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国际问题研究
执笔：张春，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资料收集：周士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张 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修改：倪建平，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1957年，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的成立开启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大幕；1960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创建，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成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随后，复旦大学也于1964年创设多个研究和教学部门并聚焦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便陷入停滞。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开始部分恢复；1972年，复旦大学开始招收国际关系本科生。这个时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领域比较狭窄。从1978年起，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又重回正轨，逐渐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复旦大学于1978年恢复招收国际关系研究生。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
8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和中国快速发展推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开始转型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原有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不断发展壮大，一批新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这些机构在长期的研究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如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美国研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政策研究，上外的中东研究，华东师大的俄罗斯研究，上海社科院的犹太研究。同时，上海还成立了一些民间学会和民间研究所，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国际问题交流和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为理论创新和学术探讨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且在国内都有一定的影响。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和平发展进入新阶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界不仅从介绍西方理论与实践转向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还越来越注重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一步聚焦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和实践，着力为中国外交决策提供及时的参考。五十多年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人员把研究中国国际问题、服务中国外交政策以及地方外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发展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欧盟和中东等国别和地区研究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上海业已成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除北京之外最重要的研究重镇。
1964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主要聚焦资本主义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上海长期在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在建构中国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时，也更加重视借鉴和参考国外的国关理论研究；不但出版或翻译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优秀著作，而且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1、整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上海学界开始大量介绍欧美国际关系理论。1987年倪世雄与金应忠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著作。该书选收了美国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及流派14位代表人物的16篇文章，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逻辑过程，进而反映出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进程。1988年，倪世雄主编的《冲突与合作——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系统介绍了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学说和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与主要研究方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自现实主义、传统主义到科学行为主义再到新现实主义各流派的演变过程。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上海学界对对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断走向全面与系统。1991年，倪世雄等翻译出版的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重要参照（该书2012年由复旦大学信强教授再次翻译，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倪世雄还在《国际展望》上发表系列文章共计8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美国外交决策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方法并做出反思。1998年，倪世雄与潘忠岐发表《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国际政治研究》第4期）；1999年，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论》（《复旦学报》第1期），从学派、论战和理论三个方面概括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并评价了如软权力、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有代表性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新发展。2001年，倪世雄等出版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三次大论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历程，内容涵盖西方近十个主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观点。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后，上海国际关系学界还对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展开了相关研究。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绍雷、范军、卢宁和潘世伟合著的《国际关系新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1998年，周敏凯的《国际政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国内研究的最早的成果之一；2004年该书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修订出版，更名为《国际政治学新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政治学的最基本范畴和最基本原理，并论述了战争与和平、全球化与现代化等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明斯特（Karen A. Mingst）的《国际关系精要》一书，介绍了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范式——包括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等。
2、流派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研究成为上海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倪世雄较早地介绍了新现实主义的发展。他先后发表《国际关系学中的新现实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和《论冷战后新现实主义面临的挑战》（《欧洲》今《欧洲研究》1997年第4期）等文章。王传兴的论文《从米尔斯海默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实践相联系加以分析。
苏长和较早地系统研究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1998年，他发表《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治后果》（《欧洲》第4期）、《安全困境、安全机制与国际安全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等文章。2000年，其专著《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再版）从国际制度设计、安排、创新和变迁的角度，回答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此后，他还发表了《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等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内涵及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门洪华的专著《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讨论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创立及其演变，联合国集体安全的决策机制以及裁军与军控机制等内容。
刘永涛1998年发表了《西方新现实主义理论与建构主义批评》（《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一文，是国内最早评介建构主义的文章，阐述了建构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和对世界政治研究的价值。陈志敏和陈玉刚的《构建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8期）对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进行了比较。王公龙于2002年在《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失》（《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一文中讨论了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贡献和缺失。袁正清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则是上海出版的第一本建构主义专著。
2000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著作，为引进、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有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2002、2005、2009、2012年）、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国际政治理论》（2003、2008年）、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大国政治的悲剧》（2003、2008年）等。在自由主义理论方面，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2001、2006年）、莉萨·马丁（L.L. Martin）等主编《国际制度》（2006年）和海伦·米尔纳（Helen V. Milner）《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2010年）等。在建构主义方面，则有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01、2008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2003年）、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等。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学者较早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命题。1980年，在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金应忠较早地提出了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化”问题。1987年8月，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多家单位发起召开了“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这是我国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中国兴起的重要标志。这次研讨会第一次全面地就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基本概念及其内在联系进行了探讨，还提出了“极”和“格局”的概念。特别是，首次明确提出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受到国内外密切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后，上海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第一个高潮。1989年，金应忠、倪世雄和冯绍雷合著的《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1年，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主编的《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提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象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宏观国际社会、国际集团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大国为对象；二是微观研究，以研究国家、国家间双边、多边关系以及影响国际关系的各个环境为对象。1992年，金应忠与倪世雄合著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著作是国内较早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更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标志性著作。1996年，俞正樑出版了《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该书以宏观视角研究了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功能、运动、动力、环境以及发展变化的规律，还对以国家为主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行为及其动因，它们相互关系的基本状态及其调控进行了微观研究；该著作还力求在国家利益的复合两重性等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以适应21世纪中国国家利益的需求。
1998年10月，由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和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是继1987年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后在上海举办的又一次全国性会议，它的召开标志着上海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上海学者试图总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997年，倪世雄和许嘉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反思》（《欧洲》第6期）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主题进行了评述。1999年，俞正梁的《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转型与理论研究二十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总结了中国在此前20年里实现对外战略转型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特点，并简略预测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若干趋势。2000年，苏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对当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基本学术“失范”问题进行了反思。同年，俞正樑等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通过重点审视当代国际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变化，勾勒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从而揭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走向。
2000年以后，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塑造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200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又一次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成就，展望下一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思路，是我国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召开的第一次大型理论研讨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7年，赵可金和倪世雄著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是国内第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对涉及的国家理论、安全理论、发展理论、和外交理论等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述。该论著还获得上海市第九届（2007—2008）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2008年，陈志敏、肖佳灵和赵可金合著的《当代外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对中国外交的发展轨迹和中国外交学的建设提出了看法。同年，肖佳灵的论文《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中国化”：问题与思考》（《国际观察》第1期），对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研究起点、研究方法、研究资料、议题设置、话语体系、学术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思考。2009年，苏长和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与发展》（《国际展望》第2期）中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来源作出较为全面的讨论。同年，任晓的《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第2期）则指出，中国的思想、哲学、文化为“中国学派”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
上海学者在聚焦“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在不断深化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2001年，陈志敏的专著《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中国长征出版社）对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外交事务进行了探讨，对有关地方外事的理论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该著获得上海市第六届（2000—2001）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著作类）一等奖。2004年，潘忠岐的专著《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人民出版社），通过对各种学派世界秩序范式的梳理，重点考察了世界秩序的运行机制与发展规律等问题。2005年，俞正樑、陈玉刚和苏长和合著的《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复旦大学出版社）进一步探讨了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2007年，俞正樑又将该著“升级”为《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21世纪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该书指出，国家不再是解决全球困境集体行动的唯一角色，建构新的观念和合作性行为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趋势。
1、国家主权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学者对国家主权的总体研究主要是其核心内涵、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等研究。1987年，王沪宁著《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是国内主权问题研究的代表作，开启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主权问题的研究探索。1998年，俞正梁在《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当代选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面临双重选择：一方面必须坚持以主权为本；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应该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进行自主适应。2000年前后，重点转向对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等与国家主权关系的研究。刘杰的专著《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长征出版社2001年）及戴炳然的《欧洲一体化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一文，全面分析了全球化或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同时，上海学者也关注对西方“国家主权过时论”的批判与反思。1998年，肖佳灵的《西方对主权理论三次挑战的实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从历史的视角透视西方对主权理论的三次大挑战；该文2003年发展成为专著《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2004年，刘杰对主权与人权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出版《人权与国家主权》（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国家主权新论》（与黄仁伟合著，时事出版社）。2005年，潘亚玲在《国家主权的伦理反思》（《欧洲研究》第5期）中，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传统在国家主权的伦理问题上妨碍了对国际关系的正确理解，也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因而必须对国家主权的伦理进行重建。
2、文化与软实力研究
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文明交往、国家软实力等问题迅速引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关注。1995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研讨会”，探讨美国文化和伊斯兰文明，参会学者还发表了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1996年，潘忠岐和谭晓梅在《论文化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模式述评》（《欧洲》第6期）中对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评述。1998年，吴前进在《研究国际关系中文化战略的意义》（《国际观察》第2期）中探讨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战略”。
这时期，俞新天围绕这一议题发表了大量论文并出版多部论著。她的论文《国际文化研究初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重点探讨了文化对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反作用问题；在《国际关系中文化作用的理论探讨》（《2003年，东方学术文库第一卷》和《民族、宗教和文化—东亚发展与合作中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两文中，强调文化影响国际关系的路径和方式。俞新天等著《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集中探讨了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和影响，并尝试从国际体系和国家外交两个层面构建国际文化理论。她的《掌握国际关系密钥：文化、软实力与中国对外策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一书，则深入地探讨了如文化理解、误解和有意曲解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等理论问题。
此外，朱马杰的《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博奕》（《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指出在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文化力量的运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王义桅的《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哲学解读、政治解读和文化解读，从而超越国际关系本身。房桦的《十年来中国软实力发展研究综述》（《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期）主要梳理三个方面的学术观点，即中国发展软实力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软实力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软实力发展的路径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需要深化研究的相关着眼点。
3、国际政治经济学
2000年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日渐兴起，上海学界较早地引介了国外的相关著作并开展研究。其中，樊勇明的专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国内较早系统对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成果。黄河的《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和《从天然气欧佩克看俄罗斯的能源政治走向——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均主要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俄罗斯的能源政治机制和能源外交模式进行了分析。刘光溪的《共赢性博弈论：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机制内的多方博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本质上是合作共赢性博弈。
同时，上海学者在全国还较早地进行了国际和地区公共产品的研究，成为解读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合作的一个新的理论亮点。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樊勇明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一期）、王健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路径选择—从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倪建平的《美国与东亚一体化：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09年第1期）和陈霞的《大国良性竞争与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德关系的考察》（《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09年第1期）等。
这一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国际政治经济学译著，包括罗伯特·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等译，2003年、2006年）、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2006年）、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2006年）、本杰明·J.科恩（Benjamin J. Cohen）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2010年）等。
4、全球治理研究
全球治理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2000年以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者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探索和研究。一是国际秩序需求研究；潘忠岐著《多边治理与国际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较早指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指向之一就是实现对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任何全球治理都是一种多边安排。二是超越国家间政治角度的研究；王义桅在《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用结构性分析法与系统性分析法对均势作了全方位剖析，提出从解剖概念出发认识国际政治及时代变迁的独特视角。陈玉刚在《超国家治理：国际关系转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出发，总结这一国际关系的新生事物在区域性的国际关系上发生的本质性的变化将可能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三是国际组织视角研究；武心波著《大国国际组织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分析了中国、美国、俄罗斯等九国的国际组织行为的历史发展特征，考察了其各自遵循的原则和传统。韦宗友《非正式集团、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则将大国的全球治理行为按合作关系分为三类平行的非正式集团：西方大国主导的，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协商的，以及新兴大国内部组成的。
5、其他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学界开始关注国际安全的研究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主。苏长和的论文《从国家安全到世界安全—现实主义及其后》（《欧洲》1997年第1期）考察了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观，分析了各自的安全思想所存在的问题。任晓在《从集体安全到合作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中介绍了西方的“合作安全”概念，认为合作安全承认双边关系可能是国家确保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主要手段。郭学堂在《集体安全与权力均势——兼析国际政治体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中认为集体安全体系是对权力均势体系的补充和发展；在稳定的国际体系中依然是权力均势体系占据主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在中国逐渐兴起，胡传荣较早地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其论文《关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位置的思考》（《国际观察》1997年第2期）是国内第一篇明确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国际关系论文。胡传荣还先后通过《社会性别视角的显现—女性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介入和改造》（《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5期）、《权力、安全与女性主义》（《国际观察》2005年第2期）及《开放的空间——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共情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6期）等文，对西方女性主义及其主要派别进行了评介。2006年，她和李英桃和合编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对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要义和精髓进行了“中国式诠释”，系统地展示了社会性别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重要意义。2003年10月，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还联合举办了“妇女与国际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讨会。
2000年以后，上海学界还对安全泛化或“安全化”这一现象展开了相关研究。潘亚玲发表了《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安全化理论——以艾滋病被安全化为国际威胁为例》（《欧洲研究》2007年第4期）、《安全化、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美国与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6期）等论文。在《当前国际战略态势和国际形势特点》（《国际展望》2009年第3期）和《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两文中，杨洁勉认为，国际主要力量正牌重新排合组列之际，安全问题泛化和非传统化成为国际战略竞争态势的重点。马建英与蒋云磊发表论文《试析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国际论坛》2010年第2期），认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有利于推动全球合作的同时，也容易成为强势国家干涉弱势国家的借口。
20世纪70年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计11卷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是国内最早、最全面地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75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之际，《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分册问世，到1980年连续出版至第5分册；编写人员主要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合并组成）、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上海市外办）。
刘同舜和高文凡主编的第6分册（《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于1985年出版；刘同舜和姚椿龄主编的第7—10分册《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2－1955）》于1989—1997年出版。《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于2000年中断引发诸多遗憾；朱明权于2001年出版《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部分就是他参与《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写工作的成果。2007年，朱明权组织了一个团队，试图重启《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的工作，但对书名等作了重大调整；该团队于2009年出版了第一部成果（朱明权主编、潘亚玲副主编：《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4—1968）》（上海人民出版社）。
80年代中期，上海学者开始注重国际关系史的整体研究。颜声毅、李幼芬、俞正樑、朱明权合著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4年）是国内较早对现代国际关系史进行全面介绍的；颜声毅主编的《当代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拓展和更新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则是国际共运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张月明与姜琦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四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1848—198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在国内国际共运史研究中有重要影响。
90年代中期后，上海学者开始涉及冷战国际史的整理与研究。与《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主要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相比，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特别是沈志华则更注重档案材料的多元化，开始主要从苏联档案着手。沈志华出版了一系列冷战国际史研究著作，如《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2007年再版）和《苏联专家在中国》（新华出版社，2009年）等。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自2001年起每年还出版一缉《冷战国际史研究》并资助出版了一系列冷战国际史研究著述。此外，张曙光著《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的内容涉及凯南与遏制战略雏形，杜鲁门与遏制战略实施，重新界定美国安全利益与苏联威胁等，进一步丰富了冷战国际史研究。
1.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
自2004年起，中共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上海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热潮。郭树勇在《试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及其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至少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苏联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及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等四个子系统。他还在《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年）中对马克思“国际政治的秘密”概念的确切含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国际主义基调，以及邓小平理论的新国际主义萌芽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曹泳鑫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五大基本理论进行了梳理：世界历史理论、国家理论、战争与革命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理论和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思想；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具有的高度能动的现当代中国形态和本土化的理论成果。
2.邓小平国际关系思想研究
20世纪90年以后，上海学界对邓小平国际关系思想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内容涉及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国际新秩序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等。黄仁伟的系列文章——《试论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若干基本原则》（《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3年第10期）、《邓小平的国际经济战略思想和上海的全方位开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10期）、《邓小平关于保持国际环境稳定的战略与策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等指出，邓小平战略思想对于认清“市场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最主要资源”，认清“全方位开放”作为“保持我国国际环境长期稳定的主要途径”具有重要意义。颜声毅的专著《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概论》（长征出版社2002年）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科学体系，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发展与完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的理论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成为这个时期讨论邓小平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平台。程伟礼《邓小平关于国际战略问题的新思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和刘杰《邓小平跨世纪战略观与21世纪中国的国际定位》（《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等文，也集中探讨了邓小平的跨世纪战略观。陈其德《试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从战略背景、理论基石、战略目标、战略原则和策略思想等五个方面，对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潘光在《邓小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维和中国和平外交的发展》（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文集（2009年度）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核心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维为和平解决各类国际争端开辟了新途径。
3.中国外交、外交思想史研究
2000年以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界在中国外交史和外交思想史的研究中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中国外交史和外交思想史的总体研究。颜声毅的专著《当代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基石、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等，对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述，并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作了探索与展望。杨洁勉在《新中国外交60年实践特点和理念演变》（《国际展望》2009年第1期）中指出，60年的新中国外交实践在捍卫和扩展国家利益、转变外交模式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新中国的外交理念也形成了与时俱进的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和平观、统筹观等。郭树永《国际制度的融入与国家利益---中国外交的一种历史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通过对中国外交史中的代表性案例的分析，肯定了国际制度的积极融入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倪建平的《关于中国国家形象与外交政策的理论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0期）从国家形象与外交政策关系的规律性分析入手，通过梳理国际关系学以及国际传播学中的有关论述，从理论诠释和案例分析两方面说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与其外交政策的相关性问题。苏长和的《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探讨了中国对多边国际制度的参与及重视的新思维。赵可金在《中国的外交新思维与外交理论的发展》（《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08年）一文中指出，应当积极推进外交理论的创新和研究，逐步建设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体系。
二是对中国周边外交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多位上海学者尝试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演变作分期研究。石源华在《论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和《论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与陈莉菲合作，《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中，回顾了50年来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阶段变化，认为大致以10年为期呈现阶段性的变化。马孆在《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理念演进特点及前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7期）和《中国周边政策的指导原则与战略变化》（《国际展望》2009年第2期）中认为，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理念经历了谨慎观望、适应熟悉、主动参与以至积极创建的演进过程，地区合作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新亮点。陈东晓在《新中国多边外交的继承与创新：时代景观和战略思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文集（2009年度）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和《试论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和中国多边外交的再思考》（《国际展望》2009年第2期）中提出，中国要在战略规划和布局上加强统筹地域和领域的多边机制，并在多边外交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吴琳在《冷战后中国周边政策的历史演进》（《国际论坛》201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冷战后中国周边政策的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过渡期（1989—1995）表现为全面建交和经济外交；调整期（1996—2001）主要围绕地区重要大国展开并受制于大国关系和大国战略；成熟期（2002—）的主要标志是次区域—双边—地区多层政策结构的成型。
三是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史的研究。艾周昌《中非关系史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和《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中非关系作了系统论述。刘中民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六十年》（《国际展望》2009年第2期）总结了建国60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的演变；他的《从单方援助到互利共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六十年》（《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在20世纪50—70年代，双方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中国单方面援助为主导的经济交往；在20世纪80年代，双方确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走向了互利共赢的全方位经济合作。
区域/国别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自1960年上海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所以来，上海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也都逐渐向着区域/国别全覆盖方向发展。上海社科院的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也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前身为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初改名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整合资源成立了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于2000年11月成立国际问题研究院，内设机构也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地区。此外，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也都聚焦不同的地区/国别。从全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来看，上海的美国研究、俄罗斯研究、欧洲研究、日本研究以及犹太研究都是亮点纷呈。
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起步之初，上海的重点便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研究，而美国研究则是重中之重。上海美国研究的主要机构包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等，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美国学研究
美国研究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可谓“显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界一直尝试发展“美国学”。汪熙教授编著的《150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1823—19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为这一努力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孙哲和赵可金是构建“美国学”的先行者。2008年，孙哲所著《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点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加以系统梳理和总结；2010年，赵可金所著《美国学：政治维度与中国意义》（上海人民出版社）考察美国学的学科成长、美国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内容和美国学界研究美国政治的主要方法论等，围绕美国国会、总统、最高法院、政党、利益集团等美国学界集中关注的问题进行学科综述。
2、美国政治研究
1984年，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等著的《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揭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实质。1990年，汪熙主编的《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决策》（复旦大学出版社）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国会与外交政策关系的著作。1991年，王沪宁的《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指出了美国的正反两面，对理解美国有重要意义。2001年，刘杰的《当代美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则尽力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长期是美国国会研究的重镇。2000年，孙哲从美国引进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工作；2001年，他的《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深入探讨了美国国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国会与民意、政党、利益集团等的关系；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和外交界的好评与肯定并于2012年再版。此后，孙哲还著有《崛起与扩张：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4年）、《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时事出版社，2004年）；他主编《美国国会研究》系列丛书（包括《美国国会研究（I）和（II）》（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和《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与信强合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此外，上海学者还翻译出版了多部有关美国国会的著作。
孙哲团队的美国国会研究也带动了其他学者的参与；他们的专著有：沈国麟《镜头中的国会山：美国国会与大众传媒》（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赵可金《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信强《“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解读美国涉台决策：国会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孙哲、李巍著、纳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美国研究丛书”的《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2008年）、刘永涛《美国国会和总统关系》（2010年）。其中，赵可金《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获上海市第八届（2005—2006）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而且，蒋晓燕《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安全决策》（时事出版社2005年）、官进胜《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张光《美国国会研究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一批著作的出版，将上海的美国国会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3、美国外交研究
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美国外交史和外交思想研究发展较快。刘杰的《美国与国际人权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探讨了美国外交中的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任晓和沈丁立主编的《保守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和《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系统探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根源。潘锐的《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从老布什到小布什》（时事出版社，2004年）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届四任美国总统16年里的外交政策作了全面回顾。张春的《美国思想库和一个中国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不仅介绍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还深入分析了其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的不同影响。该著作获得第九届（2007—200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
对美国大战略和安全战略研究，1996年，朱明权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2005年，朱明权的《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尝试从是要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的角度探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争，并从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方面对这两种战略抉择进行分析和比较。2009年，周建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逻辑：遏制战略解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则更多从历史研究的视野分析美国的国家大战略。
在领域性战略与政策研究方面，林钰的《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较早研究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汪伟民在《联盟理论与美国的联盟战略：以美日、美韩联盟研究为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美国的联盟战略加以分析；蔡翠红的《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学林出版社，2009年）对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4、中美关系研究
8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关系研究开始成为上海学者的关注重点。1985年，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是国内较早全面论述中美关系史的著作。199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0周年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公报诞生地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了“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从1996年开始，以汪道涵为高级顾问的国际战略基金会同哈佛—斯坦福“预防性防御”项目展开“中美战略对话”，该二轨机制开创了中美就战略敏感问题的沟通模式，也为中美关系现状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两个都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国内就中美关系举办的重要会议，产生了广泛影响，在美国也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90年代中期后，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中美关系研究的论著。丁幸豪与美国学者托马斯·罗宾逊主编的《中美关系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是1992年11月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汇编，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探讨了双边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胡礼忠、金光耀、顾关林著《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1844—199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谢希德、倪世雄主编《曲折的历程——中美建交2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张济顺著《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杨洁勉的《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客观而系统地比较分析了中美相互外交政策。倪世雄与王义桅主编的《中美国家利益比较研究》（时事出版社2004年）重点对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实现途径与演变趋势、进行比较分析。倪世雄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更是将其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过程和成果进行了整理，提供了一个上海学者对中美关系演变的完整视野。
同时，倪世雄的《冷战后中美关系初探》（《复旦学报》1993年第4期）、《毛泽东与中美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江泽民与中美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等论文构成了对中美关系演变的系列研究。他在《新时期中美合作的动力和阻力—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对弈》（《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5期）中则强调，新时期中美合作的动力和阻力大多围绕如何平稳调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而产生和发展。此外，夏立平的《美国国际能源战略与中美能源合作》（《当代亚太》2005年第1期），陈东晓的《“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吴心伯的《论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复旦学报》1996年第4期）和《试论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的核心概念》（《美国研究》2007年第4期），沈丁立的《未来中美关系：双边调适之道》（《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和《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当代亚太》2009年第2期），潘锐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中美关系》（《国际观察》2007年第5期）等等，都对中美关系现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及时和深入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就开始苏联东欧/俄罗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姜琦、张月明、周尚文等是上海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早期代表；姜琦与张月明合著的《东欧三十五年》（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是国内较早就东欧地区各国展开研究的论著。80年代中后期以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中亚室在俄罗斯外交和安全、中俄关系研究领域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90年代末以后，随着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2000年9月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的正式成立，上海的俄罗斯以及中亚研究和北京在国内一起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华东师大的俄罗斯研究基地建设十年来，在苏联史、俄罗斯转型、俄罗斯外交等方面形成了独有的研究特色，并取得了公认的研究成果；该基地还拥有CSSCI收录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俄罗斯研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上海的俄罗斯研究学者发表了不少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如1987年，赵华胜的《当代苏联国际关系理论简介》（《国际展望》第9和10期）认为，苏联的国际关系理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完整体系。1990年，冯绍雷的《70年代以来苏联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认为，当时活跃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提出了国际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研究重点等一系列重要原则问题。唐贤兴的《重建政治文化的价值：俄罗斯大国复兴的文化底蕴》（《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年第2期）和《权威主义与民主俄罗斯大国复兴的政治发展战略》（《国际论坛》1999年第4期）侧重探讨俄罗斯在转型之后的思维混乱与其内部政治、对外战略的重大不稳定性的关联。赵华胜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与中俄关系》（《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3期）探讨了中俄条约签定的条件、意义和内容分析以及条约之后中俄关系面临的课题；他的《中俄关系：地位、模式、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对未来中俄关系存在的多种选择模式进行分析和预测并探索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冯绍雷的《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相关性视角的一项考察》（《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指出，俄罗斯的转型和发展过程展现出极其丰富的内涵，但迄今仍然处于有待发掘和研究的状态。
90年代末以来，上海的苏联/俄罗斯以及中亚研究取得了不少标志性的成果，如冯绍雷的专著《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校优秀成果一等奖；姜琦与张月明合著的《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冯绍雷《俄罗斯与大国及周边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冯绍雷、相蓝欣主编的《转型时代》（五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陈建华主编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四卷本）（重庆出版社，2007年）；赵华胜的《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等。
上海的俄罗斯研究还坚持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以基础研究为主，同时积极开展宏观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应用与对策研究，努力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思想库作用。比如，华东师大的俄罗斯中心自1999年开始承担由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亲自倡导的全国俄罗斯问题内部研讨会，形成了广泛的国内影响，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参考咨询服务。
上海欧洲研究/德国研究的主要机构包括１９８５年成立的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洲联盟研究所（简称欧盟研究所）、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院）等的内设欧洲研究部门以及上海欧洲学会。上海欧洲学会成立于1992年，是对欧盟、欧洲国家包括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及大国关系进行综合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上海欧洲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1、欧洲一体化/欧盟研究
80年代前期，上海学者开始关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问题。1983年，伍贻康与周建平、戴炳然、蒋三铭等合著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人民出版社）是该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此后，伍贻康的译著《欧洲共同体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编著《理想、现实与前景：欧洲经济共同体三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著作《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多元一体：欧洲区域共治模式探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等奠定了中国欧洲一体化研究的基础。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在欧盟对外政策研究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朱明权的专著《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欧美协调》（文汇出版社2002年）重点探讨了美欧协调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陈志敏与比利时学者古斯塔夫·盖拉茨合著的《欧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时事出版社2003年）提出欧盟对外政策一体化的概念，分析欧盟成员国在对外政策核心领域发展共同政策的历史、机制和理论。汪波《欧盟中东政策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认为，欧盟中东外交政策既重视发展与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制订有效的反恐政策措施等全局战略，同时也致力于促进巴以和平进程，参与处理伊朗核问题等具体事务。
这个时期，上海学者也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欧洲一体化的论文。张永安和杨逢珉在《欧洲治理：“融合与趋同”的实践及其困难》（《欧洲研究》2007年第3期）中认为融合与趋同是欧洲一体化中一个渐进和曲折的过程。杨逢珉在《和平与安全:欧盟对外政策的基本价值理念》（《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中指出，欧盟以“和平与安全”的对外政策提高其在世界上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戴启秀《和解外交：超越历史的欧洲一体化》（《国际观察》2007年第4期）指出，德法和解和德波和解构成了欧洲和解的核心层面，也反映在欧洲国家外交指导思想及其外交行为上。此外，何奇松的《冷战后的法国军事转型》（《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考察了冷战后法国国家安全与国防政策的调整和法国军队的全面转型及其对欧盟防务建设和北约军事力量等的影响。
2、欧洲与中国关系研究
1983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州研究室编写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上海人民出版社）较早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十分紧张关系的现实。戴启秀《欧盟实施对华反倾销的三种类型及三种处理原则和方法》（《德国研究》2008年第4期）指出，欧盟处理涉及中国相关产品的反倾销案例主要采取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和特殊市场经济国家待遇原则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三种处理方式和结果。张永安和杨逢珉在《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探析》（《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中指出，欧盟应该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壁垒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政策调整。薄燕和陈志敏合作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2期）、薄燕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中美欧三边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则对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欧合作有较深入论述。
3.德国研究
上海德国问题研究的重镇是同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题研究所（简称德国研究所），该所成立于1985年11月，是当时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联邦德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所。以该研究所为核心，同济大学于2012年建立的德国研究中心则是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中心目前已经开发形成《德国快讯》、《德国时事评论》、《同德报告》、《德国研究》杂志、《德国发展报告（德国蓝皮书）》等系列出版物；其中《德国研究》（季刊）创刊于1986年，是目前国内唯一综合性、全方位深入研究德国的学术期刊。
90年代中期以来，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德国研究的专家学者不断深化对德国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研究。郑春荣的《大选后德国政党格局浅析》（《国际观察》1995年第2期）和《规范分析视角下的社会自治——以德国技术标准化为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4期）、戴启秀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理论概念及发展历程》（《国际观察》1997年第2期）、李乐曾的《德波关系纵论--兼评历史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德国研究》2001年第2期）和专著《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丁纯《90年代以来德国的失业状况及对策初探》（《德国研究》2004年第1期）以及《金融危机对德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以及德国的对策》（《德国研究》2009年6月）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上海中东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院）和上海社科院等。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于1980年9月成立，其前身为中东文化研究所，下设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和《阿拉伯世界》编辑部；经过1992年和1999年的两次优化整合，现已在国内外中东研究领域享有盛誉。2000年1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被批准建立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进而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伊斯兰学的整体构建。
80年代后期以来，上海有关中东国际的历史、政治、军事和文化研究的成果不断推出。季国兴和陈和丰等经过10年研究，于1987年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是1978年出版的《战后中东四次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的拓展和延伸，对战后中东地区安全、战争、外交等有较为全面的分析。陈和丰还较早引介中东社会、文化等研究成果，并于1992年翻译出版《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李伟建的专著《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以历史与现实观察及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论述美以战略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他的《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时事出版社2007年）从文化视角考察贯穿当代阿拉伯社会发展进程的若干重要政治事件，分析社会思潮演变中的伊斯兰文化因素及其对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以及重大国际问题立场的影响。汪波的《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时事出版社2007年）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过程及合法性以及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出现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展开全面分析。
这个时期，朱威烈中东文化、外交的研究成果颇丰。他自1988年与方光明共同主编了《亚非国家的对外开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后，不断有涉及中东历史、文化、内政、外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问世，诸如《世界热点：中东》（三联书店1993年）、《站在远东看中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他还主编了《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丛书（10种）、工具书《当代阿拉伯文学词典》、《简明汉阿词典》等，并翻译了大量阿拉伯文献。
3、犹太研究
犹太研究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一大亮点。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犹太文化、历史以及当代以色列研究机构，成立于1988年，1996年被上海社会科学院确定为重点学科；2003年，犹太学研究被列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特色学科；现已形成以犹太历史文化研究、当代以色列研究和美国犹太人研究为基础，以中国犹太社区，特别是犹太人在上海研究为重点的学术特色。就犹太人在中国，特别是犹太人在上海这一特殊领域而言，不仅在中国居领先地位，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颇具实力和影响。
90年代后期以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推出了多部犹太研究著述，大型画册两本（《犹太人在上海》、《犹太人在中国》），咨询研究报告数十篇，论文百余篇；其中专著《犹太民族复兴之路》（潘光、余建华、王健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犹太文明》（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潘光、王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和《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王健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分别获得2000年度、2002年度、2004年度和2010年度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对30年来中国犹太研究的发展做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犹太研究的整体发展，其中上海学者的研究成果贡献不小。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研究迅速成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方向。上海日本研究的机构主要包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院）等。其中，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于1990年7月，以中日关系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全面开展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研究和交流；该中心于1991年创办定期刊物《日本研究集林》（半年刊），为我国南方唯一一份综合性日本研究的专门学术杂志。上海的日本研究主要聚焦四个议题：
1、日本政治研究
郭定平的《论战后日本多元化》（《日本学刊》1994年第4期）一文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将“多元主义政治分析法”引入到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中。林尚立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发展及其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吴寄南主编的《新世纪日本的行政改革》（时事出版社2003年）介绍日本在进入21世纪后的新一轮行政改革的背景、指导思想及在各个具体领域的实施进程。臧志军《论日本的新保守集权改革》（《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主旨是将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保守阵营手中，进而集中于以党首—首相为首的政治统治集团手中。武心波的《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对日本的“国家主义”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和分析。
2、日本外交研究
张祖谦于1996年就对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动向及其根源作了深入分析（《日本加紧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动向及其原因和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8期）。王少普与吴寄南合著的《战后日本防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对日本防务政策，特别是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包霞琴和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4年）深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称作日本第三次“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和结构大改造，考察其对日本内政与外交的影响。廉德瑰《日本的大国志向与小国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6期）分析了日本大国志向的历史缘起和现实表现，解剖了日本与这种大国志向相矛盾的小国外交实践。吴寄南《新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2010年》（时事出版社2010年）较为全面地讨论了日本的对外战略；李秀石的《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则阐述了21世纪初日本新保守主义群体的政治理想、国家战略及其执政实践等问题。郭定平主编《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也对日本制度改革与发展模式转型、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与变化、日本对外关系最新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和研究。樊勇明《对日本大国战略成败的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分析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国战略在实践中陷于破产的根源。
3、日本经济研究
90年代初以来，上海日本研究学者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产业的发展及其结构调整中政府经济政策所起的作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樊勇明著《日本的投资与亚洲的崛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童适平著《日本金融监管的演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以及陈建安等著《产业结构调整与政府的经济政策--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同时，上海的日本研究学者还探索日本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包括支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是否已经完全破坏，面向21世纪的日本的经济走势如何等等。陈建安主编《面向21世纪的日本经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胡令远、袁堂军和马欣欣编《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童适平主编的《战后日本财政和财政政策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都对上述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4、中日关系研究
蔡建国先后出版的《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和《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探讨了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路径设计。任晓和胡永诰合著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全方位、多层次地剖析冷战后中美日三角关系。廉德瑰的《“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深刻剖析了“小国”日本的“大国心态”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胡令远《文明的共振与发展：中日文化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3年）勾勒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文化关系的若干侧面；其中，对文化关系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之意义等亦多有阐述。此外，苏智良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开始研究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慰安妇”问题，先后出版《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主编，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及《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第一作者，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等著作，被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
1、亚太研究
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学者开始关注亚太秩序与安全研究。王德华的《列国争雄与亚太安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是较早讨论亚太地区整体的安全关系的著述。苏长和《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国际观察》1998年第2期）认为格局转换时期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具有力量结构的多极化、演展的非暴力化、构筑的合作化与机制化等特点。潘忠岐《霸权干涉大国对抗与东亚地区安全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认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主要是从边缘到中心，难以协调解决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两大挑战。祁怀高《国际制度变迁与东亚体系和平转型：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认为东亚多边合作体系将与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互相交叠、兼容共存。
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对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行了研究。1996年，夏禹龙等主编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中国亚太经济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从经济角度分析了亚太合作的现状与中国的亚太经济战略。2000年以后，蔡建国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21世纪的东亚：机遇、挑战与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东亚区域合作：能源、环境与安全》（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东亚合作与交流》（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东亚和平与发展》（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涉及亚太地区合作的主要方面。
2000年以后，上海在亚太地区国别研究的专著主要涉及印度和韩国。2004年，吴永年、赵干城、马孆合著《21世纪印度外交新论》（上海译文出版社）对印度外交的基础、印度的地区外交战略、印度的大国外交战略等进行了探讨。2007年，马孆的《当代印度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对印度独立以来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2009年，赵干城的《印度：大国地位与大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面剖析了印度自独立以来不断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行为与外交政策。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对中朝、中韩关系有较多涉猎。方秀玉的《中国外交政策与中韩关系》（韩国人间之爱出版社2004年）对中韩关系发展有较为深入的分析。
2、新兴大国研究
2000年以后，新兴大国研究成为上海学界关注的热点。杨洁勉研究员较早对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加以论述，其论文《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认为，新兴大国一般提倡和平共处、公平合理、尊重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等原则，推动着国际体系朝着多元多体的方向发展。牛海彬的论文《新兴大国与八国集团的未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认为，新兴大国在积极参与对话的同时，开始构建自身的合作发展机制，对八国集团提出了新的挑战。王耀东的论文《“金砖四国”：中国参与多边合作的新提升》（《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文集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人文“金砖四国”的合作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多边合作的新模式。黄仁伟在《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利弊》（《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一文中对2009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题为“G20崛起与国际大变局”的专题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张忠祥《新兴大国南非外交战略评析》（《西亚非洲》2009年第6期）和牛海彬《巴西的大国地位评估》（《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2）分别对作为新兴大国的南非和巴西的外交战略、大国地位等进行了评析。
3、发展中国家研究
90年代以后，上海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研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研究方面，俞新天的专著《世界南方潮：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在讨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基础上，对南方国家的国际呼吁、南南合作的实践等展开了深入分析；她的《机会与限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条件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以对现代化理论的深入研究为基础，全面比较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引起较大反响。马孆《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对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作了深入的个案分析。艾周昌《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对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二战后现代化的实践、矿产资源驱动型的现代化、出口导向驱动型的现代化等作了深刻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研究中，马之骹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需求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对影响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需求的影响因素、定性分析、管理等做了探索。王新奎《世界贸易组织与发展中国家》（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1998年）则探讨了世界贸易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唐珏岚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述评的基础上，为中国管理资本外逃提出了建议。楚天骄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R&D投资的区位模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对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作了深入的个案分析，提出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R&D投资的区位模式。
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中国关系研究是上海学者关注的重点。刘渝梅的《软实力与中非关系的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3期），张忠祥的《试析中国对非洲外交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和张春的《医疗外交与软实力培育——以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例》（《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3期）等都对中非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赵干城《改革开放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调整》（《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6期）和《塑造身份认同与巩固战略基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演进》（《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都强调，推动与巩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继续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包括与新兴大国、周边国家及非洲拉美等重要资源国的关系。倪建平的《国家形象与中国同拉美的经济合作:文化传播的视角》（《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3期）在阐述文化传播同经济合作的相关性基础上，分析中国在拉美的文化传播以及中国与区域内国家合作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并提出文化传播如何有助于深化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合作，提升中国在拉美的国家形象。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代全球化浪潮的快速兴起，次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力量的不断增强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多样性的特点，而这些内容也拓展了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的研究领域，上海学者在对外开放的学术大潮中紧跟国际学术界的节奏，也越来越注重国际关系学科领域中的专题研究，并开始有意识地构建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和平发展的理论，特别是军控、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环境治理等相继成为新世纪以来上海学者研究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的新话题，吸引了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大量关注，并推动了上海学者对此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1、国际战略格局研究
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学界非常关注国际战略格局问题的研究。1996年，陈启懋等《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上海教育出版社）提出格局转换有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中国在各大力量中心中是最弱的一极，中美关系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该著获上海市第四届（1996—1997）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在国际体系转型与国际战略格局研究方面，2000年后，杨洁勉推出一系列相关论著，包括《大合作——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国际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大整合：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大磨合：中美相互战略和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大体系：多极多体的新组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刘鸣、黄仁伟、和顾永兴《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各主要力量的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认为，国际体系正在加速转型，但仍是西方盟国掌握主导权；中国与西方大国既有广泛的合作，又有各种分歧和战略性的竞争。陈东晓《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及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认为，中国应加强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不断提升相互之间的战略协调及磋商的机制化水平，为构建国际新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
2、大国关系互动研究
2000年前后，上海学者对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新环境与新动向的研究成果丰硕。刘杰著《秩序重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加以研究。此后，刘鸣《大国互动关系中的合作条件与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1期）、郭学堂《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的变迁与集体安全的未来》（《国际观察》2000年第3期）、夏立平《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当代亚太》2003年第2期）、陈泽明《区域合作通论：理论·战略·行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韦宗友的《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著述都结合多种方法，探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稳定可能。
冷战后大国关系的互动及其发展趋势也成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界讨论的热点。郭隆隆《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和陈启懋《冷战后大国政治角逐的新动向》（《求是》1995年第6期）指出，冷战后大国势力范围并没有重新划定，争夺、划分势力的斗争正在展开并成为国际局势的一个新特点。俞正樑《大国战略与大国关系两种趋势的大冲撞》（《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3期）和冯绍雷《“9·11”后大国关系变化的动因特点与前景》（《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1期）强调大国关系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伙伴战略与霸权战略、伙伴关系与同盟关系并行发展的态势。赵华胜《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动力及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2期）和刘鸣《大国的利益要素与权力互动的思考》（《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则认为，冷战后的大国关系显示出差等式的力量结构与复合式多边均衡结构并存的局面，大国利益的排他性、兼容性、复杂性和特殊性严重地影响着其互动关系。
3、国际战略与中国崛起研究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诸多地区大国力量快速上升，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及其推动的国际体系的艰难转型业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受瞩目的重大事件。这也成为上海学者的关注的重点议题。2004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上海世界史学会联合主办了“大国崛起道路的历史比较”研讨会，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大国崛起的不同道路”、“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大国崛起经验对中国的启示”等问题。这个时期，上海的中国崛起研究主要聚焦两方面问题：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时间和空间方面，黄仁伟在《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中指出，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中国崛起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是相伴随的；他的《大国崛起道路的历史比较》（《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第二届（2004年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文集（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认为中国走的是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道路，但仍需借鉴以往后起大国的经验教训。他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系统分析了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冷战格局终结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再次战略选择，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等。俞新天在《认识与避免当今世界的冲突与战争——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6期）中指出，走和平发展之路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有机融合起来。在大国（中国）崛起的关联性问题方面，夏立平和江西元著的《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大国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刘杰同年出版的《机制化生存：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抉择》（时事出版社2004年）则关注中国崛起过程中如何融入国际经济机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基点和模式选择等重大问题。
此外，叶江的《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强调，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更应重视国际制度对超越“安全困境”的作用。郭树勇《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国际论坛》2005年第6期）认为，“大国形象”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基础，它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即现代身份、世界贡献、战略意志、特殊责任、有效治理。熊文驰主编《大国发展与国际道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运用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相交叉的研究方法，研讨国际关系领域中是非价值问题，诸如国际正义、发展伦理、战争与道义、环境保护责任等等。刘中民则对“海权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这一假设持怀疑态度（《关于海权与大国崛起问题的若干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2期和《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及其对大国兴衰的影响，载《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5期）。
4、中国国际战略研究
90年代末，主要是聚焦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研究。伍贻康和张幼文主编《面向世界：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作了全面探讨。刘杰《对外开放与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和创新》（《上海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也认为，改革开放后20年中，中国国际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和创新，确保了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
2000以后较为关注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研究。倪世雄在《主权、安全、稳定、地位：国际关系视野中的战略机遇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中认为，应从维护国家主权、创造一个长期的战略安全环境、促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等方面来深入理解和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潘光在《认清国际环境、抓住战略机遇——评国际环境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6期）中认为，中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能否紧紧抓住今后15—20年充满希望的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关键。潘忠岐《国际安全秩序的变革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6期）认为，国际安全秩序的和平转换为中国赢得战略机遇期奠定了有利环境，国际安全秩序的未来发展为中国延续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有利前景。
陈佩尧主编的《新世纪机遇期与中国国际战略》（时事出版社2004年）也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选择作了有益探索。杨洁勉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中还对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进行自身的反思，指出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近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确立阶段性目标和任务，并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或转化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同年，他在《中美应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战略和举措》（《国际问题研究》第3期）中，对中国国际战略特别是中美竞争与合作的战略抉择作了全方位考察。叶江（《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时事出版社2010年）的聚焦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选择。
1、军事—安全理论研究
80年代后期，上海学界开始关注军事-安全理论研究。1989年，陈佩尧所著《北约：战略与态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较早全面论述北约军事集团的战略与态势。倪乐雄长期关注战争研究，2000年，他在《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上海书店出版社）中，不但详尽阐释了儒家战争观，而且透彻分析了科索沃危机及台湾回归等问题的实质。他的《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提供了一个多学科积累、边缘突破的原创性研究范例，对于军事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具有启发性意义。潘亚玲和张春在《战争的演变：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国际论坛》2004年第2期）中指出，由于技术、经济及社会变革，维护生存质量正逐渐成为战争的唯一或主要目的。
2000年以后，危机管理研究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界对军事—安全理论研究的深化。杨洁勉围绕这一主题先后出版了《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和《国际危机泛化与中美共同应对》（时事出版社2010年），围绕国际危机的理论、中美危机管理合作、中国特色的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等展开了深入分析。孙德刚的《危机管理中的国家安全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重点考察危机管理中领导人选择先发制人战略的基本考量因素，并以西亚、非洲国家为例，考察先发制人战略的理论与实践，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
2、军备控制与核威慑研究
90年代中期，上海学者开始关注军控与核威慑问题。1995年，朱明权的《核扩散：危险与预防》（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就对核扩散的危险及预防措施有过较为深入的探讨。2002年，夏立平的《亚太地区军备控制与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剖析和论述了促进与制约亚太地区军控进程的主要因素，并着重将这一进程同我国安全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于我国参加有关亚太地区军备控制与安全的实际斗争有重要参考价值。2005年，朱明权与吴莼思、苏长和合著的《威慑与稳定——中美核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指出，中美两国还应该通过构建共同安全机制和共同安全文化来为稳定提供新的动力。2007年和2008年，沈丁立的论文《2007：防扩散与中美关系》（《国际问题研究》第2期）和《核扩散与国际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期）对核扩散与国际安全、中美关系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探讨。2007年，张春的《弃核的可能性：理论探讨与案例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2期）等论文也对弃核的理论与实践有较为深入的分析。
3、恐怖主义研究
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后，恐怖主义研究受到高度重视，上海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2003年，杨洁勉等著的《国际合作反恐：超越地缘政治的思考》（时事出版社）认为，中国际反恐合作不应囿于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应从全人类利益的角度推动全球性合作。2007年，张家栋的著作《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和《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及其治理》（上海三联书店）不仅尝试从真正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恐怖主义，还围绕恐怖主义的全球特征并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考察了恐怖主义的治理方法。此外，倪建平的《国际恐怖活动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国际观察》1999年第3期）和张家栋、毛春伟的《也门恐怖活动近况与美国的反恐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2期）也探讨了国际反美恐怖活动的增加与美国安全政策以及反恐政策的关系。
1、多边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
2007年，杨洁勉编著的《国际体系转型和多边组织发展：中国的应对和抉择》（时事出版社）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当前国际体系演变、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问题，分析了国际机制、多边国际组织以及主要大国在国际体系变迁中角色和互动关系，并对中国的角色和定位进行了探讨。2009年，朱威烈在《中国热点外交的机制与经验——以多边主义外交机制为视角》（《国际观察》第1期）一文中以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机制为分析视角，以朝核问题和中东热点问题为案例，总结了中国热点外交的机制和经验。2010年，刘杰主编的《多边合作与中国外交》（时事出版社）指出，多边合作是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近年来中国外交也对多边合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2、环境治理、气候变化等研究
对国际环境合作的困境及机制分析。1998年，陈志敏《国际关系中的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机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探讨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四种环境问题以及解决它们的三种机制，即市场解决机制、一国解决机制和国际解决机制，并提出了三种机制间的互动模式。2007年，于宏源《国际环境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对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激励机制安排等进行了探讨。同年，薄燕的《环境问题与国际关系》探讨了回应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挑战的基本思路与对策。2008年，王曦主编的《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评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反映了当时国际环境和比较环境法研究的前沿动态。此外，胡键的《国际能源政治时代与国家间关系结构范式的转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认为，国际政治经历了传统地缘政治时代、核政治时代和以争夺能源霸权为主的能源政治时代。钱皓的《正义权利和责任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伦理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则讨论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中的价值层面问题以及基本困境。
气候变化治理研究。杨洁勉《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时事出版社2009年）是国内第一本关于世界气候外交的著作，旨在研究全球气候谈判和中国低碳发展的相关问题。于宏源则围绕这一议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包括《气候变化问题的二元博弈视角及启示》（《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国际气候变化制度议价和中国》（《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9期）、《整合气候和经济危机的全球治理：气候谈判新发展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9第7期）、《全球气候治理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谈判策略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7期）、《气候变化与全球安全治理：基于问卷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等。
中国参与国际环境、能源、气候治理的研究。钱学文《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和伍福佐《亚洲能源消费国间的能源竞争与合作：一种博弈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分别聚焦中东和亚洲，对国际能源问题特别是竞合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就中国应对方略展开讨论。潘光《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能源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6期）指出，中国能源外交的作用逐步上升，不仅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能源安全环境，也为维护利益相关地区乃至全球的能源安全、能源合作、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震《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能源格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认为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能源新格局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机遇。
