第3期）。对语音、语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还有郑伟的系列论文：郑伟《<切韵>侯尤韵在太湖片吴语中的演变》（《汉语史学报》2008）、《吴语太湖片果摄的演化模式与历史层次》（《语言科学》2009年第4期）等。

2000年以后，汉语方言断代史研究也颇有成效：2004年，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语言科学》第1期）是汉语方言史的断代研究。2006年，钱乃荣《英国传教士J.Edkins在吴语语言学上的重要贡献——<上海方言口语语法>评述》（《语言研究集刊》）认为，J.Edkins以其杰出的才能和语言学理论修养，对19世纪中叶的上海方言语音、语法作出了最早的如实记录和全方位研究，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2005年，刘泽民《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利用数据库技术进行大规模语音数据比较分析的专著，也是对客赣方言的历史层次进行全面论述的首部专著，在方言历史层次研究中较有影响。2006年，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特点是立足文献，内容全面。2008年，游汝杰《早期西儒的汉语方言分类和分区研究》（《语言研究集刊》）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两种西儒研究汉语方言分类的著作给予了肯定。一是穆麟德(P.G.VonM�謑lendorff)《现行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言之分类》(1896)，作者将汉语方言分为四大类：粤语、闽语、吴语、官话，每类皆有使用人口说明。二是《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该书将汉语方言分为两大类：官话和沿海方言，各大类又分若干小类。此书有一幅中国语言区域分划图，这是最早的汉语方言区域图。认为它们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2.方言学类研究

80年代，上海学者对方言地理进行了相关研究。1984年，游汝杰、周振鹤发表《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以浙江方言分区为例》认为，现代汉语方言区的形成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移民和政区沿革是这些因素中两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汉语方言研究不能简单用“特征判断法”，而应重视历史行政地理与方言地理的关系研究。周振鹤还发表了《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以浙江方言分区为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地理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和《中国历代移民大势及其对汉语方言地理的影晌》（《人文地理》1988年第1期）等。1986年，周振鹤、游汝杰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以大量方言实例论述了汉语方言的历史背景，移民与方言渊源和方言地理格局的联系，方言的历史层次和移民的历史层次关系，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关系，现代方言区划和历史政区地理的关系等。

90年代以后，方言学的学科建构以及方言学史研究成为上海学者关注重点。1992年，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将方言的历史层次分为底层成分和表层成分、混合型方言的两重或多重层次、文白异读、一字多音、等义异字、叠义复合、语法的历史层次等不同类型。该书对汉语方言学作了宏观的学科建构，并且对包括方言地理学等在内的概念作了介绍或评论。1999年，许宝华《加强汉语方言的词汇研究》（《方言》第1期），呼吁加强汉语方言的词汇研究。2001年，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研究》（台湾艺文印书馆），在对汉语方言学史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成果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从微观的研究中凸现汉语方言学史的宏观研究状况。2002年，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略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对汉语方言学史作了梳理，提出原始汉语最迟形成于夏禹时代，方言概念形成于先秦，表达方言概念的词语产生于西汉，“方言”一词出现于东汉并将古代的方言研究分为周秦汉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至民初四个时期，并呼吁加强总体尚显薄弱的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2005年，游汝杰《汉语方言学的现状和愿景》（《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总结了汉语方言学近五年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地理、历史、方言学史、方言课本、方言比较等方面。对汉语方言学研究提出理论探讨、方言研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研究等进行比较等的建议。潘悟云《汉语方言学与音韵学研究方向的前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认为，没有共时平面的详尽研究，就不可能知道演变的历时过程。2007年，游汝杰还发表了《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现代中文学刊》第1期）。

三、方言工具书编纂

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学界在吴方言类工具书编纂方面出版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86年，闵家骥、范晓、朱川、张嵩岳编纂的《简明吴方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第一本吴方言词典。词典内附有《吴方言词汇概况》一文。

90年代编纂出版了一些有关上海话、吴方言的工具书。1991年陆谷孙主编出版《汉英吴方言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阮恒辉、吴继平出版《上海话流行语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同年，游汝杰《上海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侯精一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光盘》的成果之一。1997年，许宝华、陶寰《上海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是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分卷本之一，有近400页的篇幅，远远超过了42分卷本的平均篇幅（332页）。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江浙地区方言类工具书。主要有钱乃荣《杭州方言志》（东京好文出版公司1992），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宁波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游汝杰、杨乾明《温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都是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的分卷本。

此外，1999年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由复旦大学和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合作编纂的《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共收录古今南北汉语方言词汇20万余条，字数1500余万，是迄今第一部通贯古今南北的大型方言词语工具书，汇集了古今汉语庞大的方言资料，其书对方言学、民俗文化学以及地方文学、戏曲等领域的研究都有裨益。2002年，游汝杰的《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系统整理了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上半期来华的西洋传教士编写的方言《圣经》和对汉语方言记录和研究文献的清单，并加以扼要评析。

2000年以后，重点是有关上海方言类工具书的编纂。主要有钱乃荣《新世纪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褚半农《上海西南方言词典》（2006），钱乃荣、许宝华、汤珍珠《上海话大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钱乃荣、郑晓钧制作电脑使用的《上海话拼音输入法》（2008）及钱乃荣《上海话大词典》（拼音输入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等。

第七节 训诂学

上海的当代训诂学研究居于全国前列。早在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学者胡朴安发表《中国训诂学史》，首次全面整理了中国古代训诂学的研究成果,是中国训诂学史的开创之作，奠定了训诂学研究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训诂学重新开始了基础理论的建设。1978年上海语文学会古代汉语学科组成立后，从1984年起聘请上海高校专家举办了10期“古代汉语讲座”，其中第五讲“训诂的方式和方法”（周斌武讲）专门以“训诂”为主题，这样的讲座成为沪上训诂学及古代汉语诸学科建设的良好开端之一。1981年5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上海学者许威汉、严修担任学会常务理事。这一时期的上海训诂学，在传统训诂及拓展性研究、训诂基础理论与训诂学史研究、以辞书议题反映的训诂研究、医古文训诂等方面形成特色。

一、传统训诂及拓展性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上海的训诂学研究以传统典籍训诂为主，主要集中在《左传》《诗经》等研究领域，并开启了与甲骨文等出土文献结合的训诂研究。1977年，吴文祺《春秋左传集解》出版，属于随文释义类型的训诂书，开启了沪上新时期典籍训诂的新篇章。1980年，严修发表《释<诗经·静女>中的“彤管”》（《学术月刊》第6期），对聚讼纷纭的“彤管”的词义做了考辨。1981年，潘祖炎发表《略谈<诗经>复音词的构词形式》（《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1期），讨论了古汉语词汇中复音词的构成形式等问题。1984年，詹鄞鑫、徐莉莉《训诂拾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6期）以训诂方法纠正《诗经》旧注中的误释问题。1986年，程俊英的《关于注释和翻译“诗经”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1期)），将其《诗经译注》以来新的体会和缺憾进行总结，认为以训诂为基础的注释，应以弄清楚词义为先决条件。1984年詹鄞鑫发表《卜辞训诂四则》（《语言研究》第1期），将训诂学应用于出土文献的考释，开启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的训诂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研究主流之一为总结前人得失，推进断代训诂学研究。主要有：虞万里1984年发表《<尔雅义疏>及其作者郝懿行》（《辞书研究》第1期）、1985年发表《段玉裁<诗经小学>研究》（《辞书研究》第6期），1990年周斌武发表《戴震对清代训诂学的贡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等。同时“世说学”成为关注重点：1984年，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所取底本、参照本均为当时所知、所存的善本和精校本，材料精良扎实。1990-1994年，吴金华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上连续发表《<世说新语>词语考释》（1990年第2期）、《<世说新语>词语考释（续）》（1991年第1期）、《<世说新语>考释（三）》（1994年第1期），并于1995年发表《<世说新语考释>续稿》（《文教资料》第2期），讨论了《世说新语》的词语训诂问题。1994年作者出版专著《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对《世说》疑义进行探讨；该书还挖掘《世说》中“字面普通而义别”的汉魏新词新义，比勘异同，细心校理，解决字句舛讹、版本歧异等方面的问题；对名物制度的条目也勤加稽考。

这一时期，佛典的研究较为集中，发展较快。袁宾以敦煌文献研究为主，发表或出版了系列成果。其中《〈敦煌变文集〉词语拾零》（《语文研究》1985年第3期）、《敦煌变文校补》（《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对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和《敦煌变文集》（1957）作进一步的补释和校补。还发表了《〈五灯会元〉词语释义》（《中国语文》1986年第5期）、《〈五灯会元〉词语续释》（《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等。1997年，徐时仪出版专著《慧琳音义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唐代慧琳所著佛经音义集大成之作《慧琳音义》做了专书研究。

20世纪90年代前期，上海的训诂学研究以个别字、词、注疏等的单篇考究、论证为主。主要有：虞万里《“官奴”考辨》（《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周斌武《论“楚辞”注解的难与易——兼评陈子展先生的<楚辞直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孙锡信《语气词“呢”“哩”考源补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年第6期）等考释文章。同时，对专书译著和笺注工作也有所关注。1993年，严修撰写《春秋公羊传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殷寄明发表《<同源字典>笺识》（《古汉语研究》第1期）等。

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将训诂学学科与其他相关专业做关联性研究。1991年，殷寄明《形声字声符新论》（《古汉语研究》第2期）认为对形声字的研究应从训诂学、语源学的角度作综合的、全方位的探索，才能真正揭示形声字的奥秘。1992年，杨蓉蓉《高诱注所存古方音疏证》（《古汉语研究》第1期），是从古方言方面从事训诂的代表作。

21世纪前十年，佛典训诂研究持续发展。代表性论著有：袁宾《<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与方言基础》（《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唐宋“煞”字考》（《中国语文》2003年第2期）、《禅录词语“专甲”与“某专甲”源流考释》（袁宾与张秀清合作，《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徐时仪论文《佛经中有关乳制品的词语考探》（《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玄应<众经音义>方言俗语词考》（《汉语学报》2005年第1期），专著《玄应众经音义研究》（中华书局2005）、《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前十年，上海的训诂学研究也开始了总结性研究。代表性的综述类成果主要有：吴礼权《<尔雅>古今研究述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5期）、《王引之<经传释词>的学术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4期）、《关于<声类>的性质与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6期）等。1995年，吴金华出版《古文献研究丛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内容涉及训诂学、汉语语法史、文化史及古籍整理等多个研究领域。此书尤其以《世说新语》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为突破口，集中精力对汉魏六朝文献进行深入研究。1999年，傅杰发表《清代校勘学述略》（《浙江学刊》第3期），对明代兴盛的随意改书之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对校勘理论和校勘条例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并对卢文弨、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等清代学者在校勘学方面的成就分别作了概述和评论。代表性的总结论著还有：傅杰《姜亮夫先生传略》（《汉语史学报》2003年第3辑）、吴金华《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凤凰出版社2007）。

总结性的训诂学研究及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字词注疏、考辨类研究、古籍整理等成果数量增多；方言训诂研究较为集中；总结性论集、创新性成果、综合性研究继续涌现。

2000年以来，上海学界对传统训诂学的材料做了有益的积累性的清理工作。字词注疏、考辨类研究、古籍整理方面成果数量增多。主要有：潘玉坤《古汉语中“以”的宾语前置问题》（《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傅杰《所谓<日知录>“引钱氏语”辨正》（《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王文晖《<史记>“所至上食”解》（《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3期）、虞万里《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证》（《史林》2002年第2期），孙锡信《“即”“便”“就”虚化过程中的错项移植》（《语言研究集刊》2005），魏兆惠、华学诚《量词“通”的历史发展》（《汉语学报》2008年第1期），汪少华《从“人闲桂花落”训释谈起》（《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4期）等。

方言训诂研究较为集中。华学诚以方言研究为主题发表的成果有：《扬雄<方言>“奇字”考（上）——兼析<方言>“奇字”的表词特点》（《中国文字研究》 辑刊2001）、《论<尔雅>方言词的地域分布——<尔雅>方言研究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1期）、《从郭璞注看晋代方言词汇》（《语言研究》 2002年第3期）、《论<说文>的方言研究》（《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论<释名>的方言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方言>校释零札八则》（《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1期）等，丰富了训诂学的地域性语言研究。

这一时期综合性研究成果较多。2001年，胡奇光、方环海《<尔雅>成书时代新论》（《辞书研究》2001年第6期），对《尔雅》的成书时代问题做了考释。同年，虞万里出版《榆枋斋学术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内容涉及古音学、古文字学、文献学、避讳学、敦煌学以及清代学术与道教等。2006年，詹鄞鑫著《华夏考——詹鄞鑫文字训诂论集》（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语言文字方面的39篇重要论文，讨论文字训诂问题，包括《华夏考》，该文曾获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7年，杨逢彬《沧海一粟：汉语史窥管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关于殷墟甲骨刻辞的形容词、关于殷墟甲骨刻辞中“于”的连词用法、对殷墟甲骨刻辞中“雨不雨”“雨不”的考察、甲骨刻辞琐记、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等议题的重要论文。2007年，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以现存一百余件敦煌文献中古人关于典礼仪注和书札体式的范本——书仪为研究对象，从语言的角度对这部分珍贵文献作了系统的研究。2008年，汪少华《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时代性原则、社会性原则、排比材料推求词义等14个方面，运用传统而科学的训诂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训诂方法训练与实践指导。2009年，虞万里出版《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该书分地理、习俗、宗教、文字、语言、思想和《老子》《周易》《缁衣》等专题，体现了楚地出土战国简册文本复原和内涵探究的最新思考和认识。

二、训诂基础理论与训诂学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学者探讨了训诂学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类问题。许宝华《反切说略》（《语文学习》1980年第9期），许威汉《通假质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丛论古籍·章句·训诂——兼论古书的阅读与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4期）；严修《避讳义例是钱大昕的训诂之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等，着重讨论了反切、通假、避讳等训诂学的基本概念问题。1981年，张世禄发表《“同义为训”与“同义并行复合词”的产生》（《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阐释训诂之“同义为训”体例与“同义词”之间的相互作用，总结了训诂学与构词法的关系。同年，张世禄《从训诂学上看古汉语的基本词》从训诂学的角度考察古汉语基本词的全民性、稳固性、极强的构词能力这三个性质，将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沟通起来。1983年，胡竹安发表《中古白话及其训诂的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 年第5期），该文响应黎锦熙倡议，作中古白话的训诂特点、方法的探索和实践。1984年，《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学林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张世禄1923-1982年间语言学方面的重要论文56篇，该书认为，训诂学不是解释学，也不是语义学；文法是训诂的一个基本观念；训诂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音义相关；民族性是训诂学的一个基本立足点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学者在训诂学理论与实践结合、训诂学理论、训诂学史的建构等领域均有所建树。1984年许威汉发表《训诂学的教学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是训诂学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的代表作。1987年，许威汉《训诂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对训诂学作了全面而深入浅出的介绍，首次提出训诂学要遵循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现实的思想原则。1989年，程俊英、梁永昌《应用训诂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着重从应用的角度总结训诂所需基本知识，讲解训诂方法、释义方式与术语，阐释阅读古书、古籍整理、辞书编写等中的训诂问题，是应用训诂学的先驱之作。

20世纪90年代后，文献梳理工作仍是训诂学研究的主流，上海学者对《三国志》等传统文献的注疏和考辨成果突出。1997-2013年，吴金华发表近40篇论文，讨论《后汉书》《宋书》《后汉纪》《健康实录》《三国志补注》《晋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等史书的校读、校议类问题。2007年，汪少华发表《利用异文训释词义的利弊举隅》（《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训诂学研究也进入全面总结阶段，得与失均给予客观、宏观的评价。主要代表作有：殷寄明《<说文>的特点及释义之得失》（《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吴礼权《清代语言学繁荣发展原因之探讨》（《云梦学刊》1997年第1期）、徐时仪《训诂学研究与当代意识》（《古籍研究》2000年第3期）、徐莉莉《论“假借”与“通假”》（《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5期）、徐时仪《20世纪训诂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孙锡信《“因声探源”的途径》（《语言研究集刊》2006）等。

这一时期对训诂理论进行了一些总结性研究。1998年，殷寄明《汉语语源义初探》（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书面语的词义发生角度将传统训诂学家所谓的“声中之义”的其中为数最多的一类命名为“语源义”，并对它的产生及其原因、性质、特点、类型、运动发展及其结果等作了全面的阐述。2010年，许威汉出版《训诂学读本》（上海交通出版社），是国内首部训诂学综合读本，除了全面总结重要的训诂学理论问题，该书也具有开放性和建设性思考传统训诂学问题的特点。

三、医古文训诂和辞书类训诂

1.医古文训诂

20世纪80年代，在训诂研究中将训诂知识运用于医古文实践，以训诂学为工具深入解读中医古代文献，是上海学界的一大特色。代表学者主要有两位：周斌武和段逸山。80年代，周斌武在《中医药文化》上连续发表《词义的求解医古文释义丛脞（二）》（1984第2期）、《说义训医古文释义丛脞之三》（1985年第2期）、《古语词的音读医古文释义丛脞之四》（1985年第4期）等论文。段逸山发表《略谈古医书中的反训》（《中医杂志》1986年第3期）、《医古文词语三题》（《中医杂志》1987年第10期）《“王冰注”引证依主旨立名解》（《上海中医药杂志》1993年第4期）等。1984年，《医古文知识》在上海创刊，成为医古文研究的主要阵地，刊发了很多医古文训诂方面的文章。2006年该刊物更名为《中医药文化》，于2011年6月正式成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为诠释中医药文化的精粹，推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2000年以后，段逸山在训诂与医学结合领域发表一系列论著，涉及训诂术语、训释语意、古书版本、古籍校勘等多个领域，为中医训诂理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主要有《词隐其外意寓其内──语意隐寓举要》（《中医药文化》2000年第2期）、《古代医书训诂术语的类分与规范》（邸若虹、段逸山合作，《中医药文化》2000年第3期）、《<素问>版本流传考证》（《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比寻求确据——古医籍校勘方法举要》（《中医药文化》2004年第1期）、《明抄北宋小字本<金匮要略方>研究》（《中医文献杂志》2010年第2期）、《求真文 明真义——中医古籍校读法论要》（《中医药优秀论文选》2009）等。2010年《段逸山举要医古文》（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是其医古文教学与研究的成果总结。

2.辞书类训诂

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辞书类的训诂研究是上海训诂学发展的形式之一，也是上海训诂学研究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1983年，吴文祺发表《关于<辞通>和<辞通补编>》（《辞书研究》第4期），强调《辞通》固然所收绝大部分是联绵字，但是也兼收双音节的复合词和词组，它是一部整理古籍、阅读古书的重要参考书。

20世纪末至21世纪前十年，学者们集中讨论《汉语大词典》《三国志词典》等辞书中的问题，促进了辞书内容的更新、订误等工作。成果主要有系列论文，如吴金华《<汉语大词典>中有关文献考察的若干问题》（《文献》1998年第3期），吴金华、王宝刚《<汉语大词典>商订五题》（《辞书研究》1999年第3期），吴金华、崔泳准《略论汪维懋<汉语重言词词典>》（《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1年第3期），《<三国志辞典>商正》（《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等。2004年，王文晖《<汉语大词典>割裂成语现象举例》（《辞书研究》2004年第4期），华学诚《<汉语方言大词典>古文献引用问题例说》（《语言研究》 2004年第4期）。2006年，傅杰《<说文解字诂林>述论》（《中国文化》2006年第2期）概述了丁福保（1874-1952）及其《说文》集大成之作《说文解字诂林》的情况及贡献。2009年，詹鄞鑫发表《谈通假字字典编纂的几个问题》（《辞书研究》2009年第2期），从训诂等角度谈通假字与字典编纂问题，是辞书编纂类问题的延续性讨论。

第八节 词汇学和辞书学

20世纪70年代末至2010年，上海学者对汉语词汇的本体研究和词汇学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新词语、流行语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由于《辞海》《汉语大词典》等一批辞书的编纂工作，为辞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的课题，推动了辞书学的建立和发展。1979年，上海创办了中国唯一的探讨辞书编纂理论和实践的学术性刊物《辞书研究》，标志着中国辞书学研究的正式展开。上海的辞书学研究在辞书学性质、辞书学理论、辞书编纂原理和方法等方面均有讨论和进展。1982年7月，上海辞书学会成立。是中国第一个辞书学研究的学术组织。

一、词汇、词汇学、词汇史研究

上海的词汇研究主要从70年代末持续到21世纪初期。1979年，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三节“词汇”中，专节讨论“词的构成”。1980年，张世禄发表《汉语同源词的孳乳》认为：汉语的丰富和发达，在它的词汇上充分地表现出来。汉语基本词汇的丰富性，词汇成分的复杂性，构词方式的多样性，都是促进汉语日益丰富发达的因素。汉语同源词的孳乳，又是和这几种因素息息相关的。语言里同源词的孳乳，不仅仅是词语相互派生，相互蕃殖的结果，也是由于古语词、方言词等多种不同的来源，把产生出来的词语不断地输进到基本词汇。1990年，许威汉在北京大学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语言学研讨会开幕式上作主题发言时提出，汉语的特性，除了学界一般提出的三个：元音特别占优势；声调为词汇成分；语法构造以词序、虚词为主要手段。还有第四个：词汇复音化并进而遏制语素汉字字量。2003年，贺国伟《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上海辞书出版社)从汉语词语的产生、词语产生与定型中的选择因素考察汉语词语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传统观念对词语产生和定型的作用、多音节词语较多出现和缩略词语滋生的同步发展、词语的定型规范等内容。

1980年代吕叔湘倡议关注新词语产生和发展后，上海学者积极响应。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王均熙、董福光、钟嘉陵《现代汉语新词词典》（齐鲁出版社1987）、王钧熙《汉语新词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简明汉语新词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等，对汉语新词的汇集和描写甚有成绩。1998年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阐述新词定义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前十年间，外来词汇研究方面的主要论文有：吴礼权《谐译：汉语外来词音译的一种独特型态》）（《长春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徐时仪、梁晓虹、陈五云《佛经音义中有关织物的词语——佛经音义外来词研究之一》（《汉语史学报》2002年），傅传凤《从日源外来词看汉民族的文化心理》（《语文学刊》2007年第17期），胡开宝、王彬《外来词翻译与汉语词义的扩大》（《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

2.词汇学、词汇学史

80年代至90年代，在词汇学、词汇史研究中，1983年，王德春出版《词汇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版），该书有别于传统词汇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论述了词和熟语的界限、语义分析、义素和语义场、语义逻辑演算、义项划分、词典类型等内容，并用大量的汉、外语例证作了详尽剖析。其中有《语义学理论》一文介绍了现代语义学的基本内容，这是上海学者对国外现代语义学所作的比较系统的介绍。1989年，史存直出版《汉语词汇史纲要》，以汉语史不分期的理论思想，分基本词汇的形式和发展、社会发展和词汇的新陈代谢、词义的演变、构词法的发展、汉语中的词和译词五部分讨论问题。1992年，许威汉的《汉语词汇学引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探讨了汉语词汇学中的基本问题，论述了汉语各时期词汇的主要特点。

21世纪的词汇学及词汇史，既有宏观的汉语词汇学整理研究，也有古白话、《三国志》、改革开放、《一切经音义》等方面的专题研究，还有新词语的持续研究。宏观的整理研究，以许威汉的两部书为主要成果。2000年，许威汉出版《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书海出版社），收录了20世纪汉语词汇研究的主要论著350余种及论文篇目11000余条。范围以现代汉语词汇学与语义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主，兼及词汇史、词汇学史、词汇对比的研究，以及语言教学、中文信息处理、词典学、语法学中与词汇语义问题有关的部分研究成果。论文中还专门分出了一类词汇学论著评论。此书是对20世纪汉语词汇学的全面总结，史论结合，具有重要参考。2008年，许威汉出版《汉语词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该书提出汉语词汇研究的迫切任务主要有：对词汇学独立分科研究要有总体性认识；要建立词汇学的理论基础；具体分析语料，深入揭示规律。

专题研究方面，2000年，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古白话词汇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由文言演变为白话的发展过程，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上意义重大，该书的撰写由此而立论和讨论。2004年，王文晖出版《<三国志>成语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包括《三国志》成语的源流研究、常用成语演变的个案研究、成语考释、成语研究与古籍整理、成语研究与辞书编纂等内容。2009年，徐时仪发表《略论<一切经音义>与词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从佛教典籍的角度对汉语词汇学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该文认为：《一切经音义》汇释佛经的音义，是对中古汉语词汇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其所释复音词、方俗口语词、外来词及其所反映的古今词义演变在汉语史研究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切经音义》作为佛经词汇的一个共时聚合体和中古白话词汇的渊薮，叠置着文白相间不同历史层次的词语，所释词语大致勾勒出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词汇基本格局的过渡，反映了文白演变中白话取代文言的渐变过程和汉语词义系统的演变规律。

21世纪，对新词语的持续研究方面，2000年，贺国伟《酷语流行风》（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前卫词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记述新词新语新义的产生和流行，同时从社会文化等角度多方位加以诠释。2008年，陈光磊主编出版《改革开放中汉语词汇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阐述改革开放30年以来汉语词汇变动和发展的态势、特点、走向以及规范问题，通过对处于民族语与外来语、普通话与方言、书面语与口语、文雅语与市俗语、行业语与通用语等等多元词汇材料交融汇合发展之中的汉语词汇新现象，依据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考察，从造词法、构词法和用词法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论述。

二、辞书学理论研究、辞书史研究

1980年5月21日，上海语文学会与《辞书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语文词典有没有阶级性”问题。得出统一认识：认为词典编纂虽然受到阶级的一定影响，但不能说具有阶级性。1985年开始，《辞书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辞书研究丛书”，为辞书的理论建设收集有关材料，该丛书先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辞书和信息》（陈原著）、《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疑难字词辨析集》《词典论》（黄建华著）、《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辞书编纂经验荟萃》等。1985年，陈炳迢的《辞书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上海学者撰写的第一本辞书学专著，该书提出了辞书学的理论体系，并对中国2000年来的辞书的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

在辞书编纂研究方面，1979-1989十年间罗竹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总结辞书编纂和修订方面的规律、条例和意义。主要有：1979年，《实践是检验辞书编纂工作的唯一标准——<辞海>修订工作二十年》（《辞书研究》第1期）《修订<辞海>的前前后后》（《辞书研究》1983年第5期)、《<汉语大词典>——汉语语词的“通史”》（《瞭望周刊》1986年第49期）、《<辞海>1989年版的编纂方针和出版意义》（《辞书研究》1989年第5期）。

80年代，对辞书编纂人员及素养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主要论文有：1982年，罗竹风发表《我们迫切需要一支辞书编纂队伍》（《辞书研究》第5期）。1987年，杨祖希《辞书编辑的辞书学修养》（《编辑学刊》第3期）提出：辞书编辑如果要名副其实，第一位的基本功是提高自己的辞书学修养，第二位的基本功是提高自己的编辑学修养。

1988年，首届“全国辞书学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就辞书学的性质和作用、词典、辞典、辞书的术语定名、辞书学研究的对象等辞书学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80年代辞书史研究受到关注。1981年，罗竹风《试论语文词典编纂工作》（《辞书研究》第2期），回顾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成语词典》等语文词典的编纂情况。1986年钱剑夫的《中国古代字典词典概论》（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一本中国辞书史专著，全书共分6章，按部首分类检字的字典、韵目分类检字的字典、语义分类的词典、专门性的词典四大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字典、词典的发展概况。列举自汉至清的许多著名字典、词典、阐明体制，探究源流，评介得失。最后论述戴侗《六书故》和王安石的《字说》，并提出今后整理中国古代字典词典的展望。该书综汇历史资料，对历代字典、词典的叙述较国内同类的著作更见深邃和充实，是字典辞书学的先导著作之一。辞书史研究的代表性论文还有：1988年，徐时仪《我国最早以“字典”命名的辞书考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1991年，徐时仪《儒家经学与中国古代辞书编纂》（《辞书研究》第2期）等。

90年代，对辞书、词典的编纂理论进行了相关研究。1991年，陈炳迢出版《辞书编纂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该书主要论述语文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词典和百科全书编纂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辞书编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1991年，杨祖希、徐庆凯著的《专科词典学》（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是研究专科词典编纂的原则、方法和历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注意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既有学术性，又有实用性。1998年，许威汉、徐时仪《语言文化差异的比较——双语词典编纂的灵魂》（《外语与外语教学》第8期）认为：双语词典的编写涉及两种语言，其本质是两种语言的对比，而尤其注重对两种语言文化相应词汇的存在条件、意义和用法的异同作比较。

21世纪前十年辞书学研究有两部代表性著述，分别在汉字学与辞书学、语言学与汉外词典学交叉学科领域。2003年，龚群虎《汉字的声符系联问题》（《辞书研究》第5期）认为：大型字书宜按声符排列汉字并主要以声符为部首检字。提出并讨论了“有声用声，无声取形；两可齐备，繁简俱通”的以声符为主的汉字部首确立原则。2010年，尹洪波《语言学理论与汉外词典编纂》（《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第1期）认为：语言学理论诸如生成语法的词库理论、配价理论、二语学习理论、语块理论等对汉外词典编纂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辞书学界应积极吸取国外二语学习词典方面的先进经验，从而编写出更高水平的汉外词典。

三、辞书编纂

1979年，夏征农主编的三卷本《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收选词目十万多条，包括成语、典故、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团体组织、以及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等。之后每隔十年修订再版一次，即1989年版、1999版、2009版。其中由夏征农、陈至立主编的2009年出版的第六版《辞海》总字数约2200万字，总条目近12.7万余条，按拼音编排而成。书中有彩图近18000余幅，全面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果。

1979～1980年，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相继成立《汉语大词典》编纂组，专职从事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复旦大学张世禄、华东师范大学徐震堮任学术顾问，罗竹风任主编。1986年，《汉语大词典》第1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词典从第2卷开始由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至1993年12卷出齐。该词典编纂历时十八年，先后有一千余位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编纂工作。作为一部大型多卷本汉语语词词典，也是当时最大的语文工具书，它共收单字2.27万，复词37.5万，约5000万字，并配有插图二千余幅。1998年9月4日，《汉语大词典》光盘问世。

1982年6月，《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开始筹备撰写，上海学者倪海曙、胡裕树、许宝华、张斌、许威汉等分别为文字改革、语法修辞、方言、语言学及世界语言、音韵学章节的学科主编。上述各分册分别在80-90年代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齐。该书共收条目924个，插图515幅，计150万字。内容包括语言学、世界诸语言、中国诸民族语言文字、汉语音韵学、汉语训诂学、汉语文字学、文字改革、汉语语法修辞、汉语文言和应用语言学等内容。

朱起凤主编的《辞通》（开明书店1934）是一部解释古书中异体同义词语的辞典，与《辞源》《辞海》并称中国三大辞书。1986年，吴文祺、吴君恒开始主编《辞通续编》，在朱起风遗留下的卡片的基础上，整理出70万字的《辞通续编》，于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除四大工具书之外，小说词语、同义词、国外辞书选介、略语、熟语、少数民族词语、新词语等各专科词典及辞书学词典编纂成果显著。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陆澹安编著的《小说词语汇释》（中华书局初版1964）。该书采集64种通俗小说的词语共8000余条加以汇释，并附《小说成语汇纂》，收集小说中所见成语2000余条。1983年，梅家驹、竺一鸣、高蕴、殷鸿翔编纂的《同义词词林》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类义词典，它建立起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现代汉语语义体系，特别是对语义场、义项、义素等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素材。1986年，陈光磊、胡奇光、李行杰所编《中国古代名句辞典》由上海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共搜集先秦至清末典籍、作品的名句一万余条，按句意分30大类，2002年出版修订本。1986年，由李熙宗、孙莲芬编写的《略语手册》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首次编写的汉语略语词典，本书共收略语15000余条，书前有《论略语》一文，讨论了略语的形成条件、构词方式、功用和规范化等问题。1989年，胡竹安编纂的《水浒词典》出版。它以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的郑振铎序本《水浒全传》为文本依据，属于古代白话类专书言语词典，计收条目4895条，一般词语4673条，俗语222条。1986年，陈炳迢《国外现代辞书选介》（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国外有代表性的辞书26种。熟语成语辞典编纂方面，1987年，中国成语大辞典编委会编纂出版《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收成语18000余条,是当时成语词典中收词最多的一部。1991年，由陈光磊编著的《中国惯用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惯用语8000余条。1996年，王涛出版《精编成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少数民族词语方面，上海在新词语搜集整理、辞书编纂方面形成全国特色，如1998年，姚汉铭出版《新词语社会 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贺国伟出版《酷语流行风》(天津科学技术出版壮)；2001年，贺国伟出版《前卫词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王均熙出版《当代汉语新词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90年代以后，编纂了一批辞书学辞典，主要有：1991年，杨社希、徐庆凯《专科辞典学》（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12章，分别论述了专科辞典的类型、编纂过程、总体设计、编写体例、选词、释义和稿件的审读加工等问题。作者深入地探索了专科辞典从组织编纂到出版的全过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专科辞典编纂的各个方面，对于总结我国辞书编纂的经验，促进辞书事业的发展有一定意义。1992年，杨祖希、徐庆凯主编的《辞书学辞典》，选取有关辞书学的术语、人物、著作、机构、刊物等词目2285条。1997年，袁宾、段晓华、徐时仪、曹瀓明《宋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该词典为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之一。2002年，许威汉、陈秋祥主编，徐时仪、陈五云副主编《汉字古今义合解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3年，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上海辞书学会、辞书研究编辑部共同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出版。该书收录20世纪初至2000年底公开发表的辞书学论文篇目万余条，范围包括工具书和辞书学通论，汉语字、词典，民族语言词典、外语词典，百科词典和专科词典，综合性词典，百科全书，辞书排检法，辞书史，年鉴、手册、表谱、书目索引等其他工具书。该书对辞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0年，阮智富、郭忠新主编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为目前现有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规模最大、收条最多、信息量最丰富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第九节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研究

从20 世纪70年代末以来，面向外国人(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汉语及其教学研究开始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主要表现在：汉语国际教育（2013年国家专业目录中对外汉语更为汉语国际教育。文中除书名等专名外，统一称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对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由“功能法”发展到“交际教学法”，进而发展到“体验式教学法”，较大地扩大了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外延；从语言本体出发对汉语教学法中的汉语要素进行深入探讨；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由传统模式转为分课型教学，其中口语教学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上海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与研究走在全国前列。主要表现在：由无到有到成体系化、平台化的学科建设，重视语言结构教学与功能交际法教学，对比归纳语言之间的共性和特点，相关专题性质的教学学术讨论。

80-90年代，上海学者一方面在汉语国际教育教育和教学方面做积极深入的理论探索，一方面从实践上完善本科体系和成立教学基地。1985年，钱积学发表《适应形势需要,大力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外国语》第1期），提出了“汉语国际推广”的理念。1986年10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受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委托,成立了全国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小组，由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九所院校的专家组成。1987年,该研究小组推出三项成果：l)建国以来教材研究报告。2)推荐出第一批实用教材。3)提出教材五年规划。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小组向国内外推荐第一批实用教材，影响深远。1987年复旦在全国率先成立留学生教学、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1993年，复旦率先设立中国语言文化专业四年制本科。1990年，王国安主编《世界汉语教学百科辞典》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刊行，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建设提供相关百科知识。1992年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60多个教学单位提交的88篇论文结集出版《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95年，复旦大学创刊《汉语论丛》，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中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专刊。1999年4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高等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议。胡裕树、张斌等上海学者被聘为学会顾问。

21世纪，上海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发展迅速。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成为国家汉办最早批准成立的首批教学基地（首批全国总计十家）。2002年8月，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共有来自世界38个国家和地区的475名代表宣读了280余篇论文，会后出版《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2003年8月，第一届对外汉语与修辞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在闭幕式上，会长王德春代表中国修辞学会宣布“对外汉语修辞研究会”正式成立。2003年11月，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第一届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截止到2016年，已经举办七届。2005年，《对外汉语研究》集刊在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创刊。截止到2010年，总计出版了6期。该刊以促进国内外相关教学与研究为目标，及时反映对有关教学与研究领域新动态，成为该领域一个教学与学术交流的新平台。2004年，潘文国发表《论“对外汉语”的科学性》（《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从学科体系的角度,指出“对外汉语研究，应该是一种以对比为基础、以教学为目的、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汉语本体研究”。2005年7月,“汉语国际推广”被正式确认并纳入国家战略发展框架。2007年，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始开设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全国总计25所大学）。2006年8月，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大会共宣读论文114篇。学者们围绕“对外汉语课堂教学”进行了探讨。2008年12月，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成立，该基地是国家汉办为汉语国际推广提供经验、模式和资源在上海建立的第一家汉语国际推广基地，以培养国外本土化汉语师资为主要任务，力求向国外输送汉语“种子教师”。2010年2月，中国国家汉办在上海财经大学设立国际商务汉语教学与资源开发基地。

在教材编写方面，上海也有大量优秀教材涌现，如1986年，赵贤州编著《简明汉语读本》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1986-1990年，胡裕树主编的《今日汉语》系列教材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全面推出：《今日汉语》（四册）（1986）、《<今日汉语>教师手册》（三册）（1989）、《<今日汉语>汉字练习》（三册）（1989）、《<今日汉语>课外练习》（三册）（1990）、《<今日汉语>词汇总表》（1990），该系列教材以句型为中心，根据交际场景组织课文，在一定时期内运用范围广泛。；华东师范大学陈绥宁主编的《基础汉语40课》2004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设计新颖、精选内容，便于运用。2010年，吴中伟主编的《当代中文》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该套教材共有英、法、德、日、意等43个语种，每套包括《课本》、《汉字本》、《练习册》及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软件。

二、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理论研究

1.语言学习理论探索与研究

80-90年代，探讨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习理论、揭示语言学习的客观规律，成为上海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主流之一1983年，吴碧莲发表《背诵在留学生基础汉语学习中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2期），证明留学生的基础汉语学习阶段中背诵的有效性。1999年，徐子亮发表《对外汉语教学的模式构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提出了帮助学生构建汉语模式，提高学生对汉语模式的匹配和提取能力的模式。

21世纪初期，汉语国际教育学习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学习的影响因素、理论研究、学习策略、要素学习机制、语言测试等。2000年，徐子亮专著《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认知理论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中引用语言网络原理，分析和阐释了汉语听力教学设计和会话教学设计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2001年，朱正才、范开泰发表《语言听力理解能力的认知结构与测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运用“认知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听力理解的内部机制,提出了一个关于听力理解语言能力的认知结构测试模型。2004年，徐子亮发表《对外汉语学习理论研究二十年》（《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总结了从1984年到2004年期间的汉语国际教育学习理论。之后，以徐子亮为代表的学者在实用汉语教学法、语言学功用、汉语虚词习得、教学心理学等方面研究进展较快，成果较多。2005年，徐子亮、吴仁甫出版《实用对外汉语教学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胡清国发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学功用》（《东华大学学报》第2期）。2008年，方绪军发表《影响汉语虚词习得难度的若干因素》（《对外汉语研究》辑刊）。2008年，徐子亮出版《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徐子亮出版《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研究：认知模式与策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2.教学法及理论探索研究

70-80年代初，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界在前期留学生教学基础上，开始对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思考。当时，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影响的“听说法”占据主流。1984年，钱倚云发表《谈谈对外汉语教学的三个环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凸显实践原则。1987年，吴勇毅、徐子亮发表《近年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述评》（《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对实践性在教学中的地位做了客观评断。

80年代后期-90年代，受西方重视语言结构形式到语言功能转向的影响，“功能法”走上前台。1987年，吴勇毅、徐子亮发表的论文《近年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述评》（《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是这方面较早开拓者，提出教学原则：进行四种技能的训练不宜将课型分得过细，在中级乃至高级阶段，可以分课型重点训练某项技能，加速单项技能的掌握,提高交际水平。同时，“交际教学法”发展为“体验式教学”，其中通过“文化教学”的探讨，把文化要素纳入语言教学，扩大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外延。陈光磊先后发表《语言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的相关性》（《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2期）、《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3期）、《从“文化测试”说到“文化大纲”》（《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1期）、《关于对外汉语课中的文化教学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1期）和《对外汉语的语用修辞教学》（《修辞学习》2006年第2期）等论文，集中讨论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问题，提出了文化教学导入的原则是“与语言教学同步,互补”。1989年赵贤州发表《文化差异与文化导入概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1994年发表《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刍议──关于教学导向与教学原则》（《汉语学习》第1期）等论文，对其文化课教学提出了总体原则。1997年，熊文发表论文《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简化原则》（《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探讨了教学法的简化问题。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开始注重教学法的学科构建。复旦大学倡行二年八级次基础汉语教学模式于新世纪初得到推行。2002年，陈阿宝主编《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反映了“细化级次，逐层递进，纵横配套”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实践的成果。2006年，陶健敏发表《“后方法时代”语言教学观与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构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3期），对“后方法时代”前的传统语言教学观进行了反思，倡导对教师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回归。2005年，齐沪扬出版《对外汉语教学语法》。2006，彭增安、陈光磊主编出版《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概论》。2007年陈昌来出版《应用语言学导论》，齐沪扬出版《现代汉语》，2009年吴为善、严慧仙出版《跨文化交际概论》，均为商务馆专业本科系列教材。2009年，吴中伟、郭鹏出版《对外汉语任务型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对任务型教学的基本理念、教学任务的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等都进行了系统探讨，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也是目前国内对一种教学法既有理论深入研究，又有完备实践模式，并经过实践检验的一种教学法研究和实践。

三、汉语国际教育中汉语要素的教学研究

汉语要素教学研究体现了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也是语言本体研究成果向应用迁移的一个体现。上海学者们从汉字、语法、语音、词汇等角度推动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与研究的发展。

1.汉字教学研究

80年代起，上海学者在汉字教学中对汉字表意性质和教学中对意义的运用有深入探讨，这与研究和教学本位讨论有内在联系。1985年，陈阿宝发表《汉字现状与汉字教学》（《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指出表意文字——汉字对大多数习惯使用拼音文字的外国留学生来说是一个难关。1998年，陈仁凤、陈阿宝（《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对一千个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从中探索适合对外汉字教学的教学方法。2007年，王淑华、资中勇发表《重视意义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2期），认为意义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应重视利用汉字形符的表意功能和汉字本身的意义。

2.语法教学研究

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研究进一步确定了教学语法的内涵和外延，并有针对性地针对不同母语者设计教学语法系统。在三个平面理论研究中，胡裕树等学者注意到了该理论在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中的应用问题，并从教材建设和理论阐述两方面做出了探索。1989年，胡裕树、郑国雄发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为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10周年而作》（《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对教学中的内容框架、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承的关系进行了论述。1999年，叶盼云、吴中伟主编出版《外国人学汉语难点释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该书侧重实践应用，重在别正误，辨异同，用典型例句来启发学生，大部分篇目附有练习题，书后有练习答案和索引，便于查阅。

进入21世纪，学者从汉语国际教育角度梳理汉语语法渐成体系，更加实用和有针对性。宏观角度研究方面，2002年，陈光磊主编《语法研究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主要探讨如何运用“三个平面”语法理论。2005年，齐沪扬出版《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复旦大学出版社），全面地描述了汉语国际教育教学语法系统，详细分析了汉语语素、词类和句子成分，讨论了汉语语法偏误类型、分析的原则和方法，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2009年，王珏、刘承峰、樊友新、李挺、高慧宜等编著出版《英美汉语教学难点研究》（学林出版社），本书考察英语背景下的汉语词汇语法、汉语交际功能、汉字难点及其教学对策研究等，在国别化研究和教学上有一定的价值。在微观研究方面，2007年，范开泰、沈敏发表《“眼看”与“马上”的语义表达功能辨析——兼谈对外汉语近义虚词教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5期），认为“眼看”与“马上”都是现代汉语中表“短时义”的时间副词,在用于已然事实与未然事实、可控事实与非可控事实、如意事实与不如意事实以及有无话语衔接功能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2008年，黄锦章发表《从“把”的用法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法问题》（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教育教材语言分中心、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期）认为当前的“把”字句教学偏重于形式结构，应该同时也注意其语义和语用，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3.语音教学研究

语音教学研究主要针对留学生因母语、中介语不同而产生的问题研究，或汉语应用语音学、音系学问题研究上。1997年，朱川出版《外国学生汉语语音学习对策》（语文出版社），探讨并提供了英语、日语等四种常见语种来华留学生的汉语语音学习策略。该著作搭建了完整框架，并对个案有深入阐释，至今为止都是汉语国际教育语音教学的必参考书目。2003年，毛世桢、叶军合著《对外汉语教学语音大纲》，认为其教学语音大纲的制订应该以中介语音分析为基础,其语音教学应该遵循重点突出,循序渐进,结合交际,贯彻始终的原则。2008年，毛世桢出版《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应用语音学或者应用音系学方面系统展示了语音能力、语音能力的获得、汉语普通话音系、外国学习者的偏误及教学原则和设计。 

4.词汇教学研究

词汇教学一直受制于课文教学，其地位一直没有独立。2000年以后，教学者和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词汇对于教学效果的正面促进作用，除了词汇教学理论的探索，还组织力量编纂了针对性词典。2005年，齐沪扬出版《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共收入论文40余篇，内容涉及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各个方面，既有虚词的功能和用法的研究，也有虚词的系统和发展的探讨等。2007年，郭曙纶发表《<雨中登泰山>的超纲词统计与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讨论了在高级汉语教材中如何对现成语料进行加工、从而避免出现教材课文中生僻词汇过多的问题,并提出建议。2008年，干红梅发表《浅析中级汉语阅读课堂中的词汇习得——以一次真实的课堂教学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第5期），通过一次真实的阅读课堂教学，分析中级阅读课堂的词汇习得情况，认为汉语水平高低与词汇学习效果相关性显著。2008年，高燕出版《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第一部专门研究相关词汇教学的专著，系统阐释了现代汉语词汇本体研究和教学策略。2008年，杨金华主编《留学生汉语习惯用语词典》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较好地满足了汉语国际教学的需求。

四、汉语国际教育分技能教学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传统模式是不分课型的，用一本教材在一种课上解决几种技能的培养问题。从70年代开始，在强调实践性的基础上，个别学校增设了少量的口语和听力课，到80年代分课型教学成为普遍模式。2000年以后，由所分课型而有的教学研究较为活跃，主要有口语教学研究、听力教学研究、阅读教学研究，以及写作教学研究。这其中口语教学研究成果较多。

1.口语教学研究

口语教学研究中，教学方法、学习策略的探讨成为关注点，发现了一些普遍性规律。2002年，徐子亮发表《汉语作为外语的口语教学新议》（《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强调，教学要注重两种言语的转换、合作和协调、重现和复现、情景操练等原则。同年，杨金华发表《汉语口头交际能力的快速培养——谈外企人士对汉语教学的要求及我们的措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为满足外企人员在短期内掌握汉语基本口语的要求，可采取如对话能力和连贯表达能力同步训练、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的训练合二而一等教学措施。2003年，胡建军发表《中高级口语课程的文化教学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探索留学生中高级口语课程中文化教学的理论和方法。2004年，徐子亮发表《会话技能训练的原理与途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2期)，分析了会话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问答、游戏、表演、语言实践、调查访问、讨论等一系列会话技能训练措施。2006年，仇鑫奕发表《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口语先行的思考》（《海外华文教育》第2期)，提出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初级阶段应以口语教学先行的思路。2008年，吴勇毅发表《意大利学生汉语口语学习策略使用的个案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发现好的学习者大都会采用一种“寻找和建立固定的语言伙伴”的学习策略。2009年，许希阳发表《以问题为导向的任务型教学研究——以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为例》（《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3期)，探讨了任务型教学在有关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这一时期，对如何编写口语教材也进行了一定探索。2005年，王小曼发表《论汉语本科专业高级口语教材的编写原则——从口语教学实际谈起》（《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对现今中国国内通用的几种高级口语教材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有必要在今后的高级口语教材编写中进行针对性的改革。2009年，石慧敏发表《面向日本来华中学生的汉语口语教材的研发》（《海外华文教育》第3期)，提出了编写面向日本中学生的汉语口语教材的基本模式。

同时，对口语测试研究也有突破。2005年，许希阳发表《汉语口语测试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汉语口语测试理念。2008年，金檀、王琰、宋春阳、郭曙纶发表《口语测试模糊评分方法设计及实验研究》（《现代外语》第2期），对口语测试模糊评分方法进行设计及实验研究。同年，许希阳发表《对外汉语口语成绩测试新模式之探索》（《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提出口语成绩测试应强调真实性、互动性原则。

2.听力教学研究

上海学者对于听力教学的研究涉及学习策略和教材编写，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21世纪初。2006年，吴勇毅、陈钰发表《善听者与不善听者听力学习策略对比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发现善听者和不善听者在听力的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方面存在很大差别。2008年，金志军发表《中国大陆对外汉语初级听力教材的演变与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1期），分析了14本(套) 初级水平的听力教材，概括出初级听力教材历史发展阶段和代表性教材，并对此类教材的选材和练习类型进行了分析。2010年，金志军发表《东南亚学生初级听力教材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2期），发现东南亚学生中过半数(66%)的学生希望老师了解学生需求教材的主题、话题内容应该呈现多视角、多元化的特点，以满足他们不同需求。

3.阅读教学研究

阅读课在教学中分量大，但对阅读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教材编写和测试上。2007年，祁峰发表《报刊阅读课教材编写与教学策略初探》（《海外华文教育》第3期），从教材编写与教学策略两个角度对报刊阅读课进行分析研究。

4.写作教学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的写作研究主要是设计相关理论框架探讨、训练模式和学生的个人主观性调动。2002年，王一平、许国萍发表《初级写作教学的思考和实践》（《海外华文教育》第1期），提出有必要从初级阶段就开设写作课，对学生进行写作训练。2005年，徐子亮发表《汉语作为外语写作的借鉴与自我控制》（《海外华文教育》第3期），认为汉语作为外语的写作中，学习者要进行借鉴和自我监控。2007年，周红发表《第二语言写作教学理论研究动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6期），认为目前第二语言写作教学体现了较强的综合化发展趋势。

第十节 外语及其教学研究

1978年以来，上海市的外语及其教学研究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学术机构越来越多，学术活动越来越活跃，并且出现了大量的论著和教材。1978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刊物《外国语》（双月刊）正式创刊后，已成为我国外语学界公认的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之一。1979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外语电化教学》创刊。该刊作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外语专业委员会的会刊，是国内唯一的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相结合刊物，旨在探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外语教学与外语研究。198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外国语言教学资料报导》（后改名为《外语界》）正式创刊，是目前国内唯一集中反映外语教学和科研最新成果与动态、探讨外语教学理论、交流外语教学实践经验、评介外语教学和科研图书资料的综合性刊物，尤其是以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为主要研究对象。198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主办的《国外外语教学》创刊（2008年，该刊物更名为《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该刊重在研究和普及外语教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外语教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1985年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007年1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也是上海高校中唯一具有独立建制的语言学专门研究机构。

一、外语本体研究

1978年以来，上海地区在分语种外语本体研究方面，英语和俄语等领域成果颇丰，阿拉伯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朝鲜（韩国）语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希腊语、瑞典语、波斯语、泰语、希伯来语、越南语等非通用语种的研究起步较晚，仅有一些零星成果问世。

（一）英语语言学

80年代，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了英语国家研究中心。2011年，该中心成为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首批“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之一，并改名为“英国研究中心”。

在英汉双语词典编纂方面，上海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942年，郑易里、曹成修在上海开始编纂《英华大辞典》（现名《英华大词典》），195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英汉词典。此后历经修订，发行量达到100多万册。70年代以来，葛传椝、戴炜栋、陆谷孙、陆国强等延续了这一传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5年，《新英汉词典》编写组（葛传椝主编）编纂的中型英语词典《新英汉词典》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后历经1978年（新1版）、1985年（新2版增补本）、2000年（世纪版，吴莹主编）的3次修订增补，2009年全面修订为《新英汉词典（第4版）》（高永伟主编），收词量达到12万条。该词典是建国以来继《英华大辞典》之后又一部成功的英汉词典。2008年10月，在《中国图书商报》公布的“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种书”中，该词典以累计1200万册的销量与《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并列为仅有的3种工具书之一，也是唯一的外语词典。

80年代初以来，在英语本体研究方面，上海市的英语词汇学、修辞学、语体学等领域成果颇丰。

英语词汇学方面。1981年，陆国强编著出版《现代英语构词》（上海译文出版社），反映了当代英语的构词的动向，而且对构词法作了独创性的深入探讨。此后，陆国强陆续出版《现代英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1999年修订为《现代英语词汇学（新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现代英语表达与理解》（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现代英语联想与搭配》（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等英语词汇学著作。

英语语音学方面。1985年，许天福、虞小梅、孙万彪编著出版《现代英语语音学》（陕西人民出版社），对英语语音做了全面系统的描写，并着重讨论了英语的语调。

英语一般语言学方面。1986年，戴炜栋、何兆熊、华钧编著的《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于2002年修订为戴炜栋、何兆熊编著的《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此外，1998年，戴炜栋、束定芳、周雪林、陈夏芳编著出版了《现代英语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语修辞学方面。1986年，王德春编著出版《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商务印书馆），向国内读者介绍了英语修辞学。此后，胡曙中在英语修辞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1993年和1999年先后出版《英汉修辞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美国新修辞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现代英语修辞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将西方传统修辞学与现代修辞学紧密融为一体，增加了学科内的新课题，反映了当时英语修辞学发展的新趋势，指明了学科发展方向。该书问世以后，成为英语修辞学界最具影响的专业教材和参考书。

英语语法学方面。80年代以来，章振邦探索、创建了英语语法教学新体系，促进了我国英语语言研究及英语教学的改革创新。1981年，章振邦编著出版《新编英语语法》（上海译文出版社），并先后于198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79-1985）著作奖”，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章振邦主编了“新编英语语法”系列丛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其中，1984年章振邦编著出版《新编英语语法教程》，并先后于1990年获“华东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1998年获“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于2004年获“第六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一等奖”。1988年，张月祥编著出版《英语动词的时体态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对英语语法做了专题研究。

英语语体学方面。程雨民1988年主编出版《英语语体学和文体学论文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编著出版《英语语体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修订为《英语语体学（修订版）》，从语言和语篇两个层次介绍了英语语体学，在国内英语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1980年代后期以来，专科词典编纂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87年，邱懋如、戴炜栋编纂了《汉英文教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专收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词语。2007年，戴炜栋主编了《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共收录词目约7500条，内容既包括理论语言学及其各分支、各交叉学科的术语，又有应用语言学及语言教学方面的术语和专有名词，基本反映了此前语言学研究发展的轨迹、概貌及最新成果。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谷孙主持编纂的大型英语词典《英汉大词典》上卷和下卷于1989年和199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9年出版《英汉大词典补编》；2001年修订为《英汉大词典（第二版）》。）该词典收词20万条，具有收词量大、释义精确、使用面广、实用性强等特点。1990年，该词典仅凭已出版的上卷即荣获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创下了“半本书获奖”的先例。在下卷出版的1991年，该词典荣获当年度上海市优秀图书特等奖，此后又连续荣获中国首届国家图书奖（199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99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

1990年代初以来，上海学者编纂出版了多种多功能的汉英、英汉词典，影响较大。1991年，戴鸣钟、戴炜栋编纂出版《汉英综合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陆国强、陆继东编纂出版《最新英语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戴炜栋、龚龙生、束定芳编纂出版《英语常用衔接词例解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陈忠诚编纂《英汉汉英法律用语辨正词典》（法律出版社），该词典的特色在于首创了书评式的双语词典编纂法，使词典兼具辞书学专著的性质。2003年，戴炜栋编纂出版《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同年，陆国强编纂出版《新世纪英语新词语双解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并获当年度中国辞书一等奖。

2000年以来，英语语言学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2003年，肖福寿出版《语域特征与英文写作》（中国文史出版社），通过实证研究，阐述了口语/笔语语域特征在英文写作中的实际体现、这些特征与英文写作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熟练写作者和非熟练写作者在使用这些特征方面的异同。2003年，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最早的语词集》（《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对1834年英国人马儒翰的《中国洋泾浜英语语词集》进行全面的介绍，并从语音、词汇、语法与词源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使早期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显露。2005年，胡开宝出版《英汉词典历史文本与汉语现代化进程》（上海译文出版社），讨论了英汉词典的历史文本对汉语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二）俄语语言学

上海是俄语语言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以国际知名的俄语语法学家胡孟浩为代表。60年代，胡孟浩发表《现代俄语中几种由复合句转化为简单句的句型》、《俄语第二格名词用作修饰语的词序问题》、《俄语无连接词复合句研究简史》、《几种第二部分带有结构词汇的无连接词复合句》等论文，填补了当时国内外在现代俄语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推动了中国对现代俄语句法的研究。

1978年以来，上海市的俄语语言学仰承50-60年代的研究基础，保持着较强的发展势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1980年，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成立了苏联研究所。1983年，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学科获得俄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也是全国第一个获得该授予权的学科点。

1970年代后期起，上海在俄汉双语词典编纂方面成果极为丰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977年，夏仲毅、顾柏林编纂出版《汉俄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修订为《汉俄词典（修订本）》），是国内第一本初具规模的汉俄词典。该词典问世后，成为国家领导人出访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礼品书，并受到当地众多权威学术刊物的极高评价，被称为“上海词典”。2009年，顾柏林在此基础上主编出版《汉俄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收词12万条，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汉俄词典。2010年，该词典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俄语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等领域，上海市的研究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1980年，胡孟浩精选60年代发表的7篇论文，编辑出版论文集《现代俄语句法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其内容被俄罗斯语法专家乌哈诺夫和伊尔契珂娃合著的《苏维埃时代俄语句法学的发展》引用，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得到了俄罗斯语法学界的承认。1981年5月，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举行成立大会，上海外国语学院胡孟浩当选首任会长。1988年，俄罗斯语言学博士研究生李勤以论文《俄语主从复合句及其分类》通过答辩，成为我国俄语界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

1980年代中期以来，俄语词汇学的研究蓬勃开展。马岚先后发表论文《俄语成语语源的民族特色》（《中国俄语教学》1985年第3期）和《含古语的俄语成语初探》（《山东外语教学》1990年第4期）等。1991年，马岚出版《俄语词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该学科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此后，2009年，苏祖梅出版《俄语反义词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对俄语反义词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弥补了国内俄语反义词研究的不足。

1990年代初以来，俄语语义学的研究成果颇丰。1991年，倪波、顾柏林出版《俄语语句同义转换：方法和手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倪波、顾柏林出版《俄语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倪波、周承、李磊、杨明天出版《言语行为理论与俄语语句聚合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杨明天完成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出版《俄语主观情态的语用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对该范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04年，杨明天完成上海市教委青年科学研究项目，出版《俄语的认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采用认知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义学的原理，对俄语的词汇语义、语法和篇章进行了研究。

1990年代中后期，俄语语法学研究继续取得丰硕成果。1996年，李勤发表论文《论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中国俄语教学》1996年第4期）。2002年，李勤、杨明天、李磊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出版《现代俄语复合句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李勤出版《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语言手段及其言语功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李勤、孟庆和出版《俄语语法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用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我国俄语语法学教学实践，对现代俄语语法的整体结构、基础理论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对俄语语法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系统详尽的阐述。

2004年，季元龙出版《俄语语言国情学——教与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系统地论述了俄语语言国情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

（三）其他语种语言学

西班牙语语言学。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上海的西班牙语语言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双语词典编纂方面。1981年，上海外国语学院简明西汉词典组（孙义桢等）编纂《简明西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并于198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90年代以后，孙义桢又主持或主编一系列词典。主要有：1992年，编纂《西索简明汉西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增加西汉部分后修订为《外教社简明西汉—汉西词典》。1999年主编《新汉西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当年荣获上海市1998—1999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5年主编《精选西汉汉西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2008年孙义桢主持完成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西汉大词典》（商务印书馆），收词15万余条，包括基本词、方言语词、外来词、缩略语、词缀、习语、成语、谚语、固定词组等，集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趣味性与稳定性于一身，为国内外同类工具书之最。2009年，该词典获第四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2010年，孙义桢主持完成上海文化基金会资助项目《新西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王忠勇编纂出版《西汉小词典》（商务印书馆），收词约3万条。新世纪以来，西班牙语语音和语法研究方面也有了一些成果。例如，2001年，陆经生、缪建华出版《西班牙语语音》（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2002年，陆经生、徐鹤林出版《实用西班牙语介词》（台北中央图书出版社）。

德语语言学。德语语言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德语词典编纂。1987年，德汉词典编写组（潘再平等）编纂的《德汉词典》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0年修订为《新德汉词典》，2010年再次修订增补为《新德汉词典（第3版）》）。该词典是一部中型的综合性语文工具书，收词10万余条，成为国内使用最广泛的德语词典。1992年，词典编写组（杭国生、杜淑英、王志强等）编纂《德汉同义反义词双用词典》（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为杭国生主编《德汉同义反义词词典》）。90年代末以后，德语修辞学、德语史等领域取得较大进展。1998年，陈晓春出版德语专业教材《德语修辞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陈晓春出版《德语史概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系统论述了德语的演进过程，把德语从古至今的历史化作八个章节，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语言状况等背景出发，分别对德语的语音、拼写、词汇和语法等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进入新世纪以来，德语词典编纂方面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有2008年张鸿刚、石凯民主编的《德语词组词典》（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卫茂平、马佳欣、郑霞编纂的《德汉小词典》（商务印书馆）等。

法语语言学。上海的法语语言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学者在法语词汇学、法语语法学、法语词典编纂以及法语一般语言学等领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994年，曹德明出版《现代法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主要反映了传统词法的研究成果，同时对法语构词法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商榷意见。2003年，江国滨出版《法语实用语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问答形式就法语学习中的语法难点、问题予以解答、讲解，使读者能结合学习实际掌握法语中新的用法和规则，从而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提高法语能力。2007年，江国滨编纂《新法汉常用词词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作为一部综合性基础法语词典，全书共收词目25000条。2010年，褚孝泉出版《法语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介绍了法语语言学的来源及其发展、语音和音位、词汇的结构和组织、缀词成句、语言的意义、使用中的语言等内容。2010年9月，复旦大学法语国家研究中心的成立，为上海市法语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专业性平台。

阿拉伯语语言学。1980年9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正式成立。研究所下设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和《阿拉伯世界研究》编辑部（朱威烈主编）。2000年12月该所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997年10月，在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研究会主办、沙特阿拉伯企业家瓦利德·本·塔拉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赞助的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界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颁奖大会上，上海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国内唯一的阿拉伯研究学术期刊《阿拉伯世界研究》荣获科研成果一等奖。世纪之交以来，阿拉伯语词典编纂、阿拉伯语语法学、阿拉伯语一般语言学以及阿拉伯语词汇学等领域先后取得了重要成果。1999年，朱威烈编纂的《简明汉阿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具有词汇丰富、释义准确、注重常用词和新词的收集等特点。2000年，陈中耀出版《新编阿拉伯语语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结合中国人学习阿语的实际情况，根据循序渐进、实用为先的原则，详细剖析了阿语语法结构。2001年，陈中耀、虞晓贞、周文巨完成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出版《阿拉伯语语言与修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全面介绍了阿拉伯语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知识，叙述了阿拉伯语的来源、形成和发展，阐明该语言所具有的构词规范性、音乐节奏感、以格为主的形态变化等独特的语言现象，尤其突出阿拉伯语语音表达和区别性特征、语调和音变、词式与构词法、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及其演变、句法结构和各种句类的表义功能、扩句的手段、实用的修辞格等。2002年，陈中耀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下，出版《阿拉伯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运用当代语言学理论，结合阿拉伯语实际，对阿拉伯语各种词汇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探索，除叙述词的各种基本概念、词的本质与分类外，着重讲解阿拉伯语词的主要词式和意义、六种构词手段、借用外来词的方法，研究阿拉伯语词的义素、语义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词义的演变等，举例分析当代阿拉伯语使用中存在的一些流行性错误，还介绍了阿拉伯语词典的功用、分类、结构及编撰史略。

日语语言学。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上海的日语语言学研究开始起步。研究主要涉及日语一般语言学、日语词汇学、日语语法学、日语词典编纂等领域。1997年，皮细庚出版《日语概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系统介绍现代日语音韵、文字、词汇、语法，全面反映日语的现状和特点。1999年，吴侃出版《日语词汇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吴大纲出版《现代日语动词意义的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此外，吴侃先后主编出版《新编日汉词典（修订版）》（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和《实用日汉词典》（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2000年以后，徐曙致力于日语语法的研究。2007年出版《日语古典文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主编出版《日语语法讲座与测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朝鲜（韩国）语语言学。1994年1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时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戴炜栋任中心主任。学术成果方面，朝鲜（韩国）语语法学、朝鲜（韩国）语语音学、朝鲜（韩国）语词典编纂取得了不少成果。2000年，姜宝有在韩国出版《十五世纪韩国语定中偏正结构研究》（韩国太学社）。2005年，蔡玉子在韩国出版《延边地区朝鲜语的音位研究》（韩国太学社）。2010年，姜银国主编出版《新编韩中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希腊语语言学。2002年，朱圣鹏、王小英编纂出版我国第一本汉希词典《简明汉希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收词条25000左右，结束了我国没有汉希词典的历史。

此外，意大利语、波斯语、泰语等语种的语言学研究也有了一些零星成果。

二、外语教学研究

（一）综合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有关外语教育和教学的宏观思考成果颇丰。1996年，束定芳、庄智象出版《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对影响外语教与学的各种重要因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并对外语教学所涉及的实践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介绍和探讨。2004年，束定芳出版《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陈坚林出版《现代外语教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戴炜栋、任庆梅出版《外语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实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黄崇岭出版《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译文出版社），介绍了国外双语教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讨论了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

2001年，由教育部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投资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与教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设有“中国外语教师培训网”。这是国内外语教材和教法研究的重要基地。2007年1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RCFLS）正式成立。这是一所从事国家外语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的实体性机构，2011年11月成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设立的首家科研基地

（二）英语教学研究

 1990年代后期以来，主要对英语测试理论进行了探讨。1997年，上海外国语大学TEM考试中心（邹申、李基安）出版《TEM考试效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邹申出版《英语语言测试——理论与操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以后，针对特定领域的英语教学研究成果颇丰，相关学术活动日趋活跃。2000年，陈坚林出版《现代英语教学：组织与管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将国外语言教学最新研究成果与我国英语教学实际相结合，对英语教学的组织与管理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2010年，陈坚林出版《计算机网络与外语课程的整合——一项基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其他成果还有：杨惠中、卫乃兴《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建设与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肖福寿《英语写作教学的原则与策略》（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等。

（三）其他语种教学研究

1980年代以来，上海市其他语种的教学学术活动也得到积极开展。

1982年11月，上海外国语学院承办了中国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浦允南当选为首任会长。1993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国家教委阿拉伯语教学指导组和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研究会联席会议上，上海外国语学院陈中耀当选为研究会会长。1992年，陆经生发表《中国的西班牙语教学和研究》一文（外语界，1992年第3期），着重回顾了5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西班牙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历程。

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的日语教学、韩国语教学、俄语教学、法语教学等领域学术活动日趋频繁，先后举行了一系列国际教学学术会议，发表和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2001年7月，“新世纪首届全国大学日语教学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中国日语教育的世纪回顾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日语系徐敏民、韩小龙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2）。2004年4月，“新世纪华东地区首届大学日语教学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中国的日语教育与国际化——新世纪华东地区首届大学日语教学研究国际研讨会》（徐敏民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6）。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日语系日语教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也是国内第一所日语教学研究机构。2008年10月，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和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国俄语教育300年”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主任郑体武教授因其为推广俄语教学工作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荣获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颁发的“普希金奖章”和荣誉证书。

同时，上海学者在希伯来语、波斯语、越南语、葡萄牙语、瑞典语等语种的教学研究中也陆续有了一些零星成果。例如，阮项2008年发表论文《希伯来语教育在中国的教学瓶颈问题探析》（《全球教育展望》第12期），2010年发表论文《中国圣经希伯来语教育状况与互动发展前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对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神学院开设旧约圣经希伯来语课程情况作了全面调研，并对中国圣经希伯来语教育的发展作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